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１８６０ 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决定暂不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
太平天国被看作长江中游地区事实上存在的政权。
１８６１ 年 ２ 月海军少将何伯领导了一次对南京的考察，谋求达成一项稳定的谅解，使英国得以安全进行贸易，英国则以保证中立作回报。
李秀成在南京接见了英国人（洪仁玕此时已被解除了外事职务），甚至答应当年内不对上海发动进攻。
太平军将不进入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之内。
英国继续在内战中依法严守中立。
但是到了１８６１ 年夏，驻北京公使卜鲁斯则明显地倒向了清朝。
西方侨民社会对渎神的太平军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长的反感，而太平天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无情事实，也必然影响了英国的态度。
１８６１ 年 ６ 月卜鲁斯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即由李泰国出面代表清政府购置一支海军舰队。
１０ 月份，即在曾国藩收复安庆后一个多月，卜鲁斯应允了恭亲王的请求：即长江上的外国船只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点停泊，以使太平军难于得到外国船只提供的武器和物资。
不过，卜鲁斯无意让英国干涉中国内战，伦敦则更无此意图。
在 １２月，只有法国一艘和英国两艘炮舰停泊在宁波港。
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英国仅七百人，法国仅五百人。
①可是到 １８６１ 年末，双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约束。
太平军迫于西线危急的军事形势，不得不巩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 １８６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占领了宁波，２９ 日占领了杭州。
１８６２ 年 １ 月李秀成对上海地区发起总进攻，占据了通往该城的河道。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从一个可以复兴的和更为牢固的清政 权的角度来考虑它未来的利益。
１８６１ 年 １１ 月清廷发生的政变使英国萌生了希望，因为已故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成了清帝国的决策者（见第八章）。
恭亲王准备与新条约相依为命，英国公使卜鲁斯则准备提供一切机会让他照此办理。
此后，英国对太平军进行的干涉应当被视为卜鲁斯为稳定中英关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害怕太平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更强大更排外的政府。
恰恰相反，倒是太平军那些不出所料的弱点和无纪律才促使英国反对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
外国参与反太平军战斗的方式有下述几种：英、法军队直接进行干涉；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
无疑地，其中以外国军队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
雇佣军分队（其中以常胜军为最突出）在江苏对清朝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历史意义最大的莫过于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为武器装备与随之产生的军火制造业，其进步的技术可用来促进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
①长江下游地区的官绅长久以来一直在谋求西方对叛乱者的干涉。
上海道台吴煦（他的功名是捐来的）早在 １８５３ 年便看出外国支持的潜在价值，此后他一直汲汲于谋求得到这种支持。
１８６０ 年兼任江苏布政使时，吴煦不仅本人热衷于与买办商人合股进行私人商业投资，而且还擅长通过商业行会征收厘金。
巡抚薛焕手下有约四万名绿营军和乡勇，但成分复杂，未经训练，纪律① 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 118 页。
① 以下有关外国的介入问题，大部论述得到刘广京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很差。
早在 １８６０ 年 ５ 月，吴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规模不大的夷勇。
在那个广有资财的同胞和商业合伙人杨芳（此人是浙江银行家，曾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的建议下，吴煦得到了华尔（１８３１—１８６２ 年）的效劳；华尔曾在中国轮船上任过职，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度过童年后一直在海上和陆上从事冒险生涯。
华 尔胆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无城府，一任杨芳摆布（他最后跟杨芳的女儿结了婚）。
他和几名高加索同伙领着二百名菲律宾士兵于 １８６０年 ７ 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应为西南——译者）的一个重要小镇松江，但不出一个月它又沦于叛军之手。
１８６１ 年他和其他官佐们（主要是美国人）在他们业已着手训练的马尼拉兵外又开始了对几百名中国士兵的训练。
在吴煦和杨芳的大量资助下，华尔按照英国方式操练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连发快枪装备他们。
他们的兵力到 １８６２ 年已增加到三千人。
由于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战斗，它被官方封为常胜军，以象征吉祥。
正因为这支混合部队有上述来历——基本上是外国人领导的中国雇佣军团，所以它在以后两年的江苏战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不过在吴煦和江苏巡抚薛焕的心目中，常胜军仅仅是为谋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薛、吴二人小心翼翼地听从了那些在上海避难的绅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员们的意见，这些人现在领头请求皇上借洋人军队助剿。
请愿书甚至提出引外国军队去攻打苏州和南京。
绅士领袖们声称，巴夏礼在 １８６２ 年 １ 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鲁斯批准，英国军队将不仅帮助防守上海，而且愿意长驱直入，帮助收复宁波、苏州，甚至南京。
①薛焕起初故作不应，保持观望，只是等到有相当多的卸任高级官员签名于请愿书上后才上奏清帝，赞助借兵助剿的请求。
关于进攻苏州和南京的建议也包括在内。
同时经薛焕批准，吴云（苏州前任知府）和应宝时（吴煦的副手）于 １ 月 １３ 日建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局，为期待已久的联合作战筹集经费。
２ 月初发布的两道诏令准许薛焕的建议只适用于上海：上海为通商要 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
①至于把外国援助扩大到苏州和南京的想法，则被提交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
１８６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当太平军被发现沿吴淞江堤岸行军时，英法军队仅从船上朝他们开炮而已。
