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１８６０ 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
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
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
这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从 １８６１ 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
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
不久，自强一词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
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
但中国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中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 远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
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
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
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自强一词是 １８６０ 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
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
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论调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看来是依靠技术强大起来的，那就应把采用这种技术视作根本的任务。
可是，在那些议论这件事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进行的调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自强的主要倡导者是两个负责与欧洲侵略者办交涉的满族官员。
长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们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师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内——的支持。
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
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
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
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
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 稍异。
①１８６０ 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这一观点。
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所震惊。
他们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
则该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②恭亲王和文祥还意识到欧洲人显然对清王朝多少怀有好意，并且可以使之为清王朝所用。
从 １８６０ 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军的侵扰，部分地也要感谢英法联军，１８６２ 年初，恭亲王决定借外兵帮助镇压太平军，并且扶植洋人率领的常胜军（见第六和第九章）。
洋人还帮助管理海关；海关为清政府提供了战争的军费。
北京领导人从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中找到了暂时的好处，但他们认识到仍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
１８６１ 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一词。
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③毫无疑问，建议训练新满军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前捻军叛乱者对直隶省的威胁。
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到英法战争，祸患频仍，使他们懂得内忧外患是互相为用的；而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造成的困难尚无结束之望。
象翰林院编修赵树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这些忧虑。
他在 １８６１年初的一分奏折中警告说，与夷人商订的协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来安全的唯一办法在于寻求自强之术。
赵树吉希望有一个努力恢复元气的真正行动，他说：诚能日夜祗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谋， 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
①当恭亲王和文祥强调需要训练军队时，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军队的质量，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样想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１８６０ 年西方的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
这个想法就导致了命运不佳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见第九章）。
清廷接受了英国人关于由他们提供训练使用新式滑膛枪的军事教官的建议，于是在 １８６１ 年末批准了一个在天津训练几百名官兵的计划，其中包括从北京选拔的旗人军官。
文祥自己参加了组织北京神机营的工作，此营不用外国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国在 １８６２年送给清廷的武器。
②下一步不仅是使用西方的枪支和炮舰，而且要在中国制造这些武器。
甚至在 １８６０ 年和约谈判期间，法国已经建议要帮助中国铸造大炮，但恭亲王和文祥却怀疑欧洲人竟会如此爽快地让人分享他们力量的秘密，不过他们确实也鼓励过曾国藩和薛焕考虑建立新兵工厂。
③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 １８６１ 年 １１ 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证明。
魏睦庭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对贸易的兴趣大于侵占领土的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1 第 18 页。
②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 1 第 16—19 页。
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 215—21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2 第 11 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39—40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9 第 16 页；《同治朝》，卷 25 第 1 — 2 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 1 第 3 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第 1 页。
兴趣，所以才有此良机，即他们不仅教中国操作他们的大炮和船舰，而且允许中国人象彼得时代的俄国人那样学会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术。
魏睦庭认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
他的论调典型地代表了以后三十年许多中 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致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国重新学习它已经遗弃的技术。
归根到底来说，汤若望和南怀仁曾被允许在北京铸造枪炮，并且西方武器对伟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军功也作出了贡献。
所以魏睦庭认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渴望在中国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它们的侵略意图得到了缓和。
大清政府应该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即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制造枪炮和战舰。
由于忠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方。
①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第五章）。
魏源的意见不久被更多的实践所证实。
恭亲王和文祥在 １８６３ 年被李泰国的行为弄得非常懊恼，李泰国无非是因为拥有几艘他答应用来攻垮太平军的炮舰，就能对清廷的几位军机大臣大加嘲弄。
尽管满人在传统上厌恶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舰队。
②满族领袖人物特别热心，因为在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李鸿章在江苏不仅雇佣外国军官训练他的军队，而且还取得洋人的帮助来制造西式弹药。
李鸿章的这些活动使人感到，对于自强计划应有个长期安排。
１８６４ 年年中，恭亲王和文祥重申他们的观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他们在奏禀中推荐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建议选派旗军到江苏李鸿章的兵工厂见习。
中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恭亲王和文祥虽然仍未洞悉西方技术的复杂性，但感到他们终于最后找到了中国对付外 国挑战的处方：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
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
①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
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
早在 １８５４ 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
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
在 １８６０ 年，后来又在 １８６２ 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 １８６０ 年 １２ 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
１８６１ 年 ８ 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 第 35—36 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 105、117、15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第 1 — 3 页。
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
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
②１８６１ 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
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
但 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
１８６２年 ６ 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①１８６２ 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②。
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
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
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
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
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
１８６３ 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③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
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
④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
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
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
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
１８６４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
①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
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
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 47、53 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 年文献概览》，第 62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 第 9 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69 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0（1970 年），第 15、32 页。
④ 同上，第 18—19、30、37—4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第 4—10 页。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70—72页。
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
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
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
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
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一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
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
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
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 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
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１８６５ 年创立）。
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
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①左宗棠（１８６３—１８６６ 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
他直到 １８６２—１８６４ 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见第九章）。
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
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 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
但他对轮船在１８６４ 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象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
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
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①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１８６６ 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
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9 第 34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18 第 2 — 4、10—13 页。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81—83 页。
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 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
他在二十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
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
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
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
１８５６ 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
在 １８５７ 年广州的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 １８４７ 年已进入翰林院）。
１８５８ 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
他在 １８５９ 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
１８５９ 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
①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
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
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 年），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
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直到 １８６０ 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
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
１８６１ 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
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
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
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
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
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
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
①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 1 第 42、114、126—127、130、181—187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54—55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 2 第 45—47 页。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②这是多么大胆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
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
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
但中国只有在对科 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
①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 １８６４ 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
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
他攻击现存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
又优劣得失无定数。
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
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
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
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②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
当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
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军的建议。
１８６６ 年 ８ 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
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率领这些部队。
在 １８６６ 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军的同样建议。
１８６７ 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 １８６９ 年他任江苏省巡 抚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练。
①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 2 第 10 页。
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述，他说他是从《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
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年用中文出版。
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
同上，卷 1 第 43—44 页。
① 同前，卷 2 第 40—42 页。
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
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 4 第 2 期（1971 年 2月），第 1 — 8 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 2 第 42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 35—36 页。
王尔敏：《淮军志》，第 103—104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19 第 16—21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186—187 页。
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的惰性有关。
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
象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政治和财政结构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 １８８４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
