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阅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集 （1977 年 6 月），第 319—327 页。

马飞文：《川沙的地方自治与当地民众，1911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 集（1975—1976 年），第 47—84 页。

罗克 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 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

区域政体从构成宪政运动的提议、章程及地方权力竞争的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一些改组地方政府的具体活动。

由于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贯彻其意志的能力，这类活动首先在省的保护下扎下根来。

这一情况实不足为怪。

活动是从山西省的军阀领袖阎锡山的计划开始，他打算通过把新的重点放在村级组织，以便更好地控制山西。

省里的这种创议由于是从军事掌权者开始的，所以不大可能很重视民众动员或参与。

尽管这种计划无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实际重点却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山西计划由山西督军阎锡山在 １９１７ 年创始的村制，是能说明下面过程的例子，官僚政治的解决办法是从自愿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并最终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统治形式。

阎锡山的村制是两种趋向的产物，两者的意图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凯（在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取消县和省的自治，接着推行区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是县以下大体上与传统的乡规模相同的单位。

根据袁世凯 １９１４ 年的计划，这些区由任命的区长管理，区长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

区被阎锡山采纳作为县与村的桥梁；每县三至六个区，主要作为警务与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

第二，阎锡山利用乡绅想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乡村复兴的积极参与的传统。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乡绅领导的模范城镇河北省翟城；翟城实验后来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作为定县计划的基础而很有名（见下）。

翟城米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自治，甚为成功，县知事孙纯斋宣布该镇为模范镇，后来该县本身又为模范县。

孙纯斋于 １９１４ 年任定县知事。

两年后他被阎锡山选为山西省省长。

不管他的提升是否归因于他在村级行政管理上的独特经验，他抓住这个机会力促他的恩主阎锡山推行他振兴地方政府的方法。

孙纯斋任职不到一年去职，但这种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阎锡山实行地方控制的基本战略。

①阎锡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发展所显示的，与袁世凯政府 １９１４ 年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相当一致。

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驯服民国初期生气勃勃的县和省的政治活动，因为在县、省的政治活动中，地方名流与官府争夺对地方财源的控制权。

袁世凯废除省、县议会，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基本单位区的行政辖境太大，难与任何县以下的自然单位一致（例如太大，难与标准的集市乡镇一致）。

它的含意是清楚的，县以下的自治在经过一系列的规定阶段以后终于出现时，对官吏的监督比对地方社区的政治组织更易作出反应。

①新村制所增加的单位就是村，类似清代的编村，在村内，小社区一般在村长领导下相互联系起来。

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

村长一般不识字，依靠县当局指派，几乎不能独立地主动行事。

一份 １９２２ 年的督察报告断定，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① 尹仲材编：《翟城村志》（1925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 211 页。

艾恺： 《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第 146 页。

① 关于袁世凯的法规，见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 58 页以下。

官方的命令。

区长能力较强，虽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县任职，这等于把前清回避规定扩展到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

作为低级行政官吏，他们不可能鼓动自治之类的有生气的地方政治运动。

然而，省政府的直接任命使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气味，在划定行政村界的活动中得到加强。

划定村界是以已知的行政管辖权代替惯常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地税的管理有用。

行政村起的作用相当于清代催征税粮的里甲，可是如今有了根据阎锡山当政初期进行的地籍测量所划定的更准确的村界。

②就行政史而论，阎锡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自治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

在这方面，阎锡山的村制是 ２０ 世纪把整个征税责任确定在村，从而加强村作为政治行政单位做法的一个例子。

成问题的特别税以摊款闻名，这是为满足政府不断扩大的需要而向地方社区特别征收的。

摊款最初是一种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的方法，但后来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

阎锡山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功，多归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

这显然是他的村制的预期结果，不管如何用改良主义的纲领加以粉饰。

然而，改良主义纲领还是为山西取得了名闻全国的声誉。

旧保甲和里甲的规模被用来推行禁止缠足、禁吸鸦片、公共治安和识字运动，取得明显效果。

梁漱溟强烈批评阎锡山计划的官府色彩，却觉得它在社会改良方面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山西计划，它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省政府坚决把官府权力向下推行到村级所做的努力。

把它归功于米氏家族的翟城实验，大多为虚浮之词，但是，当时有一共识：密切注意县以下的政府是２０ 世纪议程上的重要问题。

①山西不是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唯一省份。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桂系通过实施全省民团制度来加强地方政府。

通过训练村镇领导人员，并把他们列入民团干部，希望把军事纪律的精神灌输给他们，以便省当局的命令能有效地传达到下层。

这些首领还在基干学校体系里担任教师，促进识字运动，培养公共精神，和鼓励经济自足。

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民团可作为全省征兵的基础。

其理想是古老的兵民合一思想，不仅是为了建立丰富的兵源，而且要把高度的纪律意识灌输给全体民众。

这种制度在 １９３３ 年开始实行，但是没能击退六年后日军的进犯。

和山西制度一样，广西模式旨在通过加强省官僚政治的权力，使之渗透到乡村社会，来实现地方的管理和发展。

①也有人认为省办民团能排斥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控制下的固有的地方② 里甲单位的演变及其与行政村的关系可见于《潞城县志》，第 2 卷，第 7—10 页。

又见《乡宁县志》，第 5 卷，第 7 页；《太谷县志》，第 3 章。

又见萧公权： 《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

① 翟城地方的鼓吹者自然急于显示他们的创造在全国多么有影响。

见《翟城村 志》，第 165—231 页。

山西制度的全面论述见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纲要》，载 《地方自治讲义》。

关于摊款及其影响，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 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 年），第 326—336 页。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第 222—241 页。

