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的影响》，第 9 章。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0—361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2—363 页。

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

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

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

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

鲁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

这种新的拉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中国居民试验过。

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

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

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

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其有用。

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

瞿与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

文学的通俗化就这样成为 １９４２ 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瞿秋白和冯雪峰在 １９３３ 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从 １９３４ 到 １９３６ 年，左联与中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

内部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

①１９３４ 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 １９３５ 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联在 １９３６ 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

这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但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

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

这个团体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７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

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

不久以后，在 ７ 月 １ 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

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 １９３５ 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

国防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160 页。

①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01—145 页。

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

②它的确切性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政府。

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 １９３６ 年 ６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

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

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 １９２７ 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引过来共同奋斗。

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

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

①他进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说（他 １９５８ 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

②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

郭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文学主张的调门。

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

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令。

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

③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

如已故的夏济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的危机。

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

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

更有甚者，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

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

②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

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63 页。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114 页。

②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 36—37，81 页。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29 页。

②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29 页。

了。

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的公分母是反帝。

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

然而，对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按照周扬的观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

③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

但就文学实践而言，情况恰恰相反。

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一个危险的假象。

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

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

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去他们的创作特权。

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深感怨恨。

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

徐在信中彬彬有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

徐还直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是危害统一战线的。

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忿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泄出来。

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

①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的行径。

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意（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

鲁迅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它能够补充和纠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

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

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更加稳定的焦点。

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

①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

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认统一战线的失败。

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 334—349 页。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 315、342 页。

早些时候，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

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

鲁迅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

他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

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

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

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当然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

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的角色了。

①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

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共的审查（他最终于 １９５７ 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

但是中共的领导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

他仍肯定国防文学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

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颂词。

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

②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 １０ 月初（鲁迅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逝世前不久）正式告终的。

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 ２０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

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567—575 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561—564 页。

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25 页。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 ３０ 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

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力。

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他们增光的创作。

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

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

①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

②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决非没有信仰的作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

３０ 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

但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一种表达。

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关心政治。

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

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３０ 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

但是这种正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

只有戏剧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乐而繁荣起来。

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执行的党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

１９３７ 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我们稍后将讨论战争给文学造成的创伤，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学创作的四种萌发模式：杂文、小说、现代诗与话剧。

杂文杂文——多种多样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国名词来说，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的流行，受到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论战的直接影响。

就学说争论以及社会批判和文化评论说，杂文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在这种体裁上，鲁迅是无可争辩的大师。

鲁迅写短篇小说伊始，就同时着手试写杂文。

他的杂感首先发表在《新青年》，而后发表在《语丝》上，将自由流畅的散文（用白话写成，但夹杂文言词句）与灵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虽然他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①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① 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

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71—72页。

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55—100 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 23 页。

① 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功利主义的。

尤其在他 １９３０ 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

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诲式的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

散文与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灵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

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

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

他的头脑中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成系统的、纷乱杂陈的思想和情感。

于是杂文既是鲁迅创作模式的直言的载体，又是文学副产品。

随着鲁迅在 ３０ 年代早期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的杂文写作的内在个性，也逐渐淹没在公开的攻讦呼号的表层之下了。

对鲁迅本人来说，从抒情风格转到争论，是由政治信仰的需要造成的。

但他的追随者和敌人都把他的杂文风格奉为主要准则，因而大量仿制品在出版界泛滥。

这些次等的杂文作家，完全忽视了鲁迅散文的内在深度，一味摹仿他那讽刺笔法的表面光彩，结果是一堆缺乏文学价值的粗陋、刺耳而又浅薄的文章。

于是鲁迅的难以仿效的杂文，留下了一种讽刺传统。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较晚时期中，繁殖出一种过分的愤世嫉俗，多余的讥讽，思想内涵不深的杂文＼写作风格。

如果说左派人士把杂文界定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主要思想武器，那么，一些非左派的作家聚集在小品文周围，把它作为另一种散文写作形式。

主要的发言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以及为林语堂的三种杂志撰文的一群作家。

周的小品文风格显然受惠于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是 １７ 世纪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它们强调写文章是抒发个性。

①周将这种个性格调几乎发挥到完美的程度。

他的散文简练而悠闲，典雅无华，反映一种平稳舒缓的精神境界，与鲁迅大相径庭。

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风格与周作人相似，创作的散文富有个人的格调，有时几近感伤，如朱写他父亲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现的那样。

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都是林语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林的刊物继承小品文的传统，倡导用文雅的笔调表现非政治性的幽默。

林主张有意识地保持非政治的立场，也许以此作为抗议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形态。

某些小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远比好斗的杂文有味。

但是，尽管它在 ３０ 年代中期流行一时（在出版界 １９３４ 年被称作小品文年），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之奋斗的目标日益落后于时代。

正是针对小品文风行一时的影响，鲁迅在 １９３３ 年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

他攻击其胞弟和往昔朋友的闲适和幽默为小摆设、清玩和达官富翁家的陈设。

鲁迅认为，在一个危机的年代，不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艺术的生存都凶吉未卜，小品文这种形式也到达危机点。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①３０ 年代的随笔，在杂文的粗制滥造与小品文的轻佻之间，几乎丧失了它的创造潜力。

那种将成熟的风格与社会意义结为一体，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写作形式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① 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载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① 《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43 页。

小说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７ 年这段时间，明显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长的十年。

夏志清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时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前一时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只有一人（鲁迅）。

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现代小说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达到了成熟期。

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１９２８ 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

如夏志清评论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微不足道了。

①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并于 １９３３ 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

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

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幅场面恢宏的社会画卷。

②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势力的牺牲品。

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者。

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

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

虽然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

《蚀》反映了茅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仍在寻求实现自我。

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

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二十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

③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

茅盾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的看法。

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

在这部长达 ５００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它的许多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

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长夜中的城市环境。

当他把笔锋转向 ３０ 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 版，第 141 页。

②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 233—280、385—406 页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53 页。

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

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义情调。

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

显然，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

沈从文的笔法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

①与城市的嚣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

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品总是闪耀着抒情色彩。

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

他的《从文自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

北京城作为概括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①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

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了。

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京的悲剧。

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

老舍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

像祥子那样的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境残害和腐蚀。

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德素质衰减造成的。

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

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

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 １９６６ 年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

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

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53 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

但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

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默冲淡了正义感。

①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尽管老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一而为人们怀念。

②３０ 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

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

③《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完美的作家。

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

《家》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

高氏兄弟三人，显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

该书出版于 １９３３ 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名噪文坛。

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欢快。

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

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 ３０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

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但到 ３０ 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

与同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

到 １９４７ 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２０ 年代与 ３０ 年代的遗产，几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

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

夏又说，同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视景’。

①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矛盾冲突。

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缩影加以刻画。

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

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32—233 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 8 期（1961 年 10—12月），第 45—62 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

《家》出版以来曾印刷 23 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202 页）。

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23 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 世纪中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于社会的大环境。

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处。

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

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

在《樊家铺》里，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一场生死冲突。

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

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

在这个左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

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之中，使他苦闷。

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

比较有良心的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了。

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

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 ３０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

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

一大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

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

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82—283 页。

② 关于 1919—1949 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 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86 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201 页。

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

②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要。

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

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 １９３１ 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