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
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
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 １８６１ 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
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１８６１ 年为七人，１８６９ 年为十人，１８７６ 年为十二人。
从 １８６１ 年到１８６８ 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 １８６９ 年到 １８７５ 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１８７６ 年到 １８８１ 年，全部兼领（从 １８８０ 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 １８８２ 年到时局大变的 １８８４ 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
①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
恭亲王和文祥（他在１８７６ 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
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 １８６１ 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
在随后的年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靠恭亲王。
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 １８６５ 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了一次打击。
４ 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②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
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
不过十日，慈禧决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
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王有着特殊的信任。
慈禧 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他被永远地夺去了 １８６１ 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
朝廷的命官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销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
在恭亲王被剥夺权力的十天期间，慈禧专与谘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
１８６５ 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
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① 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第 53 页。
② 关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见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图版 10。
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 １８７１ 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内。
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
在 １８７０ 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象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态度。
①在 １８６５ 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
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度。
在 １８７１ 年 ３ 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
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
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
②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 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上商讨。
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继续冒犯这位皇太后。
１８６９ 年他和其他军机大臣们进行策划，使慈禧别无选择地被迫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和处决了她宠幸的太监安得海，因为他违制私自离京南下，一路穷奢极侈，极为招摇。
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许多高级官员而臭名昭著；此时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迁怒恭亲王。
１８７３ 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开始亲政后，恭亲王反对这位年轻的君主为慈禧的享乐而重建圆明园的计划。
恭亲王的奏疏慷慨陈词，象一个大胆的御史那样刚正，它规劝清帝不要行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并力谏他少浪费国库财富，指出这首先要从停止重建圆明园工程开始。
１８７４年 ９ 月，清帝无疑是根据他母亲的示意，将恭亲王革职降级——至少达一天之久。
第二天的谕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的职务和爵禄都予以恢复。
这种既表明宽容又显示权威的两面三刀做法，为的是让恭亲王出丑。
①１８７５ 年 １ 月，同治帝没留下一个继承人就死了。
慈禧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当新皇帝，以光绪为年号。
向新统治的过渡显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有少数官员确实提出过规谏，要求遵从祖制从下一代人中选出新皇帝，以维护孝治的礼教。
载湉只有四岁，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
两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摄政；慈禧将长期不间断地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暂时引退。
但有关重大事务，他都以亲王的身份参与廷议，而且他的主张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视。
１８７６ 年，靠着秉性和机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亲王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在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① 见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 1 第 144—146、171—174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 121—124 页。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3 册第 661—664、672—674 页。
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 164、214—216 页。
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建置于鸦片战争之后，原任大臣已于 １８５９ 年调往上海。
１８６０ 年以后它被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以及在长江和南方新开放的口岸都归这位大臣管辖。
１８６０ 年，江苏巡抚薛焕兼领该职，甚至在 １８６２ 年 ４ 月他离任巡抚之职后仍继续担任此职；从１８６３ 年初到 １８６６ 年底，江苏巡抚李鸿章兼领南洋通商大臣之职。
１８６６ 年底曾国藩转任南京时，他就成为通商大臣。
此后，该职始终由两江总督兼领。
北洋通商大臣之职最初设于 １８６１ 年天津开放之时，由于直隶总督不能经常在那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恭亲王的帮手崇厚被委派为通商大臣（通常称为〔北〕三口通商大臣），驻在天津，处理在天津和牛庄、芝罘发生的涉外事务。
不象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没有钦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动。
然而，当 １８７０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他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
〔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大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隶首府保定。
由于两名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在各通商口岸与西方交往时发生的一切事务，所以 １８６２ 年的一道谕旨授予了他们监督其辖区内各分巡道员的权力，这些分巡道员分管的地区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宁波道台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禀 报洋务。
①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还扩大到包括督办所有利用西方知识和人材的新兴事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薛焕以及他之后的李鸿章，监督执行了雇佣外国教官的专门军事训练计划。
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１８６７ 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
１８６６ 年末，曾国藩转到南京任两江总督之职后，他就督管了李鸿章创办的各个兵工厂和外语学堂。
１８７０ 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
南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
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心。
闽浙总督左宗棠 １８６６ 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 １８７０ 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
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
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
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
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 １８６５ 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
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 １８７２ 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监管。
①曾国藩死于 １８７２ 年 ３ 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①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 20 第 5 期（1960 年 3 月），第15 页。
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① 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 4 第 1 期（1971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
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３ 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
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
尽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建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１８７２ 年 １ 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们的攻击。
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
李鸿章本人与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局给以财力支持。
在 １８７４ 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
②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
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举下，沈葆桢 １８７５ 年 ５ 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
１８７６ 年 ９ 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政大臣。
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 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
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
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
例如关于资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 １８７２ 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①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
１８７５ 年 ５ 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
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
是年冬，李鸿章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输。
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
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
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②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
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鋆两位军机大臣的关系，所以他的某几项计划确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力。
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 １８７８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
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年），第 215 页。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 84—87 页。
② 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
奏折的日期是 1874 年 12 月。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 9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 68 页。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 85 页。
②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 101 页注 7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 第 13 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巡抚：１８７２—１８７４ 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１８７４—１８７８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
李鸿章经常写信给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
许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人采取行动。
①赫德和关税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佣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的问题。
有名的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
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
然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
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
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
在谈到西方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 和煤矿中雇佣外国工程师。
①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
中国传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
自 １８６１ 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是由他创办的。
１８６５ 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
根据清帝批准的关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权。
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
赫德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海关银行。
但关税的估算以及帐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帐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截至 １８７５年，海关的洋员增到 ４０８ 人，华人职员增到 １，４１７ 人，而在十年之后，则分别为 ５２４ 人和 ２，０７５ 人。
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 １８６５ 年的八百三十万两增加到 １８７５ 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 １８８５ 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
②① 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44—245、361—362 页。
在李鸿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出的例子，见李在 1875 年 2 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5 第 3 — 5 页。
① 毕乃德：《1867—1868 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载《近代史杂志》，卷 22（1959 年），第 132 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325 页和附录 4。
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政》附录 B，它包如果没有赫德的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主要贡献是促使中国商业的发展，大批的华洋工商界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北京深知海关收入的利益，并且责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来负责，所以朝廷就控制了这笔日益 增加而又可靠的税收。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
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一千八百万两（占 ３０％），关税仍达到一千二百万两（占 ２０％）。
①由于旧税源乃至厘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几乎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所以关税对政府的一些新办事业以及紧急需要来说，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
关税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和 １８７５ 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
②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
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
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
赔款在 １８６６ 年年中付清后，这百分之四十就归在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
１８７４ 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
这笔开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百分之四十款项的权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
左宗棠在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一千四百七十万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百分之 六十的款项，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四十的款项）来偿还。
①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
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着海关机构。
清帝批准给税务司花销的巨额津贴（１８７６ 年增至每年一百万两），使得海关的洋员能够过上豪华的生活，这为许多中国官员所羡慕，并常常引起英国领事们的妒忌。
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信任，是多年来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的英国人。
事实上，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主要外国顾问，并且能够不时地对政策产生某些影响——例如，推动以 １８６６ 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团为开端的各种使团出国，扩充同文馆使其包括算学和科学学科。
赫德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和他在外交谈判中的帮助，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赞扬；有几次他的调停对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尽管赫德很想看到中国变得强盛起来，但他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自强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有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① 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 1 第 2 期（1933 年 5 月），第 190—191 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② 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卷 1 第 1 期（1932 年 11 月），第 49—59 页。
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卷 1 第 2 期（1933 年 5 月），第 270—310 页。