但是到了 ２ 月 ２１ 日，海军中将何伯便亲自带领远征队向上海东北十英里太平军所占据的高桥发动了攻击。
何伯的炮兵得到了三百五十名英军和六十名法军的支援，还有六百名华尔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击队。
接着在整个 ４ 月里，对上海附近的几个市镇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它们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有些到手的市镇防卫不当，很快便又被太平军夺了回去。
只是在 ２ 月 ２２ 日何伯才致函卜鲁斯要求批准肃清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以内的叛乱者。
直到 ４ 月 １２ 日才得到卜鲁斯的批准，约在同时，士迪佛立将军带了约一千八百名英军从天津抵达这里。
２ 月 ２５ 日北京向华尔的中西联合勇军表示祝贺，同时上谕批准了薛焕的建议：授予华尔以四等军衔和花翎顶戴。
５月 １ 日至 １８ 日，英国、法国和华尔的联军乘坐英国炮舰往返于广阔的内河水网，攻陷了三十英里内的主要市镇。
对每个攻克的市镇的大掳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协议进行公平分配。
防务主要由华尔的士兵担负，颇能胜任，只有两个地方由英法军队自己担任过。
① 引自王尔敏：《淮军志》，第 55 页所引。
① 《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 第 3 页。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军的威胁，应当归因于欧洲人在 １８６２ 年 ５ 月下旬主动干涉的结果。
然而自此以后，承担主要防卫任务的是新开到的李鸿章军队。
李鸿章和他的六千五百名士兵是在 ４ 月份从安庆分乘上海绅士向一家英国商号租来的七艘轮船顺江而下，抵达这里的。
李鸿章将他的行辕设在上海的县城，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他的军队将不作为英、法的附庸来打仗，而要谋求自 强，不与洋人相混。
①太平军此时动员了约五万军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
英、法军队鉴于自己人数很少，便撤走了位于三十英里圈内的嘉定的驻防士兵。
华尔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
士迪佛立将军紧急要求伦敦从印度派遣大量援军，这个想法一旦实现，很可能使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增。
但这样的增援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事实几乎立即证明李鸿章和他的军队能够应付局势。
当忠王的大军于 ６ 月初从西面进攻上海时，淮军在以 ６ 月 １７ 日虹桥之役达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战斗中击败了他们。
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决定折回苏州基地，并在那里着手策划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时正受到曾国荃军队的威胁）的远征。
在别的将领指挥下几支太平军大军继续进逼上海，但它们也被受到华尔的分队援助的淮军所击败。
李鸿章的军队于 １８６２ 年 ８ 月底收复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以内的所有市镇（嘉定于 １０ 月由中西联军收复，这是英法军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攻势）。
李鸿章确信只有通过独立的活动，才能使淮军获得建立真正的区域性军事霸权所必需的实力和经验。
他同样也怀疑西方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作用。
１８６２年 ７ 月，当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试行方案时，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赞助这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担心欧洲人会逐渐蚕食对清军的控制权。
②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抵制外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以倒霉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将在第九章予以论及，兹不赘。
太平天国的失败保皇派于 １８６１ 年 ９ 月攻陷安庆，这非常鲜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作战中（它曾经是洪仁玕在 １８６０ 年制定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的失败。
对太平天国的地位来说，西线战役在某些方面比东进更为重要，它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叛军将领之间缺乏配合所致。
李秀成（他曾因指挥才干于 １８５９ 年受封为忠王）这时更多地关注他自己在长江下游的权势基地，而不是战略全局。
这次指挥上的不统一，仅仅是太平军在杨秀清死后企图重建中央统一领导而遭到失败的一个方面。
洪仁玕一直不稳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当时已不问政事甚或神智失常而更有所削弱。
在战地将领的妒忌和朝臣的诬陷下，他于 １８６１年初被剥夺了总理朝政的职权。
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军的权贵变了质，因为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欲求，册封了许许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过是很勉强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
虽然个别叛军队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庆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业已铸成太平天国覆灭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覆灭最后是由曾国荃对南京的围攻，以及李鸿章对沿海地区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 第 15—16 页。
② 见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 32（1972 年）第 95—96 页。
和左宗棠对浙江省进行的清剿来完成的。
李鸿章从东面横贯江苏发动的强攻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位精明而善于应变的首领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财富，因为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新的源泉。
作为中外贸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剧增长，并有资财雄厚的流亡绅士阶层以及与内地商业的多方面联系，所以成了一个无与伦匹的军事基地。
李鸿章刚就任江苏巡抚，便立即着手控制关税收入和江苏厘金。
这两项贸易税，尤其是江苏厘金，确实是他以后几年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柱。
