1971 年 10 月 16 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
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飞机，比上次舒适多了。
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 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
基辛格于 10 月 22 日到。
飞机在上海着陆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机场迎接——还是 7 月间到伊斯 兰堡去迎接基辛格的那四个人，加上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
他们的态度是适当的，但是拘谨的。
在北京，接待他们的也还是他们上次秘密抵达时的那 些人，虽然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过的。
像上次一样，也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率领官员来欢迎他们，这次有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参加。
那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美国访华全体人员。
他们在会议室 的门口合影后，周恩来照例让他们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
总理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他对基辛格的随从人员的生平都 很了解，提到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时夸奖他们，提到詹金斯时，说他在 22年前曾在中国居住过。
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只限于谈一般性问题和议程。
会后 周恩来设宴欢迎美国代表团。
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的祝酒词：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 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
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 章。
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
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是基宰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 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 说也不是不熟悉的。
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 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 16 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 人员。
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 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
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 士和其他所有朋友们的健康干杯！周恩来提到前一次谈话，这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没中断过。
周恩来有一 种特有的风格，一种非常巧妙的讨人喜欢的技能。
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 一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 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
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遭遇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
外界的观察家往往认为，而那些政府首脑也促使他们认为，这些联合公告是从他们原来打算加以归纳的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事实常常相反。
通常是先拟好了公报，而政府首脑的讨论是在这个框框内进行的。
如果等到真 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
礼节性的事务花费太多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危险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政府首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最高级的 外交活动，以深入观察对手的认识和想法，而不应该字斟句酌地去推敲文字。
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对未来作出决定，那就可能在出现危机时起很大作用。
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
基辛格可以用尼克松飞机 上的电传打字机同他联系，但尼克松身边没有工作人员来审查基辛格的建议，因为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基辛格身边。
他本人也不想审查；1971 年 以后的所有的谈判，尼克松都赋予基辛格以自行决定的权力。
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已经看过并且批准了的。
这份公报 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 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
10 月 22 日晚基辛格把这份公报初槁交给周恩来。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对基辛格作了初步反应，说他们的公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 的基础。
第二天上午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将同基辛格一起开始重新起草这份 公报。
出乎意料，在约定的时间周总理本人来了。
他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 发言尖锐，长达一小时。
——他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 反映。
美方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
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
通常基辛格进行谈判是采取一种谈笑的口气，使对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成意志的考验，但当需要决定一项方针时，他的口气就转 趋坚定。
基辛格说：我尊重周总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 末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
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
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 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
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项公报，但这要由周总理决定。
稍事休息之后，周恩来说他将在下半天提出一个公报初稿。
晚上，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公报初稿。
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
它以毫不妥协的词 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
在台湾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
乍一看这个初稿，基辛格大吃一 惊。
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
基辛格认为，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
当他进一步思考时，不由得深深 地敬佩周恩来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他们的难题。
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
如果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 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念。
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
而且在公报 发表之后，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愿接受他的基本做法。
公报可以用 很大篇幅阐述分歧，在这些方面他们随后提出美国的立场。
但是表达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同这个场合相适应。
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 接受，这是在重复报纸上天天发表的典型的宣传立场，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他们不会接受那种好像是在审判他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 字，即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
此外，还必须有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自己的草 案。
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
基辛格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 报。
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基辛格修改他起草的公报。
