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和发展太平军叛乱（１８５１—１８６４ 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
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
叛乱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
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帝国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衰败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历次王朝危机共有的问题。
而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则是清代特有的问题。
从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国内民族间的相互冲突中已可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
此外，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催化剂，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教。
统治阶层应付这种冲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环境。
社会背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
从 １７９５至 １８０９ 年，南方和东南沿海一直饱受海盗之患，有些海盗是安南（越南）的没落君主们纠集的。
在广西， 那些海盗与三合会建立了陆上联系（见第三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复杂形势。
此后不久，当毒品买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始兴盛时，中国南方的社会下层又竞相从事更有利可图的鸦片销售业。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邻省广东出现了新的社会失调。
由于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了道，因此数以千计的人丧失了生计。
被雇来跟英国作战的乡勇突然被遣散，许多人只得落草为寇。
最后，一帮帮冥顽不驯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势力而由沿海地区流窜到内地。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这几种来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许多人，在三合会领导下设法西进至广西。
他们在广西的河网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为艇匪将一种新的暴力成分带到了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
第三章已经论述，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有爆炸性。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
这种新形势首先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湘桂交界地区初现端倪。
１８３６ 年湖南南部的新宁、武岗地区由于爆发了蓝正樽（瑶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迁来的白莲教信徒的首领）领导的叛乱而陷于骚乱。
蓝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镇压，但他这教派幸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位瑶族领袖雷再浩领导下又东山再起。
雷再浩的集团更庞杂，除蓝的老帮伙外，还包括三合会的骨干（铁板），此外又越过广西边界与汉人三合会建立了联系。
雷再浩的反叛发生在 １８４７ 年，从而表明三合会对少数民族的渗透是相当成功的。
①① 《新宁县志》1893 年版，卷 16 第 6 — 9 页。
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 7雷再浩的起事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绅耆领导的民团的残酷镇压。
然而边界地区的叛乱之火还在燃烧。
１８４９ 年发生的饥荒使 暴力行为再度爆发，而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会信徒、一个名叫李源发的人领导的。
李源发本人似乎是汉人，但他没有忘记运动最初是在穷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地区起事的。
在对新宁进行了徒劳无功的围攻后，他和同伙开始了一场穿过湘、黔、桂所辖十三个县的远征，试图发动穷苦的汉人和土著居民。
新宁叛乱这出悲剧以李源发的最后受挫告终。
但少数民族集团中教派活动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现，这次采取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传统被传到了外来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语言独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派。
长年不断的盗匪活动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间愈演愈烈的仇杀，结果使广西社会在四十年代后期很快趋向军事化。
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村到处出现。
除流动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会分会（堂）也自行武装起来搞小抢小掠和进行自卫。
乡绅们确信他们不能指望从贪污无能的官方得到援助，于是便建立了地方防御联合组织（团），由它们来领导村社事务和动员民团。
某些被称为团的民团本身与非法之徒毫无区别，一样趁机走私和拦路行劫。
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团是难兄难弟的组织形式，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对客家人来说，所有这些对手都是敌对分子。
由于植根于客家人中的一个新的教派——拜上帝会——的活动，这种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因为这个教派激烈反对偶像，这在某些嗅觉敏锐的乡绅看来，它显然离经叛道，很危险。
广西农村的分裂就发生在那些越来越束手无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们竟力图采取不介入态度，规避风险。
由于深信绅团与拜上帝会之间的敌对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种族仇杀，所以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械斗。
有关盗匪的活动被报了案，但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在盗匪远走高飞以后很安全的时候才去进行调查。
１８５０ 年，被激怒的广西乡绅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争取到了官方对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努力的有限支持。
这样一来，广西的广大农村地区便听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 了。
无论是征集赋税还是维持秩序，地方衙门对这两项主要任务都无法有效地执行。
以强凌弱，肆无忌惮，太平天国叛乱就是从这个乱世中出现的。
洪秀全的梦幻和金田起义有清一代这一最大的叛乱，虽然久已孕育于时代的社会危机之中，却是由它的创始人早期经历中的一些离奇而偶然的事件发动起来的。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 年）出生于广州北面约三十公里的花县，是一个小自耕农的儿子，他的客家人祖辈是十八世纪从广东东部移居这里的。
洪秀全勤奋好学，胸有大志，１８２７ 年第一次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科举考试，时年十四岁。
但象大多数同考的士子一样，他也没有取得生员身份。
１８３６ 年，再次应试时又名落孙山。
就在第二次在广州应试时，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可能是美国人史第芬）在传布福音，还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书，题名为《劝世良言》。
这部著作不仅对他的未来，而且对他的国家的未来，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小册子的作者梁阿发（１７８９—１８５５ 年）是广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第 41—45 页）与徐珂的《清稗类钞》（卷 66 第 10—11 页）关于 1832 年湘南瑶人叛乱的记述，但这两条记载互有出入。
热情，他在当印刷所的雕刻工时结识过广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
１８１５年梁阿发随马礼逊的同事米怜赴马六甲，米怜后来就在那里创办了英华书院。
在马六甲期间，梁阿发在宗教上的那种永不宁静的冲动一度使他转信佛教，在一位云南和尚的指点下研究佛理。
但由于米怜的再三劝诱，他逐渐改信了原教旨主义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后当上了传教士和布道师。
他的《劝世良言》发表于 １８３２ 年，同时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
①就我们所知，梁阿发的这本小册子是洪秀全宗教梦幻的唯一文字根源，而且很可能是他在 １８４７ 年得到圣经译本以前的唯一来源。
因而它的内容对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特别重要。
这部著作在撰述上很没有条理，大段大段引文取自马礼逊和米怜的圣经译本（用的是晦涩费解的古文），中间又插入梁阿发用白话文写的许多注释性说教。
由于不怎么注意先知传说和福音故事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结构，因此这本圣经题材的介绍杂乱无章。
材料主要取自使徒书，其次有旧约的先知书、《创世纪》和四福音书。
把天父耶和华的性格描写得很突出，但耶稣的性格却大大地被轻视了。
这部著作用刻板的原教旨主义词句精心地勾画了诸如上帝的全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堕落，以及在灵魂得救或罚入地狱之间进行可怖的选择等等教义。
在福音的外观下，梁阿发的《劝世良言》含有许多严肃的政治寓意。
首先它一再暗示，由于长期的道德衰退过程，整个中国社会正濒临灾难的边缘，对一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它明确无误地示意，王朝的兴衰周期正处于最低点。
其次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著作多次把天国和尘世王国加以混淆。
例如圣经上的天国一词被说成既是有福者的死后归宿，又是信徒在世上的聚会处。
在这整部书中，圣经题材前后错乱，使人感到救世主的降临与其说仅仅是过去某个时刻发生过的一次历史事件，倒不如说是一种可能多次出现的、上天启示的人间危机。
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影响虽然是突然的震动，但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作用。
他在得到这本书以后显然只匆匆一瞥就放到了一边。
一年后（１８３７ 年）他在广州第三次考试时所遭到的失败使他精疲力尽，颓丧至极。
当轿子把他从广州抬到家里后，他向双亲倾诉了负疚之感和自愧无用的心情。
而后就一连多日神志昏迷，卧床不起：他梦见自己升入天国，在那里脱胎换骨，得到了净化和再生。
一位年高德劭、蓄着金色胡须的人交给他几面王旗 和一柄剑，要他起誓铲除一切恶魔，以便使世界重新回到纯粹的教义上来。
洪秀全陶醉在至高无上的正义和所向无敌的力量的幻想之中，怒不可遏地冥游了宇宙，按照指示降妖斩魔。
陪他在梦中搜索的有时是一位中年人，他认为那是他的兄长。