李鸿章经过无情的官场斗争后赢得了对这些财源的控制权，到了 １８６２ 年下半年，他不仅能够维持他自己迅速扩大的淮军，而且 能够为曾国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渐不满的军队提供大量的经费。
当 １８６３ 年李鸿章的军队节节击破坚守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城镇中的太平军时，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了五万人，这就为中国武装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
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
到 １８６４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一万五千支步枪。
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 １８６３ 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
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势。
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十年内能够相当成功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
常胜军自 １８６０ 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维持了下来。
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得不错。
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
１８６２ 年 ９ 月华尔受伤致死。
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
他被解职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亲戚）指挥。
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
上海的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军的据点。
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器。
在整个 １８６３ 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
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
１８６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苏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戈登作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
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
其次，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当时它正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
１８６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
据说约有十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
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
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止。
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
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
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１８６８ 年。
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 １８６４ 年就被有效地扑灭了。
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
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这个因素，还不是令人满意。
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
众所周知，李秀成到 １８６２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 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
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局却早在 １８６１ 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建成。
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中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无能意味着，一元化的集权只能通过他的亲信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
不过即使根据太平天国内部虚弱这一说法仍不能充分解释，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战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国内局势。
答案只有通过我们重新估价太平军运动的内部特点以及它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
为此目的，我们将太平军与捻军这支大约同时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动的叛乱队伍作一番比较，可能不无益处。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捻军在 １８５３ 年以前的历史不大为人所知。
然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由白莲教叛乱的残余人员发起的，但严格地说又不是裔出白莲教派的一个组织。
捻军运动的中心地带是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苏的交界地区。
这是一个饱受旱涝之苦的旱地耕作区，在白莲教起事时，这里的穷人为饥饿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仓促组成的勇营。
当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乡时，他们既不指望可以找到农业生计，又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
他们便与那些幸存的反叛者为伍，在当地干起了盗匪营生。
①这个构成早期捻军运动的基础的社会变化过程，今天仍然是关于十九世纪历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个领域。
现有资料表 明，至少有这样两个过程应当加以考虑：（１）捻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即它如何从一个表示土匪组织俗称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表示认识其集团身分的特殊组织的专用名词。
