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 ５７—８８ 年）仲长统（公元 １８０—２２０ 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
①据他看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公元 ２５—５７ 年）在位时。
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十分不满。
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却由尚书来管。
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受了优越的特权。
②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
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
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
到了仲长统的时代，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 １ 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
公元 ７５ 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①他意识到，光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理政府。
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
第五伦批评他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
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能都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 ５７ 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公元 ３８ 年），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
公元 ６０ 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
②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
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
③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的。
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
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己遭到惩罚。
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
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① 《后汉书》卷四九，第 1657 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 218 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② 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第 19—20 页。
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4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 53—7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00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 1482 页确定日期为公元 77 年。
第五伦任司空，见《后汉书》卷三，第 130 页。
② 《后汉书》卷三一，第 1406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 33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09 页。
很充分。
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
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况（公元 ７０—７７ 年）。
①我们还具体地得知，５００ 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禁中被鞭笞致死。
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
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
但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
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
②我们还得知公元 ７６ 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严厉。
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职位谋取私利。
③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 ８４ 年，才颁布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
④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
⑤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
⑥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人关系。
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
①第五伦于公元 ７５ 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
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
这个地区非常富庶，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
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富，只看忠诚与否。
这样就避免了腐败。
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
②把这样的例子当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８７ 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
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措施。
③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① 见本书第 3 章《新皇室》。
② 《后汉书》卷八一，第 268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49 页。
④ 《后汉书》卷三，第 146 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 76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12 页为宋均。
《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 13—14 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五，第 1445 页改为宗均。
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⑥ 《资治通鉴》卷四五，第 1445—1446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 124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8、1401—1402 页。
③ 《汉书》卷九六，第 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 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159、193 页；本书第 2 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
④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
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
⑤不久以后，公元 ７７ 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奢侈的生活方式。
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
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
①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的效果。
公元 ８３ 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到强烈责难。
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
他们还修了造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
这样的排场触怒了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
②公元 ８９ 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载道，但无任何效果。
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的榜样。
③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这一方面看出。
公元 ８６ 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细则。
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
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
曹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 １５０ 篇题材广阔的汇编。
然而这部书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公元 ９１ 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
公元 ９３ 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被实行。
④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 ５７—７５ 年）和章帝（公元 ７５—８８ 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誉。
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１ 年—公元 ６ 年）黄河和汴河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承担这样的重任。
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
公元 ６９ 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
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四公里）建一座水门。
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河水改道。
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①史籍记载公元 ６９ 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
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
有一系列好收成，人④ 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 134—13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 1 卷，第 272 页）；《汉书》卷三六，第 1951 页；《潜夫论》卷十二，第 130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 411 页。
② 《后汉书》卷二四，第 857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 149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三，第 1484 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 1520—15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4—2465 页。
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 ），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270、281、346 页。
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
②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
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
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 ７８ 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
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
③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
在此以前，从交趾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
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