《广西民团概要》。

李友华：《地区与 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 年》，第 170—193 页。

民团。

省里的这类主动精神，往往能反映其军阀靠山们的兴趣和气质。

山西制度强调保守的社会目标和道德的提高；广西则在社区建设的辞藻以外，强调尚武的民族主义。

两者都赞颂地方自治，但它们的实质是官府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决心使官府在组织的最低层作到有效的控制，实际上是把官僚政治扩展到它晚清的层次，也就是县以下。

在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因为它影响了 １９２８ 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作为保证社会改造和国家统一的运动，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党人取得政权，承担着实现孙逸仙的民主中国理想的责任。

这个理想体现在《建国大纲》中，表达了他在宪政问题上成熟的观点。

《建国大纲》发表在 １９２４ 年，当时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正在积极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国民党左派的观点甚少。

实际上它是孙逸仙长期坚持的如何实行民众主权观点的重述与完成。

孙逸仙认为不习惯于立宪政府和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观念的国家，建国必须遵循自下而上，从县到省，到中央的顺序。

公民必须在国民党的监督下，根据县的模式，在自治的形式和实践方面接受训导。

在政治发展的这个训政阶段，党的领导目的在于使一个省内所有的县实现自治，然后在省本身实现自治。

当大多数的省份能够如此自治时，国民大会即可颁布一部以五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法。

这种从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无非是孙逸仙由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在 ２０ 世纪头十年中，大肆宣传的自治理论中引伸而来的。

孙逸仙显然早在 １９１２ 年就信奉地方自治的思想。

他认为，地方自治是一个强盛、统一的国家的当然基础。

他的理论基础，不论在论调上还是在实质上，与我们讨论过的梁启超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至 １９１６ 年，孙逸仙已经把地方自治与他的含糊但令人深刻感觉到的平民主义联系起来；为避免旧时的专制政权更迭不已（它曾是大部分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今又在民国重演），需要使民众成为政府的基础。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机构必须从下而上地重建。

国家最高层的结构就如同是房屋基础上的屋顶横梁。

然而，孙逸仙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实质，不能单从平民主义的自治的基础上去理解。

虽然他对同时代的美国的诸如创制、复决、罢免之类进步措施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也深信需要名流领导来训练中国民众去使用这些权利。

有识之士是现代化的名流中最开明的人士，将引导民众走向民主。

中国民众天性温顺驯服，因而是这种名流训导的极为适当的对象。

①真诚希望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同时深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定的引导，这样的混合体从一开始就浸染着孙逸仙的政治思想。

国民党执政者在 １９２８ 年以后巩固他们权力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因素难以相容；在后来的年月里，这对他们来说，证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在新的国民党政府采用孙逸仙的《建国大纲》作为指导文件的时候，这个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几乎没有经验。

这个理论的历史根源混乱，加上表达含糊不清，毫不奇怪，很难在中国的地方社区产生一种可行的立宪民主形式。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化国民党政府对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变，表现出一种偏离孙逸仙的地方自治概念，并向着更有力的官府控制体制发展的总趋向。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名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残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复攻击的目标。

许多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国民党内保守思想复苏的环境里，也发生在 ３０ 年代标志国民党政① 孙逸仙：《建国大纲》，第 126—149 页。

府对待民政的态度的特点，即狂热追求国内治安的环境里。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它试图既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也规定代议制的民主职能。

县的行政机关本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县长直接领导下的职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厅控制的专门局。

例如，县政府的财政科有省财政厅控制的财政局与之平行。

这种奇特的职权划分，实际目的是把（委托给局的）纯地方的职能与（由县政府的科处理的）省及国家的职能分开。

县长不控制局长的任命，意味着地方行政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为它提供的经费）留在县长控制之外。

例如，地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长直接由省教育厅任命。

①县组织法也试图规定县级以下的政府单位及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的作用。

以山西为榜样（山西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新的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建立起一个多级行政单位体制。

直接在县下的是区，自民国初期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次级单位。

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根据地方条件从 １０ 个乡到５０ 个乡不等。

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样一样，区显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区所能界定的要大得多的单位，它适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划分选区，但不适合地方自治。

①区以下为自然社区。

在乡村，１００ 户或更多为村；在城镇，同样大小为里。

在村或里以下为一种互相监视和共负地方责任的单位，即研究中国史学者所熟悉的保甲。

但在《县组织法》中称为闾和邻（２５ 户为闾，５ 户为邻）。

除区以外，每个自然社区最后须有选出的首领和议事会。

然而，在举行地方选举以前，首领要由县长任命。

不论《县组织法》付诸实施的前景如何，若根据国民党政府明确承担义务要执行的孙逸仙《建国大纲》的规定，原来的《县组织法》中有关地方民主的条款，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少的。

县既须是行政单位，又须是自治单位；县长是由科长和局长组成的县政会议的主席，与之平行的有选举出的县参议会——拥有审查预算和政绩的广泛权力。

在县以下，所有单位都被整个看作自治机关，有选举产生的区长及下级参议会。

自然，在选举程序制订出来和民众受过自治实践教育之前，这些级别的人员仍由县长任命。

②然而，实施这样一个地方民主化计划的环境，有可能导致要求更大的控制，而不是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

为内战的频仍和外国的侵略以及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所困扰，政府视国内治安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事。

结果是加强了国民党内部，与民众参政相比，更注重官府和军队效率的分子的力量。

从 １９２８ 年末开始，南京政府完成了《县组织法》的修订，它具有加强官府行政的作用，同时推迟实施地方自治的日期。

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民政厅的代表的会议认为，县组织法在推行县参议会方面过于仓促，民众对此没有准备。