① 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 48—52、81—84 页。
限的。
他试图劝说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造币厂，但这一设想既未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也没有被清朝的官员认真考虑过。
赫德提议建立全国性的邮政局，但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以建起一个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邮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营业。
②赫德发现，他不能争取清政府采纳他关于实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就象李鸿章和沈葆桢不能使他们的考试制度的建议引起重视一样。
从 １８６３ 年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流产以来，赫德一直希望帮 助中国组织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由在华的英国侨民担任一定的职务，负责舰艇、船员和提供训练等事项。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赫德帮助李鸿章和其他官员从英国，主要从英国的阿摩士庄厂购买海军舰艇。
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是他派的驻伦敦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购买船只和其他物资，甚至还可与英国当局进行半外交性质的接触。
即使中国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 １８７７ 年于伦敦开设使馆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邮件和电报进行密切联系，仍能多方面地在专业问题上效力：例如，在中国沿海建立灯塔和气象预报设施；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博览会；以及为同文馆聘用教授等。
由于身居这样一种中介人的地位，既与恭亲王接触密切，又能单独接近伦敦，赫德看到了许多改革的良机。
他甚至一度希望清帝国政府能够委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的新职。
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
赫德深信如果有一个与他创建的海关相似的海军组织，中国在五年之内就会有一支难以对付的海军。
他并不认为英、中两国之间有什么战略性的利害冲突，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并始终意识到他只是一个顾问，他之所以受到信赖是因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
他忠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守，并介入了几项冗长的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他针对英国政府就条约规定的海关事务，为中国的权益辩护。
他达到了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即确定了如下原则：在华的英国雇员为中国办理公务时，必须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中国官员，而不是在华的英国侨民。
然而外国雇员总是有他们的局限之处的。
１８７９ 年 ９ 月，赫德提出一项备忘录，拟请任命一位总海防司，清廷对此本已有所考虑，但一经李鸿章和沈葆桢评头品足，即被搁置起来。
①然 而，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很显然，把估算和上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② 见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 222 页。
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现代化，1860—1896 年》，第 70—77 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8 第 37—38 页；卷 19 第 1 页；《译署函稿》，卷 9 第 37—38 页。
参阅 9 月 4 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第 1 册第 301 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 478 页。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慈禧太后对一批用以抵销恭亲王势力的极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赖，诸如修改科举考试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议都得不到加以考虑的机会。
尽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还是允许一些规划得以推行：这里主要指的是引进有关军事装备的技术，但也包括传播西洋科学以及使一些经济设施现代化的最初步骤。
这些早期的企业实在太少了，然而回顾起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为止的这一时期，仍应该看作是一个希望的时期。
因为当时国内政治还不是那么复杂，国外对中国的压力也不是那么严重，还不会使这些为数很少的事业的长期性计划无法实现。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者的创建，与其说是为了马上获利，还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水域中的西方航运业以及外国进口的煤炭竞争，以维护中国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
由于其中有些项目过于庞大，它们陷入了组织不力和经营困难的积弊之中。
新的事业通常以特设新的政府机关的形式出现；它们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机构要灵活一些，然而总的说来仍旧没有摆脱清朝官僚主义的习俗。
例如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直接管辖的。
虽然终于授权给一个美国传教士学者（丁韪良）负责指导教学，但是这所学校还是继承了一些满洲旗人学堂的作法。
多数其他项目，例如机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矿务局 在内，都是由省一级通过新设置的局来办理的。
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专为某项目的设署经办的先例而授权设立的：这类机关过去通常为清帝所敕准，而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之后，就变得格外多了。
经办人员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总督选定，并由他签发札委。
这些人通常具有总办或会办的头衔，也可以称作委员。
①这种新设置的局比老式衙门的效率要高一些，这只是因为办事程序比较简便，并且现代技术和业务方式迫使它们接受了一些新的办事准则。
但是这些新机构还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作法，而且由于其他官僚部门的干预，常常使流弊加剧，这些流弊有时还相当严重。
由于新的事业往往涉及昂贵的进口机器及新的知识和新的生产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们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专门技术知识问题。
除去各省自己支应之外，只有朝廷里的达官显贵才能保证从宝贵的海关关税中得到定期拨款。
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有待于开发。
一座兵工厂亟需廉价的煤炭和运输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说金属冶炼工业的支持了。
当时普遍缺乏工程师、机械师、自然科学教师以及足以胜任的船长，甚至于也缺乏象经过训练的铁匠和矿工那样的熟练工人。
但是，在清朝政府内部还有足够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贵宝藏用于这些新奇的事业；而且，在通商口岸有着足够的西洋人以及足够的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推动自强事业的进行。
这些事业能够成功地兴办起来已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继续发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们是否会引起制度和经济环境的改变。
① 有关 1850 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 29（1969 年），第 315—319 页。
兵工厂和造船厂清朝模仿西洋技术开始于 １８６２ 年。
当时，曾国藩在安庆这一刚刚从太平军手里打下的战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庆军械所。
军械所的工作由徐寿和华蘅芳主持，这两人是学到一些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数学家。
他们制造土炮和火绳枪一类的旧式火器（这种枪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生产），除此之外，还试图制造榴霰弹和雷管。
①徐寿制造了一个汽轮使用的小蒸汽机，可惜运转不佳。
１８６３ 年，广东人容闳（他曾在教会的赞助下赴美求学，１８５４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当时在上海经商）由曾国藩的工程师引荐，拜会了这位总督。
容闳虽然不是一位工业方面的专家，但却相当精明地坚持这一主张：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通用机器，能够用它转而生产制造军械、轮船所需要的设备，换言之，就是需要一种制器之器。
随后，曾国藩决定委派他去美国选购。
最初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鸿章在 １８６４ 年 １ 月间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鸿章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两座小型兵工厂，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负责，他曾经在广东省督造军火，具有一定的经验。
李鸿章还授权前英国军医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厂（这兵工厂于 １８６４ 年迁到才收复不久的苏州，并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带到中国的一个机器厂得到了设备）。
②１８６５ 年，李鸿章批准了当时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议：政府应当购买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区的一家美国商号——旗记铁厂——的铁厂和船厂。
经过清帝的批准，设立一个局（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来管理这两 个厂子。
后来在 １８６５年，容闳购买的机器也运到上海，随即归并到虹口的工厂里。
与此同时，马格里的工厂从苏州迁到南京，命名为金陵制造局。
这种引进西洋机器的努力并不只限于沪宁地区。
１８６６ 年，清帝批准了左宗棠的奏折：和法国人签订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厂。
１８６７ 年，崇厚在恭亲王的赞助下，求得李鸿章的帮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厂。
所有上述工厂的目的都是立即生产枪炮船舰，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两大中心从一开始还强调培训中国的技术工作人员。
兵工厂和造船厂的早期业务经营，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外国雇员。
金陵制造局名义上是由中国总办领导，实际上是由马格里管理的。
这所兵工厂每年从李鸿章的军费中得到拨款，大概略多于五万两，为淮军生产信管、炮弹、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
在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年，增加了一些新机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经在乌理治工作过的英国技师。
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他可以直接会见李鸿章，并得到曾国藩的信任。
到了 １８６９ 年，南京已经在生产火箭（一种内藏炸药的长形炮弹。
——译者），并且试铸更大的大炮了。
①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24—28 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第 20—25、40—42 页。
② 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 3 第 12 期（1966 年 12 月），第 368—370 页。
包耳格：《马格里传》，第 123—132 页。
① 包耳格：《马格里传》，第 161—167 页。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107 页。
肯尼迪把 1865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 1868 年 1 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对捻军作战的军事需要。
参看他的《1860—1868 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 4 第2 册（1974 年 12 月），第 807—818 页。
比较起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规模大得多，在它创建的第一年里用于生产设备的经费就有二十五万两左右；这笔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关税。
被李鸿章挑选担任会办的人员大概是最能胜任其职的。
上海道台（１８６５ 年是丁日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年是应宝时）是当然的总办。
其余负有特别责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 一直为淮军采办军火），一是冯焌光（此人虽有举人功名，据说仍然通晓西学）。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技术工作还是由外国人负责的。
旗记厂的总工程师料而是督造人（开始叫作匠目，后来叫作监工），他是一个曾受雇于纽约奇异工厂的美国人。
旗记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增雇了其他洋员。
制造来福枪的最初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此后不久，这所兵工厂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机器设备，就能够生产合用的毛瑟枪和小型开花炮了。
及至 １８６７ 年年中，这所兵工厂每天生产毛瑟枪十五支，十二磅开花弹一百发，同时每月平均生产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开花炮十八门——在对捻战争时，这些弹药武器立刻证明是有用的。
①虽然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但是总的说来，江南制造局却使他大失所望。
从一开始，李鸿章就要兵工厂生产一种优质来福枪。
可是，一直到 １８７１ 年增聘的洋员和添置的机器到达之后，江南制造局才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
到 １８７３ 年年底，生产了这种步枪四千二百支左右，但不仅它们的造价高于进口的林明敦枪，质量也远不如后者。
这种枪李鸿章连自己的淮军都拒绝使用。
②由于李鸿章仍然不得不依靠进口武器，因此他在 １８７１ 年改组天津机器局的时候，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当时亦译作克鹿卜。
——译者）炮所用的子弹和炮弹。
幸亏有清帝从天津和芝罘的海关岁入中的拨款，天津机器局在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两年当中花费在建厂和生产上的费用多达二十五万六千两。
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调津接办；增建了另外三个厂，并聘用了新的洋员。
到 １８７４ 年，这所兵工厂除生产大量的子弹炮弹之外，每天还生产一吨火药；到这 时候，李鸿章才定购了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枪的机器。
①１８７５ 年，马格里在南京制造的三门发射六十八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试验时爆炸了，所以这时李鸿章对于中国制造洋枪洋炮的能力还没有把握。
部分由于李鸿章的建议，江南制造局在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间建立了一个分厂生产火药和子弹，此后它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
和初期的枪炮工业一样，轮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结果也令人扫兴。
１８６６年 ７ 月，李鸿章授权江南制造局开始制造一种为巡逻海港而设计的小型炮舰。
次年，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曾国藩决定制造局应造大船：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术，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国藩两人都感到轮船对于中国的长期防务至关重要。
②迄今为止，制造局每年的经费一直是从淮军军费（它的主要来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关关税）中提取的。
１８６７ 年 ５ 月，曾国藩获准从上海海关关税岁入中拨留一成给江南制造局；两年之后这笔拨款增加到二成，每年总额在四十五万两以上。
１８６７ 年下半年，①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 2 章。
《北华捷报》，1867年 8 月 16 日。
②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 3 第 2 页。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 49—51、82—84、124—125、169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 第 16 页。
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 89 页。
②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 208—210 页。
这所兵工厂迁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块十英亩的基址。
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干船坞并添置了新机器，用以制造轮船；还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
１８６８ 年８ 月，第一艘中国制造、可以使用的轮船下水了，这是一艘六百吨位的明轮船，曾国藩给它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恬吉。
虽然轮机是外国造的，但是汽炉和木制船壳均系厂内自造。
随后的五年当中，制造了三艘双螺旋桨小型铁甲舰，以及五艘螺旋桨木船（从六百吨位到二千八百吨位）。
除去两艘轮船之外，所有汽炉和轮机都是厂内自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
可是不幸，这些船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多，更不要说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
到 １８７５ 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造船计划时，这项规划以及轮船维修（由曾国藩 １８７０ 年设立的江南轮船操练局主管）费用占该兵工厂年度进款的一半左右，据信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船至少要贵一倍。
①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弹药和轮船的成本之所以极高，主要由于两项原因：其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其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这所兵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将近百分之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
采办上的敷衍塞责严重得使曾国藩吃惊，所以他在１８７２ 年临死之前建立了这样一项制度：兵工厂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由总办本人以及采买、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共同批准。
②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
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这所兵工厂的中国官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四十人，到七十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
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权势在薪水簿上挂个名字而领干薪的。
③和江南制造总局比较起来，福州的造船规划需要更多的资金。
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三百万两的经费总额，这于 １８６６ 年 ７ 月为清帝批准。
制造十六艘轮船以及培训中国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员的规划，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这两名法国人负责，他们由法国领事连署而签订了保约。
由于左宗棠本人要动身赴西北新任所，经他推荐委任当时在福州老家丁忧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钦 差大臣监督建局。
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选择的几位提调的协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此人管理厘金和军需颇有经验。
沈葆桢和周开锡不得不和新任闽浙总督吴棠的反对意见作斗争。
只是在吴棠被一个更能合作的官员替换之后（这是当时左宗棠在北京的势力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才保证了每年度四十八万两的拨款额和支付在法国定购机器的款项。
①在濒临闽江罗星塔的船厂工地上，中国官员们督视着两千名中国工匠和九百名劳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装二千吨法国机器，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办物资。
日意格领有监督头衔，于 １８６７ 年下半年带①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 210（特别是注 21）、219、224 页。
②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 74 页。
③ 同上，第 148 页。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82—85 页。
①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118—132、140—144页。
关于 1874 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 2（1971 年 6 月），第 177—225 页。
着四十五名欧洲人从法国回来；随后达士博也来到中国，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总监工一职。
此后三年陆续兴建了铁厂、铜厂、一个设有若干气锤（功力高达七千公斤）的锤铁厂，以及一个适用于长达四百英尺船舰的下水滑道。
１８６９ 年 ６ 月，一艘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螺旋桨轮机运输舰万年清号下水；此后五年又有十四艘轮船下水（内有一艘没有达到合同规定，但又有一艘比原来规定的马力要大）。
从 １８７１ 年开始，该厂建造的大部分轮船都安装了自已制造的轮机。
福州不生产象江南制造局的海安号和驭远号那样的二千八百吨位的轮船。
可是它却在五年内制造了十艘从一千到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轮船，比江南制造总局上述两艘之外的所有轮船都大。
虽然福州轮船据说比江南轮船要好，但是开动起来还是速度慢、消耗高；这些船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它们和江南轮船一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应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 １８７４ 年 ７ 月为止的六年半时间里，开支总额为五百三十五万两，大大超过预算额。
法国雇员的薪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在每月五万两至八万两的经营费用中占一万二千两）。