公元 ８３ 年，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
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郡和桂阳郡的陆路。
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
①② 《后汉书》卷二，第 115 页。
③ 《后汉书》卷十六，卷 608 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 1156 页。
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 101 页。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公元 ８８—１２５ 年）和帝（公元 ８８—１０６ 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
公元 ８９ 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规模的远征，②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
有许多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
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安全。
③但是他们得到了 １０７ 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
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
他还认为，由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
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
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
同时也不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
①《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
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的建筑。
②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
公元 １０１ 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
③第二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改变。
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
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
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选。
④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
公元 １０６ 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
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
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
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经》有广泛的知识。
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② 见本书第 3 章《边境和邻邦》。
③ 《后汉书》卷四五，第 15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五，第 875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 1484 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四，第 189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 134 页；本书第 8 章《文职官员的吸收》。
④ 《后汉书》卷四四，第 1500 页。
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
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变化。
①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而不愿工作。
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
②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
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４０ 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 ３０ 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住。
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
她本人亲自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
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
她把特权家庭成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
③这种主张的真诚性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
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
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不实行了。
公元 １１６ 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
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 １０７年任太常，１１２ 年晋升为司空。
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
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
①这实际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
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
１２１ 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
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
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
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
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然而，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
结果，高官们从 １２１ 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
②１５４ 年高官们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１５９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
③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① 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 57—75 年。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5 页；《后汉书》卷七九，第 2546 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 1567 页注明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 106 年。
③ 《后汉书》卷十，第 42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 226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 1307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 23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0—156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34 页；《后汉书》卷七，第 299、302、30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0—1561页。
试。
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
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１０３ 年）。
④公元 １０６ 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
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曼延百戏等。
①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制被削小。
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
皇宫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
②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
在永初时期（１０７—１１３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
１０８ 年任御史中丞的范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
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
他还提出政府应该遵循公元前 ９２ 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及其原因；③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
范準的意见被采纳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
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
④公元 １０９ 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
她已经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
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
另外，她砍掉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
与此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 １２０ 名侲子减少了一半。
在第二年（１１０ 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
①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
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
公元 １１０ 年任谒者的庞参（１３５—１３６ 年升任太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
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
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
虞诩认为，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廷控制的土地。
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都将失去屏障。
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④ 《后汉书》卷四，第 194 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 1559 页定此事发生于 103 年。
① 《后汉书》卷五，第 205 页；《后汉书》卷十，第 422 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 1564—1565 页。
接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 201 页注 744。
② 《后汉书》卷五，第 208 页。
③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8 页。
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 1138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 184 页。
④ 《后汉书》卷三二，第 1127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 424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 206— 公元 220 年汉代的新年和其他节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 75—76 页；《后汉书》卷五，第 214 页。
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
②尽管这种论点暂时地足以压倒庞参的劝谏，但问题在 １１９ 年还是再一次提了出来。
当时匈奴正试图向西域诸国施加影响。
他们已经杀掉一部分住在敦煌的中国人，而且有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交通线上的王国，比如鄯善，正在承受特别沉重的压力。
他们请求帮助，一位汉族官员请求派一支５０００ 人的队伍攻打匈奴，结果只得到洛阳含糊的反应。
一部分大臣建议关闭玉门关，从而与西域断绝往来。