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

这些年轻作家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

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闻名。

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 １９３４ 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

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

②情感的真挚——萧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

但在 ２６ 岁的年纪，萧军只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

她的处女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 １９３４ 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

①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可爱的画卷。

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

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

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家。

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 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

关于萧军的研究，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11 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28 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直到最近。

②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 １９３３ 年，当时他才 ２１ 岁。

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１９３９ 年才得以出版。

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

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义觉醒的编年史。

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

但端木也许是一个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

这个明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

《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中国散文的代表作。

①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懈努力为特点的。

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境。

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单和想象贫乏。

②直到徐志摩于 １９２２ 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

③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１９２５ 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

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１９２７ 年）和《猛虎集》（１９２８ 年）中变得较为精致。

虽然他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④、雪莱①和济慈②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

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 56—61 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 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 8 卷第 2 期（1961 年），第 258—293 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年），18、19 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年），英国诗人、也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 — 译者。

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的顶峰。

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

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爱情的启迪》（１９３０ 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

假若徐不是在 １９３１ 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绘画方面的训练。

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

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１９２３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１９２９ 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瞩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

闻的《死水》一诗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①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

②但是比诗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

这首诗中阴郁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 世纪中国诗集》，第 65—66 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82 页。

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庭。

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所缺乏的思想深度。

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

①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

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

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许有待商榷；②但是到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

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 ２０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

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 １９２５和 １９２７ 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

李于 １９２５ 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

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

李自然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

③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何意思。

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④、魏尔兰⑤和马拉梅①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成分。

按照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

②但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统的背离，同时也是最为大胆的创新。

③从较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对五四初期诗歌肤浅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反应强烈的少数新叛逆者之一。

他进行了一场第二次解放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暂时从对自然与社会的着迷般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并且暗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象征世界的可能性。

他接近于创造一种大胆新颖的美学视觉形象，像在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那样，能充当反对庸俗现状的艺术宣言。

在施蛰存编辑的一种新杂志——《现代》（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上，有人在继续李金发的开拓性事业。

《现代》派自称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是戴望舒。

戴同样对法国象征主义感兴趣，他继承了李金发对印① 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 性（1895—1927 年）》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③ 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纪》，第 30 期（1975 年 1 月），第 5 页。

又 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687—688 页。

④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⑤ 魏尔兰（PaulVerlaine，1844—1896 年），法国最纯粹抒情诗人之一——译者。

① 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 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01 页。

③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53 页。

象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爱好。

他声称诗歌的目的是表达诗情，把诗情解释为自己跟隐藏的自己之间的某种东西的召唤。

④但是戴的诗作没有取得李的隐晦、怪异意象的不和谐效果。

相反，他似乎坚持徐志摩诗的听觉价值；他与新月派诗人——在徐志摩和朱湘过早逝去之后，尤其是陈梦家和方玮德——都强调音乐美、结构美，和引发联想的细妙之处。

戴的较柔和的象征主义的一个例子，可以在《雨巷》（１９２７ 年）中找到，这首诗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她静静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①根据朱莉娅?林的分析，这首诗产生的联想效果，造成了一种可以与他在诗歌方面的导师保罗?魏尔兰相媲美的弥漫着委婉娇柔的魅力，忧郁倦④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00 页。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65—166 页。

关 于戴望舒诗集，见痖弦编：《戴望舒卷》。

慵的气度，和流畅的乐音的氛围。

②在中国现代文学左翼的学术研究中，李金发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视为一股逆流；因为它们是与继续专注生活和社会现实的 ３０ 年代文学的主流相悖的。

③但是新的人才不断出现。

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出版了一部名为《汉园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独创性的作品。

这三人中，最有学识的大概是卞之琳。

他翻译了波德莱尔、马拉梅的作品，后来崇拜叶芝、④奥登⑤和 Ｔ．Ｓ．艾略特；⑥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中国现代诗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时是形而上学的素养。

由于这种智慧的美，⑦卞的作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是不易理解的，他们倾向于偏爱较为光彩夺目和无产阶级化的何其芳。

何其芳的早期诗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矫揉造作地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何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相信在诗歌中美主要是通过意象，或象征的运用来实现的，并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发挥想象，逃离现实进入梦境和幻觉。

①但是如邦妮?麦克杜格尔指出的那样，迫使何其芳在 １９３３ 年夏回乡的那场政治危机，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

他的诗句的丰富的意象减退了。

②在他写于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一些小诗中，他告别了已不再能支撑他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农民们。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66 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01 页。

然而，自 1981 年以来，戴望 舒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他的作品在中国重新出版。

④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者。

⑤ 奥登（W.H.Auden，1907—1973 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⑥ 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 年），英国诗人——译者。

⑦ 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 1949 年》第 1 卷，第 709 页。

① 邦妮?S.麦克杜格尔泽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223—224 页。

② 邦尼?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228 页。

也不爱星星。

③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

……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①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棰。

②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 ３０ 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

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 １９３４ 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的赞扬。

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

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

③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作品中盛行的趋向。

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

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

④戏剧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二者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

１９０７ 年，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①（《黑奴吁天录》）等剧作。

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

１９２７ 年，早期的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

②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胡适在《新青年》上对易卜生③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

但在艺术质量方面，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③ 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 126 页。

①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 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家——译者。

② 同上书，第 169 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08—209 页；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 集》，第 277 页。

④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起来。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 1901 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天录》，以后春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② 胡耀恒：《曹禺》，第 16 页。

③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 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

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虽然在 ２０ 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１９２１年）和南国社（１９２２ 年），但它们是业余的。

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剧的专业知识。

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克教授的 ４７ 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 ２０ 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戏剧可言。

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

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止。

迟至 １９３０ 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

①直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 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 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

１９３６ 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

②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１９３６）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

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１９３７ 年），《蜕变》（１９４０ 年），《北京人》（１９４０ 年），以及《桥》（１９４５ 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

《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

①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

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

他宁愿让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

曹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

这出戏的女主角周蘩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

如刘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②（《菲德拉》）、尤金、奥尼尔 ③（《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①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 1 集，第 151 页。

② 胡耀恒：《曹禺》，第 21—22 页。

①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 6 页。

②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 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 — 译者。

③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 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鬼》中的艾尔温夫人）。

④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与她的丈夫耽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运）。

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

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

像茅盾的《子夜》一样，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

为了突出这个主题，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

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

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

①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

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

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

②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

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

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

《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两组表演同时进行。

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

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的。

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

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

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

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

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

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

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

③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

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

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

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

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

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④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 10 页。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 54 页。

②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③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 6 页； 胡耀恒：《曹禺》，第 24 页。

来的具体展望。

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①（也是一个诗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②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

１９３６ 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①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② 曹禺：《日出》，第 236 页。

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 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战争与革命，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

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 ３０ 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

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

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

最终，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也就是日本人于 １ 月侵入上海①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②，不久在 ２０ 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

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

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

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

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

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

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

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

③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 ５ 个宣传队（每队包括 １６ 名成员）和 １０ 个演剧队（每队 ３０ 名成员）。

通俗剧团竞相出现，据统计，到　１９３９ 年有　１３００００ 人从事戏剧表演。

④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点。

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

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１９３８ 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

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

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①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战组织，中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３９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