当幻觉最后消失后，他似乎又恢复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在性格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能完完全全记得自己的梦境。
软弱无能和自愧无用之感经过他的幻觉明显地变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和圣洁无暇。
因而人们普遍担心他还没有从迷妄中完全苏醒过来。
这一强烈的内心感受演化成对外界首尾连贯的见解，其过程是很缓慢的。
洪秀全在他发病以后的六年里继续在他习惯了的幻境中活动，虽然已经明显地摆脱了早先折磨过他、使他瘫痪的内在紧张感。
诚然，我们发现他在① 关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见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 1—22 页。
关于梁阿发，见 1965 年台湾复制版《邓世良言》的功嗣禹的导言，第 1—24 页。
我的分析即以此版为据。
１８４３ 年又参加了广州考试。
可是这一次科场失败，只使他痛恨那个欺骗了他的制度而未使他自怨自艾。
当时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返回乡里，很显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去应试了。
①新近发生的鸦片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洪秀全的政治倾向，这尚不能确切言之。
如果说中英冲突对他没有影响，那才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的广东民怨沸腾，对清廷的轻蔑之情随处可见。
只在洪秀全故乡的县境之外，就蓬勃兴起过抗英的民兵运动（见第周章），它的领袖们蔑视满人在外夷面前的软弱无力。
不过对洪秀全的看法更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他本人想参加第四次应试之后不久重新发现了他发病前一直束之高阁的梁阿发的那本小册子。
代替那些象征性幻觉的是梁阿发书中所提供的一整套世 界观和救世的使命。
洪秀全现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寻常：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上帝对他本人的直接召唤。
他现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领悟自己的梦幻：年高德劭、蓄着金黄色胡须的人是天父耶和华；中年人是耶稣；他本人是上帝的次子而被授以神圣的使命，务使世界重新尊崇上帝。
可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劝世良言》的政治寓意对洪秀全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其实洪秀全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便清楚表明，他已经认定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这是只有通过灵魂的革命而非任何世俗制度的力量才会发生的事件。
此外，洪秀全显然还认为，调和基督教与儒家传统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的办法。
他在四十年代中期撰述的一些小册子里阐发的基督徒品性，差不多全是崇拜上帝，不事偶像崇拜，生活严谨等内容。
他谴责淫佚放荡、忤逆不孝、杀人赌博等恶行，所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儒家伦理主义所攻击的目标。
他在一篇长诗里用诚来称颂品行端正；诚是一个儒家词语，有正统、正直等含义。
虽然上述作品都带有某种基督教启示录的色调，但与儒家传统的空想主义还是相当契合的。
和梁阿发不一样，洪秀全在求取功名时受过标准的文字训练；同时他还没有从把自己看成是高度正统文明的承受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框框中完全超脱出来。
一直到洪秀全的启示在遭到敌视的广西客家村社中确实地被实践之后，他才给他的幻想赋以政治意义，并且增添了《劝世良言》中的反叛色彩。
①洪秀全现在已成了一名狂热的信徒，他的异端言行不久使他丢掉了塾师饭碗。
他这时西行前往广西山村作布道旅行，有已改 宗基督教的同窗学友和远亲冯云山结伴而行。
１８４４ 年年中，洪秀全和冯云山到达广西南部的贵县地区，卜居在客家的亲戚家中；他们在这里想方设法传播新信仰。
那年九月，洪秀全决定回故乡去，以便不再给他的主人们添麻烦。
冯云山陪他一起走，但命运却把他引到了相邻的桂平县，在紫荆山附近的客家人中间定居下来。
他在那里一住几年，到 １８５０ 年时，山区的许多客家村社都皈依了基督教。
冯云山的非凡组织才干在村社严重不和的广西那些山区地方，找到了用武之地。
那里的社会是高度军事化的：部分原因是那个地区民族复杂（那里① 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简又文的下述论断（简著《太平天国全史》第 41 页）：洪秀全此时已决心要消灭清政权。
据认为洪在归途中所写的一首诗虽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负，但这诗的时期不能确定。
① 此处提及的作品见《太平诏书》（1852 年发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认为是 1844—1846 年所写的材料），载于向达等人编的《太平天国》第 1 册第 87—98 页；英译文载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有许多地道的土著集团）；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腐败；部分原因也是客家人从广东东部迁来时就带来的村社之间械斗的传统。
民团成为村寨生活的必要部分和正常现象。
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中，客家人有几种不利的情况。
他们缺少本地财主们拥有的共同的家族结构，因为武装力量要靠它才能稳定地维持下去。
另外，他们还可能因分散居住（无核心可集结）而遭殃，这决定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他们都定居在边沿地带的分散的小块土地上。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世代械斗期间，那些贫究而无力防御的客家村社往往被迫离乡背井。
虽然居住方式和财产都对他们的敌人有利，但共同的语言使各阶级的客家人在面临危机时得以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和方言使散居和无防御的客家人能够应付四十年代后期的挑战，这时村社间的紧张关系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①冯云山将他的信徒编入一个由各地方集会会堂组成的多村联 结体系中，这些会堂一起构成了总部设在紫荆山、分会遍布许多县的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是针对拥有共同家族和设防村落的本地人的严密编制而创建的。
它在某些方面与具有地方分会网的传统秘密会社颇为相似。
拜上帝会的某些组织方式确实很象三合会的组织方式。
但它的成员却几乎不可能象三合会那样适应当地的社会。
拜上帝会成员信奉的外来教义和它的刻板的二元论（在灵魂得救和罚入地狱之间作出抉择），都反映了他们自己在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不见容的地位。
洪秀全原来并不准备接受的梁阿发小册子中所阐发的那些富有启示性的政治含义，此时因信念有机地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便被提到了首位。
洪秀全自己这时回到了广东，正潜心于研究和写作。
１８４７ 年他到广州去求教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在后者的帮助下他对圣经作了几个月的研究，可能用的是麦都思和郭施拉译述的新版本（比梁阿发用过的那个马礼逊和米怜的老译本要清楚一些）。
洪秀全由于生计依然无着，不久便离开广州又回到了广西。
虽然他可能带回了圣经，但我们怀疑他对自己不久要领导的革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
然而他于 １８４７ 年秋到达广西时，却发现那里的形势与三年前已大不相同。
冯云山凭着他的组织才能，已经在几十个县创建了拜上帝会的分会。
这个日益壮大的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紫荆山下的金田村。
这个组织迫于形势而暂时失去了它的创立者。
冯云山被当地的一个民兵头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动叛乱的罪名，结果被逐往广东。
洪秀全前往广东上访，亲自在总督面前为冯云山翻案。
两人终于在故乡花县相会，盘桓了数月，一直到 １８４９ 年夏天才返回广西。
这是太平军发展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插曲。
拜上帝会在它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暂付阙如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新首领。
其中权力最大的是烧炭工杨秀清，他没有受过教育，秉性复杂，野心勃勃，早就在紫荆山地区称霸一方。
此外还有穷苦农民萧朝 贵，杨秀清的主要副手；韦昌辉，一个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达开，出身于殷实的农户，本人受过教育。
杨秀清和萧朝贵特别将洪秀全幻觉中的含义加以发展，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耶和华和耶稣的代言人的地位。
此时客家人村社已经形成了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很容易被他们的首领们利用① 《浔州府志》，1874 年版卷 4 第 14 页。
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1968 年）。
来为政治权力服务。
运动现在有了一帮首领，这些人虽则仍然凭借洪秀全首倡的灵感，但也培植了他们各自的独立权势。
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这种致命的分裂的特点，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两个创始人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上来的。
接着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愈益好战的时期。
打砸偶像和劝诱改宗的行动，使客家的村社与其邻村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加剧。
在国内混乱和经济灾难中，拜上帝会信徒着手组织了许多军事分队实行戒备，因而它们同广西农村的其他武装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 １８４９ 年至 １８５０ 年饥馑的形势下，由紧张状态经常演成公开战争。
拜上帝会的领袖越来越清楚，在广西环境下已不可能侥幸求存，也许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下定决心造反。
当军事组织在１８５０ 年向前发展的时候，处于主要军政长官地位的冯云山已开始退居杨秀清之后，后者这时无论在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杨秀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对于运动是极为有用的。
但他残忍无情，野心勃勃，果然不出数年就使运动濒于毁灭。
１８５０ 年 ７ 月，金田的领袖们召集全广西南部的拜上帝会的会众，于是客家人村社从许多地区开始集中。
他们卖光了财产，抛弃了家园，把身家性命和一切财物统统都交给了团营。
许多人早就被编入已在指挥系统中各就各位的那些地方领袖控制的军事组织里。
金田大会参加者的成份除农民而外还包括农村工人的队伍，如烧炭工和失业矿工，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上帝会。
一些著名的三合会首领试图加入，但只有海盗罗大纲甘心顺 从拜上帝会制定的严明纪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规。
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这是太平军在与传统的异教团体合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中的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插曲。