二千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数为每月一万两，而一百五十名中国管理人员的薪水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两——这里显然没有把许可的开销和津贴计算在内。
①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在着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
有一些职员是福州达官显宦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推荐的人，沈葆桢在管理这些职员时特别棘手。
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
沈葆桢要博取廉洁奉公的楷模和严惩贪污的声誉，他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公务人员，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换了他们。
但是在采办这类事务上，他终归还是不能不依靠象叶文澜那样有能力的帮办（叶文澜以前是左宗棠购买军火的帮办之一，有在通商口岸办事的经验）。
叶文澜手下有职员三十人左右，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采购物资；他甚至于还有一名常驻仰光的代理人，从那里往国内定期海运柚木。
②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国职员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绩。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奥秘的一个更 大规划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的同时开办培训学校。
几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学徒在外国工头的指导下在工厂里做工，许多中国人将要成为技术精练的工人。
年纪较轻的学徒的聪颖智力和灵巧手艺尤为外国人所赞赏。
①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围很小的学校里，人们才能希望西方技术会在中国人中间扎下根来，因为在这里，来自书香门第的青年除去学习普通的中文课程之外，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
按照设想，这些学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 261 页。
② 同上，第 112、145—151 页。
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 1867 年 7 月 18 日的奏折，载于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 4 第 1 — 4 页。
① 参看例如 1867 年 8 月 16 日的《北华捷报》。
校应与兵工厂和造船厂合作，既讲授理论，也讲授实际操作。
虽然早在 １８６２ 年已由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
因而同文馆所遵循的先例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
１８６２ 年的章程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录取人数限制在从八旗满族子弟当中挑选的二十四名青年；学生们要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也学会一种欧洲语言。
②由于在上海和广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语和法语的合适的中国人，便以不准在学生中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
此后不到一年，于 １８６３ 年 ４ 月，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俄国翻译受雇，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
（俄罗斯文馆便于此时停办，那里原打算用来教授俄文的满族人被发现并不真懂俄语？）同文馆的一些学生确实至少学到了一些洋文洋话：在 １８６６ 年，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选作由赫德带领到欧洲去的第一个非官方清朝使团的低级成员。
与此同时，在 １８６３ 年 ４ 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
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 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
他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
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 １８６４ 年 ７ 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所取除十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四十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
①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
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 １８６４ 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
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四年之久）。
招生人数定为二十名，十六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十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
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象一所满洲旗人学堂。
②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没有改变，这些新学校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鼓励学生的问题。
总理衙门援引原俄罗斯文馆的先例请得清帝的批准：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事。
不过，上海和广 州的学校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
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
①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作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
这可以使人想起，李鸿章曾在 １８６４ 年春天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96—102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 33。
《广方言馆全案》（南京大学所藏刻本的 1949 年手抄本，经毕乃德同意转引），第 7 — 8 页。
参看他的《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157 页。
② 伊凡斯：《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载《中国论文集》，22A（1969 年 5 月），第 89—103 页。
① 参看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158 页和注 5。
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
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实际上，上海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不过，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格局总算进行了一次突破的尝试。
回顾起来，这主要由于在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诸如制定总理衙门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间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虽然这种骚动是微弱的。
恭亲王本人被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有关新技术所需人材的长期计划而提出的论点所打动。
赫德和丁韪良的上书也激发了总署的大臣们的热情（工韪良曾把沃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且在准备一部关于自然哲学的新书时就在总理衙门里面演示了电报发报机的操作）。
②在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年的冬天，恭亲王和文祥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但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
在 １８６６ 年冬天以前当赫德回国休假时，恭亲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为将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的天文算学科目配备人员。
（按照清朝的传统看法，天文算学有些实际用途，并且确实是持某种主张的儒家学者在知识探索中的正统 课题。
①不过，这个科目的旧名称现在被总理衙门用来包括化学和机械学之类的西方科学。
）恭亲王和文祥不是仅仅打算增加同文馆的课程；他们的目的完全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象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的承认。
在 １８６６ 年 １２ 月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建议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
之后在 １ 月 ２８ 日，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进一步上书，建议应该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编修们——报名，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
②也许，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１２ 月和 １ 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
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
只是在 ３ 月初监察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
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
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廪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
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一边：有一道 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
①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 ３ 月 ２０ 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１８０４—１８７１ 年）呈上的第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② 丁韪良：《中国巡礼》，第 299—300 页。
①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 75—124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6 第 47—48 页。
此奏之后于 2 月 25 日又有一个奏折，推荐《瀛环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作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
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16 页。
形成的派系的领袖。
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
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誉之外，他还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
他曾经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 １８６７ 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皇帝的授读之一。
②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 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
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是一回事。
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让中国人奉夷为师。
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教教义。
③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他的立场。
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
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
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们的讥笑嘲讽。
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
４ 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
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
①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
但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全力支持。
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
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馆新科目的号召；４ 月 ２３ 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
②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文化的。
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
但那时在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
我们发现 １８６８ 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②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1960 年），第 1—2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24—2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8 第 14 页。
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 年），第 12—13、15、23—24、26、28、3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8 第 15 页；卷 49 第 24 页。
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
①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限的意义了。
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
不过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
②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
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
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
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 １８６８ 年到达北京。
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
但是英文由欧伯连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物理由丁韪良（他从 １８６４ 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１８６９ 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
③丁韪良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
之后，在 １８７２ 年 １ 月，英国传教士医生 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
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学习过的汉族青年。
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
①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作培训人才。
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
虽然许多学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译了。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
福州船政学堂建立于 １８６７ 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
学生得到许诺，将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②这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条著名的成功之路。
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过高的想法，即希望学生们经过五至七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青年们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必备的航海技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 238 第 17 页。
有关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辩论同文馆问题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刘广京：《1867 年的同文馆之争》，载于科恩和施雷克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 85—100 页。
② 引自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119 页注 47。
③ 参看修订的同文馆内部章程以及总理衙门的堂谕，载于中国科学院等编辑的《洋务运动》（二），第 73—81 页。
① 关于早期同文馆的出版物清单，参看同上著作第 87—88 页。
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则》于 1868 年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6 第 24 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206 页。
能。
还要求学生们学习中文课程以保证思想正确。
但是沈葆桢相当明智地要求学生只学习象《孝经》和《康熙圣谕》一类的简单著作，同时兼习浅显的论策文章。
③这所学 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轮船设计。
除去法文之外，还要求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
偶尔也让学生协助装配机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学年，他们才在船政局所属各工厂里做更多的具体工作。
这所学堂英文班的学员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军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
（还有一个轮机舱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铸造厂和机器厂工作过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语、简单数学和蒸汽轮机原理。
）这所学堂各个分部的教学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当中又是人材济济，因而刚到七年就能确观厥成。
１８７４ 年年中日意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以及监督施工。
他还宣布说，英文班的十四名学员受到了为在长途航行中指挥一艘战舰所必须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
①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要职责。
由于财政困难，１８７４ 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划。
从 １８７５ 到 １８７７ 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虽然其中的威远号是一艘混合结构船（铁胁、木面），装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机，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
尽管船政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总工程师却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绝大多 数法国人于合同期满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
①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时候，有四名福州毕业生经过一段试用期后被授予汽轮船长头衔。
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数轮船是由在通商口岸作过事的中国人指挥的，这些人虽然缺少正规训练，但是学会了驾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购买和租赁的小轮船打击沿海海盗。
（福州船政学堂二十一岁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 １８７４ 年是海东云号的代理船长，这艘小汽轮即为闽浙当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厂制造的。
）②沈葆桢挑选蔡国祥作这支水师的最高长官（称为火轮水师兵舰的总统——译者。
）他原是湘军水师将领，曾国藩一度选任他作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司令。
但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 １８７５ 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于 １８７６ 年又为原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所继任）忽视了船政学堂自己的毕业生。
到了 １８７０ 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机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渊深的学问——尤其数学——是西方技术的基本功。
在一份他和闽浙总督英桂联衔于 １８７０ 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轮船与枪炮的质量取决于数学。
现在西洋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 50 第 22 页。
① 日意格《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第 33—34 页。
① 《船政奏议汇编》，卷 13 第 9 页；卷 14 第 12 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97 页。
②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 277—281 页。
庞所列的表格说明 1875 年组成福州水师的十八艘兵舰中只有二艘是由原清朝水师军官担任舰长的。
船舰和火器异乎寻常的改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计算能力日益精细的结果；如果计算稍稍细致一分，那么机器的使用就会灵巧十倍。