召集参议会要推迟到区长民选出来以后。

接着把召集参议会规定为不迟于 １９３３ 年。

①（对召集县参议会的犹豫不决，使人想起 ３０ 年前袁世凯对于这类组织的怀疑态度，当时地方自治运动几乎被摧毁。

）根据民政厅代表会议的精神，立法院通过一项法律（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确认县长在有关地方自治所有事务方面的训导职责。

这项法律还通过把区长的任命直接置于①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26 页。

① 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 77 页。

②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25—829 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53 页。

省民政厅权限之内，以加强省政府在地方行政方面的作用。

县长负责提出所在县专门职能局的局长人选，由省政府任命，从而拥有控制这些局的较大权力。

②同时，发现县以下行政的原有模式不适于普遍采用。

经南京政府修改的山西行政村制，接近于旧保甲的用数字表示的聚合体原则：一个行政村应有 １００ 户左右，把几个小自然村连结起来，由政府任命的首领管理。

南京政府现在发现它与自然聚落单位太不一致，遂颁令恢复更习用的民国初期的乡、镇的名称。

③这也是放弃单一的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同时承认南京控制华东和华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论，省长们越来越发现《县组织法》的宗旨不实用。

内政部主办的两次省民政官员会议，作出了旨在冲淡原来宗旨的决议。

１９３１年举行的第一次内政会议，决定放松对地方单位规模的严格的数字限制；限制乡和镇的行政聚合体不超过 １０００ 户，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或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

而且，限制区长只能由经过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担任也不现实，因为训练所需人员的设施不足。

最后，要求在 １９２９ 年底以前全面实施《县组织法》，由于各省条件参差不齐，也发现是不现实的。

第二次会议在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抨击了《县组织法》。

由于地方传统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已不再认为可行。

今后，无论县以下地方单位的规模，还是其组织原则和命名方法，都无须听命于南京的内政部。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治作为地方组织的原则加以攻击。

县以下单位，从区开始向下，原为《县组织法》指定的纯自治体；而今地方自治只是那些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们也应是县官员领导的低级行政单位。

县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单位，作为自治单位只是次要的。

在所有层次，自治职能受到的约束更紧，例如，警察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而不是任何自治体的代理。

根据推荐的行事方式，县长对自治体的预算和活动有更大的监督权，包括对自治议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有实际的否决权。

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的这些建议，目的在于监督和控制自治体，甚至要把它们变成县政的辅助的分支机构。

同时，这些建议等于承认南京政府以改组地方行政体制的标准化形式，来贯彻其法令的权力非常有限。

①第二次民政会议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裁撤县政中的专门局，把它们的职能归入县政府的相应科中。

这种意见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简化的范围。

它具有通过加强县长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使县政恢复更为习用的模式的作用。

然而，加强县长的权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办法，而更多地依靠ＣＣ 系扩大它的影响，即通过把中央政治学校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毕业生安插到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当县长。

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以来县长权力的减弱真正是一个严重问题。

例如，蒋介石在 １９３２ 年抱怨增设专门局分去了县长的很多权力；他说，实际上是省政府类似的厅拥有任命和监督县里局长的权力。

①②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29—832 页。

③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30—831 页；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 实际》，第 350 页以下。

① 《内政部年鉴》，1936 年 B 篇，第 639—642 页。

①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第 39 页。

新政策下受损失的是省级的专门人员，以及民国初期以来即参加专门局工作的地方名流。

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

只是截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

如果是这样，那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成为政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

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

②到 １９３７ 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的剿匪（反共）战役的精神。

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

③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为鄂豫皖共产党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份军事围剿的补充。

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

正式条例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实施。

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

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３０ 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位。

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

以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

但是，３０ 年代的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

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撤厅的措施一样），于 １９３２ 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

这项措施也在 １９３４ 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

问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

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的世界。

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

①无论如何，这样的地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

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

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

②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

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３０ 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

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 １９３２ 年首先②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51 页以下。

③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 集会纪录》，1934 年 6 月。

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 52—55 页。

又见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56—557 页；陈 之迈：《中国政府》，第 3 卷，第 83—87 页。

① 《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 56 页。

②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 111—128 页。

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

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们的主要事务。

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

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

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

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不清的混合状态。

①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

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 －县间的联系长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

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

县党部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核心。

在这一点上，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

②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

这就是蒋介石在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首次提出，并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

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纸计划。

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

上级政府不再能迫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

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

县议会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

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民众的支持。

①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26 页以下。

②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 集（1975—1976 年），第 85—118 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176 页以下。

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 ２０ 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

１９２７ 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

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

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

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

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化延伸。

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志》１９２７ 年 ８ 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

在 １９００ 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

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曲。

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

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

①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

这一体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

在 １９０８ 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

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

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

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

②从 １９２４ 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

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已经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①在定县 ２０ 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

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 １９２２① 《翟城村志》，第 44—47 页。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 146—165 页。

查尔斯?海福德：《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

②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 314—328 页。

①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 145—147 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

１９２６ 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１９３０ 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

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

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 ６０ 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

截至 １９３２ 年，在定县开办的 ４４０ 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 ２０ 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

②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

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

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

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

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

其含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

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

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①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

他于 １９１５ 年到 １９１７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

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

在 ２０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

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之后，于 １９２７ 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

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中小学教师。

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

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

自卫团在当地 ２４０ 个村庄中组织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

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

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

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 １９３０ 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①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

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 112 页。

① 同上书，第 67—69 页。

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 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 １９３１ 年在邹平县开办。

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 １９３７年超过 ７０ 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

这样的特殊授权，在 １９３３ 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

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

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

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之路。

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

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截然不同。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

梁漱溟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

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

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

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

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

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

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

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①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组织很有生气。