他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 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
他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
10 月 25 日，美方提出公报草稿之后随即开会。
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偶 尔有几小时中断，中国人要把草案译成中文，进行研究，无疑地，他们的立场要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 几句话。
双方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反对霸权的那一段。
不出所料，台湾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美方需要一个方案，承认台北和 北京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
最后基辛格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 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
基辛格认为他所做过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 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 10 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
中国人在晚 上 11时 35 分要求休会。
次日凌晨 4 时 45 分中国人交来新的草案，5 时 30 分周恩来回到会场。
双方又花了几个小时修饰文字，至 8 时 10分截止，会议 连着开了几乎 24 小时。
终于对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
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公报鲜 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
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 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
基辛格认为到 2 月份他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基辛格已决定在上午 9 时离开。
周恩来把他送到宾馆的门口，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
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 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10 月 25 日联合国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
这比尼克松原来预料的要走 得远得多，他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呆在联合国里。
基辛格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美国在联合国保持台 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他，在他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他，使他难为情。
在基辛格 访问期间，他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
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
基辛格回国后，加速了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
为了安排尼克松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美国派了以基辛格的助手黑格上校为首的 18 个先遣人 员来华谈判解决尼克松访华的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 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
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 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
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 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使他们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八亿人。
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 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
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 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发电视图片、电讯 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
关于此事的谈判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
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 助租用一个卫星。
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 100 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
熊向晖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 100 万美元就想缩头。
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
不能有丝毫含糊。
总理叫熊向晖告诉 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 时至 2 月 28 日 24 时。
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 将予同意。
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 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
我完全接受中国政 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
租用费一定很合理。
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
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尊严。
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 6 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
在此之前，元月 4 日， 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
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
周恩来 6 日晚 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 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
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
为此，周恩来事前 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
在 6 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 Viability 这样的字眼？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 50 个正规 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那是霸权 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 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
Viability 是生存能力。
来源于胎儿 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
请看——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 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
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 映。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
很 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并没有生气。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穿过西 长安街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元月 7 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
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 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
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 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
他没有致答词。
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
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 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
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 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 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上海。
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
他们将章 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
