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清晨，黑手党①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
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
蒋介石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
六天后，在 ４ 月 １８ 日，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分裂的浪潮。
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
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
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
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遭侵蚀。
① 黑手党——20 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
——译者权力初步巩固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到北方的北京（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 １２ 卷）。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
然而，早在 １９２９ 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
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
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
然而，到 １９２７ 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
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
事实上在 １９２７ 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
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
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
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
结果蒋介石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 １９２７年 ８ 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人。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
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
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
到 １９２８年 １ 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
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
２ 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１０ 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为国家的首脑）。
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
在蒋介石掌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
孙逸仙最初在 １８９４ 年组织兴中会，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
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
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军人加入国民党。
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
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 １９２６年的仅 １５ 万人增至 １９２９ 年的 ６３ 万人。
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
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
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
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 １９２７ 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清洗出党。
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
如果没有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
有意义的是，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国民党人。
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
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
所以，清洗共产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
国民党左派在 １９２８年和 １９２９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 １９２４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精神。
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
左派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
他们坚持，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
①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
但是，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 ８０％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
②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１９２９ 年 １／３ 国民党员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 1 月 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 2 期（1927 年 10 月），第 10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 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1975 年 1 月），第 57—59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4 页。
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 1 万人。
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
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１９２８ 年 ５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为左派喉舌。
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 １．５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 ９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
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１９２８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
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
１９２８ 年，陈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
在改组派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
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心。
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
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
这样，国民党左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
①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
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
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
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
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
②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
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
例如，在 ２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
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
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
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
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
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
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
四中全会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
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
②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
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
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
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
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
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
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
相反，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
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
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
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
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
到 １９２９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
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
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
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
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
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甚至１８ 年后，在 １９４６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
②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
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
所以，事实上只有 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 3 月 21 日；《反蒋运动史》，第 46—47 页。
③政治委员制度在年初重新设立。
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 4 月 14 日，第 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5 期 （1946 年 8 月 24 日），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
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
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
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１９２９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
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 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是军官。
在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 ３３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 ２５ 个是将军。
③在这 １０ 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 ２／３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
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１０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
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
国民党军已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
随着国家这时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
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
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
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
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
这些在 １９２８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
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
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
首先，在 １９２８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 １９２９年 ３ 月撤销。
然后，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
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膨胀。
１９２９ 年，大约为 ２００ 万人（而清朝约为 ４０ 万人；１９２２ 年约为 １２０万人）。
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
例如，在 １９２８ 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 ２４ 万人，年需军费约 ３．６ 亿元。
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 ３ 亿元。
①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
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８０ 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４１％，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
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
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
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
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5 页。
——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
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
所以，他们在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
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
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
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 ２３ 万人。
冯玉祥——他指挥 ２２ 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
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
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 ２００ 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
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
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
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
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 １０ 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
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
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和 ３ 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
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
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
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
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
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在北平召开。
同年 ９ 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
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 ７ 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
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
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
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 ２５ 万人。
截至同年 ９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
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
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 １０００ 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
张学良在９ 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
北方联盟从而失败。
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
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 １０ 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
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
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功了——共六个星期。
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
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
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
蒋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宣布颁布同样的文件。
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
①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
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总统以扩大权力。
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
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
①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而在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１ 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
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
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一样要兵戎相见。
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
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
１２ 月 １５ 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
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１ 日就职，仅存在 ２５ 天。
国民党三大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
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
中央军依然效忠蒋介石。
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早在 １ 月 ２ 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
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职位。
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境的方案。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
不久谈判纪要公布。
１月 ２５ 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
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１ 月 ２９ 日，①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作为总理的汪精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
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从 １９３２ 年直到 １９４９ 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① 《中华年鉴，1931—1932 年》，第 530 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 205 页。
②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439—444 页。
① 此日期有误，应为 3 月 7 日——译者。
一切的领袖。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
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
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
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 １９２５ 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
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
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
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
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１９２３ 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 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 ５０００ 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
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
例如，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
