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9 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 10—11 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 4 期（1957 年），第 130 页。
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 25 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 9 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 11 军中有第 25 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01 页。
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 ３０％。
②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被实干派追究过。
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 Ｂ．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 Ｈ．纽曼所说服。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
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
③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④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
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
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１９２７ 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⑤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
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
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
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
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
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
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
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
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
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
③毛泽东从失败② 《华字日报》，1927 年 9 月 28 日和 9 月 30 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5、15—16 页。
④ 《红色文献》，第 93—135 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18 页。
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
见《华字日报》，1927 年 8 月 5 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22 页。
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 第 37—87 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22 页；《中央通信》，第 6 期（1927 年 9 月 2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 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
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363—377 页和第 1 集下册，第 743 —755 页。
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
直到 １９２８ 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
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 １９２９ 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
①贺龙在 １９２７ 年底只带着 ８枝枪和 ２０ 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
虽然政治局的 １１ 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
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
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 １９３８ 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
③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
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 １９２７ 年的中国是否能与 １９０５ 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
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
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
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
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
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
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是，到 １９２７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
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
①接着在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出现了广州公社。
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
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
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 １１ 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第 139—140 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7 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795—799 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03—614 页；萧作梁：《1927 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 110 页。
《中央通信》第 5 期（1927 年 8 月 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6 页。
④ 《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64 页。
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 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42 卷 第 4 期（1983 年 8 月），第 805—829 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00—222 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96—197 页。
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
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
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在接近 １９２７ 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
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
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
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
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
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
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
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
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
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
①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
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
早在 １９３１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②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 １９３３ 年和 １９３４ 年全年报道过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47—148 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
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 20 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
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61 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
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 1980 年 7 月 7 日和 8 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8 页。
见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 25 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8、47—48 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 46 期，第 99 页。
② 《教务杂志》，第 13 期（1931 年 6 月），第 468 页。
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
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 Ａ．Ｊ．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
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
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
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
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
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
⑤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
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
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
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
到 １９３０ 年，１３个左右苏维埃约有 ３００ 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
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至 １０ 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
①富农问题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
②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
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 ６ 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
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
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
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 年 7 月 22 日，193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34 年 1 月 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 238—239 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8—129 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30 页。
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
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 213 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
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1—52 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9 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
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
因此，江西苏维埃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
①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
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
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经验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
②后来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
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
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
①当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
但这一做法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
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
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
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
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
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
④在另一方面，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
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
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 324—327 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87—91 页。
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
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
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
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7—361页。
但如认为李立三的 1930 年 5 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
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67—69 页和第 47、56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73—75 页和 179—184 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191—192 页和第 245—248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99—100 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43 页。
该书中文版比该书 1960 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 236 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 年 6 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 年：文献研究》，第 153—155 页。
⑤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级斗争。
⑥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
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
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
这在 １９３３ 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
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
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
①因此从 １９３１ 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
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
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举行）的政策。
在他的苏维埃于 １９３３ 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
③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
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
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
１９３３ 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
另一方面，在 １９３４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
①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
接着，在 １０ 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 １９３４ 年 １ 至 ２ 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
此后，张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49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66—167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59—26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 192—193、495页。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53 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61 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
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
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 2 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
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 40 期，第 98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45、249—251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99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09—41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第 154—184 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
②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
自从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
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
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
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
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
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
③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
按照毛泽东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所下的定义，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
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
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
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
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④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
事实上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
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１５％。
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
仅胜利一县，②３１２５户中就有 １５１２ 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
形势极为混乱。
③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95—196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集》 第 3 卷，第 207—208页。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 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54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257 页；《斗争》，1934 年 5 月 24 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 2集，第 21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2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11—212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③ 《斗争》， 1934 年 5 月 26 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 年 3 月 15 日。
产 ３０７５３９ 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 ６０６９１６ 元的财产。
他还报告说，某些县 １９３２ 年到 １９３３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 １５—２０％。
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发行了 ３００ 万元公债，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间发行了 １０００万元货币，并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向人民借谷 ６０ 万担。
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
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
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
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
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
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
②１９２８ 年 ４ 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
事实上，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
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
③１９２８ 年 ７ 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
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
④然而到 １９３０ 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
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
⑥１９３４ 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３０％是工人，而 ６８％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 ７７％）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 ４％。
①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
由毛泽东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 317539 担。