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
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
他 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
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
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 了一顿，提了抗议。
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
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 到冷面孔。
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一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
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
据 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
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
黑格在北京被周总理批评了，也可能以为在北京得罪了中国总理，这样在上海、 杭州就被报之以颜色了。
很容易造成这种误会。
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
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 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的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
章文晋就 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 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 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 晋、于桑接电话。
电话打了一个钟头。
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作法，说黑格 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
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 人送十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
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 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 糖果都不见了，于是，不断添加。
毛泽东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
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这件事，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
一直不露面的王 洪文也亲自出动了。
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
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
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 变化。
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貌，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
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 涂了。
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十斤重的糖。
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
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 浆糊都还没有干透。
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 盒。
尼克松盼望已久的北京之行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没有哪一个总统本人对访问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收录了有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 题的文章。
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
基辛格在 7 月和 10 月同周恩来的各次谈话也都分类摘录了。
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人的长篇分析，由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的班子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H·索罗蒙编写，作为背景材料。
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 者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的长篇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费正清、C·P·菲茨杰拉德、斯图尔特·施拉姆 和安德烈·马尔罗。
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划线一事上看出来。
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 脑子里，待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 印象。
基辛格从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中选出的段落，竟然促成尼克松在最后 一分钟邀请这位法国伟人来白宫作客。
当年法国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借给美国展出时，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曾为马尔罗举行了盛大的 招待会。
那次盛会对尼克松的影响真不小，以致他想比他所嫉妒的前任更胜一筹。
肯尼迪的晚会主要是个艺术集会，这在尼克松的眼光里无非是花花 絮絮，而他和马尔罗的会见却纯粹为的正经事。
他和这位法国作家的合作不是为了搞一场社交活动，而是为了准备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马尔罗在 30 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他在他的《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 是尼克松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 70 岁。
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
他 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同他谈话时，问到他儿年以前他会不会想到中国 领导人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
他回答说，这个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了越南战争？尼克松问。
啊，是的，即使这样。
有一个时期，中苏之间的友谊曾是晴空无云， 但分裂也是必然的。
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
尼克松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
他说，5 年前，毛担心一件事： 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 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
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 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
’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
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
’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 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那天晚上尼克松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尼克松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晚宴后，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尼克松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
我想到 16 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 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尼克松亲自出门送马尔罗上车。
当他们站在北廊 台阶上时，马尔罗转过身来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
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 都向你致敬。
’1972 年 2 月 17 日 10 点 35 分，尼克松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他想到马尔罗讲的话。
觉得自己正在开始一 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尼克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 机。
快到北京的时候，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
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
此时的北京机场，却有点冷冷清清。
昨晚刚到的一小批美国记者，在中国北 方清晨的刺骨严寒中焦虑不安地等待着。