（２）流窜于交界地区的非法之徒为把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淮北平原的定居社会所采取的步骤。
当时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军运动在 １８１４ 年——即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现的形式。
白莲教的那些四处星散的余众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统治薄弱地区结成了有组织的帮伙。
他们利用地方官员的怠惰和玩忽职守，得以自由无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
这帮全副武装的盗匪以劫掠、勒索和贩运私盐为生，其行踪所至已远远超出了定居社会的范围。
这种结帮的成员名称各异，或称剑客，或称红胡子（这或许因面部涂抹伪装颜色而得名，或许来自剧目中粗暴强横人物的传统化装）。
一个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帮伙通常被称作捻子或捻。
①不过，上述地区这些非法之徒的性质正在迅速演变。
到 １８１４ 年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开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人们—种单纯的组合，它已经变成定居社会中有钱有势人家的工具。
捻子有许多同当地社会紧密联系的方式。
头目们在集镇开设赌场，把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围。
捻子给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许多家庭以向其头目宣誓效忠的方式来寻求保护。
一个旁观者写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
②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捻子的下层社会已牢固地植根于当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时又靠宗族中有财势的族长们向下延续并向外传布 扩散。
①私盐贩子们也有一种倾向，想寻求安全的寄身之所。
因为私盐贩子的头头们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敌对者带来的致命危险所困扰，他们便在村落中定居下来，四周筑以土墙，全副武装，谨防任何不速之客来犯。
②很清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分散的捻子业已与淮北地区许多村社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可能整个整个村落都要以劫掠为生。
一个捻子头目带领村民四出抢劫，然后满载财物归来，掠夺物的一半归首领所有，下余①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 309—314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 1—38 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 46—76 页。
① 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捻军资料别集》，第 5 — 9 页。
②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 310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 41 第 7 页。
② 包世臣：《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 49 第 4 页。
的一半则由追随者去平分。
这样捻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全副武装的盗匪，一是指以村社为基地的半武装团体。
因而它们与南方下层社会中的堂和股颇相类似。
地方上捻的头领与广西三合会的米饭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地方上有财势的人物，都通过提供另一种经济地位和新的社团结合形式，把那些靠正当职业无以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围。
一个令人费解的重要问题始终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够在总的方面被看成白莲教的一个分支。
通常靠援引陶澍一类官员的叙述来证明捻是白莲教的分支；陶澍认为红胡子就是先前漏网的白莲教叛乱者。
③不过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白莲军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实际是白莲教教徒。
白莲教在三省边界地区的定居集团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广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这样招来的许多人与白莲教教义及其组织仅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
如果确系如此，那么白莲军的残余必定相当庞杂。
如果再加上捻子还包括原来反白莲教的兵勇的资料时，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莲教派自身对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过有限的作用。
这一推测有 １８２２ 年的一 项记载可为佐证：它说在豫皖地区的朱凤阁叛乱中，官员们能够清楚地把白莲教徒与捻匪区分开来。
①在 １８５３ 年以前的时期，白莲教特有的调和各派教义的宗教和它的启示性的政治路线似乎是捻军所完全不具备的。
鉴于捻军运动的人社会出身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根据假定捻子和白莲教教徒之间有些交叉情况；但是严格说来，把捻子称作白莲教教徒则是错误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实际上只存在个别小股的相当松散的结合，通常称之为捻，他们的头子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他们对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的认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联合的最初迹象以及最初萌发共同的政治觉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危急年代中出现的。
并且就在这时或稍前不久，它们才有了捻这一人所共知的专用名称。
１８５１ 年开始了黄河改道这一悲剧性过程，它从山东半岛南端改到北端，还有殃及淮北广大地区的一连串水灾。
虽然直到 １８５５ 年 ８月才发生大决堤使河水向东北横溢，但从 １８５１ 年起饥馑和破产已年年出现。
那些年经济上的绝望加剧了村社之间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隐患，这个情况对我们了解捻军运动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
象南方的三合会那样，捻子也带头在村寨设防以反对邻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当时社会生态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他们作为地方防御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在 １８５３ 年初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太平军这时正进抵长江流域，促使了安徽农村军事化的普遍实现。