当班勇被征求提意见时，他援引了历史上自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在位）至羌人反叛（公元 ８９—１０４ 年）时期汉人与西北地区的关系。
羌人的反叛曾有效地割断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使西域各国受制于匈奴。
①他认为当时最不适合发动攻打匈奴的战役，因为中国人对此根本没有准备。
但是他认为，对象敦煌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居民点应该小范围地和有效地增援，加强那里中国人的力量，以便牢牢地控制交通路线。
当匈奴控制的吐鲁番（车师）和鄯善不可靠时，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确保中国的安全，②对于这个问题，班勇答复说，正象州牧能够维护中国内部的法律和秩序那样，他也能够尽其所能防止入侵。
他主张通过设立官职以确保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否则，西域各国会落到匈奴手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在其南面的中国城市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不用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只要仔细挑选戍屯校尉就足以保持西域各国对汉朝的忠诚。
如果西域各国要求中国供给食物，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拒绝了就会导致他们采用暴力袭击。
班勇的意见被接受了，在敦煌设置了一支戍军。
第二年（公元 １２０ 年），汉朝廷与居住在鄯善和吐鲁番迤西一带的诸民族建立了联系。
皇帝接待了一批音乐家、巫师、吞火者及其他各种艺人，数量达 １０００ 人之多，他们声称来自地中海的罗马世界，但实际上多半来自缅甸。
③有几个事例说明了汉朝当年如何施行阴谋诡计或如何进行行政管理。
正如上面指出的，阴氏皇后的垮台是她被控搞巫蛊。
这种消除对手的战略在汉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前 １３０ 年曾用它废黜了一位皇后，公元前９１ 年又用了更不道德的方法废了一个皇后。
④较令人愉快的是，史料记载了一次显然是自发的弘农郡人民为他们所仰慕和爱戴的一名官员提供丰厚贡品的事。
这就是死于 １０５ 年的王涣，他当时官拜洛阳令。
他被描写为性格正直的人，初看有些严肃，但实际上却很宽厚仁慈。
他发现和处理冤案的才干使首都人民赞誉他具有神灵的力量。
他的死引起普遍的哀悼，送葬的队伍向西一直穿过弘农郡，路边的祭桌上摆着居民们的纪念品。
他们向为此感到困惑的官员们解释说，这是回报王涣解除百姓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
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
①② 《后汉书》卷五一，第 1688 页；《后汉书》卷五八，第 186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 1587 页。
② 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 76 页注 49，第 81、18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31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8 页。
鲁恭于公元 １０７ 年官拜司徒。
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
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 １０３ 年以后却改为夏季。
这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
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
他立论的理由是，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
他的观点占了上风。
②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
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议。
１２０ 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
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１０６—１２５ 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华的生活。
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
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
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
他对以下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了表示恩宠。
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的地步。
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权。
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个人目的。
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
①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
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
王伯荣按照安帝的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
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
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
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
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
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
②② 《后汉书》卷四，第 192 页；《后汉书》卷二五，第 879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02 页；《后汉书》卷五四，第 176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2—1565 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 １２６—１４４ 年）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
提出的问题涉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
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
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乱。
在 １２６ 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
他认为，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
他抱怨的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清白无辜的人。
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
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
但他拒绝了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处决。
结果，虞诩被判无罪，并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①多半是为了制止裙带关系，１３２ 年的命令规定，从州里举荐上来的官员候选人必须限制在 ４０ 岁或 ４０ 岁以上；他们必须学习过指定的经典的疏义；补缺人员必须有起草奏疏的能力。
对那些才干非凡的年轻人，也不能仅仅由于年青而妨碍他的仕宦前程。
②同一年，尚书令左雄在奏疏中抱怨短期任命和官员离职产生的后果。
很多人对在短期内一显身手感兴趣，结果人民受到专断的刑罚和横征暴敛之苦。
据他说，官员们不能审理贪污案件或恰当地考核确定每个人的功绩；还有许多提升不当的例子。
左雄请求结束官员们调来调去的情况，因为他相信这些弊端都是官职的变动，或在职官员经常离职的结果。
可是，重新实行禁止官员们擅离职守这一规定的企图未取得成效——据说是因为宦官的反对。
③这时也出现了有人不愿意做官的事例。
樊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精通经术，也通晓占卜；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兴趣和性格，从 １２７ 年以后他就拒绝了让他做官的种种引诱。
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他厌恶政府行事的方式，他宁肯不接受他所不赞成的那种恩赐。
①还可以举出一个当时有人拒绝当官的例子。
此人即郎ｆ ，他和樊英一样是一位学者，他也深晓秘教事务，并以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事件而广为人知。
在 １３３ 年上呈的奏折中，郎ｆ 乘机批评了政府的许多方面，包括选拔官员时不够严格。
他的很多批评都是根据对自然情况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作出的；由于他是这方面可以请教的知名专家，他的声誉给他的观点增加了某种力量。
②另外两个与官员的待遇有关的事件在史籍的 １３３ 年条目中有记载。
第一件与李固有关，此人后来注定要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70—187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15—201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二，第 2722 页。
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 1648 页注文。
关于不愿意做官的情况，见本书第 15 章。
② 《后汉书》卷三十，第 1054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第 98 页注 88。
是一名文官。
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
尽管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理方法。
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
③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报。
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
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期（公元 ５７—７５ 年）才有这种做法。
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鞭打。
④顺帝在 １２６ 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
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
①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尽管他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
１３３ 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
②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
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
在指责的开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③紧接着樊丰及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
李固本人承认，汉代 ３００年历史上不少于 １８ 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的确很大。
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以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背了既定的传统。
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
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
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
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权力太大了。
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
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
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而且要从中央做起。
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邪，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
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天的意愿。
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该大大削减。
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
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 １３３ 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③ 《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22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2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3 页；《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3 页。