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

他的组织基本上是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

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

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

按照地方联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

然而，尽管它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面。

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

冯玉祥在 １９２９ 年促成他与王鸿一（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

在意识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 287—288 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 75—76 页。

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 238—278 页。

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

对彭禹庭来说，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

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方官员的贪婪。

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

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 １９３０ 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他在 １９３３ 年被土匪暗杀。

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去。

①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

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开样板。

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样板。

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 ＣＣ 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乡村建设县。

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

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

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期之后应该自治。

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

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

到了 １９３６ 年，实验宣告失败。

该县的实验地位旋即撤消。

①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

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

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

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

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默许。

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苍白无力的反应。

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

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

总的来说，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

留下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

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①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文化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86 页。

①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 14 页。

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 530—648 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真实的矛盾。

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

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的格局。

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府的特权。

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锡山的村制）。

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

然而，南京政权在 ３０ 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

名流（和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涌波涛。

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

波涛退却以后，留下来的是它们。

第 ８ 章　　学术界的成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

现代国家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

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

同时，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

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行研究。

①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得多。

２０ 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１８９６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

①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

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学术上过于忽视。

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１９１１ 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

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

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

这一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

②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 ２０ 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

第二，在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

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① 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

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

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4 卷，1928 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1962 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3 卷，1976 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① 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

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475—498 页。

关于 1911 年前的新学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

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 1897—1972 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等。

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 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171—212 页。

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珀在《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4 章论述。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 章和《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和第 8 章。

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

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

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

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

现代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身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

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教育的旋涡添加了刺激因素，在这个旋涡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都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

鉴于需要发现的领域超过了已知的领域，本章仅试图对新领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面对日本的扩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体制结构保持下来了；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外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地步。

２０ 年代尤其是中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显得生气勃勃的时期。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１８９８—１９２８ 年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

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

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①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反应。

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

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１８６０ 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

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的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

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

当缠足作为保持妇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

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和妇女。

以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

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

据估计，１９００—１９３７ 年的注册生为 １３６０００ 人，而 １９０１—１９３９ 年从日本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 １２０００ 人。

①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

１９１５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评价。

①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

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

有一个估计数字是 １８５４—１９５３ 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 ２１０００ 人。

②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２０ 世纪从西方回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

他们在大约四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 M.詹森著第 6 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① 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

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 有多少人毕业不明。

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119—120、167、185 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

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

这些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③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

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

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会——亦官亦民——去思考。

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 ２０ 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

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

①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

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

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

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

②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

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

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

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很复杂。

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

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

①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

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③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11 页。

① 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

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② 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 75 人的经历如下：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 8 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

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

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 1/3 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 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 年，部分 VB：数量综合。

① 为获得 1912—1949 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 173 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

大约 1/3 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

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 173 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

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组织的无限能量。

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

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

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

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

持续了１２００ 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 １９０５ 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

到 ３０ 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控制。

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

由于学者－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

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

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

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

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

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

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

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

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

确实，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

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

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

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 ２０ 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

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

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

①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

②①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 5 页。

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8 章的概括；又见郭颖大学：机构的建立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度。

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

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

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

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１９１２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

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

在 １８９８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

１９０２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

①２０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

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

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

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

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１９１２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

各省代表于 ７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应的法规。

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

高等教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 ２０ 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

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 5，第 1－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59—160 页。

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在 1901 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 1 部，第 295 页。

然而，H.S.布伦纳特和 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 223 页）。

在 20 世纪 20年代，年鉴列举 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

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 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296—297 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治运动有联系。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

许多人为共和革命工作过。

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

因此，没有人反对 １９１２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②１９１２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

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工学院。

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６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

①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

所有这些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

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

蔡身为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 ２０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

１９１６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就职。

在 ５０ 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

③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

④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

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①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

第三，北大结构②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647 页。

在《大学令》中，宗旨在 1917 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同上，第 671 页。

①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 647 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1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0—271 页。

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 473—474 页。

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

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

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 55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6—279 页。

1920 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80 页。

合理化。

到 １９２３ 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

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

１９１９ 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１９２２ 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

１９２０ 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

②公立小学曾于 １９１１ 年录取女生，到 １９２０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

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 １９２２ 年，在 １０５３５ 名学生中有 ４０５ 名女生。

③其他革新还包括 １９１８ 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

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

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

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

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

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

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

①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

２０ 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

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

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

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

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 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

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 １８ 岁。

然而 １８９８ 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

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

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

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1—296、297—298 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第 136—137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6—297 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 276 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 57、64—65 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83 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1 卷，第 101 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

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

①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

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

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

１９０４ 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

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 １９０６ 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 １９０８ 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

１９０８ 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

②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

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

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 １９０９ 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

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 １９１９ 年秋入学。

③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

第一届学生于 １９２３ 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

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

①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

②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

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

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 １９０５ 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

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 年，见后）。

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

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３７ 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

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

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

厦门确实曾经是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 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7 — 9 页。

南开学校师范班在 1906 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 8 — 9、10、13—14 页。

① 同上书，第 14—15 页。

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17 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

这在第 １２ 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

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

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

１８９５ 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

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

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

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 １９０６ 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

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 １６０００ 亩土地挂钩。

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１９０９ 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

在 １９１２ 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 １９１４ 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

１９２８ 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

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

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

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 １８４５ 年。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

１９ 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

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

１９００ 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

１９０６ 年新教传教士拥有 ２０００ 多所小学和近 ４００ 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已有 １２ 所（最后是 １６ 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

①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

例如，上海圣约翰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6—67 页。

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

比较《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 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68 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 10、11—12 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531—533 页，从 19 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

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11 章（柯文著）和第 12卷，第 3 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

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

②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

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

他于 １９０３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

１９０５ 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

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①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