虽然太平军能够不时在共同仇满的基础上把三合会团体吸收进来，然而这两个运动却从未合并成为一支联合的革命力量。
强大的金田团营（约有二万余人）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是势所难免的。
在打了几次胜仗后，１８５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月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会的领袖们宣布成立太平天国。
虽然它只是粗具轮廓，但政权终于从洪秀全的救世主幻觉中脱胎而出，并且它声称要君临整个中华帝国。
进军南京太平军随即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长江下游的富庶省份——发动了北伐。
与清军发生的多次冲突并非每战必胜。
叛军遭到了严重损失，有时无法攻克那些用城墙固守的战略城市。
但是清军七零八落，组织松散，已不能改变反叛者的战略宏图了。
清军的最初反应是又晚又不够的。
虽然广西的混乱至少在一年前就已灼然可见，但朝廷直到 １８５０ 年 １０ 月才任命一名钦差大员去统辖平叛活动。
此人就是林则徐，他作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澜的官员，终于从鸦片战争后遭到的贬黜中东山再起。
由于年迈染病，林则徐在赴任途中死去。
这一任务后来由精力和才干都远逊于他的另外几任钦差大员接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与麇集在广西的那帮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队和雇佣军协调一致。
当叛军从 １８５１年 ９ 月至 １８５２ 年 ４ 月被围困在永安这座广西小城时，如果有杰出的将领，是本来可以在那里给太平军以致命一击的。
但是清军方面意见分歧而优柔寡断，使他们得以突破包围，继而挥戈北上直趋广西省会桂林（对桂林的围攻没有成功）。
他们在向东北方面奔赴湖南边界时，遭到了绅士军事家江忠源指挥的雇佣兵 的伏击（１８５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运动的杰出政治组织家冯云山就是在这次遭遇战中战死的。
然而他们的敌手缺乏协调，再次使叛军赢得了喘息机会，东逃入湘。
１８５２ 年夏，叛军在湖南民众中大肆招兵买马，吸收了许多三合会成员入伍。
进入湖南使他们一步登天，离开了广西的水系，进入了长江的河网。
在向南京进军期间，太平军从一个相对狭小的省区叛乱转变成了席卷广大华中地区财富和兵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１８５２ 年 ９ 月当太平军围攻湖南省会长沙时，它的队伍已壮大到十二万人左右。
对长沙的围攻突然停了下来，太平军又涌向湖北省会武昌，把它洗劫一空又弃城而去；在这个过程中叛军人数已增至五十万。
太平军分水陆两路顺流而下，沿江的许多城镇随占随弃。
１８５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他们破城而入占领了南京，把它改名为天京。
稍后不久镇江这个重镇（英国占据该城是 １８４２ 年它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告陷落。
据当时一份情报估计，南京和镇江的失陷使二百万以上人口落入太平军组织之手。
①凡此种种都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抗税运动的骚乱中即已初现端倪的华中贫困和社会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太平军从金田发难到定都天京所经历的两年半时间，可以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或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时期相比：因为在这期间太平军的主要品质及其许多独特制度都已出现。
早在金田时期就产生了一种几乎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官制。
等级和职能部分取法于《周礼》：此书内容是周初之后的古人声称对周初政治组织的描述，它在许多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名称，以及某些见解新颖的发挥。
永安被围时，在这种早期的军事组织中又增添了一种 比较合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主要首领（以前叫帅）现时称王，一共有四个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
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这个元首称号。
洪秀全的身份当时还不明确。
他在精神上为诸王之首，这可以从他的崇高称号看出；他还规定他只能称为主，而上是为天父和耶稣预备的。
领袖集团后来搞成了称兄道弟的帮伙，洪秀全的运动创始人地位势必有所削弱。
此外，新的安排还确认了杨秀清和肖朝贵的支配地位：他们不时地降神，以传达神意，使他们的军政权力披着宗教的外衣。
杨和萧分别被封为显赫的东王和西王，杨还被确认为总制诸王军队的最高统帅。
①在永安被围时期，太平军就向中国人民发出了造反的果敢号召。
另外还正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历法（这是合法政权的传统特权），发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临，并历数满人的罪孽。
他们的叛乱被宣称为反对外来压迫者的民族起义。
这是在篡夺统治的中国的传统敌人北方蛮族面前争取民族尊严：它们把一个残酷而腐败的政府强加于中国，并以异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
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是否为了渴求民众的支持，才用在传统上更能为国民所接受的呼吁来掩饰他们的宗教启示。
只要检视 １８５２ 至 １８５３年的这些文献，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虽然宗教内容与强烈色彩的种族主义夹杂在一起，但是却不想去掩饰这种内容。
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创始人，而满人则是怪异恶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恶贯满盈。
① 关于太平军的人数，见张德坚著：《贼情汇纂》（其部分内容始于 1854 年），这篇材料转载于向达编：《太平天国》。
① 《天命诏旨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词句揭示的。
太平军当时正在寻求广泛的支持，但并不以他们的神圣使命为代价。
虽然文献暗示他们愿意在当前接受与他们有着共同民族目标的人们的效劳，但太平军公开 宣称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尘世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天国。
①不过，永安时期的文献在政治与末世学之间并没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综合。
确实，未入会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太平天国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成分之间的逻辑联系。
作为脑力劳动的产物来说，太平军的宗教启示显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进军途中所提出的许多价值准则都在南京城垣内这个太平军社会里付诸实行，这里是太平军十分严酷的制度能够加以实现的唯一所在。
在这里，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决于军事考虑，部分地决定于运动早期僵硬刻板的清教主义特征。
太平军保持着原教旨主义的良好作风，严禁吸食鸦片，不准饮酒抽烟。
男子和妇女被严格地分开，即使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也要处死。
许多妇女被编入军事单位，各有战斗岗位。
不过 １８５５ 年以后便废止了两性隔离办法；它显然有碍士气，特别是因为它从未被最上层领导所遵守。
但是他们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还是抱着鄙视的态度，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妇女被命令不得缠足，并使她们有机会去担任某种官职。
禁止缠足是广西客家人文化的一个贡献。
客家人是不兴缠足的。
太平军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军途中决定的，那时政治权力与宗教热忱有着不解之缘。
这种政教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断专横的政治作风，即主要的决定都被宣布为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而由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关键时刻以降神方式传达出来。
杨秀清的作风左右了太平天国早年的君主政体，并确实是使它招致中国上层分子物议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太平军的社会启示对农民施加的影响，看来很可能远比汉族主义或宗教热忱的影响为大。
它的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表明一种外来教义可以怎样在东道国文化中变得亲如一家 并在它里面繁衍滋生。
洪秀全早年在梁阿发影响下撰述的作品都显示着基督教概念的明显痕迹，即人们在上帝面前最终是平等的，他们在尘世上应得的各种赏罚应当反映这一事实。
根据一切所有权只属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权概念以及世界资源的开发都要受到谴责。
这样一些概念在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鸣。
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仅讨论了人对上帝应当履行的一般义务，而且讨论了超出地域与家族界限的人与人的相互义务。
象其他许多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家那样，他不厌其烦地引述了《礼记》中孔子歌颂古人大同思想的那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①同样地，上帝之道实行之时，也将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取消人们之间的界限这一中国乌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人们在至尊上帝之下应该情同手足的词句被不断地重复着。
但是这种博爱关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军社会启示的唯一内容。
除此而外还有更为露骨的平均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国农村的社会苦难。
这种倾向与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主义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国匪盗中引起反响，因为他们在贫富两极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横行广西河网上的海盗张嘉祥（后来投靠清朝）因下列诗句赢得了交口① 《颁行诏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① 《太平诏书》，第 92 页。
称赞：上等的人欠我钱，中等的人得觉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②太平军竭力按严格的军纪来约束自己队伍里的纯盗匪活动。
虽然 这一类村俗之见在太平军的正式社会学说中不占什么地位，但对叛乱蔓延到华中省份时它所发布的庄重得多的声明，则显然成了强烈的弦外之音。
很清楚，太平军号召力之所以不断增长，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公开宣称的对满汉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众对富豪权贵普遍抱有敌意。
据一本绅士日记所载失陷后的南京城周围的情况，憎恨官吏和憎恨地主在促使民众支持太平军上的作用是大致相当的。
①在财富和权力随时随处都被视为相互奥援的制度中，太平军的启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穷人武装追随其后。
