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一书作为起点。
至少对同治时期（１８６２—１８７４ 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清历朝实录》，而且还钻研了许多呈给皇帝的奏折汇编，更不用说许许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
但是清代文献性质是如此芜杂，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致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资料。
此书较为重要的遗漏是现已发表的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机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遗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员的批牍部分，包括象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对地方官（府县官员和地方统领）的呈文的批答。
根据留存的江苏巡抚 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年文件中内容广泛的批牍，奥斯科在 １９７５ 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兴时期的江苏》这篇优秀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此文研究了芮玛丽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即衙门胥吏的行为方式末起变化，他们仍在收税和处理诉讼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从《同治中兴》发表以来，北京史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文献汇集，其中有些文件选自未转移到台北的故宫档案和军机处档案。
（虽然清代历朝的大部分极珍贵的文献现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时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系统出版它所保管的总理衙门档案。
许多官员和学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湾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许多地方志也在台湾印 行。
虽然芮玛丽未见过的资料中只有一部分现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论和提出对这一时期的新观点。
迈克尔在他给斯佩克脱的《李鸿章和淮军》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论证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政权一旦建立，就得继续下去。
但是芮玛丽在评论斯佩克脱的这本书时（载《亚洲研究杂志》１９６６ 年 ２ 月号）指出：斯佩克脱先生本人好象在书中半途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书中第 １７１页上声称，地方利益和帝国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李鸿章身上（更不要说曾国藩）也许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他行使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
此后的论著有李国祁（论刘坤一在江西）、阿谢德（论 １８７５ 年之后的几任四川总督）和贝斯（论 １８８４—１８８９ 年期间张之洞在广东）等人的文章，已经证实了芮玛丽有关中央继续拥有大权的论点。
晚清督抚们的所作所为与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样。
皇帝在十九世纪后期任免官吏的权力，象鸦片战争前的年代一样，事实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魏秀梅的统计学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１９７３ 年）表明，整个光绪年间 ９８．６％的巡抚和 ８２．４％的总督在一省供职均不超过六年。
论述督抚以下人事政策问题的专著有两部，它们都强调同治时期官员们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这就是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
弗尔索姆使用幕府一词来概括全部朝廷许可的和半正式的办事处局（象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营），从而把幕府这个特定的词变成了一个隐喻。
但是象斯佩克脱一样，弗尔索姆也指出象曾国藩等高级官员和被他们引进半正式的政府处局的那些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义。
但波特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有这种儒家式的关系，但湘军及其许多所属单位很重视专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在曾国藩这位钦命统帅的推动下，内 战的危机迫使清廷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这个行动足以促使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发展起来。
这两部书使我们目前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认识大为增加，尽管象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物的经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评价。
芮玛丽关于清代中兴的论点遇到了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敌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的最强烈的挑战。
库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仅阐明了规模甚小的地方防卫力量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 １８６４ 年后地方名流在县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强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
这个重要假设必然会促进学者去探讨光绪时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国新型军队在面临动乱时的部署和官员们试图恢复团练的经验，例如在 １８９１ 年长江流域普遍发生反基督教骚乱时期的这类情况就应该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
此外，他对甚至战后恢复时期实行的儒家经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怀疑。
他从一篇研究农村佃户困境的优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论据，此书是陶煦在 １８７６ 和 １８８４ 年间写成的；陶煦是江苏的一个文人，他批评冯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减租，虽然后者 １８６３ 年在江苏东部为减赋作了很大努力。
（《租核》一书首次发表于 １８９５ 年，１９２７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铃木智夫复印而成为他 １９６７ 年的一篇文章的附录）。
这份有价值的史料连同村松祐次所编的论述江南地主租栈业的一本论文集（１９７０ 年）一起，现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时期学者们的注意，也应引起研究儒家经世之道的所有学者的注意。
因为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要么以某种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这个论点：佃户的人数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勉强能自给的农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数更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即使 绅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实际上也是虚伪而贪婪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众多老百姓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