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

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

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

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

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

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

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表 ３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１９２２ 年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65 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103 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 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 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页。

１ 、国立大学国立北京大学院校分类数目５地点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北洋大学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科大学２ 、省立大学山西大学鄂州大学预科②３ 、私立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南开学校大学部河北大学院校２１３分类数目× ××××××××地点××唐山太原清苑复旦大学大同学院南通大学农科仓圣明智大学③夏门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４ 、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校本部—法律科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震旦学院１７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南通×厦门×××济南×苏州××××沪江大学三育大学院校分类数目地点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文华大学雅礼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夏噶医科大学④×××××杭州长沙成都总计３７注：３７ 所大学有 ４０ 个校园。

７１０ ２２３ ４２１０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第 ９９—１００ 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 ５３１—５３３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３０ 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 ２０ 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

如表 ３ 所示，１９２２ 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

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

１９２２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如胡适于 １９２５ 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

（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

）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 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 3 辑第 4 卷，第 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1976 年 7 月），第 395—416 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

关 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

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

②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

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

到 １９２０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

①科学与研究的开端１９００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

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

１９１６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

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

②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

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

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

①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

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 ２０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

②２０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

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 １９１４ 年在康奈尔建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

戴：《之江大学：简史》，第 56、59—60 页。

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 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 297 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1 页。

立的。

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

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

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

④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 ５５ 人，１９１８ 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 １９３０ 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

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

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 １９１５ 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１９３１ 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

同时在 １９２２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

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

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

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

①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

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１９０１ 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 ２５００ 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

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 ３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一小部分。

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

１９０８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 １１９６１１２１．７６ 美元。

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

１９０９ 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③ 中国科学社 9 名创办人中有 4 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

9 人内有任鸿隽（1908 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 1912 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 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 1912 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94—95、169 页。

①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16—226 页。

②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 31 卷第 3 期（1972 年 5 月），第 539—559 页。

批庚子赔款学生 ４７ 名，１９１０ 年 ７０ 名。

到 １９２９ 年总数达 １２６８ 名。

①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

１９０９ 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１９１０ 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 １９１１ 年正式开学。

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 １９２９ 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

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 １１ 至 １３ 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

第一批学生是 １９１２ 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 １９２０ 年毕业。

③１９２６ 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

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

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１９１９ 年５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１９２０ 年１０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重合。

杜威在 １１ 个省讲演大约 ７０ 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

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

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

留美归国学者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４ 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

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辞职。

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

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

①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

１９２８ 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②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①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 210—212 页上的数据。

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

关于该校 1949 年前多达 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 3 — 4 页。

①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 5 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

1921 年 6 月 3 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

《教 育杂志》第 13 卷第 7 期（1921 年 7 月 20 日）第 2 — 4 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 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 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②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 19 页。

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

①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

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②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 １９２５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１９２４ 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

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 １２５４５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

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 １０ 名③中国人和 ５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正式成立。

④１０ 名中国董事中有 ３ 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

５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

①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

②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 １９２４ 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 １９０８ 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

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

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年 9 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 7 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 9—10、11、12 页。

③ 原文只列出 9 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 — 2 页。

① 同上。

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 1918 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 …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 年项下）。

1929 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4 页。

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78 年 4 月），第168 页。

④ 1981 年 8 月 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

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 年），助理司库（1935—1978 年）和理事（1962—1978 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

⑤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 １３ 所院校、３ 所研究所、５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４１９９０６ 元。

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

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

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 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① 例如，1922—1923 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 94—135 页；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 135 页—160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190—196 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尽管 ２０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

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

国民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成立②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

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

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 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

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

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

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

从 １９２８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

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

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 １９２５ 年首次提出的。

１９２７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

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

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

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

①结果，燕京于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

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

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

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

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② 国民政府成立于 1927 年 4 月——译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 129 页，又 130、149—151、155 页。

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

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

到 １９３３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

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１９２８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

吴雷川于１９２９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 １９３４ 年辞职；１９３４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

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

例如，１９２８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

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

①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

１９３１ 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

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

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

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

１９３５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

③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 ３００ 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

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

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106—109 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 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 130、209、120—211 页。

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2 卷，第 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

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

从 １９３３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

①虽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１７０００ 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点，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数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工科则为 １５２００ 人。

③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

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

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

④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

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

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

２０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 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１０％。

１９３４ 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１５％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

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４．５％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 ３２．５％，公债还本付息占 ２４．１％。

①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

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

请看 １９２９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人，月拨款为 １５ 万至 １６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 ３５００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 ９ 万元……。

③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39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126 页。

④ 同上书，第 125 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25、138 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130 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503 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3—176 页。

② 同上，第 175－177 页。

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 1928 年至 30 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9 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

１９２９ 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

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

④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

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

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

②１９３１ 年日本入侵满洲，１９３２ 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 ３０ 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

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

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 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３６ 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

③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 ４），表明高等教育自 １９２２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 ３），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

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１９２８ 年后从 ５ 所增加到 ２３ 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

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

到 １９３４ 年，上海在全国 １１０ 所高校中占２４ 所（２１％），北平次之，占 １７ 所（１５．５％）。

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 ９ 所（８．２％）居首位；广东以 ８ 所（７．２％）居第二。

在地理分表 ４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 191—201 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 年 6 月 27 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63 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第 5 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 20 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 94－170 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

(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 504—514 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

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 108 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 1934－1935 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 所；公立技术，2 所；省立，28 所；市立，2 所；私立，52 所。

这些总数可同 1928－1931 年院校 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 59 所，其中国立15 所，省立 17 所和私立 27 所；技术学校 27 所，其中公立 21 所和私立 6 所。