③ 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8 页；《后汉书》卷三十，第 1049 页。
定为 135 年；《资治通鉴》卷五二，第 1680 页定为 137 年。
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
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
①１３５ 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
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权传下去的决定。
②１３６ 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臣。
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
只是由于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
③１３４ 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
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
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做法。
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改进政府工作。
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该减少。
④１４２ 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视。
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
除了张纲在洛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
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
他起草了一份 １５ 点罪状的控告书，在城里引起了轰动。
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
①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
②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 １１１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
１２９ 年收回了上述部分地区。
③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 １１１ 年主张维护帝国的版图。
④１３７ 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叛，但未成功。
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 ４００００ 人的队伍用来应付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
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
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起 ４０—５０％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
李固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
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难是不能忍受的。
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① 《后汉书》卷五九，第 1909 页。
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626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4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 1817 页。
《资治通鉴》卷五二，第 167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 266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 1820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六，第 181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31 页暗示抗议发生在 144 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一，《资治通鉴》卷五二，第 1698—1699 页定为 144 年。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16 页；《后汉书》卷六，第 25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3 页。
④ 见本章上文。
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象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仁政。
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
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
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
①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
他死后（１４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
同一年，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
１４５ 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广陵和九江的城市。
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动。
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
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 ３８００ 人，俘虏 ７００ 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的秩序。
②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37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76—277、279 页。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与 １３３ 年发生的事情一样，１５１ 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
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
③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
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
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
他还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３３ 年在位）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
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
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５７ 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
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依靠严刑。
几年以后（公元 １５５ 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皇帝本人。
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象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样。
但是，当今的皇帝生活在闭塞的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加给富人和穷人的同样的压迫。
他写道：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
刘陶请求皇帝注意秦朝覆亡的命运，这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同时他还列举了哀帝（公元前 ７—前 １ 年）和平帝（公元前 １—公元 ６ 年）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
最后他提出了一批官员的姓名，建议让他们真正掌握中央的权力。
但是刘陶知道他的劝谏没有接受的希望，他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
他的确被置之不理。
①１５９ 年梁氏家族垮台以后，黄琼任太尉。
他设法揪出那些在州郡搞压制和腐败的人，判他们死刑或流放，这些措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
②然而，如果试图以此种理由去惩戒个别的官员，那就会误以为是在搞个人恩怨，就象范滂告发的情况那样（１５９ 年）。
③恰在此时，侍中爰延提醒桓帝，如果他想得到贤君的名誉，就必须注意把国事委托给陈蕃等人，而不是交给宦官们。
还有一次他补充说，皇帝应避免亲近小人；而且为了防止失去他应有的威严，他应该非常小心地注意与周围的关系。
④陈蕃曾任千乘郡守，后来升任尚书。
由于他直言极谏而转任豫章郡太守，这种调动实际是流放。
由于作风严正，他令人畏惧却又受到尊敬，后来官拜大鸿胪。
他尽力不让当时的一个批评者得到不公正的任命，以致自己降了职，但后来他又当上了宗正。
他担任宗正时注意谨慎地考察候选人，对权势和富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 1843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3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七，第 2204 页。
④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18 页。
豪之家的成员不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
⑤１５９ 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
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一定影响；５００ 多名宫女被遣散。
１６３ 年皇帝在巡游中把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合在一起进行。
这一点引起陈蕃进一步的批评，理由是当国家的粮仓空虚时不应该有这样的花费，也不应该与农业生产争人力；但是这种抗议未取得效果。
⑥１６５ 年，作为广陵郡举荐的候选人最近刚刚到达洛阳的刘瑜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
他除了建议皇帝必须搞一些改革措施外，还要求采取一定的步骤驱走朝廷上的谄媚之徒，停止那些降低观众道德水准的音乐演奏。
①第二年又有人上奏要求大大减少后宫的宫女的编制，因为宫女的数量已高达五、六千人，还不算她们的侍女在内。
②１６６ 年襄楷递交了两份有名的奏折，其中他描写了最近观察到的天象，并把它们与皇帝和宦官的错误行为连在一起。
这些文件是汉代对皇帝提出的最尖锐的指责之一。
③１６５ 年陈蕃当了太尉以后呈递了一份奏疏，他大胆地设法营救在告发与反告发中许多非正义活动的牺牲品。
为此宦官们非常憎恨他，但他的声誉又使宦官不敢加害于他。
１６７ 年皇帝去世时，陈蕃担任太傅，负责处理尚书掌管的事务。
这时朝廷岌岌可危，继位问题尚未解决。
由于过于害怕有权有势的官员而不敢履行职责，许多尚书成员称病不工作。
陈蕃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强使他们掌管公务。
灵帝 １６８ 年继位以后，陈蕃坚决拒绝受封为侯。
④桓帝统治时期有几件事涉及文官工作的情况。
１２１ 年取消的高级官员应在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于公元 １５４ 年又恢复执行，但只实行了五年。
１６６年未能坚持这种做法的情况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项规定在规定社会等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法典中成了重要的内容。
⑤１５９ 年陈蕃推荐的五人拒绝出任文官一事，可能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性质。
另一人魏桓几次被召就职，也拒绝出马。
他感到他将不能在成功的仕宦生活中有所作为以解除当时的种种弊端，比如裁撤宫中的大批妇女和马厩中的大量马匹，或者清除皇帝左右那些弄权的人。
因此，他不能为那些希望他接受任命的同胞效劳。
①另外还有些不愿做官的例子，上面已经说过，②但是在竞相进入仕宦生涯的流行的风气中，它们可能都是例外。
由于 １４６ 年诏令的鼓励，太学的学生人数上升，据说已达 ３００００ 名；没有材料能够说明，通过在太学学习和进入⑤ 《后汉书》卷六六，第 2159 页。
⑥ 《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 1855 页；关于郑、卫之音，见《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02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二，第 2055 页。
③ 《后汉书》卷三十，第 1075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第21 页。
④ 《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3、 2168 页。