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
此外，在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１８ 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
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 １９２８ 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
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
例如，汪精卫 １９２７ 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
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
结果，汪精卫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
同样，胡汉民在 １９３２ 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
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
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
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
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
然而，蒋介石像 １９１３ 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
在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２２ 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
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
当① 《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 18 卷，第 10—11 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295 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96 页。
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
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 １９２７ 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
这正合蒋介石之意。
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
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
上海资本家在 ３ 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 ３００ 万元。
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
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
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
４ 月 ２５ 日，他们再给蒋介石７００ 万元。
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 ２０００ 万元。
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
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 ５０ 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 ３０ 万元；先施公司捐款 ２５ 万元。
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
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
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
②虽然国民党在 １９２８ 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
在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８５％。
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
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
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
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
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
③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
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
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员。
例如，在 １９２７ 年末和 １９２８ 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作；到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
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
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
例如，在 ３０ 年代中期，ＣＣ 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
①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 年》，第 232 页。
② 《中华年鉴， 1929—1930 年》，第 629 页。
①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名称。
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 1932而 ＣＣ 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
这些以前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
情况总是，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
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
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
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
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
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
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
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
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
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 １９４９ 年的失败。
年 3 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
……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
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
（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 年 10 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
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
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
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
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
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
见台湾《传记文学》第 59 卷第 4 期——译者。
①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 10 卷，第 50 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１９２７ 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
它的结构建立于 １９２８年 １０ 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
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
政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
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
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
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
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
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 南京的 １０ 年，只召开了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
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
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给政府。
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
于是，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
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
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
这两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
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
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
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
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统。
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
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
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１９３４ 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
〔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
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60 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
④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
官员们确实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
因为民事机关既无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
例如，在 ３０ 年代，只有全部预算的 ８％到 １３％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
①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 １９３３ 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
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
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
１９２９ 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
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
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力的力量。
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
②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 ３０ 年代，党成了空壳；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
③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
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
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
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
例如，工会在 ２０ 年代中期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１９２７ 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
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和政府合作。
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具。
自五四运动（１９１９ 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
①例如，１９３０ 年，国民④ 美国，国务院文件 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 1934 年 9 月 16 日，第 1 页。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221 页。
②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53 年），第 150页。
③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4 页。
①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
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
同时，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
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
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和以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
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
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
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
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
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
早在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０ 年，当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北华捷报》在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写道，与不到 １８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
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②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
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
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
所以，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
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
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
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
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
但是，南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
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
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 ２０ 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
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
①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致。
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 年 5 月 20 日，第 297 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4 期（1933 年 6 月 19 日），第 2 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19—123 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 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
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土地归还原地主。
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
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
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 １／５ 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
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
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 ６０％至７５％——把公债出售给他们。
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 １２％到 ２５％的年利润。
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
它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
但是，它们的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
１９３５ 年，政府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
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行的大股东。
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机构；截至 １９３７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 ７０％。
①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
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
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
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
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
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
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
②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 １０ 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
因此，在这 １０ 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
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
因为它首先②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98、507—508 页。
①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161— 207 页。
（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 7 月出版。
）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 也不控制政府。
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 年》。
②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67—242 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84—298 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
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
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
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
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
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
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
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系。
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
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
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 ＣＣ 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ＣＣ 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
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 １９１６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
在 １９２６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他们首先建立以 ＣＣ 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ＣＣ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
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 ＣＣ 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
①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
这样，ＣＣ 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
ＣＣ 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 ＣＣ 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
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
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
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８ 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
①蓝衣社在 １９３２ 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
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
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 29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290—291 页。
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
见淑文：《陈立夫谈 CC》，《新闻天 地》，第 20 期（1937 年 2 月 1 日），第 13 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
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
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
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 １９３５ 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
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 ３０ 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
