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 １９３０ 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 １８３６ 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１８７４ 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１８４４—１８６１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 １９３７ 年，从故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要》中的目录）。
１９３６ 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 ４，４８５ 卷），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
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象《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
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１９５３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 １９５０ 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１９５４ 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不衰。
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１８３６ 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来 １８５７ 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 ９８０ 页，仍为两卷本。
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两卷本，１８４８ 年初版，１２０４ 页；１８８３ 年修订版，１６１１ 页）一书已超过了德庇时的著作。
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此书直接反映了 １８３３ 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
这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畏，从 １８３２ 年办到 １８５１ 年）。
１８４５ 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１８５０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
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 １８７４ 年得文学士学位，１９２４ 年得文学博士学位）。
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１ 卷于 １９１０ 年出版，是蓝皮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
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 １８３４—１８６０ 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正性。
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
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１８５８—１８６１ 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
当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
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
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
两次鸦片战争使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
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两部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作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
已故的张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
Ｊ．Ｙ．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 １８６０ 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 １８６０ 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１８４１—１９６２ 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
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
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 １８６０ 年以后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１７９６—１８５０年）的重要著作。
《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