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 年 1 月 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360、368 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5 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28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②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7 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 —59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65—470 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31—436 页；《红旗飘飘》，第 10 集，第 186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273 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 270 页。
⑤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59 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90 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 63—64 页。
起草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
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
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
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
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 １：３。
事实上，这一比率在 １９３４ 年是 ２８％对 ７０％。
④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
在政治系统内部，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
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
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
⑥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
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
除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
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
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
②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 １９３０ 年约有 ５万人。
１９３１ 年增加到 １０ 万人以上，１９３２ 年增至 ２０ 万人，１９３３ 年增至 ５０ 万人。
在 １９３０ 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
虽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８ 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 １９３７ 年辖 ３ 个师的八路军以及１９３８ 年的新四军。
③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124 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40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4、453—25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8—69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309—310 和第 2 集，第 145—148 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237 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 99—100 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3 页。
寻找一种战略红军创建于 １９２７ 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
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
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
①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
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
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
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
到 １９３０ 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①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
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
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
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
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
②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① 《红色文献》，第 152—153、166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 年 10 月 26 日（《红色文献》，第 334 和 340 页）或 1929 年 12 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 180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7 月 23 日或 1930 年 6 月），《红色 文献》，第 346—355页。
② 李立三：《反托》，第 9 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2 页。
长期战争。
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
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
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
毕竟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或 ７ 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
①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
②确实，李立三在 １９２８ 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
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
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
④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
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换言之，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
⑥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
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１９３０年 ４ 月 ３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
⑦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
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
①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
或许被 １９３０ 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６ 月或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
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
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
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
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
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
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
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
③１９２８ 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
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
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
毛根据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初的成就，在 １９２９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
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
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
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
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
④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
在不到 １０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
随后从 ９ 月 １ 日到 １３ 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
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
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 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56—159 页。
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
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 14 期，第 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
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
王明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
②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
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 ３０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
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
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１９３２年 １ 月 ９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
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
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
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
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
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
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③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
在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
④② 同上书，第 246—269 页。
③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0 和 74 页。
① 《实话》，第 3 期（1932 年 4 月 20 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 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 4 期（1933 年 8 月 27 日）；《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4 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45—348 页。
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
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第 86— 97 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１ 年底和 １９３２ 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
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
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
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
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
②第二次围剿（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至 ６ 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
③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
在第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２年 ７ 月—１０ 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
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
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
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
①但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
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
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 １９３２ 年夏代替了毛泽东。
②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 １９３３ 年发动第四次围剿。
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
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
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
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
①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 1 卷第 93—94 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 41 和 133 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 42 页。
②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107—114 页。
③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28—4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54—67 页。
②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 要历史》，第 90 页。
③ 《剿匪战史》，第 2 卷，第 170 和 239 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 1 卷第 375 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从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９ 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
在那里，本省第 ２４军和第 ２９ 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
⑤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１９３３ 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
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
在政治方面，他在 １９３３ 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 ７０００ 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
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
在基层，他对 １９３４ 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
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
②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 ２００００ 名工人修筑 ７００ 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
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
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
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
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
这就是蒋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日下达的指令。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
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
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
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
在目前［１９３４ 年 ２ 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
①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
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
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 ２／３ 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
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 １３ 或 １４ 英里长的战线。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 １９３４ 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
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④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 3 卷，第 467 页和第 4 卷，第 683—685 页。
⑤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519 页和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07—211 页。
①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 2 卷和第 3 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
② 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 1 卷，第 188 页。
① 《红星》，第 29 期（1934 年 2 月 18 日）。
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
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
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
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
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
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
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 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
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
①可能出于这种考虑，１９３４ 年 ７ 月方志敏的红 １０ 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
②８月，萧克的红 ６ 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
③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 １９３８ 年新四军成立。
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
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
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１９２７ 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 ６０００ 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
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
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② 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 2 卷 第 266 页），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
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
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 43 期，第 34 页。
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 年第 1 期的一篇文章证实。
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中国纪事，1932—1939 年），第 68 页。
我本人 1980 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③ 《红星》，第 55 期（1934 年 7 月 25 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0 页。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58—259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 简要历史》，第 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 16—18 页。
③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139 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 101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 93 页。
的估计。
①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
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
②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
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
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
③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１０ 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 ２／３ 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
⑤这是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的事。
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
⑥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
①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 １０ 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
红军是在 １９３５ 年 １月 ７ 日占领遵义的，并于 １９ 日离开这个小城，②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
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
③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
④经过 １１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
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
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① 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19 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 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 年第 2 期，第 88 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 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② 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624 页。