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
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
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
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
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
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 １０ 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 １９３４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 ＣＣ 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
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
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
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 １９３２ 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 １９３６ 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
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
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
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
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
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 11 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 1935 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
第一次成立于 1935 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
第二次成立于 1938 年 8 月，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
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
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 ＣＣ 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
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
例如，蓝衣社和 ＣＣ 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
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 １９３４年蓝衣社和 ＣＣ 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
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
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
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
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
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
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
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
①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
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
②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
他在 １９３４ 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
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
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
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
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
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
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 年 5 月 27 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 12 卷，第 110 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 37—38 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 12 卷，第 111 页。
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 34 卷第 4 期（1975 年 8 月），第 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66—70 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
正如 ＣＣ 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
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
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
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
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
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11 月 10 日），第 20 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对南京 １０ 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
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
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
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
①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
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
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
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
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
此外，因为南京 １０ 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
他们在 １９２７ 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
由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 １９３１ 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
①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
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
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 １９３０ 年１０ 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１ 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
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
但是，直到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 ８０ 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 １９３４年 １０ 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
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
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
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
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
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
由于广泛①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486 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
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
例如，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
然而，由于蒋介石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 １９３６ 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
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
特别是自 １９３１ 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
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 １９３１ 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
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
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 １９３２ 年仅 ５２ 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
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
然而，由于蒋介石尾追共产党的长征，到 １９３５ 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
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
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 ６ 月初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
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战。
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
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
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军，使之在 ７ 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 ９ 月归于失败。
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 １９３６ 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 １８ 个省中，仅有 ７ 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
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
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
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
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 99—120 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
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
然而，这 １０ 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
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
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
例如，在 １９３３ 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３．４％左右。
而在另一方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６５％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地，１９３０ 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２．５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
①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佃户。
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 １９３４ 年说的，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②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１９３０ 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 ３７．５％）。
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 １０ 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
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
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 ５０％至 ７０％的地租；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
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
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
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
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 １０ 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
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
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料的研究。
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
建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5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 年》， 第 66、69 页；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 387 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 1934 年 4 月 1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 1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89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217 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
例如，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政府开支总额不到 ４％用于经济发展。
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
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 １９３７ 年所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
然而，由于拨款已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
④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
何廉写道，从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
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 ６０００ 平方英里。
１９３７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
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 １０ 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
然而，农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农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
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
农产品价格因而猛跌，在 １９３４ 年下跌到低于 １９３１ 年水平 ５８％的最低点。
通货紧缩使得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
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
特别是在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
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１９３４ 年稻米收获量低于 １９３１ 年收获量的 ３４％；大豆几乎下降 ３６％，小麦下降 ７％。
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 １９３１ 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
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 １９３１ 年的 ２４４．３ 亿元下降至 １９３４ 年的１３０．７ 亿元（时价）。
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 １９３４ 年和 １９３５ 年。
③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业危机的原因。
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困境。
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级的机关规模增大。
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扩大了。
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37、439 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
（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 77 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 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 10 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 年》，第 235 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 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 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第 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
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加了。
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
摊派金额不断增加。
还有间接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
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税。
无法概括在 ３０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大。
然而，蒋介石在 １９３５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政府开支日见增高。
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
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
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
税目繁多。
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④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
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
军队所到之处，往往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
一位作家声称（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
国家那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论都令人难于捉摸。
而且，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
这两年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２０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
主要由于１９３５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
由于这些偶然的境况，中国农民 １０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
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
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
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１０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 １９３１ 年到 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 ６．７％增长。
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
例如，发电量在这 １０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９．４％；棉布增加 １６．５％；银行存款（按 １９２８ 年物价）增加 １５．９％等等。
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
例如德国，１９３６ 年生产仅高于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 ６％；而在美国和法国， １９３６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 １９２９ 年水平的 １２％和 ２１％。
①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常小。
例如，１９２８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 ８８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 ５００万兆瓦小时，美国为 ８８００ 万兆瓦小时。
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日）文章，第 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119 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 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 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 ３０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１０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３０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
例如，经济学家约翰?Ｋ．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果。
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１０ 年停滞不前，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比 １０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④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Ｋ．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
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
例如，在 １９２９ 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
１９３１ 年，政府废除了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