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 年 8 月至 1931 年 7 月）》，表 1。

地点（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省立市立私立上海＊北京＊河北广东湖北江苏南京＊山西浙江福建四川河南山东江西湖南广西（ ２４ ）（ １７ ）（ ９ ）（ ８ ）（ ６ ）（ ６ ）（ ５ ）（ ５ ）（ ４ ）（ ４ ）（ ４ ）（ ３ ）（ ３ ）（ ３ ）（ ２ ）（ ２ ）７６１２１—１—２—１—１———２１－－－—２———－——————１６１１１－４１—２２１３１２—１—————－－———————１５８２５４５２１１４１１１—１—地点（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省立市立私立安徽云南甘肃陕西新疆总计（ １ ）（ １ ）（ １ ）（ １ ）（ １ ）１１０———１—２３—————５１—１—１３０—————１—————５１＊中央政府直辖市。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 １ 的图和统计表 ９。

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１９３４ 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

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

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

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

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

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

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

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①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

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

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

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

１９３４ 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省籍的报表表明，有 ９４５ 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４４％在省外国立大学就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

①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动。

例如，闻一多在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 １９３１ 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

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

②在民国成立后的 １／４ 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 ４２７１０ 名，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增加到 ４６７８５ 名。

③１９３３ 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 ７３１１ 名，１９３４ 年为 ７５５２ 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持同步。

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

在教育部 １９３５ 年编制的２６ 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１９３４ 年每万人中只有 ０．８８名大学程度的学生。

④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 ２５ 位的土耳其，１９２８ 年（凯末尔政权的第 ５ 年）每万人中有 ３ 名大学生。

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

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

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来自学生。

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鼓舞。

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 １９２７ 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

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９ 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 73—75 页。

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 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 400 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100—101 页，表 60。

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 73—101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4 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2 部分，表，第 2—3 页，表 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

表上所列年份从 1928 年到 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 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73 人，而日本居第 22 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9 人。

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

①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

②研究所一成立，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项目。

③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

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 １９２９ 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

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 ２０ 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和出版。

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

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

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

这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发现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

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

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素来自工商部②于 １９１６ 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

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

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终于发现了北京人。

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 ２０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发掘，并于 １９２９ 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代都城的发掘。

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２８ 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

傅邀请李济——１９２３ 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

从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７ 年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

该书详叙了一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7 集（1978年），第 6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 7页。

全国科学评议会在 1935 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 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 10 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 9—11 页。

③ 同上，第 33—36 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 （1978 年），第 17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 190 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3 卷，第 67 页；和李济：《安阳》，第 34—48 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

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

①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４７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

它的 ３００ 多名毕业生，在 １９２４ 年后帮助国家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

②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

第一个是 １９２１ 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大国学研究所。

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

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２０ 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

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

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

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

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

在几个这样的组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

②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

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 １９３１年。

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

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

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

例如，方显廷是 １９２８ 年的耶鲁博士，他在 １９２９ 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3 版，1977 年，第 3—18 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 30 年代。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397 页。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31 页。

②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

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

据 1979 年 8 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

①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

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 ５００ 元和自己的藏书，而 １９２９ 年太平洋学会的 ２０００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

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

②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 １９２９ 年—１９３０ 年间的冬天讲学。

③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１９３２ 年给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

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及南开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 ２０ 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

）④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 ２０ 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

从１９３４ 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

①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 １９１２ 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

到 １９１５ 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 ３２０ 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 ９ 章）。

１９２８ 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

②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

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 １９２９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

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

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

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

③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

陶孟和（１９１２ 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 １９２８ 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36、39—40 页。

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

同上书，第 38 页。

②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41、42、45 页。

③ 同上书，第 45 页。

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 年）一书。

托 尼又同 C.H.贝克尔（柏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 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45—47 页。

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 1921 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

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 年》（未刊论文，1984 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

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调查所。

④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

１９３４ 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

该社于 １９２８ 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钤）建立，但在 １９３０ 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

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

①表 ５　　　　　　１９２８—１９４０ 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１．总干事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杨铨丁文江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３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 （在获得 中国科学社理事；东南大学工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之后。

科教授；教育部。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６ 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学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国地士 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山大朱家骅任鸿隽２．研究所所长物理研究所：丁燮林化学研究所：王琎庄长恭任鸿隽工程研究所：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８ 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任期 最高学历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２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７ 伯明罕大学理科硕士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４ 理海大学理学学士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８ 芝加哥大学博士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２ （见上）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其他职业关系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物理教授国立东南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理事。

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

④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①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中国科学社理事；四川钢铁厂周仁地质研究所：李四光天文研究所：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９ 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９ 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总工程师；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理事。

高鲁余松青气象研究所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９ 北京大学理科学士，布鲁 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中国气塞尔大学肄业 象学校校长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南京紫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７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金山气象台※台长。

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竺可帧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６ 哈佛大学博士任期 最高学历校长；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其他职业关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傅斯年心理研究所：唐钺汪敬熙社会科学研究所：杨端六１９２８ — １９５０ 北京大学文科学士，曾在伦敦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大学及柏林大学研究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哈佛大学博士心理学系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７ 霍浦金斯大学博士动物系教授及主任。

中央研究院会计主任；国立武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伦敦大学肄业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４ 由几个人分别代理所长）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教基陶孟和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９ 伦敦大学文科学士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４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所长。

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社理事。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 ３３—３６ 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３０ 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

中央研究院的 １０ 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 ５）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

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 ６）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 ９ 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６ 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

①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

②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

（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年间曾任教育部长）。

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

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

基金会在１９２６—１９４５ 年的 ２０ 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 ９６ 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２４２５０８９３ 元和 ３９２７９５ 美元的资助。

