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 1931 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 16 期（1969年 4 — 6 月），第 306—307 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 年 1 月 25 日）， 893.00/11837（1932 年 2 月12 日），893.00PR 福州/48（1932 年 1 月 13 日）和/49（1932 年 2 月 10 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1927 年 4 月 2 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 福州/57，1932 年 10 月 4 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 年 9 月 29 日）。
——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④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
在壮丁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
到 ４０ 年代初期，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因素。
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
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
在不到一年里（１９４２ 年秋至 １９４３ 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入的人数多达 ５００００，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
①在这些暴乱之后，１９４４ 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击。
②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
关于农民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的农民）。
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
③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 ２）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
单独加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
按照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
它们即使在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他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
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 ２ 农民骚动的类型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69 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2—140、143—144 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源，1915—1949 年》，第 155—157 页。
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163—168 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 20—22 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 年 6 月 10 日），第 13 页 和注 26。
③ 张天翼：《仇恨》。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单独分类的骚动，指向政府当局Ａ 、抗税风潮．．．．土地税＋＋鸦片税＋盐税 ａ＋＋其他 ａ （烧酒捐、屠宰税等）—Ｂ 、其他．．反抗政府的创新措施的滥用权力抗征夫＋抗军队＝指向农村人口中的少数Ａ 、穷人反对富人．．．．．．佃户＝债务人——农业工人 ａ ——Ｂ 、世系械斗．．．．一个社区反对另一社区＋因为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大的：复杂的运动 － 小的：初级的运动 ＋＋ａ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
频 度（主观的估计）：— 极少－ 少＝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比较频繁＋＋ 很频繁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
不仅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意义也非常不同。
Ａ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是穷人反对富人。
Ｂ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都是他们组织穷人。
纵向运动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立。
①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突的舞台。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
因此，宿县 ２０００ 多名武装的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
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个村庄被毁（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 日）。
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又重现了 １９３２ 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
②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361—366 和 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39 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 17—29 页。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
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起新的敌对行为。
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见本节后文和下节）。
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
小刀会的成员都是从江北来的移民。
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
１９２８ 年 ９月，小刀会 ２０００ 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 ２００ 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
①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 １９ 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的。
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反之亦然。
于是，到 １９ 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
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会和长头会，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依然非常活跃。
②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
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
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
两个秘密社会间的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代后仍未被同化。
①同样，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
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
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
有时，外人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而是为了就业。
１９２１ 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 ２８００ 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
在开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①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 年》，载 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 221—222 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 18—19 和 24—29页。
①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 名中国农民在 1931 年 7 月 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
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
②在 １９ 世纪早期的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
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
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
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子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这场指向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
骚乱的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
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
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该地，强迫村民交付。
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 １１ 月 ４ 日到达；５ 日，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
湖清的村民从 １９２２ 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
暴动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
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诺在前线效力。
１２ 月 ２１ 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 １０∶１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
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
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求海军从此离去。
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构。
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
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
此外，被雇用的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
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
２８ 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
到 ３ 月底恢复平静时，有 ４０ 个村被夷为平地，７０００ 多人无处安身。
１９３２ 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
①初级运动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
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 年），第 147 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PR 福州/47（1931 年 12 月 4 日）；/48（1932年 1 月 13 日）；/49（1932 年 2 月 10 日）；/ 50（1932 年 3 月 7 日）；/51（1932 年 4 月 4 日）；/52（1932年 5 月 4 日）。
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10 期（1936 年 5 月 16 日），第 111—112 页。
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
在发生饥荒时，他们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
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些概念。
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 １９３４ 年 ６４ 起劫案如下：浙江，２８ 起；江苏，１９ 起；四川，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陕西，３ 起；广东，２ 起。
①这些案件约 ３／４（６４ 分之 ４７）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
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 １９３４ 年夏季就发生了 ２６ 起抢劫（７ 月 １ 日—９ 月 １１ 日），②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１４起；江苏，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道。
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 ２６ 起事件中的 ６起的发生地。
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１９３２年 ５ 月 １１ 日—６ 月 １０ 日），就记载了 ２５ 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
③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
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
④有时他们自己组成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⑤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有限。
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
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好让他们更快散去。
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
原则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
有时他们因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
许多抢劫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
②特征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2 页。
② 《中华日报》，1934 年 9 月 12 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31—1032 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3 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30 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33 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29 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9—1030 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 1932 年 6 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 2 卷第 1 — 2 期（1932 年 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8 页）。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
③第一，在农民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明。
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才这样做。
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而有赖于地主。
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
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
较常见的是它们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
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子说明无力交租。
①两家上海报纸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间所记载的 １９７ 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见前），７ 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
②在这 ７ 个自杀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
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
农民愤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
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③、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
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
由于缺乏阶级意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
村民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
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
由于当地人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
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
当一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
同样是这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
①在 １９３１ 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③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 2 期（1968 年）， 第 124—129 页。
① 乔启明在 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 15 个犯人，其中 5 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
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 30 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109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1 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 卷第2 期（1981 年 2 月），第 311 页。
① 《新无锡》，1932 年 6 月 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
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
１９３７ 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
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
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
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
④更多的是农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１９３１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
⑤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从不采取主动。
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
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
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
只有当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
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
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
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
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
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
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 页。
③ 同上，第 131 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6 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7 页和《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 18 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 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第 82—83 页）。
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 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
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１．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
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
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
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
同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２．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
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
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
２０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 １７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 ２０ 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
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
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
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
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３．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
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
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
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
说实在的，共① 我从分析 17 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 84－85 页）。
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 215—218 页（和第 222—224 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 年》，第5 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 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 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
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
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
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
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
事实上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
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
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
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
②随后，１９２７ 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
①１９２８年 ３ 月，２０ 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
②再后一些（ １９２８年 ８ 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
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
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２０ 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
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
他早在 １９２２ 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
但是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第 35 页。
②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68 页。
又见第 269— 270 页，更广泛地见第 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 章；和周丹：《北伐》，第 194—198、203、227—228页。
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第 37—87 页；《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