在上海的一些主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

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① 上海系 1937 年 11 月 13 日沦陷——译者。

②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51—52 页。

④ 同上书，节 47 页。

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48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56 页。

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

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 １００００ 册。

②随着 １９３９ 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③，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

④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

当第二次统一战残⑤破裂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

他们中有些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

在 １９４１ 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方。

１９４４ 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①——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入相同。

②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

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

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

③眼中看不到胜利，土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

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 ３０ 出戏，只有 １／３ 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的是历史剧和译作。

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

④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夜漫漫何时旦。

⑤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

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

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

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１９４４ 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

在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军事磨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

５ 月 ４ 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

①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

１９４６ 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0 页。

③ 武汉和广州都是 1938 年 10 月沦陷的——译者。

④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⑤ 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① 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 货币流通全国——译者。

②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 13 卷第 6 期（1978 年 6月），第 58—61 页。

③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Ⅵ。

④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0—61 页。

⑤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2 卷，第 279 页。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2 页。

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

国民党特务置闻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政府情绪；中共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

中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

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即成为不合时宜了。

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

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

②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

①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

按照周扬的观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

②这场战争使文学——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大众化的进程。

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

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

忽然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

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 １６ 名剧作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剧团争演出权。

③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 １９３９ 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五个显著的弱点：（１）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２）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３）传奇的倾向；（４）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５）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

④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术的不满。

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

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

①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者应该完全分离。

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8—73 页。

① 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71 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31、638 页。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3 页。

④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 53—55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70—671 页。

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者是宣传鼓动家。

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

梁实秋，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

②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

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

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

③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

茅盾在 １９４２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不明显。

《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 １９２６ 年的情况。

而《腐蚀》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

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 １９４１ 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

①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

他的《家》的两部续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

但他最好的作品，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 １９４７ 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

②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 口匆匆忙忙出版的。

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 １９４６ 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望之作。

③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

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的共同特征。

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

臧在前线历时五年，写下十几部诗集。

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感觉亲近。

④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

它的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

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691—695 页。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第 2 卷，第 63—64 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17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87 页。

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 部小说的创作技巧；见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 2 卷，第 245—247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86 页。

③ 同上书，第 369 页。

④ 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 年》第 2 卷，第 912 页。

棕红的土地在亚细亚这泥土上，染污着忿恨，蒙上了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离开卑污的沟壑，和衰败的村庄，去战争吧，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底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开始播种——人类底新生！①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

独幕剧在战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 ３０ 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

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作。

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 ９０ 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袭，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剧目，观众场场爆满。

①在战争头几年后，随着爱国理想主义的衰退，戏剧承担了逃避现实的娱乐职能。

但是，它也让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戏剧界的剧作家和演员，得以逃避审查制度的规定，仍然转弯抹角地对时事做出评论。

②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为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的原始状态；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

③在这些消极暴露的作品中，作家们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 ３０ 年代的思想状态。

战时现代戏剧的繁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

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

历史剧、喜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

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亚?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91—192 页。

① 柳无忌：《现代时期》，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第 479—480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20 页。

③ 柳无忌：《现代时期》，第 481 页。

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

④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碑。

阿英（钱杏■）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物，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

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

①周作人按照传统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

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为一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

②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

这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

③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３０ 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

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

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

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

直至毛泽东于１９４２ 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

④ 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① 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 研究。

见冈恩：《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 年 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1945 年）》。

② 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 138—191 页和刘绍铭 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 530—559 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45 页。

延安座谈会毛泽东在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共产党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

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文学趋向也很关心。

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 ３０ 年代早期的文学论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的作品。

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 １９４２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

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１９３８ 年早些时候，在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作出结论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①毛泽东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接着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扩展到重庆。

由争辩引起的文章充满混乱的议论，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所说的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究何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击，实际上是在搜索那些关心找出民族形式真正源泉的作家们的意图。

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认为民族形式与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是一回事。

继瞿秋白之后，他们攻击那种五四新文学是洋八股，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予以抵制。

然而，敌对阵营中的作家们集合起来卫护五四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新文学的主流事实上体现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这个方面发展。

用最能言善辩的发言人胡风的话讲，‘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

①此外，胡风认为这种新的传统，是与封建的和倒退的旧传统的彻底决裂。

胡风用一种迂回的马克思主义意向进行论述，他认为借用外国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行的。

就此而言，胡风向毛暗贬西方的影响，直接提出了挑战。

第三派，主要是党的委员们和郭沫若，试图使双方和解。

周扬争辩说，人们应当吸收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同时新文学中产生的新形式，也应该保留并应进一步发展。

然而，总的说来，周扬的论点更加接近于胡风，而不是林冰；因为他总结说，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地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②——换句话说，现实主义。

周扬在不偏不倚姿态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风，这证实了胡风作为鲁迅的门徒和重庆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评家的威望，周扬经受不起再次与他冲突（像在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中所做的那样）。

也有可能，由毛的词语所引起的争端，甚至连这些委员自己也几乎捉摸不透。

周扬本人对于苏联文学理论颇① 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01—302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26 页。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23 页。

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 第 104 页。

有了解，他也许把毛的指令解释为一个进一步大众化的号召，而不是对五四文学的全力批评。

该是毛自己来阐明一切模糊之处的时候了。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

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象未曾遭到非议。

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

　１９４２ 年初，王实味率先发难，用鲁迅杂文风格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丁玲写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和一个故事《在医院中》，为延安妇女的命运悲叹。

萧军很快跟着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

①于是，延安文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的混乱和不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不果断地加以处理。

由此导致了 １９４２ 的 ５ 月 ２ 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 ５ 月 ２ 日）和长篇的结论（５月 ２３ 日）。

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 ２００ 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

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②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

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

总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

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

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

为了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毛泽东的理论。

在结论中，毛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细节，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毛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遗产——五四的传统及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延续，进行了含蓄然而是破坏性的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五四文学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肯定的价值变成了否定的价值，因为从毛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浪漫的特色已经走到了最糟糕的极端，自高自大、优越感和全然漠视群众。

爱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浪漫气质的中心，被毛挑出来加以具体地驳斥说：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阶级消① 关于延安持不同意见作家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 不同意见》，第 2 章。

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

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①这一类对爱和人道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由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评梁实秋时提出过。

毛泽东将其纳入他的《讲话》，并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变为官方的信条。

虽然他称赞 ３０ 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

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３０ 年代的文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

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发挥了批判作用。

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经起了他们的作用。

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

②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

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

五四时期以来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指导作者的创作。

毛泽东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

毛敦促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除提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王国。

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容之于艺术形式。

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留下更多的空白。

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

正是这些文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

这两个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54、872 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3 页。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1 页。

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清洗；在运动和清洗中，许多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成为党的纪律的受害者。

②文学方面的官僚们正确地强调了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势头，因为毛确实认定，在他提出的辩证的极性中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

例如，关于普及之于提高这个重要的问题，毛总结说，在目前条件下，前者的任务更为迫切。

他还重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并说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效果，比作者原来的动机更为重要，但严格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触及。

例如，在民族形式之争期间曾激烈辩论过的问题，即现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否含有过多的封建成分，毛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方法。

可能新的内容有待灌输，但灌到什么样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种广泛采用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也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应用于京剧这样的形式时。