停机坪上几乎空无一人，气氛冷冰冰。
一位记者打趣说：这是尼克松参加劳联——产联大会以来受到的最高 接待了。
不见有中国领导人到场。
另一个记者问他的中国译员：周恩来在哪儿？译员神秘地说：就在附近。
15 分钟之后，总统的蓝白色喷气机冲开晨雾出现了。
机舱里的卫士长跟 地面上的保卫人员进行了例行的无线电联络。
群众呢？没有群众。
回答说。
你是说‘没有群众’？一点不错，没有群众。
当76 年精神号终于接近机场的时候，场面很快变了。
一面美国国旗 升上了旗杆，同中国的五星红旗迎风并列。
一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组成 的 350人的仪仗队，身穿黄绿、草绿和蓝色咔叽军服，霎时间出现了。
周恩 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欢迎人员穿过停机坪，向座机走去。
当没有戴帽子的总统同穿着皮领红大衣的尼克松夫人走出飞机的时候， 机场上听到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
你们一路上好吗？周恩来用英语问。
尼克松答：非常好。
他的声音在整个停机坪都听得见。
我们在夏威夷 和关岛歇了一下，适应时差。
这样好一些。
尼克松首先伸出手去与周恩来 握手。
在美国来客中，周恩来认出了基辛格。
啊，老朋友。
他笑着说，同 亨利握了握手。
基辛格这个老中国通，七个月中，是第三次来北京了。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 国国歌。
机场上没有发表讲话，没有各国外交官，更没有普通中国人挥舞纸 旗、花束的场面。
这是一种简朴的欢迎仪式，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从敌对走向缓和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
周恩来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然后隐入黑 色轿车前往离机场半个小时路程的钓鱼台。
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 呵。
透过车窗，尼克松看到的是一幅灰蒙蒙的隆冬景色。
很少有中国人注意看这列急驶的车队，看到的人也只是漠然处之。
车子经过的路旁竖立着许 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大标语牌，刷着红底白字：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 逻辑。
邓颖超在美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他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
他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尼克松想起罗杰斯说的话：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 这样的境地，即当总统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总统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尼克松到达宾馆约一个小时，就来了一个意外的电话，问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电话里这样问。
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前几次 访问知道，他能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革命家，也许还不止一次，但他却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安排会见。
毛泽东通常要等到来访的外国要人离开中国的前 一两天才会见他们。
尼克松对这种破格的礼遇感到高兴，但并没有受宠若惊。
他决定迟到几分钟。
毛泽东住在紫禁城西南角的一所平房里，四周是耀眼的黄琉璃瓦作顶的 朱红围墙。
尼克松从西门进去。
大门口的两名武装警卫立正行礼。
轿车在通往毛泽东住所的通道前停下来，不带军衔和武器的军官迎接了尼克松和基辛 格。
这次明摆着没有邀请罗杰斯国务卿，周恩来后来曾经为这个怠慢设法加 以补救。
毛泽东的书库是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
在他坐椅旁 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
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尼克松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尼克松，他患了支气管炎已 经有一个月光景。
为了把毛泽东与尼克松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 前头涌进会场。
主人与客人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
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大家彼此先寒暄了一会。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 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 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泽东主席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恩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我们 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他叫我们‘共匪’。
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尼克松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泽东主席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
总之，我们互相叫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
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尼克松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 次，来北京 1 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泽东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泽东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 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恩来说，这时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时，毛泽东说他必须老实告诉尼克松，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 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尼克松回答说，他是在两害之中 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 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
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毛泽东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
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
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 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尼克松说。
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 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
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
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
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 能同日而语。
’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
中间 有 8 年是共和党任总统。
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 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
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 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同毛泽东会见，主要谈到美中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 的哲学方面，但尼克松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他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 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 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 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 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会来填补的。
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
问题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尼克松看得出他 很疲劳了。
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尼克松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 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
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
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
你们会发 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
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