太平军的理想社会在《天朝田亩制度》（显然写于向南京进军期间）里有所阐述。
家庭还是基本的组织单位：二十五家为一两，由一名两司马统领，这就是地方社会的基本单位。
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妇女）都平等地领受到生产所得。
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国家财产，更确切地说，是由国家来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财产。
每二十五家组成的一两要建立一个国库，除维持家庭生计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规定的数目）外，一切财富都归国库所有。
太平军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质赏赐是这个制度的经济目标。
为此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废除土地私有权，和由国家来控制劳动力。
理论上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因此也可酌情准许将人力从劳动力不足地区输送出去。
毫无疑问，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为人民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清朝农村社会无情的经济竞争和剥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
不过，在这个秩序中也有唐初均田制（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来增加政府岁入）的统制经济的痕迹。
透过太平天国社会理论的表面，就不难看出这个神权国家的利益何在了。
② 《天朝田亩制度》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没有一处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
从制度的逻辑及其历史举例来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以表面上许诺永恒的私有权的办法来吸引农民的支持，这种政治上的诱惑力之强烈也非太平天国的领导所能抗拒的。
由此看来，太平天国土地纲领必然对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有着广泛的吸引力。
纲领中的统制经济的调子完全符合用严重官僚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国传统。
总的说来，早期太平军教义中的平等主义社会使命至少跟它的种族排满主义一样有吸引力。
事实上，对那些自认为是在权力和财富盘根错节的制度下成了牺牲品的人们来说，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难以区别的。
按照《天朝出亩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军运动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经济竞争被完全消灭；家庭被剥夺了它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要作用；国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权力。
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迹象表明，太平军制度不可能在长时期内制止私② 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 45 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册第 125 页引汪士铎著《乙丙日记》。
② 《天朝田亩制度》，载向达编：《太平天国》，第 1 册第 321—326 页。
人财富的积累和特权的膨胀。
虽然运动的基本教义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会空想主义，但从叛乱伊始就明显地见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倾向。
永安颁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汰侈的新特权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规戒律的约束。
华贵的服饰、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饮食都被认为是最上层领导集团的特权。
这些法令不过是对高级官员在叛乱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积累和奢华普遍开禁的先兆。
从叛乱伊始就植根于太平军制度之中的寡头统治的倾向加强了等级制和特权，因为被选定的人们负责指导着芸芸众生的命运。
老哥们至上的地位受到严密的维护，这信条后来发展成优先擢升广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运动发展后仍保持未变。
这种寡头政治和等级制倾向，使人们对太平军最后能否在中国进行一场 彻底的和持久的社会革命深表怀疑。
太平军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长期维护它的首尾一贯的社会学说之上。
它以一种绝对的超人思想作为基础，根据这种思想，一切合法权力都是全能的天父赐给他在尘世王国所选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况发生在西方列强正加紧对中国入侵之时，太平军叛乱势必发生固有传统与外来鼓动孰重孰轻的问题。
人们可能马上认为，本国的反抗传统已充分表现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
这个君主制度的外部结构、官僚组织和土地制度体现了许多取自本国文化的空想内容。
太平军的宗教经文中可以发现民间的佛、道两教的一些残余，而它的种族主义用语又不少是因袭了过去的种族运动。
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反清背景，那么太平军的独特之处就一眼可以看出。
按三合会传统结成的秘密会社，看来既不能对清政府又不能对传统的社会准则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战。
白莲教的末世说对合理的世俗权力组织也无济于事。
抗税运动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种明晰的理论作为反抗的依据。
少数民族的起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一种可以沟通他们与汉族农民之间的鸿沟的号召力。
但是最后出现了在客家人组织的拜上帝会中所体现的少数民族集团的异己感与高度的思想自觉的有效结合。
不注入洪秀全从广东带来的新信仰，很难想象客家人能够动员起来。
这种信仰将客家人的斗争升华到有深远影响的新水平上：即这是一场得救者与被诅咒者之间的战斗。
他们可以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宇宙论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满腔义愤向以清政府为代表的文化进行挑战。
此外，神旨显灵的方式则可能使领导权集中，其程度虽则还不完善，但比白莲教或三合会的成就有效得多。
洪秀全移植来的教义使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并且使因循守旧的中国农村文化中影响颇大的空想主义增加了生气。
占领南京和建立天京，标志着叛乱在性质和命运上的变化。
太平军现在从一支左奔右突的军队变成了试图从一个固定的基地 控制其版图和交通线的区域性政权。
在内部几经争论才做出在南京安营而不全军向北京挺进的决定。
这决策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前提（据说向杨秀清力陈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有水上运输可供利用。
南京曾为明初的故都，它作为政府所在地这一传统是毋庸置疑的。
但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定居南京却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
向北京进军现在委托给了一支兵员不足和给养很差的北伐军，它打到天津郊区便裹足不前了；１８５５ 年春，它的残部被最后肃清。
清政权幸存了下来，尽管它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国库已经耗尽，而大部分税源又被叛军控制在手。
但是，清政权还有一个要反叛者现在认真加以对付的法宝，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层正统人士对外来教义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这种敌意现在是可以被用来为满族君主制度服务的。
旧制度的保护者对正统反对派的改组我们对清朝后期一些杰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使十九世纪通商口岸的观察者们感到茫然的无能和腐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整个阶层以及他们为之效力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年就滑向了覆灭这一事实。
尽管如此，历史记载表明上层人物的士气和活力在十九世纪初期都有所复兴，这使得有可能对十九世纪中叶的叛乱进行有效的镇压。
这种新出现的复苏气象早在白莲教反叛时期便已见端倪：内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惊之余重新关心起国内的一些行政问题。
在龚景瀚和严如熤等专事镇压叛乱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实际学问的经世致用学派的早期范例；在道光统治时期及其以后，这个学派掀起了一 股日益扩大的有意于行政管理技术的浪潮。
对实际事务的再度关心可能部分要归因于嘉庆帝：他对士人的压制不如他的父亲。
但学术界已有若干倾向使杰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首创精神，这种关心实际的研究与十八世纪后期宋朝伦理哲学的复兴不无关系，它由力图通过一种质朴无华的古文体来修身养性的桐城学派这一文学运动所倡导。
对修齐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问题的关心在十八世纪经院哲学全盛时期曾经变得不时兴，但这种关心现在又起而对官僚政治的道德败坏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抗。
在十九世纪初期还出现了今文学派，即含蓄地怀疑经典学问的一个学派，其领导人对典籍所作的非正统解释使他们倾向于主张制度的改革。
凡此种种倾向都导致一种务实的、折衷的和力行的观点，它在十九世纪中叶对巩固现存社会秩序和敉平叛乱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风气最盛的是湖南。
湖南的经世致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辈学者－官僚关心实事的影响，其中以人种史学者及军事行政官员严如熤和理学复兴者唐鉴的影响为尤著（见第三章）。
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就是唐鉴的朋友和有权势的湖南官僚贺长龄，此书于 １８２７ 年刊行。
贺长龄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级官员，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试图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实际改革。
这几位官员犹如十九世纪初期官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几个光明小点，格外引人注目。
不过后来成为十九世纪一系列叛乱的复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学者兼活动家，即道光时期高官显宦的门生弟子和亲族。
象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藩等人不仅由戚谊友情密切联系着，而且在学术上都承受陶澍和贺长龄的影响。
作为抗击叛乱的杰出之士的领袖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 年）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教育和社会上虽有抱负，但还不属于缙绅门第。