如何在更加复杂深刻的层次上，区分革命文学与革命宣传品的文学技巧和文学质量的论点，在延安讲话中几乎没有分析。

也许出于对 ３０ 年代着重暴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①这个含糊的概括，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

毛事实上把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的样本。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重点像苏联一样，当然是放在社会主义上，而不是放在现实主义上——颂扬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描写现实。

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时候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的指令。

尽管他清楚地受到党性、意识形态和人民性②等大家熟悉的苏维埃概念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承认这种借鉴，而且也不面对更为迫切的问题，苏联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来。

显然，毛泽东曾对文学的政治性大加辩护，但是他对较严格的文学要旨的探讨——尤其是他想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意图——却暴露了一个外行者的浅薄。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根本的论点——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从未得到深入的探究。

毛回避各种文学形式的社会本源的一切讨论，集中讨论了内容的意义。

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把一定的限制强加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上了。

与工农兵结合规定了范围有限的主题，如土地改革、与地主所有制斗争、游击战以及工业建设。

而毛泽东主义文学官僚们后来贯彻这类要求所采取的那种僵硬的态度，几乎没有给作家们留下重新解释这条准则，或者填补其空白的余地，只是进一步地斫丧了创作的努力，即使是为了创作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延安文学紧接《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实践最明显的特点是当地民间形式和习语② 这是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的主题；特别见第 1— 8 章。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3 页。

② 夏济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 20 年》，载其《黑暗之门》，第 255 页。

的实验。

据陆定一说，毛的《讲话》推动了下列新型文艺的出现，按照普及程度排列：（１）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２）民族风格的木刻；（３）传统说书风格的小说和故事；（４）模仿民间歌谣节奏和习语的诗歌。

①它们全都包含民间的成分，而且显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合民众视听感觉之所好。

这种新的民间文化最好的例证——而且是最风行的——是秧歌，一种在解放区极其盛行的地方歌舞。

这种原本是村民们在阴历新年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它的宣传上的潜力于是被延安的干部们看中了。

据说是一个名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注革命内容，并把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民间形式。

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剧，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一起。

这两种形式都为群众的参加提供了机会，而且据报导延安所有的人不久都扭起了秧歌。

１９４３ 年，发起了一场新的秧歌运动，结果产生了 ５６ 部新的秧歌剧。

①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毛女》，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职员们的集体作品，他们将一个显然是真实的故事变成了一部第一流的情节剧——一个遭受地主家庭剥削和压迫的婢女逃入荒野，变成了一位幽灵似的白毛仙女。

②在本剧结尾，女主角被红军搭救，并在一个高潮性的群众大会上向地主讨还了血债。

自从 １９４４ 年首次演出以来，《白毛女》深受公众的称赞，后来被改编成了京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

《白毛女》以及其他秧歌剧的流行，也导致了另一种通俗形式，京剧的改良。

一出叫做《逼上梁山》的京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该剧首演于 １９４３年，取材于毛喜爱的小说《水浒》，情节是一名被官府差人追捕的军官林冲，最终丢弃了他的前程和家庭，加入了梁山反叛者的行列。

这出新京戏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显然指加入延安共产党部队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它对历史上的人民的关注，赢得了一位不次于毛主席本人的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

③但是在旧形式中装新内容的实验，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

京剧的情节充满了帝王将相；除非编写全新的剧目，把革命的内容注入这种封建的结构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

新的情节配上旧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会创造出一种全然不协调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观众兴趣索然。

①民间文化的口头传说以书面的形式被采用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说书风格写长短篇小说的情况就是如此。

老舍在战争初期的实验，在艺术上是灾难性的。

赵树理也许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民间小说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说做了类似的尝试，如《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

前者运用口头传统作为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主人公毫不费力地编出板话讽刺当地的事件，暴露腐败现象和歌颂土地改革。

后一故事在对白和叙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习语、片语和警句。

在这两个事例中，生动的口头成分与干巴巴的平铺直叙显得很不相称。

在对话部分展示出来的质朴的幽默与健康的谐趣，如果能① 《黑暗之门》，第 246 页，关于延安文学各种形式的详细分析，见菊地三郎：《中 国现代文学史》第 2卷，第 2 — 5 章。

又见丁淼：《评中共文艺代表作》。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77—78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第 24 页。

② 这部剧作收编入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 戏剧》，第 105—180 页。

① 在 60 年代，无论什么形式或内容的京剧都被江青的革命京剧完全排斥。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旧剧种（包括京剧）得到恢复。

被演活或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会给观众提供很好的娱乐。

但是禁锢在一个书面的故事中，它们反而起淡化紧张和悬念的作用，而这是可以通过恰当组织的构想，或仔细描写的情节来实现的。

赵似乎在其小说中摇摆于口头和书面成分之间，但是他最终回到了后者。

②赵树理的作品被周扬赞为毛泽东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

除这些作品以外，紧接延安讲话之后，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说，这与秧歌剧和民间歌谣的盛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①假如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毛泽东意图的准确反映，那末，延安讲话所开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将会引导中国现代文学摆脱书面程式的束缚，而与广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种直接的视听联系。

这种极端的措施，也许是毛对 ３０ 年代早期左派关于汉语大众化和拉丁化一系列争论的回答。

汉字作为唯一不朽的文学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的旧中国，口头传说以后也改写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中，毛泽东主义的这一趋向，的确会构成一场第二次文学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无疑是毛的文学激进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毛泽东在废除书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

小说写作作为左翼一种主要的文学表现模式，是在 ３０ 年代早期开始的。

它的强劲势头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这段时期，被有创造力的作家们沿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尤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欧阳山，他们似乎已经转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中文译本寻求指导了。

如夏志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以标准的社会主义一现实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颂在共产主义下的土地和人民的变化。

②但是延安讲话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因此，结果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

丁玲事件是一个最有启发性的例证。

丁玲大概是转变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证了；同时她也是延安最有名望的作家。

她的一些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１９３９ 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１９４０ 年），是延安座谈会前创作的。

①这两篇故事都描写了农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尤其是后面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充满了成熟的尊严和人性，具有 ３０ 年代左翼小说的最佳传统。

在延安座谈会——部分地是为了批判像丁玲这样的作家才召开的——之后，据说她卷入了从整风运动中吸取教训的大潮。

②她不再写小说，只写报导性的作品——她在农村群众中实地工作的记录。

最后在 １９４９ 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并在 １９５１ 年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丁玲曾构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说来表现土地改革的过程，其中《桑干河上》② 在 1945 年出版的赵树理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口头成分大多被删去。

然而，夏志清认为这部小说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读的一部。

见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83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123 页。

关于延安时期（文艺座谈会以 前和以后）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选集，见丁玲等：《解放区短篇创作》。

在诗 歌方面，除民歌外，创作量更少。

何其芳停止写诗去写报告文学作品。

见麦 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 173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72—473 页。

① 后一篇小说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 篇小说》，第 268—278页。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123 页，关于丁玲写作的全面分析，见 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和叙事》。

只写了最初阶段的斗争。

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重新分配土地与武装农民——一直没有写出来。

这个宏大的计划，看来可能是丁玲对她献身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革命事业的最终陈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第一卷的成功导致了她最终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书主义的作者。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