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
我觉得，总的说来，我 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
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
如果你 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
你出生于一个 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
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 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
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 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 来的。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尼克松他们走到门口。
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
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
尼克松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
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了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给翻译占了。
毛泽东机敏，富于哲理而幽默。
驾驭全局的显然是他。
毛泽东领导着中 国，就像控制同尼克松谈话的进程那么得心应手。
毛泽东讲话时不用稿子。
他似乎从不单独强调哪一点。
他根本不使他的 思路受到谈话议题的约束。
他的谈话给人以漫谈的印象，从一个思想转到另一个思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先后顺序——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对霸 权（这是指俄国的另一种提法）的斗争、扩大中美交往的重要性等等。
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安静的白宫办公室里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 时，他发现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
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
现在回 头来看，基辛格觉得，同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华格纳歌剧的一幕序曲。
中国政府在几小时之内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 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官方把这次会见说成是认真、坦率的。
这种作法显然是要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就赞许了尼克松的访问。
机场 上那种默默的欢迎场面，现在可以置之度外了。
在此后一星期里，毛泽东主席再也没有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了，他的指 导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
于是周恩来总理便翩然登上了导演的座椅。
只有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才开始发挥他那使基辛格为之倾倒的品格：他的幽默感， 他对每一件事的细致了解，他的坦率，以及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感。
周恩来既是总统的向导，东道主，又是谈判对手。
由于会见毛泽东的缘故，订于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会谈推迟了一个半小时 才开始。
首次会谈的内容是双方发表讲话，让记者摄影。
气氛是良好的。
周恩来注意到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都是年轻人。
这位 73 岁的中国领导人客气 地评论说：我们的政府里老年人太多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 习。
尼克松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四天里举行了多次小范围会谈。
基辛格坐在总 统右手的座位上。
陪同的人只有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温斯顿·洛德。
在下边的大厅里，罗杰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时在举行会谈。
这种做法的用意 是明显的。
尼克松和周恩来讨论原则性问题；罗杰斯和姬鹏飞讨论落实旅行、贸易和旅游问题的具体协议。
晚上，基辛格在参加宴会、出席音乐会、观看 乒乓球表演之后，还得跟副外长乔冠华碰头，起草最后公报。
谈判大致就是 这样进行的。
星期一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总统。
这个宴会厅宽敞极了， 美中两国 800 名官员在里边显不出占多大地方。
两面国旗给单调的背景增添了一点色彩。
中国的军乐团演奏了《美丽的阿美利加》和《牧场之家》等美 国乐曲。
《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支曲子，是尼克松就职典礼时选择的曲子。
周恩来选定这首曲子时，江青表示反对，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
周总 理很不满，认为这不过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幕后的斗争，但他听到这首曲子时却很激动。
宴会没有设主宾席，但是尼克松和周恩来坐的圆桌上共有 20 人，其他各桌均坐 10 个人。
菜单上列着中国 最美味的菜看：冷盘（松花蛋、酥鲫鱼和其他佳品）、竹荪芙蓉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鲜蘑芥菜、椰子鸡、杏仁豆腐、各式点心和水果（大部分是 华北产的桔子）。
尼克松用筷子吃，基辛格也试用筷子。
周恩来的祝酒词充满乐观情绪。
他称总统的访问是一个积极行动， 并说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总统兴致很高，几乎迫不及待了。
他看来急于要为这样的场合说几句好话。
他说：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 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
尼克松又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
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
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 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 5 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 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
⋯⋯全世界在注视着。
全世界在倾听着。
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 做些什么⋯⋯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
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 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 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尼克松举起一小杯茅台酒，同宴会厅里的中国官员挨桌碰杯，祝他们身 体健康，最后还特意为毛主席祝酒。
周恩来和基辛格这两位主持打开关系的人，在宴会中走到一起，碰碰他 们手中的茅台酒杯。
他们知道他们干得不错。
2 月 22 日，星期二，尼克松、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了秘密 讨论。
这首次实质性的交换意见持续了将近四小时。
到下午三、四点钟，北京街上的报亭掀起了一阵轰动，原来《人民日报》这天刊载了八条措词友善 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还在头版登出了三张总统的照片（两张同毛泽东一起，一张同周恩来一起）。
这个版面安排是由周恩来负责掌管的。
他在星 期一晚上的宴会中间曾离席五分钟，审定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和版面。
这足见周恩来对总统访问的每一件事都是紧紧掌握着的。
基辛格把 2 月 22 日的《人 民日报》视为收藏家的珍品。
它使从西藏、新疆的小村落直到北京的各级共产党干部认为尼克松这次访问是件大好事，这一来，便加速了周恩来为了同 美国和解所作的努力。
这份报纸在中国老百姓当中产生了近于魔术般的效果。
有了毛泽东的赞许，他们开始向美国人微笑了。
在讨论中，尼克松说：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 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
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 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
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 度。
周恩来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 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尼克松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 平洋。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尼克松接着说，我 是一个公谊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
我相信和平。
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他 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
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 地位。