⑤ 《后汉书》卷七，第 299、304 页；《后汉书》卷六二，第 205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三，第 1741、1746—1747 页。
② 见本章上文。
仕途所取得的好处和声誉已经明显地减少和降低。
③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之一曾提到桓帝是一个宗教意识有变化的人，他经常礼拜佛陀和老子。
他在位的末年曾派一名侍从到一个老子的祠堂上供，在 １６６ 年举行的著名仪式中，他给老子举行了盛大的祭典。
这些做法导致襄楷在一份有名的奏折里批评他沉缅于肉欲之中。
那次仪式被描写为不象佛教的活动，而是稍带佛教色彩的宫廷道教。
④此事发生前不久，他曾几次下令毁掉州、郡里各种名目的祠堂。
司马光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那种不被大家接受而可能是淫祀的祭祀。
⑤公元 １５６ 年，洛阳地震。
１５７ 年，日蚀之后京城紧接着发生了一次蝗灾，河东郡还感觉到地动。
⑥朝廷在讨论当时出现的困难时，有人建议通过改革币制来解除民众的苦难，而铸造大钱的建议则提交有关部门考虑。
１５５ 年曾大胆批评皇帝的太学生刘陶此时指出，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开垦更多的土地时，提出在币制上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因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①也有人在这时试图改进经济，如削减官员俸禄。
１６１ 年出现了用现钱购买官爵的机会；１６５ 年全国各州郡都实行了每亩（一英亩的十分之一）耕地征税十文钱的税法。
②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
１５４ 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
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税收，但在 １５６ 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 ３００００ 人被卷了进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
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
③第二年（１５７ 年），边远南方（九真郡）的非汉族部落也闹事反抗朝廷，同时在 １０６ 年，南方和山东又都发生了其他麻烦的事。
长沙、桂阳和零陵据报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它们一直持续到公元 １６５ 年。
④③ 《后汉书》卷六，第 281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6 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 1705 页。
④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 37 页。
《后汉书》卷七，第 313、316 页；《后汉书》卷三十，第 1081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 2922 页；《后汉纪》卷二二，第 12 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 1787 页。
⑤ 《后汉书》卷七，第 314 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 1780 页；淫祀，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 109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 302—303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 1485 页。
② 《后汉书》卷七，第 309、315 页。
③ 《后汉书》卷七，第 300—302 页；《后汉书》卷三八，第 1286 页；《后汉书》卷六二，第 2063 页；《后汉书》卷六五，第 2145 页。
第 ５ 章 汉代的灭亡公元 １６８ 年的危机汉灵帝的统治（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
宦官们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
世家大族和官吏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
灵帝的选择公元 １６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桓帝（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继承人。
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公元 １７２ 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 ２０ 岁左右。
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局势。
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窦武，死于公元 １６８ 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
这位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 ７５—８８ 年在位）的血裔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
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
窦家的代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
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公元 １８０ 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 １６８ 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
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于公元 １６８ 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
最后一人为宦者曹节（死于公元 １８１ 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其时只有十一、二岁。
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 ５００ 英里处，自公元 １３２ 年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 ３６ 年。
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的原故。
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
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
窦太后同意之后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
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
①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
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
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余，其间，即在 １ 月 ３０ 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
这个职位通常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① 《后汉纪》卷二二，第 21 叶（第 266—267 页）；《后汉书》卷八，第 327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1 页。
《后汉书》未载此诏令。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
②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
桓帝有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
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
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
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
２ 月 １６ 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窦武。
①窦武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
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
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 ９０—１６８ 年）被授予太傅之职。
其二，陈蕃、窦武和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 ９１—１７２ 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
权力的争夺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 ２ 月余下的日子，３ 月、４月、５ 月及 ６ 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
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
年轻的皇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
这个集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
很显然，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
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许。
②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 无事实证据。
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１７２ 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
①６ 月 １０ 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
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
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
在他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
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
他使一名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
或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② 关于桓帝诸妃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 443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 4 章开头部分。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28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 95 页以下。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 2 叶（第 270 页）。
《后汉书》没有登载陈蕃和窦武在这一阶段中所提的抗议；它只简单地谈到了陈蕃的所疾：《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9 页。
①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 328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28 页）所记日期不对。
见《后汉纪》卷二三，第 1 叶（第 269 页）。
６ 月 １３ 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
③他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
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
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的宦官。
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
８ 月 ８ 日，无疑地是期待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新帝有功的人。
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队增加到两部。
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
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些罪犯。
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
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
刘瑜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
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 ８ 月份或 １０ 月初。
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
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不会很困难。
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
到了 １０ 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
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 １７９ 年）才罢休。