表 ６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１９１６—１９４４ 年）①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1—198 页。

②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创办日期１９１６１９２２１９２６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创办日期研究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气象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相继建立的各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研究机构主要出版物《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中国矿业纪要》；《地震专报》；《燃料研究专报》；《土壤专报》《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气象学报》《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工程》（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要出版物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２９心理研究所１９２９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４１９４０１９４３气象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镭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中央工业试验所南开经济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各大学研究室中国地理学研究所生理心理学研究所《气象研究所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动植物研究所集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南开经济研究所集刊》及专著各种专业，如《中山大学森林植物学杂志》（广州）《中国生理学杂志》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１８８—１８９ 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 ７ 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

①（１）从 １９３１ 年到 １９３７ 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 ２０ 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

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

（２）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 ６ 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

（３）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 ７）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

（４）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

在 １９２８—１９４５ 年共拨研究基金 ７２３ 笔，特殊奖金 ３ 笔（表 ８），其中 ３２７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２０８ 名去美国，６４名去法国，５６ 名去德国，３９ 名去英国。

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

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 １５ 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 １０ 笔。

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

（５）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 １９２８ 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１９３４ 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

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 １９２８ 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Ｂ．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

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

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

①表 ７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１９３０—１９４５ 年姓名陈焕镛庄长恭葛利普胡先驌李济秉志翁文灏领域植物学化学古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动物学地质学隶属机构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国立北京大学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 6—16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 年》，第 221、224 页。

① 到 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87000 册），岭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

《中华年鉴，1926 年》，第 430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第 ８ 页。

表 ８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１９２８—１９４５ 年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动物学 ５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３ ９ １２ １２ ６ ７ ８ １０ ６ ６ ３ ３ １ １４７化学 ５ ８ ７ ９ １３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９ １４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４ ２ ６ １４５物理学 ２ ４ ７ ９ ４ ６ ５ ６ ８ ８ ６ ２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７９植物学 ３ １ ６ ８ ６ ６ １０ ９ ５ ７ ２ — １ — １ ２ ２ ６ ７５地质学 ２ ３ ３ １ ２ ３ ４ ７ ４ ４ ２ ４ ４ ２ ３ ４ ２ ２ ５５生理学 ４ ５ １ — ２ ２ ４ ３ ５ ７ ４ ２ ２ ２ — — — ６ ４９数学 — — １ — — ２ ５ ４ ３ ４ ２ — — — — ２ １ ６ ３２工程 — — — — — — — — — — ２ ６ ７ ５ ５ ４ １ １ ３１农业 — — ３ — — １ — — — — １ １ — ３ ７ ４ ２ ４ ２５医学 — — １ — — — — — — — — — １ １ ８ ３ １ ２ １７土壤技术 — — ２ — — — — ２ １ —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５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气象学 — — １ ２ —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 — — — １ １ ２ １４历史学 — — — — — — — — — ５ １ — — — １ １ １ — ９人类学 — １ １ — １ — —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 ９经济学 — — — — — — — — — ３ ２ — — — ２ — — — ７心理学 — １ — — １ ２ — — — — — — — — — １ １ — ６社会学 — — — — — — — — — ２ ２ — — — — ２ — — ６天文学 １ — — １ １ — — — １ — — — — — — — — — ４古生物学 １ — １ １ — — — — — — — — — — — — — — ３地理学１ １ — ２语言学 — — — — — — — — — — — — — — — １ — — １教育学 — — — — — — — — — — — — — — — — — １ １总数 ２３ ３６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０ ５３ ４８ ５７ ４８ ３５ ３９ ２８ ４２ ３７ ２１ ４１ ７３５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０ 页，表 １。

１９２８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１９２３ 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

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 １３７４０００ 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 １９０９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

这样，１９３１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

①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2—13 页。

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 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

袁在 １９２５ 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

①袁和 ３０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１９３６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

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 ２５０ 篇论文，其中大约 ６０％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

②到 １９３７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③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

３０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

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

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

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

罗家伦在１９２７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 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

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

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１９２８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

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

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

②１９３３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

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３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

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

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１９２８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

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

与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

蔡元培虽然在 １９４０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 １９３３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

①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１９３７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

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

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

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

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１９２８ 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

②３０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

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１９３５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

①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

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

３０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

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

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

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

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 71—76 页。

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1968 年 8 月），第 763—776 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第 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 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 3、5、6 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 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 年 7 月 14 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第 8、9 章。

言人的作用。

②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

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

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

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和 １６ 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

①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

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 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 1935 年 12 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 1936 年 3 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 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 204 页。

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 98—102 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

但是到 １９３８ 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

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

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

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

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

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 １９３８ 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

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

①表 ９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国立省立大学和学院数量２３１６损失（中国元）３７００３４６７８０４５９１９私立（包括教会大学）据报损失总数３８４４１７１００５８９２２０３９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

１９３８ 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１９３６ 年减少约 ２００００ 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 ２０００ 人，分别降低约 ５０％和 ３０％，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 ９１ 所。

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

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

据教育部汇编，到 １９４０ 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 ９。

①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3 页；又见《教育杂志》第 31 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10 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 3 页。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页。

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 29 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22—26 页。

因为得不到 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 １９４０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 ９２４４１０２０ 元。

②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

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

院校总数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的低点 ９１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在 １９４０年达到 １１３ 所。

１９４５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 １４５ 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７３６６９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

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

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 １１ 月 １ 日开课。

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

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

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

大约 ３００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

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

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

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３０００ 多人。

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

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

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

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

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

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

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

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国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达。

政府下令中学的② 《战时中华志》，第 189 页。

根据另一计算，1936 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 39275386 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月 15 日），第 7 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页。