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任领导有怎样的动机，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 说法。
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
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
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尼克松说中国人是根据自 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 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
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 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
如果我 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备，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
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 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 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 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
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
尼克松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
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 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
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周完全意识到尼克松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 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
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
让 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周恩来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尼克松讲 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 1969 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 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
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
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
我要同毛主 席讲话。
’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
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
’可是电话 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
尼克松对 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翻译低声他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 73 岁高龄的周恩来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 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
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周 恩来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
这当然是做不到的。
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尼克松表示完全理解这次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 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
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尼克松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 的势力。
从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恩来明确表示，在他看来，美国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 结果对美国越不利。
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
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 说，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
周恩来指出尼克松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 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尼克松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
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 老挝化和柬博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 们。
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说：不谈那些八点、五点、十三 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
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 们的俘虏，从那天起 6 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 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作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星期二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招待总统观看《红色娘子军》的演出。
她跟总统亲切交谈，外表上并没有流露出那种在同她不喜欢的人物接近时的 不自然神情。
星期三，会谈移到尼克松下榻的宾馆举行。
下午两点正，周恩来的黑色 红旗高级轿车开了进来。
总统在那里迎候总理，还有一群记者。
尼克松主动而彬彬有礼地帮周恩来脱下大衣。
他们摆了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问新闻 记者和摄影记者：你们都好吗？尼克松故作幽默，插话说：好到过份了。
当摄影记者咔喳咔喳拍照时，周恩来说：多给你们的总统照几张。
这又引起了尼克松一番即兴的打趣话。
尼克松说：他们要是给我照了，也准会烧掉的。
尼克松和周恩来随即兴致勃勃地走进了楼下的会议室，靠着 绿毡铺面的会议桌两边对坐下来。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一起。
会谈进行了四小时，比预计时间长了一倍。
晚上，总统一行观看体操和羽毛球表演，当然少不了还有乒乓球。
尼克 松指指点点，做着手势，显然是被中国运动员的技巧迷住了。
基辛格坐在总统左边，凝视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是在琢磨着战略。
这时，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
他后来 说：再没有比这次招待会更凄惨的了。
一个俄国外交官指出，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见周恩来时，中国人称之为坦率的交谈；但尼克松会见毛泽东 时，中国人却说他们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交谈。
这种区别使俄国人感到沮丧。
克拉夫特会见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时对他说，尼克松的北 京之行有助于改善尼克松 5 月间莫斯科之行的气氛。
托尔斯季科夫瞪着眼，以一种极端不信任的口气说：这个，我们还得看一看。
2 月 24 日，星期四，尼克松和罗杰斯和陪同人员去参观中国的长城。
基 辛格则留在宾馆搞公报。
长城位于北京的西北，车行 40 分钟。
长城横亘中国北部，婉蜒约 2000 哩，是观光这个国家的人所最向往的地方——对多数访问 中国的人来说，游览长城是行程的高峰。
尼克松在城墙上缓步走上去，后面跟随着几十名记者。
一个记者问道：总统先生对长城的观感如何？我 想你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来了，尼克松用结论的口吻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城墙。
前边高处还有重重的城堡。
我们今天不爬到顶峰了，总 统对他的东道主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已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了嘛。
在返回首都的路上，总统和叶剑英元帅在著名的明代皇帝的陵墓那里停 车参观。
走一万六千哩来看长城是值得的，尼克松说，走一万六千哩来看这个地方也是值得的。
某个记者打断总统的话，问他是否赞成美国人 申请签证来华旅游。
尼克松说：我认为，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对所有国家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到中国来参观都是一件很可贵、很值得的事。
这番话引 起了一阵猜测——猜测美中双方已经就旅游往来计划达成了协议。
这种猜测 是言之过早了。
当天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周恩来和乔冠华会谈，进行了四小时激烈 的讨价还价。
然后，他们体会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便餐。
这时人人都面带倦容，就像基辛格所说的：真累死人啊！周恩来在向总统祝酒时，把杯子里的 茅台一口干了，这还是本周以来的第一回。
他讲了一个长征中的故事，说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在艰苦的行军途中走到长江时，毛泽东写了一首词，激励人 们向长城挺进。