沈葆桢考虑到，等到 １８７４ 年福州学生毕业时最多也就上过七年学，于是他在 １８７３年上疏清帝说，应该把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将窥其［西学］精微 之奥。
①直到 １８７５—１８７７ 年，福州毕业生才赴欧留学；与此同时，在 １８７４ 年年中和法国人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后，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坚持这所学堂应该按照原样继续开办下去。
至少有两名法国教习被挽留下来，并在 １８７６ 年重新委任了讲授理论航海学的嘉乐尔。
在丁日昌的倡导之下，船政学堂招收了四十名在香港英国学校里学过一点英语和数学的男童（此事经由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经在香港居住过）。
②船政学堂开办的法文班与英文班（即前学堂，主要学习法文和造船；与后学堂，主要学习英文和驾驶——译者）都具有可观的水平，而对航海人员的培训尤受重视。
当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第一代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的时候，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它特殊的环境，作出了更加广泛的贡献。
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主张，那些学童应该在制造局见习机器操作的同时，也要学一些西洋算学和自然科学。
③但是见习机器操作所用的教学设备不得不延缓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国人居留地之后才予添置；因为虹口区有外国海员和他们的娱乐场所，被看作是一个不适宜设置学校的地方。
尽管如此，１８６７ 年中江南制造局还是聘用了几名曾经在安庆为曾国藩工作过的中国数学家－工程师，其中包括华蘅芳、徐寿和徐建寅；在这些人的建议之下，还建立了一所翻译馆（包括一所培养译员的学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学技术书籍。
１８６８年春季，翻译馆任用了英国教习传教士傅兰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录用了另外三名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程度都足以向中国的笔录人员口述 技术著作的译文。
曾国藩不顾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讽，在 １８６８ 年下半年的一分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选书香门第的聪颖子弟随同这些洋人学习，以便使这些青年领悟西洋技艺中的义理。
（二、三年之前，这位总督的天资颇高的长子曾纪泽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这大概是他父亲鼓励的结果。
）①１８６９ 年后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时候，当时依然不到五十个学生的上海同文馆即迁往那里，由江南制造总局主办，并改名为广方言馆。
在此同时，制造局本身还安排了工人在职训练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这里教授数学和简易科学知识。
然而，这个教学规划中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合。
徐寿和其他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对制造局的生产计划并不负担责任。
他们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且不断地从事翻译。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二个中国人和五个传教士学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和林乐知）合作，把许多从伦敦订购的书籍准确地译为中文；到 １８７７ 年底，已经出版的翻译本和改编本著作达五十四种之多。
②其中不少是关于蒸汽轮机、制模以及铸造技① 沈珂：《先文肃公政书续编》，1870 年的奏稿。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 4 第 64—65 页。
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 13 第 19、30 页；卷 14 第 5 — 6 页。
③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 38 页注 103。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33，第 7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20—21 页。
② 有关到 1877 年为止的这一出版数字，根据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附术和格林炮、克虏伯炮手册之类。
另外一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论》（１８６８ 年版）；中译本于 １８７４ 年出版，很快就为李鸿章仔细读过。
还有一些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诸如白起德的《运规约指》（１８５５ 年版）、鲍曼的《实用化学入门》（１８６６ 年版）以及田大理的《声学》（１８６９ 年版）等等。
这些书是通过中国书商分销的。
仅举两例：一部 １８７２年发行的关于克虏伯炮的手册八年当中销 售了 ９０４ 册；一部 １８７３ 年发行的代数论文七年当中销售了 ７８１ 册。
但是正如负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工作最多的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这些书只有包括学馆和训练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几个部门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也很少。
①下述事实使江南制造局所属学馆的发展受到阻碍：它本来应该培养工程师和翻译人才，而一个迂腐的理学士大夫涂宗瀛（１８１１？—１８９４ 年）在他短暂的上海道台任期内（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却责成上海县教谕主管学校的中文课程。
这样，虽然数学在广方言馆三至五年的课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学生的能力和专业要求），但在教授代数、几何和三角的时候，还要求学生通习中国的《算经》，结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乱。
尤其在第一学年里，要求学生肄习繁重的中文课程。
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断地阅读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不仅如此，还直接安排了经学课程，要求阅读的书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十八世纪清朝论宋学的文集。
②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周还必须花费一天时间准备一篇作文，有时是八股文。
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学习林乐知讲授的英语或者傅兰雅讲授的法语。
中文课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学年，到这时学生们才允许专攻外国语文及风习制度，为做外交工作做准备，或者选择技术性专业，例如矿物学、冶金学、机器设计与操作等等。
只是对于那些无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才单开技术专业课程，中文课在这里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读《四书》和《五经》。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单独的技术课也已经收录了大约四十名学生，它似乎分为三个班组：造船学、船舶工程学 和军事科学。
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绘图和射击学。
教习中有外国人参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内造船及军械制造有关的洋人。
①在 １８７０ 年下半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赞助这一规划的丁日昌，却因丁母忧而不得不暂时离任，这对教育和培训规划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丁日昌虽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确信中国需要效法西洋科学。
他在 １８６７ 年的一个奏折中论述说，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术学到手。
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
②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学使团的成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他离任丁忧之前，他帮助中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录Ⅱ和Ⅲ。
关于拟译选书的官方政策，参看《广方言馆全案》，第 32—33 页。
① 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第 40—42 页。
② 《广方言馆全案》，第 20—23 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170—171 页。
关于涂宗瀛，参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清史》，第 6 册第 4963 页。
① 《广方言馆全案》，第 52 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177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 第 22 页。
海外培训早在 １８６４ 年，一个无名的士大夫上书总理衙门警告说，日本在派人去欧洲学习制枪造船，因此总署大臣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封上书的启发，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学员到外国兵工厂一事咨询李鸿章。
李鸿章答复说，这是迟早终须采取的步骤，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国设局建厂再说。
③耶鲁大学毕业、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而自负的中国人容闳，在 １８６８ 年初向刚任巡抚不久的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让中国青年在进行在职培训之前先到美国大学预科和高等院校学习。
丁日昌深为这个计划所吸 引，以至亲自为此事写信给文祥，并且最终取得了曾国藩的赞助。
１８７０ 年 １０ 月，当丁日昌在华北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机时，他说服了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议，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学及陆海军学院学习。
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释说：其［西洋］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习。
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
①１８６８ 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士，他仕途坎坷，几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决心谋求晋升。
此人即 １８５３ 年的进士陈兰彬：他虽被任命为刑部的一名主事，却回广东搞地方防御工作。
他曾一度是湘军将领刘长佑的随从人员，不过现在在为曾国藩效力。
陈兰彬曾被描绘为一个嗜利小人，敢为大言；自便私图，不惜卖国的人。
②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愿意到美国去的有声望的翰林院学士！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
１８７０ 年 １２ 月，当时作了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怂恿他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断不可望事由中发。
③容闳拟议派送一百二十名十二至二十虚岁的青年，每人到美国游学十五年。
李鸿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十五年不可；并且说所拟为期二十年的总数为一百二十万两的经费预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关岁入中的 六成部分提拨。
李鸿章还补充说，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义充拓，方有步骤。
起初，李鸿章希望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取得监生功名，后来当允诺在学生结业之后授以官衔时，他也就满意了。
１８７１ 年 ６ 月，李鸿章在他和曾国藩联名签署的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阐明了这些想法，三个月之后，他和曾国藩又就这件事联衔上奏清帝。
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十二至二十虚岁改为十二至十六虚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
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
①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5 第 32—33 页。
《海防档?机器局》，卷 3 第 17—19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 30 第 8 — 9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10—213 页。
② 洪煨莲：《黄遵宪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 18（1955 年）第 60 页，引述了从李慈铭日记发现的有关陈兰彬的描述。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0 第 28、30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1，第 19—22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86与此同时，曾国藩授权在上海设局招生。
由原籍是广东香山县的上海买办商人徐润负责劝说许多广东人送子应选。
１８７２ 年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名青年中，二十四名是广东人（仅香山一县便有十三人），只有三名来自江苏，而安徽、山东和福建是每省一名。
②容闳比大队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设立了清朝留学使团的办事处。
他们决定，留学生应分别派到该州十二个镇市的居民家里（付给酬金），并且就在这些镇子里入学。
陈兰彬带了三十名学生及两名中国教习不久也到达；这两位中国教习将在哈特福德办事处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课程。
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达 美国，每批三十名；这样，到 １８７５ 年总数共达一百二十人。
留学章程把中文课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还要求青年们去听讲解历代满族皇帝圣谕的课，并且要定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礼。
中国旅行家李圭在 １８７６ 年 ９ 月访问了哈特福德市。
他在报告中说道，一百一十三名学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七名）分成小组，每组十二个人，每三个月里有两个星期在哈特福德度过，在中国教习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背诵、习字和作文。
①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地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
他们甚至在女监护教师（其中一位于 １８７５ 年和容闳结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陈兰彬显然是一个营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他在这一阶段还能较好地和容闳合作。
１８７３ 年下半年，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苦力贸易，然后返回北京得到擢升；１８７６ 年，他作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再次来到美国，以容闳为副使。
在陈兰彬的举荐之下，另一位翰林区谔良被任命为哈特福德办事局监督。
（区谔良似乎也是一个仕途坎坷的翰林，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工部 候补主事；驻美国的职务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迁）②区谔良带来一名新教习；由于刚刚来自北京这个排外党人正在兴起的地方，区谔良很快就对容闳允许学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评。
不过，到 １８７７ 年为止，他的苛责还不是那么严厉，当时他更感兴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学生的年度拨款，为此他和容闳联名吁请李鸿章。
至于李鸿章，他写信给这两位监督，要他们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 采矿和冶金专业，因为这两项被他认为是中国的急需。
１８７７ 年后半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学学习，因此在李鸿章的奏请之下，清帝批准了以后九年总数为 ２８９，８００ 两银子的补充拨款。
①由于不幸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牵连，赴美留学使团于 １８８１ 年被撤销（参看下一卷）。
第 13—14 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卷 17 第 19—21、23 页。
第二批三十个男孩（1873 年赴美）中，来自广东的还是二十四名。
广东人在第三批（1874 年）的三十人中占十七名，在第四批（1875 年）的三十人中占十九名。
徐润所列的名单说明，很多男孩的父亲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参看拉法尔格所著《中国首批百名学生》中所列表格。
① 关于中文课程的最初计划，参看 1872 年 3 月 1 日核准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奏折所附的清单，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85 第 15 页。
关于李圭报告的综述，见洪煨莲：《黄遵宪的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第 62 页。
② 关于区谔良的背景，见上引洪煨莲文第 61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 第 1 — 2 页；《奏稿》，卷 30 第 4 — 5 页。
与此同时，沈葆桢输送船政学堂毕业生去欧洲的计划也实现了。
丁日昌丁忧期满之后，１８７５ 年成为福州船政局总办。
他趁日意格返回欧洲之际，安排了五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两名学生后来作了李鸿章舰队的管带）随同赴欧。
②１８７７ 年 １ 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把船政学堂三十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以从海关关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二十万两作为经费。
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两个月之内就有三十余人启程，由李凤苞任赴欧学生监督；李凤苞是一位候补道台，在江南制造局受过训，并且受过日意格的训练。
③和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的规划在性质上更加实际；这次李鸿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中国舰长，以便驾驶从欧洲定购的近代兵舰。
尽管如此，李鸿章和沈葆桢还是对清帝说，他们要鼓励一些学生学习化学、采矿等专业。
④包括严复在内的六名福州学员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在志愿成为造船工程师的 学员中，有四名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有五名在土伦海军船厂学习。
但是还有五名福州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结业：这至少是从仅仅对海军的关注扩展到了更基本的问题上。
罗丰禄和严复一样，是船政学堂英文班初期才学出众的毕业生，他放弃航海学，改在伦敦英王学院攻读政治和化学。
在此期间，从 １８７７ 至 １８８０ 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
①在 １８８２、１８８６ 和 １８９７ 年，又有福州培训的学生相继赴欧，进行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学习。
显然，这些学生年龄比较成熟，出国期限也比较短暂，因而与在康涅狄格州留学使团学生的经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六十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了。
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
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广泛（参看下一卷）。
（朱玲玲、谢保成、谢绵绵 译）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 12 第 9 页。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5 第 33 页；卷 16 第 3、35—36 页；《奏稿》，卷 82 第 20—31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229—230 页。
④ 在被视为适合学生选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国际法，参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8第 21 页。
①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233—235 页。
《船政奏议汇编》，卷 18 第 21 页。
第十一章 １９００ 年以前的墓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
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
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
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全都有这种信念。
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
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
他们乐此不倦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
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
因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要求特别苛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公然反对祖先崇祀的人。
只有人数非常少的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 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
然而说来也奇怪，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传教士，正是那些极力主张必须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大整大改的人。
所以，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
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但不是全体中国人都这样。
而且也不是无限期地感到受这种威胁。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问题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对于旧制度的信念变得淡薄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许多人开始热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
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对于仍在力图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福音派传教士依然怀有敌意，不过不如以前那样富有战斗性。