它展示了一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

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共产党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

显而易见，丁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学体裁。

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地和积极地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然而这部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遵循毛泽东主义的公式中产生。

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

而将近结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

恰恰是小说较为现实主义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创造性的智力活动①——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了。

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

由于对象的参与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中得到鼓励，书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断的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规律。

首先，意识形态与普及的要求使个人的观点——无论作为作者个性的伸延，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都几乎不可能存在。

一部作品的文学性，除正确的政治内容外，按它吸引读者的程度加以判断。

不同于战时戏剧，政治与普及的结合对作家具有一种束缚手脚的效果；因为，为了找到正确的政治内容，他们必须追随党的政策的每一次更动和转变。

毛在将一篇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政治争论或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夺去了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艺术上或政治上的价值；使一篇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话题的那些要素，一旦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恰恰会减少它的正确性。

回过头来看，丁玲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命运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可避免的。

伯宁豪森与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

①——而且，人们还可以补上一句，失去了其创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准则的不利影响，在短暂的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战后时期没有立刻显露，当时中共领导层十分关注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政权，未能严格推行其文学政策。

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及在新近收复的城市中心，文学创作都达到了另一高度。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第 168 页。

① 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 10 页。

革命前夕，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八年抗战终于在 １９４５ 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

对千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

国民党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

腐败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

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症——上层的道德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

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 １９４６ 年人们的普遍心情：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

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

②当战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

中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不前的国民党。

在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数量日增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政党。

于是，中共在 １９４９ 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拿握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

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

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者北平。

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

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１９４６ 年）纪念会，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控制。

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

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事业。

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

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产党小说作品——钱钟书的《围城》（１９４７ 年）、巴金的《寒夜》（１９４７ 年）以及师陀的《结婚》（１９４７ 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共产党文学的浪潮。

①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时期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

①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１９４９ 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１９４９ 年）、赵树理的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67 页所引。

① 同上书第 472 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 消长。

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 和上海）的失败。

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2卷，第 3、4 部分。

《李家庄的变迁》（１９４９ 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１９４６ 年）等作品。

在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１９４５ 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

继《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

②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贫瘠。

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

在翻译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

根据报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

③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

这两种体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

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材。

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

随着战争的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

美国影片（日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

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电影的黄金时期。

①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

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

战争期间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②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

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

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著。

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

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太奇等等）。

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

电影媒介不仅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

其一是战后的混乱。

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

许多制片人专注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

《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第 262—264 页。

③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 126 页。

①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

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 6 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 2卷，第 213—214 页。

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 年中 国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

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

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

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

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

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

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

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

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

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

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

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

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

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

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

２０ 年代晚期与 ３０ 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

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

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

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

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

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

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 １９３６ 年鲁迅的逝世与 １９３７ 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

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

在这条新的准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 93—94 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１９４２ 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 ５０ 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

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

电影作为 ３０ 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

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 １０ 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

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

①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

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

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

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

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①《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70—471 页。

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 278—286 页。

②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533—561页。

第 １０ 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

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研究中国在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

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２０ 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

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

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 １９２９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外贸量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之间则增长 ２０％以上，１９２９ 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

此外，１９３０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

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

②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 １９２５ 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１９２９ 年后开始瓦解。

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

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

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

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 １９２９ 年后① 1929 年 2 月 1 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

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 类，税率为 7.5—27.5%不等。

1931 年 1 月，把进口货物分为 12 类，最高税率提到 50%。

1933 年 5 月，把最高税率提到 80%。

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 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②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

③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 年 10 月 16 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

希特勒上台后，于 1939 年 4月 28 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 年 6 月 28 日签订《凡尔赛和约》。

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

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

③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

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

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 １９３０ 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

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 １９３０ 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

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

迟至 １９２９ 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

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

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

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

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

因为有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享有声望和地位。

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非当权者。

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

①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统一——提供了 １９３１ 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

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

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

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始下降。

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

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

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难。

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目。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③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乔恩?雅各布森：《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页。

④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1 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 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

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

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

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

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

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

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 １９４５ 年后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

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出现满洲危机。

这一过程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

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

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

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

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 １／５ 到 １／４ 的市场。

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

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

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

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

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

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

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

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 ２３ 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

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

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

①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到 １９３１ 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

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①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11—12、19—20 页。

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

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

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

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

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

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

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

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

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

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

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

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

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

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

引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

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

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

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

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

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

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24 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 ８ 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

按几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

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

夜间 １１ 时左右事变后仅 ４０ 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

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

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 ９月 １９ 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

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

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

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

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

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

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

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

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

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

１２ 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

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

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

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

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

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

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1—45 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7、 80—86 页。

在力量的明证。

美国在 １９３１ 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

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

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

然而总统赫伯特?Ｃ．胡佛、国务卿亨利?Ｌ．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

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

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

史汀生在 ９ 月 １８ 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

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

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

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

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

１１ 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

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

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

①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

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

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

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Ｓ．斯托威尔 １９３１ 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

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

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

①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

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

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

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

②于是到 １９３１ 年末，美、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

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

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

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

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

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

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 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 年》。

②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 年》。

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

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

③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

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

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

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

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

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

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

①这样，１９３２ 年 ３ 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

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

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

②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

这发生于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

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

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

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

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

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

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

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

如史汀生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

①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

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 １ 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 １９２２ 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

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

这种想法包含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７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１９２８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

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③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68—73 页。

①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②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80—81 页。

①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 1931—1933 年远东危机》，第 110 页。

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

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

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

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

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 １９３１ 年所做的事的方法。

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

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

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

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

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

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 １９３２ 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

日本在 １９３２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

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

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

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

①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

德国早在 １９３３ 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

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

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１９３２年 ８ 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

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

总的说来，１９３２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

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

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

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１９３３ 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

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

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

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

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

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

②①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 1 卷，第 114—126 页。

① 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第 8 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②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 3 章。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

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

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

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

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

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

１９３３ 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

作为替代，就 １９３３ 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

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

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 １９３３ 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

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

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

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

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

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

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

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 ３ 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

①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

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

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

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

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

②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联谴责。

１９３１ 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

与此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③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 55—60 页。

①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 346 页。

② 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 年》，第 3 章。

③ 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

④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

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

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

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

①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

对于他们，　１９３３ 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

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

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

这种孤立曾来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

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

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

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

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

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

①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

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

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

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

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

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

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

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

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

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

②④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1 卷，第 167—191 页。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34—36 页。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 章。

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38 年》。

关于 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年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

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

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

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

他在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

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

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

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

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

①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

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

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

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

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

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

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１９３４ 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

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

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

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

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 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３３ 年的成就感到满意。

①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

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

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

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天羽声明。

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

②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

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

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Ｓ．斯托威①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的日美 关系》，第 135 页。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 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 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 108—110 页。

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

③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

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

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 １９３５ 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

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

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

④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

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

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

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１９３４ 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解决办法。

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１９３３ 年末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

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

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

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

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

松本重治回忆录——１９３３ 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

他报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

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

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

他们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

①这就是 １９３４ 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

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

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

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

他们愿意结束 １９３１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

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

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 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 94 页。

④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第 56—63页。

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2 卷，第 104—126 页。

１９３４ 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

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

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

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

银行关闭，商店停业。

①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

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 １９２４ 年的泛亚细亚讲话。

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

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１９３５ 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