另外，促使军事化过程的是淮北村寨拥有许多非法火器，这使地方官员一直皱眉不已。
②现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军的需要，对这一军事化行动加以鼓励，从而刚好扩大了捻子的社会基础，因为需要捻股首领们负责几十个村寨的防务。
捻的村社组织很难同正统的团区分开 来，因而这两种组织必须看成同一种类型：许多村落各各筑有坚固的围墙，在共同防御圈内有义务彼此相助，并由乡勇把守。
称作团的这种组织，有许多实际上都由捻领导，或者后来听命于他们。
仍受正统绅士控制的团越来越少，而在淮北地区作战的官③ 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 6 页；黄钧宰：《金壶七墨》，第 337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 41 第 7 页。
② 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 18 页。
军则普遍陷于怀有敌意而组织完善的民众的包围之中。
虽则捻子的村社基础在不断巩固，但他们把一股股武装捻子合并起来的过程则是缓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
继许多地方领袖断断续续作了一些尝试之后，终于在 １８５２ 年由十八名首领带领人马汇集在张乐行的麾下；张乐行是雉河集（现安徽涡阳）上一名一字不识但颇有势力的地主兼私盐贩子。
这个集团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张乐行本人则被地方知府任命为民团首领。
不过他在名义上归顺政府为时很短暂，在 １８５５ 年末到 １８５６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着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结成一个新式组织。
在两个小绅士的提议下，张被任命为所有捻子的首脑，拥有盟主的称号。
捻子战士被松散地编成五个旗，每旗约二万人，成为小股捻子的联盟。
在后来年代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团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数目增至十二个或者更多。
首领们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许多自主权，因而张乐行不象是那种权力业已集中的军队的领袖。
不过这种原始的组织结构却容许捻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合作，以致在随后的年月里竟使战斗席卷了八个省份。
捻子的活动方式是有季节性地搞军事活动。
捻旗依靠象张乐行在雉河集设防的那种地方军事基地，每逢春秋季节都要外出到周围一带进行抢劫，然后按时返回家乡。
他们花很大力量来保卫乡里和建立捻军在邻近地区的新分支组织的中心。
这意味着许多捻子过着两重生活：既与村寨有紧密联系，又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紧密联系。
不过另外一些人，例如无家可归的饥民和流浪的私盐贩，在加入捻军队伍后则必须完全而长期地过军事化生活。
至此，捻军运动不仅体现了更紧密结合的组织，而且还有更明确的象征性的内容。
它的领导集团为了树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衷主义态度搬用了白莲教的口头传说和太平军的各种象征。
张乐行接受了大汉明命王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满族王朝的挑战，而且间接地表明它承袭了白莲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
这可能是为了巩固与各地白莲教信徒的关系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许多白莲教信徒这时已是捻旗的成员了。
虽则有人认为捻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从八卦教（白莲教的一个派别）的一套做法中借用来的，不过其实际渊源仍未弄清楚。
然而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在 １８５６年以后的几年中，捻军吸收了象征异端传统——其中也包括白莲教传统——的非常明显的内容。
但这是否能够表明捻军此时已在事实上作为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出现，仍是大可怀疑的。
甚至在捻军的现阶段，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从黑手党那样的地方下层社会生长出来的组织：它在重建和扩充过程中，发现上策莫过于从一应俱全的传统异端库藏中择取各式各样的象征性内容来加以发扬。
政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几次剿捻之战，由于内部领导意见分歧和无能而受到挫败。
象袁甲三这种墨守成规和贪污腐败的官员，无论在聚歼捻军或在重建对捻军根据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无进展。
叛乱者的骑兵到１８５８ 年已增加到二万多匹马，他们证明甚至比骁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还厉害；１８６０ 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
作为一名统帅，僧格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
虽然他于 １８６３ 年对捻军据点发动猛攻时收复过雉河集并把张乐行捕获处死，但死者的侄子张宗禹仍保持了捻军的实力，捻军在他的领导下于 １８６５ 年包围并杀死了僧格林沁。
对北京来说，失去这位统帅是堪与 １８６０ 年江南大营被歼相比的重大损失。
情形也跟 １８６０ 年相仿佛，朝廷转而求助于新军。
最后击败 捻军的几次战役所依恃的并非骑兵的突袭，而是稳扎稳打的合围；这一战略就是太平天国的征服者曾国藩提出来的，他于 １８６５ 年出任剿捻统帅（见第八章）。
作为一场叛乱，捻军在政治上对清朝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
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
捻军的基础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和村社之间惯有的协作方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看作是对帝国正统性的有力挑战，只不过是对帝国权力的局部抵制。
他们肯定不是对正统价值体系的威胁。
确实，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因袭传统的，与其政治倾向的模糊不谋而合。
这样，捻军便能轻易地与其他叛乱集团合作，但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
与太平军不同，捻军与周围社会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乱集团融洽相处。
他们同幅匪、宋景诗指挥的黑旗军、白莲教以及敌对的团练组织，能够在特定的基础上互相影响，从中受益。
捻军与太平军曾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有理由使太平军为之后悔。
捻军首领李昭寿于 １８５８ 年曾带领他的大部队驰援安徽的太平军，但太平军却不能向他们进行纪律和信仰的灌输。
李昭寿本人不久还倒向了清朝。
捻军反抗的漫无目的性，确实可以从其首领们反复无常的行动中看出，同一个人往往反复变节多次。
生员苗沛霖是土豪，他对双方都叛卖，他的长期经历只有按照两淮地区内战中普遍存在的朦胧的价值准则才可以理解（关于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