曾国藩受教于私塾和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经世派 的一个中心。
他在 １８３８ 年进士及第后进了翰林院，然后出任过几个部的行政职务，最后升任吏部侍郎。
这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他就在京官的上层站稳了脚。
对曾国藩这位年轻官员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唐鉴的程朱理学的复兴倾向、经世派的务实精神以及桐城学派提倡严谨文风的原则。
在当时士林的争论中，曾国藩倾向于折衷主义，即将考据与对道德复兴的关心调和起来。
不过整个而言，曾国藩的性格和见解受唐鉴和蒙古学者倭仁（后来领导守旧派反对初期的一些维新尝试，死于 １８７１ 年）的拘谨阴沉的作风熏陶最深。
他是一位活动家，但非常保守，这种气质恰好碰到了传统的中国遭逢内外激烈挑战的历史时刻。
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因为它使曾国藩及其追随者在面对他们的千秋大业时能接受锻炼，变成刚肠硬汉。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气质则颇不宜于完成在中国发现它正处于新历史阶段时要进行妥协让步这一理智的任务。
虽然他们反对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学究气，但这些程朱道学家的政治见解却是由狭隘的清教主义（他们原来以此陶冶自己的个性）形成的。
在曾国藩身上，新道学产生了一种家长式的、但仍是有说服力的权力主义。
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学则产生了一种顽固抵制创新的态度，特别是对任何带有西方影响的创新抵制得很厉害。
然而湖南理学复兴派的影响并不全是保守性质的。
湖南帮里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１８１２—１８８５ 年）这类活动家，当他们一旦了解现代技术对维护中国生存有重要意义时，他们便终于变得关心这种技术的应用了。
而且这种新道学与有潜在激进思想的今文学派有联系。
贺长龄曾委托当时最有朝气的才智之士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６ 年）编纂《经世文编》；魏源之愿意正视晚清的各种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并提出解决它们的新办法，同他赞成今文学以及与最有创造力的今文学者龚自珍私交颇深不能没有关系。
因 此，这场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叛乱中支持传统秩序的运动，也对早期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道光末年，曾国藩已经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响的导师。
他作为青年有为之士的座师和恩主这个角色，证明对他后来的军事领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门生越来越多，其一为湖南举人江忠源，此人后来成了正统上层人物中投笔从戎的前驱者。
江忠源出身于村寨设防的新宁边区，如前所述，白莲教和三合会活动在那里的合流正在威胁着现存地方秩序。
１８４４ 年江忠源从京师回到新宁，马上组织了由本族人士领导的地方民团来应付这个挑战。
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起而效法。
新宁发生的这些情况只是南方正在进行的总过程的一部分：上层人物都试图建立地方民团来保全身家性命。
民团的典型形式是几个村寨结为一体，以村社头头的个人相互关系作为纽带。
民团的首领通常要负责征集名目繁多的额外税收和维持地方治安。
防御事务和民团的费用由捐（非正式税的一种）来提供。
只要民团保持非职业性及其领导听从官管，它们就可受到官方理论的认可。
当然，就其为官方所认可的形式来说，这种团练与两代人以前抗击白莲教的行政官员所创置的、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地方官办体制并无二致。
但时世艰危往往导致民团更大程度的职业化及其首领更大程度的独立性。
只是由于乡绅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才使无政府状态得以避免。
象江忠源这样的上层名流，他有社会的显赫地位和与官方的关系，是可以调整民团与地方当局的关系的，因而民团头目们的权力一般都能及时得到地方行政当局的承认，被视为合法。
就江忠源来说，他同时拥有与官方的关系和作为地方领袖的地位，这使他佼佼然与众不同，使他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及以后的绅士军事家。
由江忠源的团练发展起来的民团在击败雷再浩和李沅发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８５１ 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 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员赛尚阿的入幕之宾。
不久他便认识到靠现有的清军击败叛乱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征召了一支由新宁人组成的精兵开赴广西。
这支军队不久发展到一千人左右，证明很有战斗力，激励他们的是靠赏赐钱财和掳掠，也靠亲族关系和士兵对绅士恩主的矢效忠诚。
江忠源在叛乱蔓延时出征过北方，太平军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败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几乎使叛军全军覆没。
江忠源开始他的军事生涯完全是为了应付地方上的威胁，而现在他坚决投身于规模更大的抗击太平军的战斗了。
当江忠源通过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致力于军事活动时，另一湖南人胡林翼（１８１２—１８６１ 年）则以贵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时从事军事活动。
胡林翼在贵州征募了一支人数不多但经过精选的雇佣兵跟当地叛乱者作战。
即使他为贵州的各种起事所紧逼，他也念念不忘故乡湖南发生的事件。
有一次太平军从广西越过边界，胡林翼决定参加对他们的战斗。
由于胡林翼有许多机会目睹清帝国军队的无能，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需要动员一支新式军队，宁重军队的质量和纪律，可以牺牲数量。
胡林翼一旦有了这样一支军队，便热切地响应他的老上司、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号召于 １８５４ 年初向东开拔，赶赴前线。
吴文镕的另一个门生曾国藩此时也已完全投身于新式军事事业中去了。
①湘军的发展１８５２ 年 ７ 月曾国藩要求在督察江西乡试结束后的回返途中，获准巡访故里湘乡。
这次巡访计划已久，现因太平军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
此时曾国藩一心惦念的事情显然就是巡视自己家 乡的地方防务；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进了全省、而后是全国范围的事务。
他的假期批准得比预期的要快，因为在南方的路上他获悉母亲亡故，于是他直接回里服丧。
在湘乡，他发现已有强有力的地方防御措施，以生员王鑫和王的老师罗泽南（１８０８—１８５６ 年）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军北伐时期已动员了数支乡勇，这时正伺机要远出迎战。
曾国藩本人现在已受命负责军事，因为朝廷在 １８５２ 年 １２ 月任命他为团练大臣以协助湖南巡抚。
当然，朝廷并不想授权搞什么新的军事计划，而只想通过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对已在进行之中的地方军事化加强控制而已。
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颁布了同样的任命。
不过曾国藩知道团练完全不足以应付太平军的挑战，他稍事犹豫便决定以新办法来利用现有资源。
他把湘乡雇佣兵召到长沙，交由罗泽南统领，作为湖南省职业军的核心。
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队伍（包括江忠源的新宁军）也并入湘乡军。
曾国藩决定任命江忠源为整个军队的战地统领，但江忠源的队伍在组织上有若干缺陷，这很快使曾国藩认识到只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挥。
曾国藩的进展十分缓慢，因为他首先要将湖南境内的地方叛变者肃清，建立一个地方控制和团练兵员补给的体系，而后才能把他的军队投入大规模的战斗。
直到 １８５３ 年夏，湘军的几支大部队才出现在湖南，同太平军交锋。
湘军的兴起代表着非正规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它隐隐地含有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不过由于它仍以正统观念为掩饰，所以还能够与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处。
湘军的一些组织原理导源于戚继光（１５２８—１５８７ 年）的军事著作；这位将军在明朝正规军事系统以外另行创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军，同日本海盗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帮凶作战。
罗泽南和王鑫在湘乡本① 关于正统反对派的改组，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569—592 页（论唐鉴部分）。
沈陈汉音（音）：《曾国藩在北京》，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7 第 1 期（1967 年 11 月）；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 25—30 页。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 135—148 页。
地训练乡勇时，都袭用了戚继光的某些思想。
戚的著作被十九世纪初期的经世派广为传布。
虽然湘军后来比戚家军大得多（后者开始只有 三千人），但在编制和训练上曾国藩都采用了戚继光的模式。
其一，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指挥体系（戚继光称之为束伍）。
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为营官，领六百五十人（五百名士兵和一百五十名夫役）；营官上面为统领，控制二至十几个营。
营官对他的五名哨长负有完全的责任，每名哨长监管一百人。
整个队伍实际上都靠私人关系维系。
营官自选哨长，哨长自选什长，什长则按惯例凭私人关系召募十个人供他差遣。
营官在正常情况下也隶属于某一个统领。
曾国藩规定每次任命一名新营官时，该营所属官兵都要更换，重新挑选。
这种私人联系使湘军取得了绿营军及其雇佣附属军所缺少的聚合力。
曾国藩的新军并没有完全超出旧体制的范围，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奏请给湘军军官授以绿营军衔。
不过他在培植其军队的官兵之间个人相互义务时，着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乡关系，这在绿营军上下级官员之间是不予鼓励的。
湘军的体制是与清朝军事体制的官僚政治原则格格不入的，因为个人关系被后者认为是个威胁。
但是，这种关系非常适合于把一支支由绅士领导的非正规队伍变成中央指挥的部队。
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这项新军事计划潜在的冲突，尽力消释皇上的疑虑。
湘勇最初是曾国藩运用团练大臣不明确的权力动员起来的。
建立一支职业战斗部队当然不会按官方的团练规格去做，因为后者强调的是一种低水准的军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弃置一旁。
曾国藩很注意安抚满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员塔齐布安置在一个重要的指挥岗位上。
但是归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够接受曾国藩的新军事组织，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师广为结识的各种关系。
在以后十年期间，曾国藩能够指望取得象文庆和肃顺一类满族大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懂得要使王朝幸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权力授与地方的汉族军事首脑。