不久以后，６ 月 １５ 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

同年，即 １９３５ 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

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

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

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

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

①１９３５ 至 １９３７ 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

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

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

结果产生了一份由 １５１ 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 ７２ 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

②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

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

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

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

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

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86—188 页。

① 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 45—52 页。

② 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

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

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

①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

现在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

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

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

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１９３５ 年　６ 月），秦土协定（１９３５ 年 ６ 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１９３５年 １２ 月）。

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

②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

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于 １０ 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国际合作意图。

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

１１ 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

①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

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１９３１ 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算起。

②那些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

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１９３５ 年底暗杀唐有壬。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

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

显然，１９３４ 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

日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１９３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３９ 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

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

与此同时，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

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

英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5 章。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② 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 180—192 页。

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

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

它在 １９３６ 年的一个成就是 １１ 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

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

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

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

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

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

但很难达到自给。

１９３６ 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３８．２％和出口总额的 ５０．９％。

日本购买的货物 ３０％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 ２０％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

收支逆差超过 ４０００ 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 ２５３００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 ２２００ 万日元。

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

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

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

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

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

发展华北经济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

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

①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

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

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

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

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到 １９３７ 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

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 １９２９ 年以前的程度。

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

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

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

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内维尔?张伯伦 ６ 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

②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 １９３８ 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

像威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

正如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的东亚，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①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② 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 年》。

靖’——的鼎盛时期。

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

然而 １９３７ 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

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

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４ 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

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

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７ 月 ７ 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

①这次事变确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

德、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

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 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

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

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 １００ 万），并于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

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

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

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

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

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

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

①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

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

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

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

②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

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

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

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

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

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

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

１９３５ 年共产国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

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

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

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

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

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

１９３７ 年底到 １９３８ 年初，美、①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 164 页。

②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 69、77 页。

③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年》，第 232—233 页。

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

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

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

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

）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 １９３４ 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

②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

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

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 １９２２ 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的检疫讲话①一致的。

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

到 １９３７ 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

到 １９３７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

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

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

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

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１９３８ 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

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

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

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

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Ｅ．英格索尔舰长于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

②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

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

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

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

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②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 年》，载伊恩?尼什编：《20 世纪 30 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 39— 40 页。

① 1937 年 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

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

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 年》， 第 34—35 页。

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

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

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

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

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

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

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

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

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

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

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

整个 １９３８ 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 １９３８和 １９３９ 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

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

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

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①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

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 １９１９ 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

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

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

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

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

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

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

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

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

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

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 １９３８ 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

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

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 ９ 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

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

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① 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

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 ５ 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

①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

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

１９３８ 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 ２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

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

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

②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③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

④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

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 １９３９ 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

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

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

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

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意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

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

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

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

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期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

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 １９３９ 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　、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

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

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 ７ 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

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

１９３９ 年秋冬之①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 年》， 第 41—42 页。

② 同上书，第 50—53 页。

③ 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 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④ 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 年》，第 48—49 页。

际，在欧洲假战争①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识。

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

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 Ｒ．Ａ．巴特勒，正含糊其辞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

②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

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

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

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

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

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

③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

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

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

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

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

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１９４０ 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

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 １９４０ 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

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

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

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的轴心同盟。

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

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 １９３８ 年以前那样。

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

１９４０ 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

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签订了中立协定。

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

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

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

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①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 9 月 3 日对德国宣战。

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

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②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 106 页。

③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 124 页。

纲领。

这产生了所谓 ＡＢＣＤ 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

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

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ＡＢＣＤ 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

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

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

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

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

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

在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ＡＢＣ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

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

这就无怪 １９４１ 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

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

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

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

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

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

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

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

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 ＡＢＣ 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

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 １００ 多万军队困在中国。

①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

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

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

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

②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运动的一部分。

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这就是大西洋宪章。

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

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

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

如《朝日新闻》评论① F10904/280/10，见 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 《新共和》，第 105 卷第 8 期（1941 年 8 月 25 日），第 238 页。

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

③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

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

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

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

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

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

因此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至 １２ 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

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

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

①　１１ 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

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

他已别无选择。

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

这就是他们在 １９４１ 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

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

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

９ 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

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

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 １９３１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

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

自 １９３１ 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③ 《朝日新闻》，1941 年 8 月 16 日（晚刊）。

① F8496/60/10 和 F9109/60/10，见 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

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

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

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

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

①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

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

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

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

除了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

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

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

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

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

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

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

如 １９４２ 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

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

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

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

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

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

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

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

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

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

②① F14155/13469/10，见 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 《大公报》社论，1942 年 12 月 7、8 日；1943 年 1 月 3、9 日。

② 同上，1943 年 1 月 29 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

１９４３ 年 １１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

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

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

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

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

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

但丘吉尔写道：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

①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 １９４３ 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 １０ 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

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

②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

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

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

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自行其是。

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

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

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

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

１２ 月 １ 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

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

《大公报》社论宣称，三① PREM4，28/9 和 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 年》，第 553 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

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

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

到 １９４４ 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

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

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 １０ 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

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

如克拉伦斯?Ｅ．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

②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

１２ 月 ３１ 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

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

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

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

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

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

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

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

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

①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 １９４４ 年而得到证实。

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 １１ 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

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

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

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

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

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① 《大公报》社论，1943 年 12 月 3、7 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年》，第 156 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

①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

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

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

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

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

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

当然，这将使中国 １９３１ 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

在 １９４４ 至 １９４５ 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

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

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

①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

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

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

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

这是第二个方案。

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

史迪威在 １９４４ 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

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

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

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

丘吉尔在１９４４ 年 ８ 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183—187 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 199 页。

已做出努力。

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

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

①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

②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

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

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

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

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

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

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

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

③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

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

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

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

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

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

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 １９４５ 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

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

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 年》，第 448 页。

②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211 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

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

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

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

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 ３０ 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 １９４５ 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

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

７ 月底哈里?Ｓ．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

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８ 月 １４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

１９４５ 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随着罗斯福总统在 ４ 月逝世和德国在 ５ 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

二者在 １９４１ 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

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

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

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

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

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

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

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

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

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

①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

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 １９４５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

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Ｃ．马歇尔将军的调停。

这次调停始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１９４６ 年又持续了一年。

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

①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

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

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

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① 《中央日报》，1945 年 9 月 12 日，11 月 21、25 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

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

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

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

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

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

到 １９４６ 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

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

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

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

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

至少到 １９４７ 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

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 １９４５ 年条约。

①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

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

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

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

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

②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

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

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 １９４７ 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

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

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

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

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

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① 《中央日报》，1947 年 9 月 6 日。

② 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

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

①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

事实上，早在 １９４７ 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

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

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

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 １９４９ 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

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

事实上是没有政策。

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

在 １９４９年 １１ 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

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

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

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

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

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

但这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

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

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 ３５ 亿美元。

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

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４７ 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

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

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

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

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

①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 １９４５ 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① F17397/1055/6109，见 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 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 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

从 １９４５ 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

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

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

１９４９ 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

也许再过 ２０ 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

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

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

到 １９４９ 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

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

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

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

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

２０ 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

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

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第 １１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战争持续了八年。