但是，他们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
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
因此，传教事业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只用一种观点来理解它，就只能模糊它的真正性质。
实际上，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
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时因地而异，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条件的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传教事业本身性质的演变。
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传教事业性质的演变。
传教事业起源和早期历史在近代中国进行的传教事业只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
这种活动由许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
当然，基督教始终主张全人类的得救，因而它具有传布教义的动力。
但是，要使这种动力大规模地实现，必须具备某些历史前提。
传教活动需要经费资助，需要组织指导。
必须克服长途跋涉的技术障碍，正如必须克服妨碍传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一样。
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人必须对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够的关心，使他们愿意积极去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
罗马天主教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与它空前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它想要发现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强烈动机是分不开的。
在蒙古人统治时代，早期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此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地开始了，当时允许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１５５２—１６１０ 年）进入中国。
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传教士都加入利玛窦及其同事的事业，揭开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工作时代。
这个时期与后来在华传教活动的时期有几个主要方面大不相同。
首先，虽然国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了传教士之间相当大的不和，但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体现了教皇这个唯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的扩张。
（１７２７ 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但是它的成员好象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过任何福音传道工作）。
第二，十七和十八世纪大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 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探讨过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进行有成效的调和的可能性。
第三，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因此，传教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
１６９２ 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 １７２４ 年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
接着，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
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
许多外国牧师继续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
然而，前途决不是有希望的。
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
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
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１７８４ 至 １７８５ 年。
①迫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本加厉起来，因为王朝权威的削弱为秘密会社所造成的混乱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天主教的在华地位进① 关于这次迫害的两个权威性的论述，见威勒克：《1784—1785 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矢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载《崎玉大学纪要》，卷 7 附刊，第 47—98 页。
一步受到损害。
１７７３ 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 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
还有两个因素也对减少支持传教活动起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教权主义和继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二十多年精疲力尽的战争。
欧洲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下降。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１７０５ 年中国至多有三十万天主教徒。
一百年以后，即１８００ 年，总数可能约在二十和二十五万人之间；直到 １８３５ 年或 １８４０ 年，总数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这种绝对总数略微减少的情形也不能说明全部情况。
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几乎增加了一倍。
如果果真如此，这便意味着到 １８００ 年基督教徒与总人口的比率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人口继续增加，到 １８４０ 年时基督教徒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
其次，在缺乏本国或国外的坚强领导下，传教士们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献身精神很可能已经退化。
最后，由于传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养阶级的机会大大受到限制，他们对这些上层居民的影响便相应地减少了。
赖德烈在总述鸦片战争前夕罗马天主教声势下落的低潮时说：如果 １８３５ 年以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了。
①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
事实上，欧洲重建和平以后，对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兴趣又活跃起来。
传教事业复兴的标志是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活动，而且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促进天主教支持传教活动而于 １８２２ 年在法国建立的教廷传信部。
传教活动的兴趣一步步地抬头，到 １８４０ 年，欧洲再也没有妨碍天主教在华大力开展活动的重大障碍了。
新教天主教恢复传教兴趣的情况与十八世纪末以来新教徒中出现的传教热潮丝毫不能相比。
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
但是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
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从象循道宗那样的派别到救世军、主日学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组织。
它也直接促进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
１７９２ 年英国的浸礼会首先成立，不久，接着出现了这样一些团体，如伦敦（布道）会（１７９５ 年），中华圣公会（１７９９ 年），英国圣经公会（１８０４ 年）和美国海外布道会（１８１０年）。
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
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 １８０７ 年伦敦会的马礼逊（１７８２—１８３４ 年）之来华。
（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
）由于新教活动被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
到 １８４０ 年，传教士增加到二十人以上，代表六个不同的差会。
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马礼逊直到 １８１４ 年才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 196 页。
关于上文估计的统计数字，见同上书，第 129、182—183页。
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教会的雇员。
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
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
在米怜的帮助下，１８１９ 年马礼逊完成了新旧约的翻译，后来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
教 士们的印刷所还源源不断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１８１９ 年），此书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
有几名最早的传教士（其中有伦敦会的麦华陀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的卫三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印刷工，这一事实说明各该国国内差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书籍的工作。
从长远看，同属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是编写供外国人使用的关于中国生活和状况以及该地传教进展情况的资料。
这类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国丛报》，这是首批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裨治文（１８０１—１８６１ 年）１８３２ 年在广州创办的月刊。
１８３３ 年卫三畏（１８１２—１８８４ 年）与裨治文一起工作，在他们的共同编辑下，这个期刊直到 １８５１ 年底为止成了发表西方人士论中国的严谨学术著作的主要园地。
医学和教育是这个早期阶段新教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
第一个赴华的医生传教士伯驾（１８０４—１８８８ 年）于 １８３５ 年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在他的主持下，二十年间医治了五万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则徐，１８３９ 年给他配了一条疝气带）。
伯驾也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和宣扬基督教义而于 １８３８ 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博济医局的发起人之一。
①鸦片战争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尝试是 １８１８ 年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
它曾设在马六甲多年，那里有大量华侨，而且也比广州或澳门安全。
基督教课程是每天的必修课。
但是，英华书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双重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化。
马礼逊的愿望在他身后体现在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它是在华外侨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旨在促进英文教学，从而使中国人能取得西方的各种知 识。
①新教在华早期活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行将发生的情形的缩影和预习。
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不是这样。
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毕竟是中西接触的开创阶段，最早的传教士是开路先锋。
象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多的任务。
除此以外，传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得担任世俗职务，这样又使传教士的身分模糊不清，如果说没有完全丧失这种身分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马礼逊从 １８０９ 至 １８１５ 年担任过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１８１６ 年又随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时担任通译。
李太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为博物学家赴华，以后的十年又作为英国圣经公会的代表回国，１８４２ 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普鲁士传教士郭施拉（１８０３—１８５１ 年）在鸦片战争期间最初担任英国通译，随后又担任舟山地方行政长官；后来他接替马礼逊的儿子担任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
裨治文和伯驾在 １８４４年曾担任过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伯驾后来也完全放弃了传教士的身份，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 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 653 页。
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 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 646 页。
而到外交界任美国的代办。
他是一部综述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国总论》一书的作者，最后在耶鲁大学主持美国第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而终其余年。
这种不拘一格的工作状况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
只要中国还在有力地抗拒西方的渗透，所有外国人的最高目标便只有一个。
但是一旦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西交往都按照条约进行时，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不同兴趣便油然而兴。
开创阶段结束了。
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
条约与传教活动第一个条约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议定的条约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
但是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
英国获得香港和开放五个口岸（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给外国人居住，这便增加了进入清帝国的另外一些地点。
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建立教堂。
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
因为条约中有一款说明，如果外国人被发现已离开通商口岸，他们只须被带到最近的领事那里去就行。
虽然不是每一个条约都十分明确地包含这些新的特权，但最惠国条款使得给予某个国家的任何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他国。
法国对天主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危险处境表示关切，企图在它的条约里写入信教自由条款。
它的这一企图失败了。
但是法国的谈判者强使中国政府颁布了两个稍微放松现行禁令的敕令。
第一个发布于 １８４４ 年 １２ 月，宣布不迫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
第二个发布于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它向各省当局阐明了宽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让步，即康熙时代以来一些旧的教堂如果仍然继续存在而又没有挪作他用，应归还给基督教所有。
新的条约和敕令促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剩下的几年和五十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大为开展。
涌入中国的天主教牧师显著增加，仅仅耶稣会在１８４３ 和 １８５７ 年之间就新派了五十八名传教士赴华。
其他教团也恢复了活力。
虽然首先考虑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听其自生自灭的天主教团体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和开创了一些先例（最明显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团的来华）。
各种迫害继续妨碍天主教工作，特别是仇视外国人的咸丰帝即位（１８５０ 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烦 多得很。
教会的合法地位尽管仍然软弱，但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它已经较顺利地扭转了走下坡路趋势，内地的天主教教士比签定条约以前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其原因有几点。
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顾。
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 １８５８ 年是八十一人；仍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
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的无法克服的障碍。
个别新教传教士也偶尔到内地旅行去搞侦察活动，顺便有时散发圣经和小册子，甚至向相当大的人群布道。
一个特别容易受骗的传教士郭施拉想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通过一小队来自香港进行活动的中国信徒之手，使整个清帝国瞩目基督教。
但是，郭施拉的许多布道者们原是一些狡诈之徒，他们只是假装离开香港，却把经费拿去抽鸦片烟，把郭施拉所交的书籍卖给印刷商，但印刷商又立刻将它们卖回给郭施拉。
有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件使内地中国人认识到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就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震动和蹂躏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叛乱。
古怪的太平军思想体系受到了新教徒著作的强烈影响，两个最高叛乱领袖洪秀全和洪仁玕曾在广州亲聆新教教士的教诲。
虽然太平军最初曾在新教徒中间激发起莫大的兴奋，但是他们背离了新教公认的最低限度的精髓，很快便失尽人心。
①不论太平军运动有着怎样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它在宗教上的影响看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中比较持久的（虽然是不大引人注目的）见证是在著作方面。
１８５０ 年《新约全书》的所谓委员译本的翻译工作圆满完成，它代表了整个新教徒传教团体把《圣经》译成通俗中文的部分成就。
虽然某些人认为这委员译本不够准确，但是它的渊博和典雅是不容争辩的。
英国圣经公会所采用的这个译本到 １８５９ 年印行了十一版，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在使用。
这个时期新教徒中间另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是理雅各决定把整个儒家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绩。
①理雅各（１８１５—１８９７ 年）抵达香港（１８４３ 年）以后不久，便在四十年代在伦敦会的赞助下开始了这项工作。
《理雅各英译七经》第一册虽已出版一百多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
理雅各原先承担这副重任主要是想提高传教活动的功效，但这一点已经被人遗忘了。
法国的保护领地和第二个条约１８５８ 和 １８６０ 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法国在中华帝国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正利益，觉得必须创造一种精神的利益，以抵销英国对手的威望和影响。
这就是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承担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拥护者和保护人角色（以前由葡萄牙在中国任此角色）的主要 政治原因。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怎样大力去担任这一角色。
在四十年代末期它曾犹豫不决。
但是到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情绪与在华天主教士施加的压力相呼应，要求对法国政策进行更加有力的指导。
１８５６ 年 ２ 月 ２９日广西省判处法国传教士马赖死刑是公然违背条约的，使法国获得了参加１８５７—１８６０ 年军事远征的必要的法律口实。
当战争结束和分配胜利果实时，法国方面最明显的实际受益者是天主教传教势力。
这种利益是相当大的。
《中法天津条约》（１８５８ 年议定，１８６０ 年批准）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国各地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保障中国臣民有权进行基督教活动而不受到惩罚。
这项条约还正式废除了以前反对外国宗教的全部官方文件。
①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
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教异常忠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
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 2 第 50 页及其他诸页。
① 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 1960 年香港出版的《李雅各英译七经》，第 1 册。
１８６０ 年中法条约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国的诺言：把所有被没收的教会和慈善机关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
中文本则走得更远，这显然是由于法方一个通译的欺骗行为造成的。
①中文本保证全中国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惩处；以前没收天主教的教堂、学校、公墓、土地和建筑物的契据要交给法国驻北京的代表使之物归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在各省租赁或购买土地，并可随意在上面营造建筑物。
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础。
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
新旧两派传教士象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
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
基督教传教的机构、规模和经费（１８６０—１９００ 年）新条约为 １８６０ 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