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 １９３５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默勒委员会在 １９２８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
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
②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废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
统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
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
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
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
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
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
南京政权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
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烟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的税收过重。
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１９３４ 年再三恳求减低税率。
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月），第 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年 2 月），第 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的。
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的折磨。
①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６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
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南京的 １０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
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
最初在 １９２７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
然而，１９３５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 １９３６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有的工业的 １２％的所有权。
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
该公司是宋子文在１９３３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
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
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
该公司资产从 １９３４ 年末的１２６０ 万元跃至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的 １．１５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约 ９０００ 万元。
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贷款，并共同管理。
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
中国银行当时由宋子文主持，在 １９３５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团的主要成员。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 １５ 家，占华商纱厂纱锭总量的 １３％。
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讯系统应国有化。
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
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
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
这一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
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种土产。
②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
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 250 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155 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 66—67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20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45—246 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
资源委员会创立于 １９３５ 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
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 １９３６ 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
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
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该委员会仅收到 ３０００ 万元。
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１５ 个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
不然的话，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
①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
在１９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
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
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
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
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
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 ９０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
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
①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35—240 页。
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59-260 页。
中国的新心态，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从 １９３６ 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
转折点是南京政权在同年 ６ 月至 ９ 月平定了两广反叛。
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
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
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
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蒋介石在 ７ 月 １３ 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最大牺牲，全面抗战。
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
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
同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
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
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冬季以来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
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
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从而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 １９３１ 年的水平。
农场信贷如今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
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 ２０ 年以来最大的丰收。
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值达 ４５％。
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
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 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
①同样，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 １２ 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②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
在这 １０ 年之初，蒋介石被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
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① 《纽约时报》，1936 年 10 月 4 日，第 25 页。
② 《大公报》，1936 年 12 月 13，第 1 张第 2 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
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虽曾表示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
他确信只要再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 ３ 万——可被最终消灭。
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的进军命令。
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乏热情。
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 １２ 月 ４ 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学良发动进攻。
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
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的政策。
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
最后，在 １２月 ２５ 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南京。
①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
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
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
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
中国人似乎是 １０ 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 142—148 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１０ 年时间。
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１０ 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
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 １０ 年中还是有进步的。
到了 １９３７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 １９１５ 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
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
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 １０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
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Ｔ．约翰逊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
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
②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
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
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
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
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 １０ 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
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
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
①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
特别是 １９３５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
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
何廉在 １９３６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
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 年 9 月 16 日，第 482 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
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
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３。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
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
他们主要以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
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
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
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
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
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
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
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
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１９３２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见。
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
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
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
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
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
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
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
不过，到 ３０ 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 ３０ 年代也已急剧扩大。
例如，在 １９３５ 年，中国约 ５４％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3 页。
② 同上。
① 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
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
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
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
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
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
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 111—112、126—127 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 年》，第 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 18—22 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 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98 页。
第 ４ 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 １０ 年，即从 １９２７ 年中期国共分裂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
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
我们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简言之，中共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
但是，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
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
从 １９２７ 年秋到 １９３１年 １ 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
然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务，１９３４ 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 １９３７ 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 １９２７ 年年中结束。
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是瞿秋白，１９２８ 年夏到 １９３０ 年夏是李立三，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到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是国际派（即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的革命战略。
党员数量由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高峰时期的近 ６００００ 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 １００００ 人。
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 １９２７ 年的灾难中没有被完全破坏。
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
用一位 １９２７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爱的母亲。
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 １９２７ 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 ２８ 岁的年轻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
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
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
瞿秋白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此后，在 １９２８ 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
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即本书上卷）第 10章的续篇。
又见同书第 8 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 11 章《1926 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
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
② 《红旗飘飘》，第 6 集，第 15 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
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96 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第 145—148 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 3—54 页；和本书第 9 章。
斯大林 １９２５ 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
②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在汕头及 １２ 月在广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
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纷争。
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农村根据地，大约有 １５ 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瞿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
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
第一，党员的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
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
因此，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六大的决议和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
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
党必须为那些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
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
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
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４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
湘鄂西的贺龙直到 １９２９ 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
随着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
②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至 ７ 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
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
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
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② 刊载在 1925 年 2 月 3 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 269—2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0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4 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
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
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 1362 页上的党员数字。