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2 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 25—39 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

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

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

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

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

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６０００ 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

③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

１９４１ 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

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

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

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

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

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

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

①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

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

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

战后的岁月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3 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

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 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

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0 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

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

当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

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

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

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

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

１１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

联大学生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

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 月 １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

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

①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样强烈的结果。

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闻一多于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

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

③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

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

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８００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 ７０％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 ３０％，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

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

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

①１９４４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 １８０ 亿元（１９３７ 年为 ３０００ 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 １９３７ 年期间的 １８０ 万元。

４０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

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

从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

③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44—50 页。

又见本书第 13 章。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

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辑。

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

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

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

①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

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

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

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

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１０ 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

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

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

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 1947 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 40 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①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

68 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4 页。

第 ９ 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３０ 年代文学，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 ２０ 年，即 ２０ 年代和３０ 年代。

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年）和共产党阶段（自 １９４９ 年迄今）。

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盖了其他方面。

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爆发力到 ２０ 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 ３０ 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

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从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这 １０ 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３０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

３０ 年代的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

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

因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 ２０ 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

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一种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

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

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

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联系起来。

１９２３ 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意识的武器。

②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 １９２３ 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的名词。

１９２５ 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① 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 11 章。

②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6—49 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

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

郭自称是在 １９２４ 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

１９２６ 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

郭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

他得出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

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

郭相信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不如此。

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文学和革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

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

①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师。

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

那篇文章的夸张言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

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

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造社同人所共有。

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尔乔亚的特征。

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

成的结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

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 １９２７ 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

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

鲁迅评论说，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

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

但在 １９２７ 年 ４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

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

鲁迅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

好的文艺作品，他在 １９２７ 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②他来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14—216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22—22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13 页。

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

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还因此给他贴上Ｄｏｎ 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本质的论点。

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１）一切文学都以阶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２）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３）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４）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

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写。

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

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

①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

这些信条尽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挤出去。

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

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

这些革命作家并未大胆抨击 １９２７ 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

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

鲁迅首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

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 １９２８ 年辩论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文学。

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

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

鲁迅不无讥讽地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

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

……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①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

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

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的幻灭。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①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61—62 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 86—94 页。

① 《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70—71 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茅盾补充说：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题。

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 １９２８ 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

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

茅盾希望与其保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

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

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①茅盾在 ３０ 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

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

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

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

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

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

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２２ 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

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

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

从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

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被称为革命的。

①到 １９３０ 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自有其精微之处。

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

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②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412 页。

①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379 页。

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 37—44 页。

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 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277—291 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

相反，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子变化了的心态。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

这一短暂的政治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 ３０ 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

同情国民党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

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 ３０ 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 176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85 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 日，大约 ４０ 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 ５０ 余名）在上海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２ 月 １６ 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

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

②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曾于 １９２９ 年底和 １９３０ 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

③除左翼作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

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

④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太阳社成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之一）和鲁迅。

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

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

在 １９３６ 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

可以推断，初期的欣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

《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

文告中提出了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

①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

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

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

②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② 根据官方史料，早在 1928 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战线。

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 353 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 页。

③ 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 年，在左翼的年代》，第 139 页。

④ 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 2卷，第 42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90—291 页。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1 卷，第 214—215 页。

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地位。

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

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立的我们群体。

①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上。

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断的论争。

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众语的争论以及与 １９３６ 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

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

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 ２０ 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

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

徐用这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细菌分为 １３ 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

显然，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

他们立即起来反击，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

①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

《新月》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

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②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

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③（梁留学① 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他主义立场，见爱德华?J.布朗：《革命后的俄国文学》，第 112—113 页。

① 各种论战文章收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59—412 页。

②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 162 页。

③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年），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译者。

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

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④。

梁认为在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着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高的标准。

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国的萨缪尔?约翰逊①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家。

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何模仿 Ｆ．Ｒ．利维斯②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③（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

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墨官司。

诱因是 １９２９ 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学与革命》（１９２８ 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才能的人的创造。

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

梁实秋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

鲁迅有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

最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

④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的最长的文章之一。

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

这篇长文的语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

他不同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

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

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

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

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

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

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译者。

①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者。

② 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 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③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 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读者。

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文。

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①鲁迅的文章写于 １９３０ 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

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

它也很不像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年的著作那样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认同。

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

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

危机和奉献的时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又是象牙塔式的。

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 １９３０年 ６ 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

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

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

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敬。

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

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

３０ 年代早期，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

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

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

胡的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

胡与左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94 页。

① 泰纳（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13—515 页。

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61 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 １９３２ 年出版。

左联的作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待。

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

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

在胡看来，文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

针对那些左派论敌，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

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阶级文学）。

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 １９３２ 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注。

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那些作家。

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令去写作。

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武器。

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

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

我们要求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

②于是，苏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

他（用笔名易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

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

后者曾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

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

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

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

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0 页。

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39—564 页。

②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189—191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85 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

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

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

这种软姿态应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找到线索。

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

因为它的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

然而，３０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种始终如一的党性。

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的阵线而创立的。

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

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

而且据胡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

①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味的。

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次提出的。

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

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

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

至于非左联作家，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

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

他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

②事实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

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

冯雪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如下新定义：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

①冯雪峰的和解声明，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50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33—334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87 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刺耳的调门。

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１９３２ 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

有相当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

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肠有点软。

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

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 ３０ 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瞿秋白于 １９３２ 年提出的。

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须为大众所理解。

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语。

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

瞿因此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小说之中的旧白话。

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新的大众话。

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

①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

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

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

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非欧化。

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

②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观点之间，争论于 １９３４ 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

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49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中国季刊》第 70 期（1977 年 6 月），第 296—314 页。

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