就运动一词的意义是指一个共同方向和一个单独组织而言，此词选得并不恰当。
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由于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原因，大都各自为政，两者常常并不和睦相处。
此外，甚至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在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作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天主教徒表现的团结比新教徒强得多。
十七世纪设立了一个梵蒂冈的专门机构——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
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代牧领导，他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
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明我会（福建）、耶稣会（江苏、安徽及直隶的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方济各会（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
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
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
到 １８７０ 年，大约有了二百五十名欧洲神甫。
十五年后，又上升到四百八十八名（包括三十五名主教），而到 １９００ 年达到了八百八十六名。
这样巨大的事业（具体地表现在到 １９００ 年时在中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几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关），都是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的。
在新时代开始时，这种资助大部分来自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欧洲来源。
但是在 １８６０ 到 １９００年期间，中国教会开始越 来越少依靠欧洲的资助，不过，有些修会依靠的程度大一些。
新的条约允许教会拥有土地，到十九世纪末叶，在清帝国某些地区教会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通商口岸。
教会土地究竟有多少，教会究竟成了什么样的土地主，这是还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各自求取资金，也偶尔强调各自传教使命的不同方① 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
尽管中国官员以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 1865 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
面，但是都信仰和宣讲同样的教义，承认和实行同样的圣礼，遵守同样的戒律，服从同一个权威。
因此，即使各修会之间没有多少合作，但是整个天主教徒的努力无形中有某种一体化的特点。
至于新教徒在华的事业，就不能这样说了。
有一位天主教学者可能言过其实，他说：各个新教教派互相倾轧，意见老是彼此相左……①但是，说新教传教团体仅在名义上是一个团体，它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
它们各自为政，到 １９０５ 年时有六十三个单独的差会、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财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
各个教派的差会（浸礼会、卫斯里美以美会和长老会等）由国内各自的教友募捐来接济。
捐献也是维持非教派团体的主要基础。
大多数差会由国内董事会进行指导，后者除制定政策以外，还负责筹款、征募和考核新的候选人，等等。
总的情况就是如此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即有一个非教派的中华内地会，它的母会完全听命于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创始人和领袖戴德生。
和天主教徒不一样，新教徒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要深入中国内地，必须从零开始。
最初，进展是缓慢的。
但是自经戴德生的组织带了头，到 １８７７ 年新教徒能够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 １８９０ 年他们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可能湖南省是个例外。
十年 以后，新教布道站（有外国传教士的直接经管）的数目约五百个，而分站（由中国人照管）的总数达数千之多。
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内地开放四年以后，在中国有 １８９ 名新教传教士。
十年以后，即 １８７４ 年，有 ４３６ 名新教传教士。
到 １８８９ 年达此数的三倍，到 １９０５ 年则上升到 ３，４４５ 名。
所有新教教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英国新教传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阶级，少数人进过大学。
美国新教传教士大体上来自小城市和穷乡僻壤，男的通常是某个教派的高校毕业生。
在跨入本世纪时，新教传教士社会中多半数是妇女。
传教方法和结果（１８６０—１９００ 年）虽然人们通常都认为，十九世纪下半期，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传教士更加关心文化和风俗变化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但是要好好记住，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如此。
不论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
天主教徒天主教徒采用许多方法以求实现争取人们灵魂得救的任务。
有些耶稣会教士竭力仿效其卓越的先辈们，企图用学术和科学活动的方法来打破中国人的抵抗。
但是他们的最大成就象顾赛芬的字典和译著、徐家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专著《汉学杂刊》，却是更适合于使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而不是促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实现后一目的最有效方法是：由中国传道师直接布道；为吸鸦片者提供戒烟所；救济饥荒；有时为非基督徒的孩子们入学而兴办天主教学校；以及 １８６０ 年以后由天主教士设立大批孤儿院。
孤儿院一般由修女管理，设在内地各地和通商口岸。
这项最重要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宗教根据是出于这种信仰：如果婴儿在洗礼以后不久死去，就① 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第 58 页。
能保证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
如果一个孤 儿没有死去，当然他便在基督教氛围中由修女抚养长大。
据说孤儿院有时也接受贫苦父母亲的婴儿，稍微给一点钱作为交换。
在十九世纪末笼罩于中国许多地区的不安定的情况下，虽然这种机构有着明显的必要，但是它们广泛被中国人误会，成为民众排外情绪的主要焦点。
１８６０ 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
这就是对当地的政治和司法广泛进行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
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仗恃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成年的中国人对天主教表示感兴趣以后，要经过一个领受信仰精髓的持久的教诲过程；有时要经过几年才最后给他们施洗礼。
对于其父母为天主教徒的孩子们，传教士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
可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耶稣会士管理的江南（江苏和安徽）教皇代牧区，据报道 １８７８—１８７９ 年有 ３４５所男学校和 ６，２２２ 名男学生，２１３ 所女学校和 ２，７９１ 名女学生；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一万六千名。
虽然设立了培养本地牧师的神学院，设立了培养献身教会事业的中国传道师和妇女的神学校，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学校是小学水平。
讲课用中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旨则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
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到 １９００ 年，中国有七十余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牧师。
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包括戏剧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
这样一来，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
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 零售商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新教传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诲时，比他们的天主教对手更加直接地使用宣讲方式，也更加广泛地利用文字语言。
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传教士早就展开了活动。
但两者目的不同。
新教徒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组成许多需要外国传教士巡回监管的牧区。
同时，新教徒巡回传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广大地区传播福音（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在以后可能开展比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区的情报。
虽然有些传教团体如中华内地会和圣经公会继续强调巡回传教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新教徒的活动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性质。
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设有一座讲道堂或街道礼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或几所学校，几处由教士及其中国佣工占用的住宅，一个诊疗所，有时还有一座小医院。
这种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个核心单位，其周围也及时地出现较小的农村集会所组成的卫星地区，各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和一名由外国传教士严密监督的中国牧师。
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新教传教士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的时期继续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
他们也越来越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
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
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
但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部分传教士其实是在设想：他们是在帮助训练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 １９００ 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十万人，而 由不足三百名授予圣职的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
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例如婴儿洗礼在天主教徒看来非常重要，但大多数新教徒却不接受这一点。
有些人也认为，新教传教士对于领受圣餐者的要求倾向于严格，因此，新教徒中间好教徒的百分数比天主教徒多。
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
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不论教徒的质量如何，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皈依新教者有百分之三十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该国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反之，中国的有教养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
象日本基督教教育家新岛让（１８４３—１８９０ 年）或无教会运动创始人内村鉴三（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年）那种有才干的宗教领袖，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
①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关心不够。
有些传教士，例如李提摩太（１８４５—１９１９ 年）、丁韪良（１８２７—１９１６ 年）和尚贤堂创始人李佳白（１８５７—１９２７ 年）②，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宗教书籍。
然而，在向举子散发宗教书 籍时，传教士没有挨打受伤便是万幸；他们在上流社会活动时，最终能向中国名流显要宣示的思想，其内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言。
丁韪良的宗教的讲词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中国的影响。
①很多中国受教育者对基督教反应冷淡，其原因很复杂。
它首先必然与旧制度的性质有关，也和与传教活动互相影响的特殊方式有关。
① 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
据赖德烈说：到 1897 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 434 页。
② 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文集》，第 11 期（1957 年），第 43—52 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第 10 期（1956年），第 97—127 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第 11—41 页）；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事者和传教士杂志》，第 19 期（1888 年），第 358—364、397—402、465—472 页。
① 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
丁韪良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
日本的许多儒者因读了此书被感悟而接受基督教。
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 194 页；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第 62 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第一部分（1543—1858 年）第 114—115 页。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要。
它怎样适应（如果它要适应的话）和对谁适应，这是一些异常困难的问题，对它们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现了堪与匹敌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会上被疏远的分子占多大的优势（新的宗教为这些人提供了摆脱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来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可能是在中国促使人们广泛接受某种形式基督教的一种因素。
但是，太平军以失败告终，而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激发起来的正统派热情使得后来西方宗教要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就更加困难了。
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
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 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
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象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象是一种明显的威胁。
在各个社会阶级中间，消极的和积极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抵制的原因很多。
中国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往往表现得感情激动，他们有一种可理解的倾向，即把责任不是归因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或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态度的传统，而是归因于一个作者称之为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
①始终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这些学者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客观实际。
不过，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种心理视作爱国主义的愤慨情绪（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产物）。
因此，中国人敌视基督教的长期传统很容易被忽视、否认，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
②这是不幸的。
因为虽然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确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确信如此），但他们遇到的民众中许多人已有了易被激怒的先入之见，这一事实也是不可轻易加以忽视的。
反基督教思想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
那时这样的著作普遍得很。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气氛中，它们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
①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很久，中国已经有一套词汇用来称呼那些对思想上一致、道义上纯净和（或）政治上稳定构成威胁的教义和行动。
这套词汇最① 唐良理（音）：《叛乱中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第 57—78 页。
②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 年第 6 期。
王尔敏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65 年第 28 卷第 1 期第 184—185 页）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明确地否认这一点。
在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 年）》一文中对这一点也降低了调子。
中国许多非共产党作家都同意共产党历史学家胡绳的这一意见：中国人民没有‘排外’的偏见，如果他们表现了‘排外’的态度和行动，那正是资本主义对华实施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所造成结果。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 3 页。
① 下文几段均引自拙著《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0 第 2 期（1961 年 2 月），第 169—175 页。
此文也重载于杰西?G·卢茨编辑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教》。
关于中国反基督教传统的详细评论，见拙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 年）》，第 1 章。
常见的有异端，邪、左道，它们被理解为与正之概念针锋相对，这样就形成一个十分类似西方传统中的异端和正统之间的对立面。
中国的异端尽管生来就具有造反的潜在可能性，可是只要它还软弱无力，便还可以得到容忍。
但一旦它与任何可疑活动牵扯在一起，或者表现出有取得独立政权的迹象，它便要被国家无情地扑灭。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理学思想体系越来越分不开，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和实践越来越成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正统观念构成最大威胁的东西。
当十六世纪末西方恢复传教活动时，基督教由于来源于外国，它与儒家学说（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形式的儒家学说）大相径庭，它的某些教义的内容又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它还具有进行政治颠覆的可疑动机，所以它有资格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反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明方面最早的重要著作似乎是《破邪集》。
这部著作由浙江的一位文人编辑，它附有 １６４０ 年写的前言，辑录了明末约四十位佛教和儒家学者写的将近六十篇杂文、奏疏和其它短文。
书中的论点是各式各样的。
例如，有一个作者以推理和常识发问道：如果上帝象天主教徒所说确实是好心的和强有力的，那他怎么能让亚当和夏娃犯下一种遗传到后世的污秽的罪孽呢？即使一个软弱无力的人都能在某种程度内防止邪恶，全能的上帝为 什么不能连根铲除这种邪恶呢？《破邪集》中反对基督教的另一个论点是建立在怀疑论上，不是建立在推理本身上：［天主教徒］责骂佛教徒和道教徒，说……他们关于因果与轮回的教义含糊不清和无法证实。
但［天主教教义］所谓崇拜上帝的人保证可升入天国、否认上帝的人肯定会进入地狱，……这说法就能得到检验和证实吗？①把天主教与佛、道二教进行比较以贬抑天主教，这现象反复见于《破邪集》和明、清两代其他反基督教著作之中。
这两个朝代的正统知识分子仅仅根据教义的考虑，经常把佛、道贬为异端，或者至少把它们置于次于儒教的地位。
但是，每当要保卫整个中国文化时，佛、道两教的传统教义常常被置于正统观念的卵翼之下，试图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抵抗新的外来侵略者。
见之于《破邪集》的另一种论战形式也值得一提。
这就是反映于明律中的法律论点；它主张禁止夜间集会，反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动，并指出外国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义上的原因应视为异端。
其次一个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上的轩然大波是清初官吏杨光先（１５９７—１６６９ 年）的著作掀起的。
杨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强烈的仇外情绪，对著名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１５９１—１６６６ 年）在北京掌管的权力心存嫉忌：这一切便使他自封为西方宗教的反对者。
他对基督教和汤若望历法的抨击文章，于 １６６５ 年发表在《不得已》一书中。
此书论据是敏锐见解（如果说不是非常冷静的见解）的产物，它也表明杨光先曾用功至少熟悉过早期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基本内容。
但是他后来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十九世纪反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经常再版）的 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西方传教渗透的问题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觉。
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是与威胁的程度不相称的。
不过降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忧虑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① 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22 页。