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算。
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一死。
危机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１０ 月 ２４—２５ 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
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惊的大转变。
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么多宦官。
于是，有 １７ 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
他们歃血为盟，并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
①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
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③ 《后汉书》卷八，第 329 页；《后汉书》卷六六，第 2169 页以下；《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2 页以下。
① 关于刘瑜，可看《后汉书》卷五七，第 1855 页以下。
史籍上关于太白星灾异的日期有不同说法，即《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3 页为阴历八月，《后汉书》（志）卷十二第 3258 页为阴历六月；《后汉纪》卷二三第 2 叶（第 270 页）未说明具体日期。
① 《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3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4 页。
刀尖下起草诏书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且特别下令对敌方的黄门令——即窦武的盟友——处死。
王甫在监牢杀掉了他的对手，并把另一名受过刑的宦官带回宫里。
然后，宦官们突然袭击了皇太后，因为他们显然不信任她。
他们收缴了她的玉玺，并据此命令士兵们守卫两宫和两宫之间的道路；他们因此护住了后方，同时发布诏旨逮捕窦武。
他们也改换了京师民政和司法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人选。
由于这种结果，可知窦武、陈蕃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计划，而且也确实没有预料到风云如此突变。
窦武曾出外值夜，这时为诏书所震惊：诏书是由几个小时以前仍被关监的那个太监交给他的。
他拒绝接奉诏令，便逃到了他的侄子——即忠于他的那两个步兵营中的一个营中去，坐守到天明。
与此同时，陈蕃也为事件的发展所震惊。
他带了 ８０ 名下属赶赴宫内，不过，这 ８０ 人中看来没有职业士兵。
②他费了不少劲进入宫廷大院，在那里他迎面遇上了新的黄门令王甫。
接着发生了高声的互相对骂。
双方对峙了一会，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包围了陈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他投入牢狱。
那天晚些时候，他在那里被践踏至死。
其余 ８０ 名年轻士兵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显然的是他们和宦官军队之间没有打过仗。
陈蕃和太后的障碍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窦武一个人。
这时，新近奏凯还朝的边将张奂成了关键人物。
①他因带有得胜兵在身边，所以宦官叫他逮捕窦武。
他虽然未卷入前一阶段的冲突，但他现在却与宦官共命运，亲自带兵去搜捕窦武。
黎明，两军相遇于宫门外的城墙边。
双方再一次对阵叫骂，都想诱使对方叛逃。
据说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们开始投向张奂方面。
他们一队一队地投奔过去，快到中午时刻窦武的防线便垮台了。
窦武自杀，家属都被害，其他关键人物都被围捕和被杀害，有些人被株连到家属。
值得注意的是，陈蕃的前后两次对峙都未曾动真刀真枪。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宫，三天以后，即 １０ 月 ２８ 日，那 １８ 名宦官因诛陈蕃窦武有功而受到封赏。
②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人胡广，因置身事外，即以其持重而被授予陈蕃所遗的太傅之职。
清洗和流放大约进行了若干日，据说死者数百人。
③就这样开始了灵帝统治的时代。
② 《后汉书》卷六六，第 2170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40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29 页；《后汉纪》卷二三，第 4 — 5 叶（第 271 页）。
封赏的原由不见于《后汉书》中。
③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 3270 页。
灵帝时代（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
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
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
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
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时期。
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的宫廷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
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
他在公元 １６９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也恢复了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公元 １７６ 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 １７６—１９０ 年）。
①这使她在公元 １８１ 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
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于公元 １８１ 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
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
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 １８１—２３４ 年），意即此子似我。
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
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
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们劝阻了他。
②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
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
如果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
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的兵力。
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从公元 １８４ 年起他即官拜大将军。
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的兵可带。
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
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
①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
他从公元 １５９ 年起过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
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① 《后汉书》卷十下，第 449 页；《后汉纪》卷二四，第 10 叶（第 290 页）。
② 《后汉书》卷十下，第 450 页。
① 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 348、354、358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47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6 页以下。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
公元 １６７ 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可。
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
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
他生前被人称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 １９２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公元 １９０ 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②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号。
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 １７２ 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 １７８ 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 １８７ 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 １８８ 年在西部地区）。
③公元 １８４ 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
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公元 １８５ 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间犹历历在目。
军事组织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
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营，此即公元 １６８ 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
现在不清楚的是，１８９ 年 ５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
所有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 １８４ 年黄巾起事的结果。
①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号。
在那 ５ 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 １８９ 年 ５ 月间还有许多封号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
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
他的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
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
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
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１８９ 年 ５ 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
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 １９０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
②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的东部去平叛。
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 １５０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
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
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 １６８ 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鲜的事。
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② 《后汉书》卷九，第 370 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 2374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903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 58—68 所载公元 181—220 年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第 55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34、354、356 页；《后汉纪》卷二四，第 4 叶（第 285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4、356—357 页。
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 121 页以下。
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