毛泽东在词中提出：不到长城非好汉。
周恩来又有意识地加了一句话说，今天上午总统也到了长城了。
饭后，谈判中的这四个主要人物继续进行会谈，一直谈到深夜。
根据一 个助手的说法是，既没有故示谦让，也没有掩饰分歧。
虽然基辛格在先前同中国方面的多次会谈中已经找出了一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般原则，但 是现在却碰到了一些简直没法取得一致的具体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和乔冠华怎能草拟出一篇最后公报来呢？基辛格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签署一项公报，原因有二：第一， 向中国人民说明尼克松到中国来是对的；第二，给俄国人看看中美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例子。
因此，他认为，要由中国方面来打破僵局。
结果，还是由 周恩来和尼克松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们同意在公报中各写各的部分，一段表达美国对某个具体问题（如越南问题）的观点，另一段表达中国的观点。
这个公报十分独特，尼克松后来说，独特处在于忠实摆出了分歧 所在而不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
事实上，它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的确极不寻常。
那天夜间，当尼克松和周恩来离去时，基辛格和乔冠华从总统的住所走过一座小木桥，到另外一栋两层的灰砖楼房里去草拟一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公报，直到天色将明。
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方面声明支持总统 1972 年 1 月 27 日的八点建议 以及实现印度支那人民自决的这一长远目标；中国方面则声明支持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方面表示支持南朝鲜；中国方面则表示支持北朝鲜1971 年 4 月 12 日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
在日本问题上，美国方面最高度地珍视同这个亚洲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则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
在印巴战争问题上，美国方面采取不偏不倚态度，表示支持停火和南亚各国人民在不受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和平地建设自己的未来和权利；中国 方面则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
这样的程序，让每一方各自表态，有其实际好处。
它克服了谈判中的一 个障碍，可以使那些本来会得罪对方的言语变得缓和一些。
譬如，如果有一套对越南问题固定提法，在北京和河内打交道时就得这样说：中国人经常声 明我们两国唇齿相依或我们是兄弟的印度支那人民斗争的可靠后方。
但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交往中，这样的言词就不能接受了。
乔冠华在这方面见 机行事，颇具风格。
他同意，在最后公报中，只对河内的和平纲领表示一般 的支持。
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那么高的风格和那么大的让步了。
这个问题是基 辛格最伤脑筋的。
虽然双方可以阐述各自的观点，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太微妙、太复杂（特别对中国方面），所以双方同意让对方请示一下己方的提法—— 这个决定更加说明了整个工作中斗争的激烈程度。
2 月 25 日，星期五，一大早，基辛格和乔冠华已经完成了公报上有关台 湾那一段的大部分内容。
稍事休息后，他们重新进行起草工作，而总统和叶剑英元帅则又出去游览，这次是故宫。
是下了一场小雪，这引起了叶元帅诗 兴大发，他说：雪舞大地披银装。
当尼克松看到公元前 113 年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啊， 穿上这玩意儿就不会到处去走动了。
陪同他的罗杰斯咯咯地笑了。
当尼克松注意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批评意见而戴的耳塞时，他开玩笑说：给我 搞一副。
总统和叶元帅都暗示正在酝酿着重大的事情。
一个记者问：总统先生， 这次访问进行得怎样？尼克松面带微笑地答道：关于这个，我今天晚上有话要说。
叶元帅也补充说：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能和 睦共处。
关于谈判出现了重要突破的说法再一次通过记者团传播开来。
是越南问题？是建立外交关系？谁也不知道，但是正像一个专门研究尼克松的 人指出的，他们全都感到就要爆炸一枚重磅炸弹了。
尼克松和罗杰斯回到宾馆后，同基辛格商量了公报问题，特别是敏感的 台湾部分。
罗杰斯平时很少提反对意见，这次却提了。
由于一个助手的怂恿，国务卿提出说，草稿上的某些字句应该作些变动，这样好使蒋介石政权较易 接受些。
譬如，他想把某句中的强调一词换成声明。
基辛格感到罗杰斯是在挑刺儿，但是，也是律师出身的尼克松支持了他的同行的挑刺儿，因此，基辛格不得不同乔冠华重开谈判。
而对于最后一分钟还要变动，乔冠 华显得颇不高兴。
星期五晚上，总统和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但是还是解决 不了台湾这个难题。
现在轮到尼克松设宴招待周恩来了。
地点仍然是人民大会堂那个宽敞的宴会厅，气氛却变了。
星期一是满怀希望的，到了星期五却 急转直下，近于低潮。
酒菜是上等的，中国的军乐团还是演奏美国的乐曲。
节目单上有《她将从山上来》和《小伙子比雷》两首曲子。
但是有一种明显 的泄气的感觉。
祝酒词也是平平淡淡的。
记者们注意到，尼克松和周恩来宴会后走出大厅时，彼此没有交谈。
记者们感到出现了僵局。
但齐格勒劝记者 们不要这样说。
基辛格还是认为没有陷入僵局。
一星期之后，他告诉一批记者说：我 向你们担保，那个星期五晚上同其他那几天晚上并没什么不同。
不管怎样，突破这个并非僵局的努力，却一直持续到清晨 5 点钟。
宴会后，尼克松、基辛格、周恩来和乔冠华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夜间 10 点多了。
周恩来向总统道了晚安，然后同基辛格和乔冠华回到会议楼。
他们又谈 了几乎一小时。
周恩来向基辛格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新措词。
基辛格这个在谈判中两处奔走的人物，立即将中国方面的提议带到了总统住所。
罗 杰斯也来了。
这三个美国人一直商议到午夜以后。
最后，尼克松同意了，但条件是还需要作一些小的更动。
罗杰斯睡觉去了，基辛格又回去跟周恩来、 乔冠华两人再进行谈判。
不一会，周恩来也走了，剩下基辛格和乔冠华逐个地解决了留下的问题。
在这漫漫长夜中，基辛格给总统先后打了三、四次请 示电话。
这一夜，尼克松睡得很少，基辛格则根本没有睡。
2 月 26 日，星期六，天刚亮，基辛格和乔冠华人已倦而兴致甚高，他们决定先休息一下，然 后把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提交给当天上午即将飞往杭州的上级。
就他们两人来说，他们已经就有关台湾的两段文字达成了协议：中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 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 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关心。
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 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很清楚，公报最后的这两个关键段落搞得非常巧妙，谈判双方都可以用 自己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不使对方为难。
当天上午，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会晤，审阅公报。
他们有不少要 讨论的，所以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然后他们决定在乘坐的俄制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上继续进行讨论。
几分钟之后，总统自己的喷气机也跟着起 飞。
这样，等总统一行一到杭州，白宫的通讯系统就可以马上进行工作。
总统和周恩来检阅仪仗队，基辛格避开了欢送仪式走向飞机，在舷梯旁同一些不陪同他们去杭州的中国官员热烈握手，其中有叶剑英元帅，他是中 国方面最先接待基辛格的官方主人。
基辛格和叶剑英紧紧握手，亲切交谈，直到基辛格登上飞机。
记者团里的《新闻周刊》记者梅尔·埃尔芬过来向基 辛格打招呼：亨利，他向你提出了什么？他装得一本正经地问道：是想问清楚你是不是要当第一任驻华大使再到中国来吗？总统然后和周恩来上了飞机。
玩笑结束了。
在两个半小时的飞行中，有一段时间总统把基辛格、周恩来和罗杰斯都抛在一边，独自到前舱情静一会，在他常用的那种黄纸本上写下他对公报最 后措词的一些想法。
在他们到达杭州时，尼克松和周恩来同意星期日在上海 发表公报。
杭州是一个美丽的湖滨城市。
13 世纪时，是它启发了一个名叫马哥孛罗 的意大利青年旅行者的灵感，他写道：〔杭州〕有趣极了，使人有天堂之感。
基辛格一如马哥孛罗那样，对中国热情很高，他原以为在杭州的乐趣 之一将是受到毛泽东的第二次接见，而且不像上次那私匆匆忙忙；但是，并没有这回事。
基辛格感到失望，尼克松也是如此，但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
尼克松乘船游览了西湖，环湖有平堤、庙宇和一些有柳浪闻莺之类名称的公园。
在这一周中第一次能得到充分休息的晚上到来之前，又吃了一 顿精心安排的晚宴。
然后，在星期日早上，尼克松和周恩来乘车前往杭州新 机场，它是1971 年 10 月间确知总统要参观这个城市后，由一万名工人在 40天内建成的。
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是尼克松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趁着基辛格因为要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公报内容而正在进行准备的 时候，参观了一个工业展览会。
他依然不愿意谈实质性的东西。
正像他在杭州向记者说的：我必须尽一切可能保证不使在某些方面可能达成的协议受 到影响。
路还长着呢，每一步都要小心前进。
尼克松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他嘴里念着：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 宁，这是斯大林。
对。
主人回答。
一共四个。
对。
四个。
对。
那是恩格斯。
对。
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恩格斯的照片。
中国人知道基辛格将要向新闻界介绍情况，他们知道他会被问到美国对台湾所承担的防务义务，他们也知道基辛格会要重申这一点的，在中国的领 土上重申这一点。