的了。
杨光先死后约两百年内，《不得已》的内容的渊博和感情的强烈仍是无与匹敌的。
不过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中国的作者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仍极模糊，而在鸦片战争的余波里，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包括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６年），夏燮（１７９９—１８７５ 年）、徐继畬（１７９５—１８７３ 年）和梁廷楠（１７９６—１８６１ 年），在他们论述西方的著作中都有对外国宗教的批判性评述。
在确定基督教的异端性质时，任何私人著作不论它流行多么广泛，可能都不能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发生的许多著名事件的影响相比拟。
１７２４ 年雍正帝对基督教下禁令时便把它作为被禁止的教派而载入清代法典，而同一年颁布的《圣谕》有皇帝的详尽批注，结果基督教在许多人心目中便与最恐怖的秘密会社之一的白莲教联系起来了。
雍正以后的一百多年，当某些基督教教义对太平军运动的思想发生深刻影响时，基督教的危险性质似乎终于成为定论。
①虽然禁止基督教的条款已从 １８７０ 年版的大清律中删去，虽然大多数教士也竭力断绝和太平军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朝夕之间根除在数十百年中养成的心理联想。
因此，甚至在它合法化以后，基督教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异端，即具有此类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颠覆的全部特征的异端。
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
因为如上所述，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
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在全国范围内，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全体居民的比率，直至 １９００ 年可能还不到十万分之一。
即使考虑到中国基督教徒也高度集中的某些城市中心的这种比率高得多，但显然也不能主要根据数量来理解 １８６０ 年以后基督教事业的危险性。
质的因素，例如传教士的远见卓识和外部政治上的支持比量的因素重要得多。
象一个机体对于外界物体（甚至是显微镜才能见到的物体）的侵入的反应一样，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和各方面力量只有脆弱的平衡，它能轻易地被仅仅少数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所打乱。
传教士和绅士至迟到十九世纪末，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晚得多，大多数中国社会中的上流社会是绅士集团。
①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张。
他们从孩提时起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
因此当儒教受到攻击时，绅士阶级遭受的损失最大。
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充当这种进攻的先锋。
卜鲁斯爵士也许夸大其① 关于把基督教与反抗朝廷的秘密会社（以及与太平军）广泛地混为一谈的新证据，见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清华学报》（台北），卷 6 第 1 — 2 期（1967 年 12 月），第 55—60 页。
① 下文关于传教士对绅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威胁的论述，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77—86 页；又：《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载《中国社会杂志》，第 2 期（1962年），第 4 — 9 页。
词地说，传教士系统地歪曲了中国的道德状况。
② 不管是否进行过系统的歪曲，他们对中国道德状况——尤其对某传教士称之为儒教的梦魇——的攻击，则是无情的和不妥协的。
这种攻击也是很放肆的。
虽然还没有人对传教士的中文宗教著作进行内容丰富的分析，但是迄今暴露出来的一些例子（特别是新教徒的小册子）却表明它们恰恰没有适应中国人的感情。
（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传教士散发的攻击祖先崇拜的小册子，书名叫《辨孝论》）。
看来，新教传教士公开布道的特点是比较粗鲁的。
艾约瑟（伦敦会；１８２３—１９０５ 年）向我们描写了 １８５１ 年春季他的一次旅游：我带着一名传教士会友到龙华。
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而有大群大群人们汇集在那里。
我们尽可能明白地发表演说，劝人们不要搞偶象崇拜；这一席话使法师们非常愤怒……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
嘈杂声……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讲道。
因此我们退回到郊区一座古庙……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其中有一些杂耍艺人；他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倾听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①因为孔子被认为是使中国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大敌，传教士自然要把他们的挫折、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倾泄到孔子影响最直接的体现者绅士阶级身上。
有一个传教士写道：在中国文人主要从儒家学到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②十九世纪在 中国没有几个传教士认为这种评述是太过分了。
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来看，人们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
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质利益的驱使的，传教士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人陷入了世俗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
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迷信，中国人则对传教士最钟爱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态度。
每一方对另一方都感到莫测高深。
每一方认为另一方属于低级文明。
实际上很难设想不发生更激烈的思想交锋。
传教士除了向绅士是否有资格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一问题提出挑战以外，他们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还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了直接威胁。
构成威胁的方法多得不可胜数，这里仅举其数端。
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士，经常打扮成儒家文人学者。
除绅士以外，在地方上只有他们才被准许和官方平等来往（根据条约）。
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从事救灾，这些社会义务按习俗本来是由绅士担任的（如果他们要担任的话）。
他们在内地享有治外法权，使他们甚至比绅士阶级更不受治于中国法律。
具体侵犯绅士传统特权的最重要一点也许是这一简单事实：传教士也在为人师表。
他受过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读能写，因为这些本事如果说不是绅士所专有，无疑也是绅士阶级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
传教士也开办学校，从② 1864 年 1 月 12 日的一封信，转载在《清史问题》（1967 年 4 月第 1 卷第 5 期第 14 页）；这信来源于苏格兰布鲁姆霍尔的额尔金-卜鲁斯档案室。
① 1851 年 5 月 2 日的一封信，载《传教士杂志和大事记》，第 15 期第 205—206 页。
② 湛约翰语，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80 页。
而在真理问题上唱对台戏。
他在公开场合宣讲这些真理。
特别是新教徒，还撰写和散发大量著作。
一位新传教士领袖恰当地概述了这件事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所起的影响，他说：这不能不触怒他们。
布道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
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 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发展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更高。
①传教士和老百姓虽然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的敌意（哪怕对其起因不甚了了）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传教士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心地却象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杨笃信在谈到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为大多数人进行过辩护：总的来说，这些人温和、勤劳、不怀恶意。
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国人的，除非他们的上司挑起敌意和仇恨。
要说他们是喜欢我们，或者愿意和我们交往，未免有些过份；但要说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这也离谱甚远。
②这样乐观地描述中国群众，在心理上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传教士决不能接受老百姓会自动厌弃他们的说法。
但是这种描述不见得符合事实。
虽然大多数皈依者确是来自老百姓，但是压倒多数的老百姓确实也不愿意和外来宗教发生任何关系。
此外，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老百姓公然敌视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行动在全中国均有案可查，而这种敌对行为不全是他们的上司挑拨的结果。
老百姓害怕和敌视外国人的原因不一而足。
有时其起因不过是一时一地之事。
例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湘赣地区许多人把天主教和太平军的基督教等同起来，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暗地里勾结叛乱分子。
虽然在经历过和叛乱分子长期与剧烈斗争的湖南、江西等地容易产生这种畏惧心理，但是在清帝国其他地区， 这种畏惧心理却远没有那么明显。
民众厌恶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另一些原因则更为普遍。
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一类是由文化、种族和迷信等恐惧引起的变态心理状态（这也可以大致归之为排外情绪）。
前一类原因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体现在天津与北京条约中新的法律安排引起的。
后一类原因虽然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变本加厉，但主要是非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且在条约时代以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起着作用。
①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 １８６０ 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行为。
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
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
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① 杨笃信（格非），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85 页。
② 引自汤普森：《杨笃信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第 256 页。
① 关于集中在 1860 到 1874 年的民众敌对行动的因由，最详尽的叙述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 130—194 页。
至鼓励这种行为。
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作出偏袒基督徒而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
传教士有力地插手于中国教徒的诉讼案件，除助长社会的不和以外，也是造成败诉一方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
另外一些经济上的不满更普遍地存在于居民中间。
在反基督教徒暴乱以后，非基督徒平民常常必须支付传教士强行勒索的赔款。
②一旦基督教 徒由于宗教原因不再为敬神的节日和仪式捐款，非教徒平民还必须分担更多的费用。
这种愤懑情绪司空见惯，而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来说，增摊的费用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籍的天主教商人掌握地方经济重要命脉的地方，不时暴露出潜在的更加爆炸性的经济不满。
当这样的地区（例如 １８８６ 年夏季的重庆）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时，当地居民几乎必然把他们遭受苦难的愤怒锋芒指向天主教徒众。
民众反基督教情绪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常常由于各种更愚昧、更荒谬的力量而变得火上加油。
这类力量之一就是当时传教士所说的迷信。
例如普通中国人认为，为了保障或恢复地方上的幸福，不许冒犯神灵。
因此，每当传教士设立新的建筑物，在高度、地势或方位上都故意无视当地风水时，或者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雨典礼时，非教徒居民便深为不安。
基督徒奇异的风俗习惯是使中国民众疑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新教传教士之应用现代医术（天主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不如此之甚），还有某些天主教的教规，例如忏悔、临终涂油的圣礼以及为临死婴儿施洗的仪式，在中国文化中便没有相应的东西；而基督教之反对祖先崇拜，则是公然向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挑战。
这样，基督教必然会被误解，人们也必然会把最凶恶的动机算到传教的帐上。
最后，民众的敌对行动还有一种更荒谬的原因，即愚昧而强烈的种族偏见。
我认为，只要细心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
（驻台湾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不同寻常地与自己教会里的一个中国女士结婚时，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强烈非议。
）不过这种偏见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厉害。
因为，西洋人的古怪行为和相貌使得他们在中国人中间很显眼，同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与西洋人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个人来往。
他们把西洋人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
因此就可能相信他们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疑行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为他们人人有份。
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坏）时，他们便不可救药。
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
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四川居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酉阳地区居民向范若瑟先生缴纳大宗款项，……向居民征收的这笔款子由这位主教分配给基督教徒。
见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315 页注 3。
六十年代这类其他例子，又见此书第 217—221 页。
遍。
从 １８６０ 至 １９００ 年这四十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冀东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二百多起较轻的迫害事件所打乱。
）其次，除这类事件以外，有时候清帝国一些主要地区充斥着煽动性的反基督教小册子、标语①和传单，这在某些情况下看来是对传教士挑起的文字论战的反应。
清末反基督教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典型的形式为檄文、标语和小册子，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嫌恶的气氛。
据推测这类作品可能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它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来指控，例如说牧师们为了神秘的炼丹术目的而残害怀孕的妇女或挖掉濒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珠；利用密室忏悔之机来强奸中国妇女；外国人（连类而及还有被认为是着了魔的中国教徒）被他们的妻子戴上绿帽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兄弟鸡奸，与他们的母亲和姊妹发生乱伦关系。
这种不可思议而用心罗织的说法和没完没了的重复，颇能使人信以为 真，于是绘声绘影的反基督教民间传说便甚嚣尘上。
这类抨击文小册子中有一本名叫《辟邪纪实》，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流行得特别广泛。
至少有三个省的中国官员禁止过这本小册子，下述摘录生动地说明了它的煽动性质：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基督教徒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
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
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每年春夏之交，男孩子们弄到妇女的月经排泄物抹在脸上，去教堂做礼拜。
他们把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先把脸洗干净，以此为礼拜上帝最虔诚的仪式之一。
父子、兄弟的行为互相放荡不羁，他们把这叫做‘生命力的结合’。
而且他们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父子兄弟将会互相疏远。
所有这类事情是不胜枚举的。
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
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么？①第二类反基督教作品非常简单，通常为匿名揭贴形式，是把前一类作品中的内容用到具体情况中去，并且能做到非常有力地煽动群众起来行动。
有些这类作品指名道姓地提到传教士的名字；另一些则指出具体的地点。
许多作品还指导怎样进行一些破坏活动。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散发这些揭贴都是利用特殊时机进行的，最常见者是利用举子赶考的机会散发。
反基督教的作品或者张贴在通衢闹市，或者大量翻印散发。
（据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最为声名狼藉的反基督教评击文《鬼教该死》印行了八十万册，免费散发。
）它们对群众产生影响的方式有两种性质。
一方面，它通过探究想入非非的两性行为和种 族恐惧，对外国人的各种活动散布爆炸性的疑云。
另一方面，它们对非教徒平民在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直接的亲身经历中所积累起来的怀疑、恐惧和愤怒火上加油。
因此，这些力量是相互影响的，只要稍有火星便会导致暴力行动。
暴力行动不能用量表示。
公开暴乱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表现。
在探讨十九① 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转载了一些这种东西。
关于这方面的俄文著作，见加拉宁：《十九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载《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第 4 册（1960 年）第 403—426 页。
① 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 51 页。
（由于未见到中文原书，姑直译于此。
——译者）世纪最后几十年反基督教的骚乱时，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这些骚乱常常是绅士阶级人士直接或间接部署和煽动的。
但是不大能证实外国人经常所持的说法：它们是为了在中国根除基督教而严密组织起来的地方性或全国性阴谋的一部分。
骚乱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一，从日常向基督徒家庭的房屋仍石头或骚扰一群过路的传教士，到损毁贵重财产和杀伤人命等等都有。
除天津教案（１８７０ 年）和义和团起义（１８９９—１９００ 年）这样的大灾难以外，持平而论也许可以说，在清朝末年，暴乱本身并不象由之产生的、不可克服的政治问题那样重要。
传教士和中国政权的削弱虽然严格遵守新条约是 １８６０ 年以后中国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只有各省和地方当局的真诚合作才能使之实现。
①不幸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对于传教士的活动，这种合作经常远远不是真心诚意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官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呢？最简明和最直接的回答是，所有官员在广义上都是绅士阶级的成员。
从他们具有这个阶级的文化和思想信念的角度来说，他们自然要拚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从官吏必须对皇帝认真负责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应当期待他们会尽量克服个人的恶感而极认真地履行条约。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可笑。
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倾向于既 鼓励官员们反对基督教的本性，又阻止他们认真履行对帝国的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绅士阶级与传教事业的对立。
在既靠说服、又靠强力来进行统治而人员严重不足的官僚体制中，一个官员又总是任职于异乡，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当地绅士阶级的积极合作。
如果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执行条约中有关传教士活动的条款，公然无视绅士的情绪，他就要冒着与这个阶级疏远和毁掉自己宦途的风险。
另一个因素是传教士利用他享有特权的合法地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官员的威望及权威的挑战。
有时，这种挑战是条约上关于传教士权利的规定的直接结果，例如每当传教士受到损害或他的财产遭到破坏时，他从中国政府得到赔偿。
但也有时是，传教士滥用他们从条约上得到的权利或者起码是轻率地行使这种权利，以便在地方上抖抖威风。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者都经常用强力为自己索取赔偿。
天主教士常常为所受损失而要求过多的赔偿。
（在１８６３ 和 １８６９ 年间，他们仅在四川一省就得到二十六万两银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天主教徒充分利用条约中关于归还前被没收教堂财产的条款；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则走得更远，甚至额外要求偿还以前一百年期间征收的房租和地租。
在这方面也还有其他事例，例如天主教士还照例索取用公款建筑起来而在中国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建筑物（例如文庙和庙宇），作为在反教骚乱中所受损失的赔偿。
有时传教士甚至更加直接地侵犯官方权力。
他们经常催迫本国公使馆设法调走抱有敌意的地方官。
天主教徒不得体的通讯格式偶尔也引起中国政府的怒火。
最后，在中国官员看来传教士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非法行为，如上所述，是为了偏袒中国教徒或为了争取更多人入教而特别喜欢干涉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