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
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
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身的。
② 1929 年 2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 2 卷，第 25、 28 页；《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03—614 页。
维埃运动。
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
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
①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
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
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②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
③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
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
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
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
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
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
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
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
①直到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
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强调纪律。
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
《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每周出版两期。
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
③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
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
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
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
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
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 169—191 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40—141 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34 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72—173 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 183—184 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3— 44 页。
这种趋势在 1929年 11 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
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第 55—56 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
常注明日期为 1930 年 7 月 23 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 第 354 页）是在 4 月至 5 月起草而在 6 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
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
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
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
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
①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
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
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
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
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
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
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
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
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
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
何孟雄和另外 ２２ 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被枪杀。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0、100、108、140—141 和 143—14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4 页。
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 1929—1930 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68—71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6 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 2 页。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 1 月 25 日）。
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 95 页。
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 年 1 月 20 日），载于《党的改造》第 3 期 （1931 年 2 月 15日）。
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18—221 页。
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35 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
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
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 １９３１ 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
①然而，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 １５ 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
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
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１９２８ 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
②另外两个苏区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
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长的权力；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
④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随之迁徙。
中央的转移于 １９３３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
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
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养成官僚主义。
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
①群众路线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
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
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
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 78 页。
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11页。
③ 1939 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
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50—259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51 页；《社会新闻》，第 6 卷第 19—20 期（1934年 2 月 27 日），第 26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183—184 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3 页。
④ 《红旗》，第 29 期（1932 年 1 月 25 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5 和 367—368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64 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 １９２７ 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 １９２７ 年中共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
这时党员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一旦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转变。
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入中央苏区。
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涵。
虽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
它对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广大的被压迫群众。
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
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及在 １９３４ 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
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
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 ２８ 人中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
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
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② 《红色文献》，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 2 卷，第 306页。
③ 《斗争》，第 47 期（1930 年 2 月 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 6 月 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
②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出极大不同。
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时间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
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成一条政策路线，但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众来贯彻实施。
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
④批评红军的错误等于批评党。
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
这就是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
⑤在 １９３２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
⑥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
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
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
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
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
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分担赋税为目的。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组。
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
有时甚至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
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 １９３１年 １２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
④１９３４ 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
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② 同上书，1934 年 5 月 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④ 1931 年 9 月 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02—30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38 页；《红色中 华》，1934 年 7 月 26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183 和 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 页；《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 页；《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
①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
《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
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
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
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
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
④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
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
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
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
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
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
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
②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
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
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
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
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
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
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
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
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
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
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
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
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
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
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
①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
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
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
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
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
②李昂却迥然不同。
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
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
③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
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１１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
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
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
１９７１ 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
④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
当这些分歧增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页。
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页；和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
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 189、192 页。
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 75—76 页。
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 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
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
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
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
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
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
他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１０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
然后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
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
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
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
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
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
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
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
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
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
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 ３０ 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
①① 《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117—118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229—233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57 期，第 95 页；第 61 期，第 83—84 页。
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 62 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 年 5 月 20 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 4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56 期，第 86 和 93 页；第 59 期，第 85—86 页；第 60 期，第 85 页；第 61 期，第 93—94页；第 62 期，第 85—88 页。
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
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
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
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 １９２７年 ４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
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
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②后来，到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
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 ７ 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１９２７ 年的起义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８ 月 １ 日江西南昌起义，８ 月到 １０ 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１２ 月广州公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
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
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
②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
朱德的第 ２５ 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
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05 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第 2 卷，第 390 页。
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 18 期 （1964 年 4 — 6 月），第 3—54 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29 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