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行营主任。
③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 62—64 页；《春秋》，第 49 期，第 14 页。
④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 45 页。
⑤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5 页。
⑥ 《明报月刊》，第 48 期，第 85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5 卷，第 883 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 册，第 13—14 页。
②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5 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 册，第 7 — 9 页。
③ 《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48 和 50 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 集， 第 87 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 533 页。
④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4 页。
⑤ 同上书，第 6 页；《红旗飘飘》，第 14 集，第 102—103 页。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
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
①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 Ｎａｎ—ｔ′ｕｎｇ、②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
③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
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
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１９３５ 年 ２ 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
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
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 １９３３ 年冬至 １９３４ 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
④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
在回忆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
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
①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 １９２８ 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
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
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
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
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两河口① 《明报月刊》，第 49 期，第 78 页。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 页。
② 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③ 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161 页。
④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 40 期。
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 1932 年 1 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 1933 年 10 月 26 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49 页）后，于 1933 年 11 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
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
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① 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 46 期，第 287 页。
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 1 卷，第 363 页。
会议。
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
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②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
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
①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
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
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
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
②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
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
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
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衷方案。
③为了弥合其他分歧，８ 月 ５ 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
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 ２５ 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
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
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
④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
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
⑤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
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
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
①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②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
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
③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
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
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
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② 《明报月刊》，第 51 期，第 79、82 页。
①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 12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49 期，第 80 页。
③ 《明报月刊》，第 50 期，第 88 页。
④ 同上，第 51 期，第 81—82 页。
⑤ 同上，第 51 期，第 79、8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52 期，第 83 页。
② 即右路军。
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③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10 页。
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
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
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
④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
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
⑤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
⑥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
⑦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开始长征。
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
⑧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
①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
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衷方案。
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
②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
③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
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
④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
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
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
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
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
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
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
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
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
⑤④ 《明报月刊》，第 52 期，第 96 页。
⑤ 同注②。
⑥ 《明报月刊》，第 54 期，第 88 页。
⑦ 同上，第 48 期，第 85 页。
⑧ 《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4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6 卷，第 997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53 期，第 91 页和第 54 期，第 88 页。
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
见《明报月刊》第 53 期，第 89 页。
③ 《明报月刊》，第 50 期，第 86 页。
④ 同上，第 54 期，第 88 页。
白区的地下工作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
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
然而，如 １９４５ 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
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
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
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
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
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
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
①（参见第 ９ 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１９３１ 年 ７ 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
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
这一切都没有效果。
②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
③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３ 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
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
根据记载，大约有 １５０ 名干部被派回城市。
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
④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
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
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
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①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 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137 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② 《红色文献》，第 386—392 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7 页；郭华伦：《中 共史论》，第 2 卷，第 326 页。
③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1—52 页。
④ 《明报月刊》，第 58 期，第 87 页。
被破坏不下 １４ 次。
国民党的调查科①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
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和 ６ 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
至少共有 ２４０００ 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 ３００００ 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
②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
例如，柳宁只花６０ 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
③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 ２４０００ 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
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
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
⑤刘少奇１９３４ 年底或是 １９３５ 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
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
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 ８ 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
①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 ２９ 军。
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 ４００ 至 ５００ 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
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创立时只有 ３００ 人，但到 ７ 月已发展到 １３００ 人。
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 1928 年，1932 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
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
1935 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
1938 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②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28—261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408—414页。
③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 66 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8—209 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1—31 页。
① 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 1 期。
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
②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 16 页。
和黄镇在幕后工作。
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
③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
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
１９２７ 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
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 １９３７ 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
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
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
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③ 同上书，第 187—189 页。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１９３５ 年 ９ 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
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
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
①当 １０ 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
１９３６ 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 １９３７ 年 １月迁到延安。
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 ３５０００ 平方英里面积和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口。
②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作战。
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 ８０００ 名健壮的红军与 １７ 个国民党师对抗。
③主要由于长征中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
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
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 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
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
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
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
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
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
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
①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这表现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②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
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
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
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
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 6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168—180 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75 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 2355 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226 页。
② 《红星》，1934 年 7 月 20 日，第 1 页。
封建）。
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
如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
那末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中共武装力量。
在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３６ 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
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
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
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
首先，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 １９３５ 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
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
①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
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
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
②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７ 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
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
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
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
③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
①两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63—269 页。
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 50 期，第 85 页。
②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 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10、11—13、25 和 53 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3 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87 页。
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
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
②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
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
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
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
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
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
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
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
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
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
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
③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
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
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至 ４ 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
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
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
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 ８０００ 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