这些满族权贵的支持抵消了祁寯藻（１７９３—１８６６ 年）等汉族在朝官贵的敌意；祁寯藻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继任者，他认为这种地方军事权力是危险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后几年，这支军队在营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统、统领和大帅，分别由曾国藩信任的助手任职，他们多数是取得低级文官功名的人。
这一新编制的军事价值姑置不论，曾国藩的新军制表明它对清帝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干才的温床。
其中涌现出许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员，他们将在十九世纪的后来年代里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早年，曾的官员队伍主要从文士中遴选，这种做法符合治军原则中的理学色彩。
但到五十年代中期，出身微贱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致身于掌握军事大权。
这些人凭才干和凶狠而受到赏识，所以湘军虽则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趋淡薄，但它的力量却有了惊人的增长。
湘军的兵力最后扩大到十三万二千人，其中包括骑兵和辅助的水师。
按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个规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说明曾国藩强调质量甚于数量。
湘军对兵员的征募、训练和纪律以及按儒教治军等细节的高度重视，使它独具特色，不同一般。
它的薪饷之高也是个特色。
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竟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
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恩赏了。
曾国藩要承担这样的巨额薪饷，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财政支持的。
他和他的助手为军用筹款而使用的办法，对清朝度支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国藩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
这就是说，第一，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第二，他的部属一旦就任高级地方官，便将岁入权集于巡抚和总督之手，避开户部的干预。
①早期在财政上实施的权宜措施是卖官鬻爵。
监生以及各式名誉学衔证书，由京城发给省级政府发放。
１８５３ 年冬，湖南巡抚骆秉章把这样一批证书直接转让给湘军总部。
出售官衔所得是曾国藩早期主要经费来源。
不过当军队扩大以后它的作用马上被厘金（从字面看厘金值千税一，只表示很小的数额）这种商税所压倒，它是对存货、运输途中的货物或产地的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
厘金最初由御史雷以鍼于 １８５３ 年下半年在扬州一带实行，目的在于为长江以北的清军提供经费，后来证明行之有效，很快就为各省所采用。
税率在各地有很大差异，多数省份在百分之二到十之间。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对这笔收入颇丰的税源的征收和支付权力显然主要落到了各省当局手里。
虽然全部征收应向北京呈报，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实际上要由厘金岁入偿付，但地方军事化的庞大需求还是使大部分呈报的岁入（未经呈报的数目就更不用说了）不受北京的控制。
①曾国藩很快就抓住新税所提供的机会。
１８５６ 年，他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军经费之用。
１８６０ 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他为整个江西厘金另外开辟了一个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这样便绕过了正式的财政机构。
从这时起，连湘军的下级统领都获准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赖其收入。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门，受益者不仅有湘军，还有乡绅控制的地方非正规军。
由厘金可见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权化，也表现在曾国藩采取的其他一些财政措施上。
他从一开始就力图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军队之用。
但朝廷不能强迫各省巡抚把资金改拨给曾国藩。
他只有同骆秉章和胡林翼这些对他抱同情态度的地方当局私下商议， 才能分润固定税收。
这类私人协议成了国家财政机制的一个常规；只有在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以后，才能向北京要求转拨资金归己使用。
曾国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级地方官，他就进一步推动由地方控制各种固定岁入的趋势。
其做法如下：一、把岁入权集中到省巡抚衙门；二，向北京谎报收支。
曾国藩鼓励他的追随者隐匿大部分地方固定岁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内战顺利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地方军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国财政管理结构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变化，其中包括农业税向商业税的局部转变，以及北京某些财权分给了各省的主管。
对清朝财政制度的进一步破坏，是由中央政府为了极力应付军事费用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造成的。
１８５３ 年起，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例如发行劣质铜钱、铁钱和纸钞。
虽然上述权宜之计暂时缓和了政府的短缺，却在人民中间造成了空前浩劫，进一步削弱了国民经济并加深了民众对清政府的不信任。
①① 关于湘军，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 67、97—112 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 3 第 411—415 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 1039—1080 页。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 105—135页。
①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 61—62、222—229 页。
① 陈志让：《咸丰时代的通货膨胀》，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 21（1958 年）。
应该指出，汉族文人名士领导的新式军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清朝正规军事体制已被取而代之。
到 １８６０ 年为止，曾国藩的湘军与庞大的旗兵和绿营军一直鼎立地并存着。
虽然后者多数统驭失当，但仍能牵制一部分太平军，其力量不容忽视。
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由清朝正规军和勇军组成，它在朝廷看来仍然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在 １８６０ 年以前，它的统帅在整个战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到了 １８６０ 年，它最后声威扫地地被消灭了。
到那时为止，曾国藩本人的官阶一直较低，难以左右清廷的军事决策。
１８６０年以前，湘军应被看成是清军的重要补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被看成是未来的制度变更的基础。
内讧与衰落太平天国统治的特征１８５４ 年初，曾国藩的军队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太平军迎面相撞。
太平军曾经发起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
由于北伐失败，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苏等省这时成了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广阔战场。
叛军的战略意图是确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据它周围的农业地区。
几支湘军在湘潭的关键之战（１８５４ 年 ５ 月 １ 日）中击退了太平军对湖南的入侵，而曾国藩的水师则扬帆前进，向太平军控制的江河湖泊发出挑战。
但太平军才干出众的翼王石达开在水陆两路都曾多次重创曾国藩，使反叛者于 １８５６ 年中在军事上处于极盛时期。
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占据了西起武昌东到镇江一线近三百哩的许多战略城市，他们对水道的控制由于曾国藩的大部分船队在鄱阳湖被围而更有了保障。
石达开的军团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县。
太平天国最后一次军事胜仗的消息是 １８５６ 年 ６ 月在南京城外对清军的大捷，清军统帅向荣就在是役之后不久死去。
作为一个新皇朝，太平天国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
在对儒教的既成体制进行了殊死的挑战以后，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级社会机构。
它在宣传激进的空想主义社会纲领以后，此时不得不使理论迎合现实。
１８５６年是太平军胜利与危机纷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于这一年诞生。
太平天国官僚政治的特征体现在两个相互抵触的原则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职位都由广西帮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广泛寻求新兴文士的支持。
太平天国的文官考试在定都南京后即行开始，在整个统治期间未曾中断。
考试形式在许多方面与清 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举行考试。
但是内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对太平军领袖的颂词；此外，考试的社会基础比较广泛。
投考者的背景完全无需考虑，这表明太平天国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们在放宽参与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
考试似乎相当容易被通过。
１８５４ 年在湖北省举行的一次考试中，投考者不到一千人竟出了八百多名举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试中，仅一个县就出了三十名举人。
①尽管太平天国明显地大力争取正统的优秀人物，然而应试的文士还是寥寥无几。
投考者的社会出身似乎很庞杂，有以前的僧侣、占卜者和其他一些从事为新政权所取缔的迷信职业的文人。
太平军占领区的文人经常被责成参加考试，违者处死，但他们的热情一直不高。
偶尔被迫的应试学子宁可在试卷写上嘻笑怒骂之词而以身殉〔旧传统〕。
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考试制度对确立太平天国官僚政治的实际贡献究竟如何。
不过有证据表明，重武轻文，战略形势变幻不定，以及太平军历来对乡土和宗教资格的重视：所有这些都意味文官考试没有起过重大作用。
不过，在作为宣传手段和正统的象征方面，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是不应被忽视的。
太平天国的官制本身由王、侯两级世袭贵族以及十一个等第的官员构成。
在这十一个等级中，前六等官职名称可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中找到，虽则它们一般表示等级而非具体职能。