尽管他们对这种安排感到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基辛格的解释，即：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需要对台湾政权形式主义地表示保卫。
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在工业展览馆的宴会厅里会见美国以及中国记者时，已经是下午 5 点 50 分了。
问答部分持续了 36 分钟，这对基辛格来说就好比 36 小时。
他给记者的印象是既紧张又谨慎，说话慢条斯理。
开头是叙述公报起草的过程，然后小心翼翼地说明，这次访问的目的在于：两国都试图开始一个过程，⋯⋯它们能⋯⋯缓和〔它们〕之间的不和所产生的后果。
格林插话说，谈判始终是友好的，开诚布公的；罗杰斯在其中 起了主要作用，他和周恩来在去杭州的飞行途中谈了一个半小时，当天下午又在国务卿的旅馆房间里谈了将近 40 分钟。
（记者中有一种看法， 认为周恩来是想弥补一下早些时候对罗杰斯的冷落。
）在星期日晚上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
他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他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 16000 哩和 22 年的敌对情绪的桥。
接着，总统向 周总理祝酒，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尼克松向毛泽东赠送了一件礼品，还有一件是赠给中国人民的。
送给主 席的是一套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是特伦顿地方的贝姆所制，重 250 磅，至 少值 25万美元。
送给中国人民的是两头麝牛，名叫米尔顿和马蒂尔达。
美国 人民则得到一对稀有的黑白相间的熊猫——兴兴和玲玲，作为回礼。
总统在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直飞华盛顿，当晚 9 时准时到达。
他受到了 凯旋英雄式的欢迎。
2 月 29 日，詹姆斯·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先生极盛之时》。
他写道：他（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树立了一个遵从常识 的典范，一个正确外交的典范。
赖斯顿的这个观点占了压倒优势，但是巴克利兄弟俩却不以为然。
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说，这次访问 是美国外交上招致灾祸的一次冒险。
尽管他在 3 月 7 日同基辛格的一次私下会见中反批评的调子压低了一些，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
台北的报纸上出现了 许多授意写出来的评论，谴责公报内容，并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所作的保证已经丧失信任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评论是辛酸然 而是克制的。
政府控制的新闻界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强烈地暗指尼克松的访问从根本上说是反苏行为。
在东京，佐藤政府垮了台。
7 个月之后，他的继任人田中角荣跟中国重 建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西贡，对总统的访问作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评。
在河内，是一片沉寂。
几天之后，周恩来飞往北越，让他的盟国放心。
在曼谷，泰国政府开始有所动作——疏远美国而接近中国。
一个官方发言人说，泰国希望得到邀请，派遣一个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在西欧，态度是赞成的，但也夹杂着忧虑——这个不可捉摸的人，下一步会干出什么来呢？ 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
它象征了中美关系的突破，而面对这一变化，俄国将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
它使中 国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再次受到尊重。
如果尼克松能去，谁都能去嘛。
3 月 1日基辛格私下会见记者时，对这次访问下了结论，说它不仅打开了在当 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的一种历史进程，而且使每个人都有了选择未来的 权利。
对中国的访问，给尼克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特别忘不了与周恩 来总理在一起的日子。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与周总理的愉快交谈和感 想：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 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 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
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 来谈判。
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 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
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 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
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 你可以等十年。
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
基辛格插话说。
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
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
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 但没有权。
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庄 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
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
其一是在 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 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
我和毛 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
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 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 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
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
我很惋惜， 等到我 1976年 2 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
我 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但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 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
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而找不到合适 的地方。
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
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
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
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76 年精神 号的事情。
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76 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
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
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们能继续任职。
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 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
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
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
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
全篇没有一处提 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 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
我们的目光短浅。
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很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 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是哪些巨大力量。
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 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 了我们会谈的结果。
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
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 16000 英里和过去分隔 我们 22 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的确，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但首先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