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 １５００ 万至 ２０００ 万中国人死亡。

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

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的胜利。

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 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

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 1947 年说军队和 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 第 4 页。

(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 13 册，199页记载，官兵伤亡 数是 3311419 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 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 842 万人以上。

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 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 很大的。

何炳棣估计 1500—2000 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 1368—1953 年》，第 252 页）。

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 18546000，但未指明出 处（《我的回忆》，第 235 页）。

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 战斗人员 320 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 2 部分，载 《中国邮报》，台北，1977 年 10 月 29 日，第 4 版）。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战事是在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

按照庚子协定，从 １９０１ 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

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 １５ 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

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

①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

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

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

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

起码从 １９１５ 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 １９３１ 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

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

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

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

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

例如，１９３６ 年 ９ 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

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 １０００ 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

１９３７ 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

还有，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

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７ 月 ９ 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

①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

１９３７ 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 ６ 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

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

不过，７ 月 ７ 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

他们仅有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人（宋哲① 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 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

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81—183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54—55 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 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 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 299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359—380 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战》，第 179—212 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 18—27 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 1—39 页。

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 １０ 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

因此，日本军队仅约 １３５ 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

②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 ７ 月 １９ 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

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

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

它还把几个（２—４ 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

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

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

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７ 月 ２５ 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

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

①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

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 ７ 月 ２７ 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

②而蒋介石也于 ７ 月 ３０ 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

③８ 月 ７ 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

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

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

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

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

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

中国舆论可能会像 １９３２ 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

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

①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 ８ 月 １１ 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 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詹姆斯? 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 310—328 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 页。

①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 28 页。

②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 338 页。

③ 同上书，第 339 页。

④ 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 年》，第 1 卷，第 357 页；吴 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 52 页。

⑤ 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 吴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 9—10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 41—49 页。

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

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 １．５ 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 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

但是，当 ８月 １３ 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有 ８ 万，日本军队只有 １．２ 万。

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

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

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

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

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 ２７ 万中国军队——整整 ６０％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

②日本人的伤亡超过 ４ 万。

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民也遭屠杀。

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１１ 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 ５０ 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

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

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

南京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１３ 日沦于日本人之手。

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

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

在 ７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 ４２０００ 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

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

②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

自从　１９２７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

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

然而，从 １９３５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

于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

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

因此，１９３７ 年 ２ 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

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

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

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

１９３５ 年 ８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

①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 年》，第 198 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 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01 和 199 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 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 293—296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48 页。

事实上，早在大约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

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

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

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

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

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

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１）镇压反日活动；（２）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３）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

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

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

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

他们记得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

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

①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

这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

然而，一直到 １２ 月 ２ 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

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

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 １１ 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取而代之的，是它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

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 １９３８年 １ 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

②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

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

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

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

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1932 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

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2册，第 914 页。

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 37—72 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抗战建国：1937—1943 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 230 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 53、75、124— 125 页；布托：《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09 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 年：通敌政治》，第 53 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68—82 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 354—378 页。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

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

例如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

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

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

徐州于 ５ 月 １９ 日陷落。

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

①日本人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

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

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

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

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

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

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

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

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 １１ 个大城镇尽成泽国。

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

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

①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

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

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

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

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夺取这座城市。

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

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

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

此外，在英国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0 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 146—168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 354—356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77—178 页；柯乐博：《20 世纪的中 国》，第 225 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 104 页。

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 325000，甚至达 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 3 卷第 3 期（1947 年 9 月 13 日），第 22 页；《密勒氏 评论报》第 105 卷第 12 期（1947 年 5 月 17 日），第 319 页。

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 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 119，2781 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1947 年 3 月 31 日止》，第 4 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67、201、205 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 年》，第 139 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受挫。

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

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

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

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

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从重庆逃跑了。

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

②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

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

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

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

④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 —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 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72 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35—136 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

但是，到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

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

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

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

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

①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

直到 １９３５ 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于 １９３６ 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

②因此，　１９３７ 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

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大约 ３０ 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 ８ 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大约 １７０ 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

③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令人忧虑。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第 ３ 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

蒋介石同周恩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７ 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

①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 ４００ 多位头面人物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

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

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经开始的 ７ 月 １６ 日才召开的。

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

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

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

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

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97 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 217—223 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580—585 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 3 章，1932 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

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292 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 324—326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6—10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 年 7 月 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

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国防最高会议（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

蒋主持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

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

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作战。

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管。

②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

军事委员会的司法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

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

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战争的军事方面。

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府的实际中心。

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

例如，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的总裁。

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

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

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

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

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

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

①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

他追求党的总理职务已好些年了，在 １９２４ 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使独裁的控制权。

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

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

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

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３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① 《中华志， 1937—1943 年》，第 321 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8 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 第 1152 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7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86、322— 323 页。

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

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完成。

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

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

②随着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

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

１９３８ 年初在武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

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

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选出来的 ２００ 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

结果小党派和共产党得到大约 ５０ 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 ７０ 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 ８０ 席。

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

①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

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的。

但直到大约 １９３９ 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

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

不过，组建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

蒋介石 １９３８ 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

他宣称：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

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

②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

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

③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

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

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

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14 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26—1227 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 年》，第 89—107 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4 册，1731 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

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

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

８ 月１０ 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从该市转移出来。

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

１４６ 家工厂重 １５０００ 吨的设备，随同 ２５００ 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

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

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

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

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

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

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

总共有 ６２３ 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 ３／４ 最终恢复生产）。

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３７０００ 吨）。

另外，还有 １１９ 家纺织厂重３２０００ 吨的机器，以及 ３２０ 家机器制造厂重约 １９０００ 吨的机器。

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 ４２０００ 名技术工人，其中 １２０００ 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

①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

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

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 １２００００ 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

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

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

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

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

他们得到保证，在 ５—７ 年的时间内获得 ５—１０％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

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

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

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

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

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

①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10—13 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12 月 13 日），第 27—33 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33—44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6—43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211—218 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42 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 12 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 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53—54 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 62 期（1967 年 10 月 1 日），第 4 — 7 页；休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

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９ 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

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

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

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

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

②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

１９３９ 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 ６ 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 ５２ 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 ２５ 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

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

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的省会昆明。

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

第二批由 ２５７ 名学生和 １１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

１７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

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

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短缺。

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

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

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

板条箱当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

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

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

因此，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

再则，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 １９３６ 年 ４２０００名学生增长到 １９４４ 年的 ７９０００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

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

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

他们也怨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49 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 184 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1 页。

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

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

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

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

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

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

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25 页。

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

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

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

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

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

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

②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 9—12 页及各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的恶化：军事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

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

尤其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

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

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

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

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

这种恶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

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

首先，他们巩固自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

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１０％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

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

①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②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

１９３９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

１１ 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 １００ 英里攻取广西省会南宁。

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物资的 １／３。

其后，１９４０ 年 ９ 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

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

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

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

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轰炸了 ２６８ 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仅 １９３９ 年 ５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 ４４００ 人死于非命。

①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

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 １９４１ 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

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 １９３９ 年 ７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促进。

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

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 12 月 8 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2—20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296—297 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 7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73—57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152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87—588 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