后五等则与军事指挥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较为具体的职能有关。
由于在太平天国的空想模式《周礼》中不存在文、武之①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 472 页。
分，因而任何一级官员都既可被委任为文官，也可去充任军队指挥。
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内，实际权力中心是各个王的行政幕僚班子。
每个王都在其随从人员中设置一个机要机构，内分六个传统的施政部门 （相当于六部）。
不过，由于东王杨秀清僭取了总理军政两方面的权力，他的机要班子到 １８５６ 年在整个太平天国官僚体制中曾经起着中枢协调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况并没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乱。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府建置仍以清朝旧时的府县区划为基础，而在县以下则以《天朝田亩制度》为基础，即规定以 ２５ 家为一两到 １３，１５６ 家为一军，各单位等级森然。
府县官员的职能与他们所取代的清朝官员的职能相似。
至于太平天国县级以下编制的实际情况，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
但是有两种需要考虑的情况，都表明太平天国地方控制的脆弱性。
第一，太平天国制度具有与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规地方官员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
跟清制一样，朝廷命官仅到县一级，县以下的所有职位都由当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
因此对太平天国的社会改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层结构，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仅对政权纲领承担有限义务的人去填补。
与此有关，第二个缺陷是太平军发现，很难把他们那些人为的、不可胜数的小部门强加于原有的地方组织身上，而且往往发现只不过给现存结构（例如传统的乡、现存的保甲或里甲一类居民单位）换个新名称而已。
这意味着在太平军占领区，这些单位的头头有时就是在旧政权下把持村社事务的那些人，因此很难出现一种或者有利于巩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于真正改造地方社会的形势。
太平天国在征服地区实施的土地政策，总的表明了对农村的控制是脆弱无力的。
应当认为，这是急需财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干从而必须使农村社会关系基本不受扰乱的结果。
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时间和安全保证的，这两者太平天国从来都不具备，所以一旦实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和岁入的暂时下降。
我们已经谈过，《天朝田亩制度》干脆删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规定，这样就暗示了已经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为耕作者的财 产。
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既不是国家所有制的纲领，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纲领。
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论，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始终存在。
尽管与地主和解的趋势在运动后来年代中才似乎更为明显，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
如果说在某些地区太平天国曾试图把所有权授予佃户，那么，主要的考虑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后向原佃户征税的需要。
太平天国的赋税手续很快发展起来，不再实行通常作为他们侵入一个地区的标志的那一套没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税额稍轻以外，田赋制度经过系统化，与清制区别不大。
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
叛军的存在似乎坚定了佃户抵制苛租的决心，有时地主也只好满足于部分的收入。
１８６０ 年以后在长江下游的某些地区，向佃农征课各种直接税与一项官方的减租纲领同时并行。
这便是另一种与地主分享农村剩余产品的形式。
①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是农业部门，租税负①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 65、94—98、338—383 页。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 655—669页。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 119—121 页。
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
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象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然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军中央的分裂及其领导的恢复１８５６ 年发生的震撼太平天国的那场灾难，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敌对力量所致，而要归咎于他们自己中央领导方面的动荡不定。
如前所述，这种动荡性在运动最初年代中就已经孕育于太平军的制度之中。
政权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种在共同事业中形成的兄弟情谊，以煞住诸王之间的不和。
但是兄弟情谊不久都被东王杨秀清的无情野心所毁。
１８５３ 年在定都天京时，他那已经巨大的权势由于冯云山和萧朝贵都在战斗中死去而更形膨胀。
杨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强是在损害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１８５４ 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杨秀清的羞辱和威吓。
洪秀全智虑逐渐衰退的状况最终使他事实上不能再积极参与行政决策。
杨秀清马上以新的精神权威自认，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
许多历史家都鄙弃杨秀清为毫无信仰可言的阴谋家，认定他个人的宗教主张（反之，洪秀全则有至诚的信念）只是一些诡计而已。
杨秀清是不是邪恶的阴谋家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杨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干和集权本能，太平军运动决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杨秀清的垮台看来是他试图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夺最高权力的行动促成的。
１８５６ 年 ８ 月，当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是迄今为止仅为洪本人保留的一项帝王特权）时，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天王于是把韦昌辉和石达开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杀死杨秀清；这个行动也许是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蓄谋已久的。
韦昌辉当时正在江西作战，距离最近，他率领几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
韦昌辉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对自己长期蒙受象杨秀清这样一个出身贫穷的劳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恼恨。
９ 月 １ 日夜间他迅猛出击，把杨秀清杀死，并下令屠杀杨的随从人员，据说约屠杀了二万人。
屠杀在南京蔓延了将近两周，其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洪秀全的预料。
当石达开在约十天以后到达南京时也为之震惊，力劝韦昌辉住手。
韦昌辉这时已经杀红了眼，竟怀疑石达开同情东王集团。
石达开十分谨慎地逃离天京，重返他的前线部队，韦昌辉因此也杀害了他的全家。
石达开带领了一支庞大 的军队向南京进发，想来报仇。
这时洪秀全也感到韦昌辉的权势咄咄逼人，象杨秀清以前那样又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洪获悉石达开受到太平军全军的普遍支持，便于 １１ 月中旬调集了他的军队把韦昌辉及其同伙二百多人杀掉。
在这个屠场上，贪欲和偏执狂使太平军运动原来理想的任何残迹都已澌灭无余。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权威。
幸存下来的领袖没有人能行使位极人臣的东王有过的权力。
石达开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一个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结成的宫廷集团的掣肘。
六个月后石达开出走，领着自己的队伍开赴西南长期单独作战，没有再加入太平军运动了。
清朝的保皇派马上对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加以利用。
１８５６ 年 １２ 月，胡林翼的军队把太平军逐出武昌。
１８５７ 年下半年曾国藩夺走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
这样便使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要冲安庆受到威胁。
自 １８５６ 年下半年至 １８５８ 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于顶点。
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
１８５８ 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广西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又都从叛军的各军阶上缓缓晋升上来）的努力而取得了转机。
作为最高统帅，这两位才华卓越的军事家于 １８５７ 年逐渐恢复了攻势，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１８５８ 年 ９ 月他们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１１ 月又在南京对岸的浦口击溃了清朝的正规军。
由于这两次打击，太平天国解除了安庆的压力，并重开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 年）的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
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响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因科场 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 １８５２ 年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
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
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
１８５９ 年 ４ 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干王。