①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
公元 １８８ 年以前，大将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 １８８ 年 ９ 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
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
②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
在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
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
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
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
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
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 １６９ 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 １８０ 年又出任此职达五个月。
另一名宦者在 １８６ 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
公元 １８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
①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
公元 １８８ 年１２ 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
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
公元 １８９ 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
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
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
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
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
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
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
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 ８０ 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②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 １６９—１８４ 年）灵帝在位 ２０ 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
① 见下面第 8 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6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0—1891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40 页，并见第 385 页注 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 1882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7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6 页；《后汉纪》卷二五，第 9 叶（第 30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2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7 页以下。
（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48 页以下）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
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
①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
侯览已在公元 １７２ 年自裁，王甫在 １７９ 年死于狱中，曹节在 １８１ 年以寿终。
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 １８９ 年）；一为在公元 １８６ 年做过 ４ 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 １８９ 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
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
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 １７９ 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
②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
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
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
公元１２６ 年，１９ 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 １２５—１４４ 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 １５９ 年，５ 名宦官（另有 ７ 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 １５９ 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 １６８ 年，１８ 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 １７２ 年，１２ 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 １８５ 年，１２ 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
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 １８５ 年这 １２ 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
③公元 １７５ 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
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
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
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 １７５ 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
自公元 １７５ 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
①可是，比起因为公元 １６９—１８４ 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 １６９ 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
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
有 ８ 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 ８ 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
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
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① 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 3 章《宦官的作用》。
② 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 1186 页；《后汉书》卷四五，第 1523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2—2538 页。
③ 《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5、2534—2535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7 页；《后汉书》（志）卷二六，第 3590 页以下；见本书第 8 章《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分。
外。
②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 １６６—１６７ 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
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
公元 １７６ 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
公元 １７９ 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 １８４ 年黄巾军起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
① 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 １４ 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 ２０００ 人。
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
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
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 １８５ 年因功而受封的那 １２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
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
最后那 １２ 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
公元 １７１ 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 １８４ 年告诉皇帝：由于那 １２ 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
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
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 １２ 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
我们看到，那 １２ 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
②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
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
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
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 １７２ 年）之事。
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
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
公元 １７２ 年，王甫伺机报复。
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
他自杀，王甫等 １２ 名宦者受封。
①公元 １７９ 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４ 名高级官员送了命。
公元 １８１ 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
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
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② 《后汉书》卷八，第 330—331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8、343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9 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 253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 页；《后汉书》卷五五，第 1798 页；《后汉书》卷六四，第 2109 页。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
②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官僚体制的状况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
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
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
这是指公元 １８０ 年新建了三处皇家苑囿，１８１ 年建立了御厩，１８３ 年建立了圃囿署。
③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
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 １７２ 年，未任命继任人选。
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
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 １６８ 年 １０ 月死于宦官手中。