洪仁玕在 １８５９ 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策。
洪仁玕所提出的开设现代银行、颁发专利权、建造铁路和轮船以及发展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
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
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国考试制度方面实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
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
①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国正统的优秀之士来效忠，根据传统的种族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 １８６０ 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
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军（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当成作战基地。
不过江南大营于 １８６０ 年 ５ 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军 的士气，于是洪仁玕便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以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
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中游地区。
洪仁玕认为，据有长江下游城镇的另外一些好处是，太平军将有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
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
６ 月 ２ 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
整个这一地区的太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
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
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
除了想① 《钦定士阶条例》，载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 937—938 页。
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
但必须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铺平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
可是，洪仁玕为争取外国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来。
曾国藩出任统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领系统中发生了一些对清朝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１８６０ 年 ５ 月）不仅使清朝的最高将领张国梁与和春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废黜，而且使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遭到覆灭。
在此以后帝国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曾国藩被授予整个战役的领导权， 因为舍此而外已别无其他选择。
于是曾国藩于 １８６０ 年６ 月 ８ 日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曾国藩在他首次担任的这个封疆大吏职位上，终于能够使他的军队与更充裕的经费，以及与一员高级总督所拥有的巨大权威结合了起来。
对清政府来说，把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惊人之举。
在这方面五十年代已有过一些先例，即曾国藩的几名部属已经担任了巡抚或代理巡抚，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来的李孟群；广西的刘长佑；湖北的胡林翼。
但是曾国藩新任的这个地位显赫的两江总督则明显地集中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更大。
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溶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二十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使湘军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得到巩固以外，曾国藩在 １８６０ 年的擢升最后还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战略领导。
曾国藩持有与太平天国相同的看法，也认为天京安危系于从南京至汉口之间的江面，而控制这段长江的关键则是安庆（自 １８５３ 年以来一直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江口岸）。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１８５９ 年后期朝廷已经认识到收复安庆的重要性，于是曾国藩马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收复该地的行动，他把这一战斗托付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去指挥。
１８６１ 年 ９ 月 ５ 日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庆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杀戮。
这样便为打败叛军奠定了战略基础。
曾国藩按湘军型式创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领的新军，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
构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这样传到下一代绅士军事家之手的。
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门生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年）。
李鸿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士，抱负很大，颇具才干，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学之谊。
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从 １８５３ 到 １８５７ 年之间他带领一支勇军守卫乡里，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安徽上层人士整军经武的行动开始原是针对豫皖边界的捻军叛乱的，太平军的猛攻则加快了这一行动。
李鸿章的作用似乎可与湖南的王鑫和罗泽南相比拟：他根据团练名册征募人员并将他们编入正式作战部队。
李不久辞去直接的军队指挥职务，转到福济（任安徽巡抚，是江忠源的后继者）手下任幕僚。
在安徽过了六年，后来李鸿章决定与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师曾国藩。
１８５９ 年 １ 月，他到达曾国藩设在江西的行辕。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担任幕职是大材小用，于是设法委以实职，使之独立指挥军队。
曾国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阳一带是军旅的来源，曾国藩多次想安排李鸿章编练一支该地区的军队。
１８６１ 年时机终于来到，当时有一名上海流亡绅士代表从上海围城中来到曾国藩设在新近收复的安庆大营请求援助。
李鸿章便马上开始召募军队。
他的新军从团练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军的补充，后者已经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战的湖南人组成的八个营而使战斗力得到了加强。
１８６２ 年 ４ 月，富裕的上海绅士把一个向外商租来的船队派到安庆。
李的军队随即被运往下游去占领上海。
曾国藩之所以决心创建新军，部分是由于他认识到湘军业已过了它的极盛时期。
它的实力已经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将领（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和 １８６１ 年 ９ 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继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镇之役受挫以来士气问题一直令人头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渐困难：凡此种种都使湘军前途未卜，难以为继。
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急于通过扩大军政权力结合这种新形式来利用他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力。
就在李鸿章于 １８６１ 年后期着手募军之后不久，曾国藩决定荐举他为江苏巡抚，而在他抵达上海时被授予此职。
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节制南线，并奉令用湖南勇军收复浙江。
左宗棠是一位干练的湖南学者，在曾国藩和其他官员手下任过行政官员。
１８６２年 １ 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促使曾国藩决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担心外国军队在江苏内地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长时间来在上海逃难的社会名流一直在寻求它们的干预。
曾国藩对外国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怀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办法并非雇用外国军队，而是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药。
外国的介入西方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时这些看法都已化为乌有。
到 １８６０ 年时，叛军主要被看做是对外国贸易的一种威胁。
在中国市场上利益最大的英国，它的官方政策是坚持在内战中严守中立，仅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骚扰。
但是英国领事和武官的一些文书函件则表现了对太平天国日益增加的敌对看法，它们强调暴乱的破坏性质以及……它所据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灵和伤风败俗的特征。
①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
虽然英国各级行政官员都曾设想过干涉叛军，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终限于保护英国在贸易港口的利益，实际上仅限于决心保卫上海。
法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１８５５ 年法国的干涉曾帮助清军从小刀会手中夺回上海）。
因此李秀成于１８６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 日向上海的推进（这次尝试只有三千人参加）被英、① 卜鲁斯的文书，引自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 99 页。
法军队所击退。
令人好笑的是，这次干涉恰恰发生在英、法另一支军队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