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 １７１ 年已经到了法定年龄。
①因此，在 １８９ 年 ５ 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卿的八尚书。
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 １７８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
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
②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 ７０ 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
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
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
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
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
③在从前，即在公元 １０９ 年和 １６１ 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
但是在公元 １７８ 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② 《后汉纪》卷二五，第 12 叶（第 305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4 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4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45、347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29、332、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2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78 页。
③ 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
关于把这些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27—143 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 237 页以下。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
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
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钱 １０００ 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 ５００ 万；而在约 １００ 个左右的郡守中，一个职位得花 ２０００ 万钱。
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
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
公元 １８５ 年，崔烈（死于公元 １９２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 １８７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
②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
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 １８５ 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 ０．１１３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
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 １８５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
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 １８４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
①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
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
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 １８２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１９４ 年）在公元 １８８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
②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
一个是从公元 １６９ 年直到 １８４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
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 １７６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
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 3000 万钱；毕汉斯：《洛阳》第 3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5 页；《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 1878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1—352 页；《后汉书》卷七一，第 230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5 页。
关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8 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19 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 2 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 345 页以下。
１７８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
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
鉴于在公元 １７２ 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
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
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
①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
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
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
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位新指挥官。
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
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
公元 １７９ 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
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 １８８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却是致命的步骤。
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
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
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
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
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 １９３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尉。
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
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
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
①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
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 ８０ 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
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338—34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5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 页；以及本书第 8 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1 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 273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57 页；《后汉书》卷九，第 368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3 页以下。
关于第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2 页。
幽州，杀略吏民。
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
②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
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 １７７ 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他们。
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
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公元 ５０ 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长城里面。
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
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 １７７ 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
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
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
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
①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
公元 １８４ 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
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 １８５ 年和 １８７ 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 １８９ 年 ３ 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
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 ３０ 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
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
从公元 １７８ 至 １８１ 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
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
③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
在公元 １７０年、１８６ 年和 １８７ 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
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
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
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
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
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
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 5 叶（第 271 页）。
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39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4 页。
④ 见本书第 3 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 6 章《匈奴》的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