许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

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

②１９４０ 年 ７ 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

日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

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

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

③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耗战。

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摊得太开了。

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

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

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

到 １９４３ 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Ｅ．高思评论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②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长的磨擦。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 １２ 章）后，统一战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

蒋介石顶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公开卷入内战的话。

然而，自 １９３９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 １５ 万至 ５０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地。

④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 １９３８ 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

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

例如，１９４０ 年 ６ 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

１９４２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 １０ 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 148—149 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53 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300 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的日美关系》，第 191 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 108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 年，中国》，第 142 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30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5 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71—72 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

他们也定期向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

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是重大的。

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 １９４０ 年为 ３４ 万，１９４１ 年为 １４．５ 万，１９４２年为 ８．８ 万，１９４３ 年为 ４．３ 万。

②但是从 １９３９ 年到 １９４４ 年初，战线并无重大变动。

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 ３５０ 万以上。

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军队联合体。

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

１９４１ 年，在全部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 ３０ 个师近 ５０ 万人。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 ６５ 万人。

在 １９３７ 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

他们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３０ 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

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

①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

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

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

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

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

确实，从 １９４１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

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

③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化。

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

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

但蒋的最好的军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 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662，1941 年 1 月 29 日，第 7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3—204 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62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 40—82 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 3211419 人，包括死亡 1329958 人，《中华志，1950 年》，第 182 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 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27 页记载，军队从 1940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41 年近 450 万人。

《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 600 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5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 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 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83—131 页。

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

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

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

他们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

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

①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

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

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

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

在 １９４４ 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

②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边。

这些叛逃的将军 １９４１ 年有 １２ 个，１９４２ 年有 １５ 个，１９４３ 年是高峰的一年，有 ４２ 人叛逃。

５０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③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

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

①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

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输忠诚。

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领导所需要的素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 ２０ 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

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

在 ３０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

然而，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

③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

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

蒋使用他们的才干，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

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

④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4 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 100 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 284—292 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33 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4 期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 ３０００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 ２０００ 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

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

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

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

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 １９３７ 年的８０％降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２０％。

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

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

所有男子，凡在 １８—４５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

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

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

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

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

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

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

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

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

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

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１００ 万。

①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

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

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②（1970 年 8 月），第 844—847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84—185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167 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49 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 348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3—37 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0，1943 年 8 月 14 日，附件第 2 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22/1144，1944 年 7 月 1 日，第 2 — 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7 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 11 卷第 2 期（1967年 8 月），第 90 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

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 1867283 名新兵。

（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 1978 年 7 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 293 页，向我提供的信息。

）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

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 1400 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

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 140 万（见蒋梦麟：《新潮》，第 91 页）。

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 1 卷第 7 期（1949 年 9 月 16 日），第 6 — 7 页。

蒋梦麟：《新潮》，第 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 3 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36 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 年 4 月—10 月），第 113 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

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

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 ２４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

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

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一位美国专家 １９４４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 １２００ 名士兵，他发现 ５７％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

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

①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

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

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

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

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

②１９４５ 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

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

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

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 ２０００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 １７００ 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 １５０ 人就有一名医生。

另有 ２８０００ 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65、243 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 年 9 月 14 日函，附件第 2 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559，1943 年 11月 5 日，函内附件第 4 — 5 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6—138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 3 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2，1943 年 12 月 4 日，第 1 — 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45 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 年》，第 60 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 5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 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9—140 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 44 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

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

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

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

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

１９３８ 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

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

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

③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

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

许多人成功了。

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１９４２ 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 １．１万人中有 ６ 千人失踪了。

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

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 １９４３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 １ 万人的师每月 ６００ 人。

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 ８００ 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②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 236 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 137 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 年》第 65 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 3 页，附件第 5 页。

外国军事援助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

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

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

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

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１０ 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

因此，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

他们曾经鼓励第二次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

而且早在 １９３７年 ９ 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民党人。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 １０００ 架飞机，２０００ 名志愿飞行员，５００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

这些是根据总额为 ２．５ 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３％）贷款提供的。

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

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 １９４１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

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

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

①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

战争第一年，法国提供了一笔 ５００ 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广西南宁的铁路。

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 １．５７ 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但是，直到 １９３８年 １２ 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 ２５００ 万美元和 ５０ 万英镑（合 ２００ 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

而且，美国和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

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

美国允诺的贷款 １９４０ 年为 ４５００万美元，１９４１ 年前期为 １ 亿美元。

１９４１ 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

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

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

①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

但是，当时成为盟友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

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

１９４２ 年前期，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

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

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

例如，在 １９４１ 年和 １９４２ 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 １．５％，１９４３年和 １９４４ 年只有 ０．５％——尽管这个数字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升到 ４％。

①国民党人对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 年》，第 18－21、18、26、54、125—130 页。

① 同上书，第 207 页及各处。

① 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１９４２ 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Ｗ．史迪威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

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

但是，由于他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Ｃ．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工作。

②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

③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

他与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

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欢对方。

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

蒋介石正好相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

史迪威很快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

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而在 １９４４ 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

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①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

至少早在 １９４３年 １０ 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

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持其职务直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

史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

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

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

②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 ３０ 个师，最后达到 １００ 个师的精锐部队。

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

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

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

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

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

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史》，第 157 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42、67、203 页。

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50、399、402 页。

②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 23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74 页。

① 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 115、124、213、320、321、322 页。

②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282 页。

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

假若照史迪威极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末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的手里。

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

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

同样在 １９４３ 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人的战役。

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

珍珠港事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

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

他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声称，他以 １０５ 架战斗机、３０ 架中型的和 １２ 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 ６ 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

①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资源。

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作后盾的史迪威，强烈反对陈纳德计划。

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

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空军基地十分脆弱。

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空中攻势开始了。

到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

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

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事不久成为事实。

因为日本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 １９３８ 年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

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

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

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

①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

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

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

②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

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

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① 陈纳德：《战士风格》，第 214 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443—446 页；塔奇曼：《史迪威 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92—493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 333 页。

１９４４ 年日本的一号作战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

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

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本人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卫他们的后方。

到 ５ 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

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

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 ６ 月 １８ 日失陷。

１０ 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

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

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

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

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

他们似乎势不可当。

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

①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

②但是，１２ 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

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

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

到　　１９４４ 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

将近 ５０ 万士兵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 １／４ 的工厂；政府税收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

①尽管到 １９４４ 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

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计有 ２２ 次会战，　１１１７ 次重要战斗，３８９３１ 次小战斗。

他宣称，相反，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

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

②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

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 １９３９ 年，两次在 １９４１ 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

１９４３①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90、328 页。

②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93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 机消失》，第 166 页。

① 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据报道，有 11 万人被杀，16 万人受伤，30 万幢房屋被毁坏，8 万头耕牛被杀 死。

《新民报》，1946 年 3 月 20 日。

② 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 3 卷第 3 期（1972 年 9 月 20 日），第26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79、284 页。

年 １１—１２ 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９０％的伤亡。

１９４３ 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 ７—８ 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

③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值。

例如，他们宣称 １９４４ 年 ６—８ 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

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 ８４％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而只有 １６％对付国民党人。

①史迪威在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

②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

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

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 １００ 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 １９４２ 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

这一概括也有例外。

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 １９４５ 年最终开始结果。

例如，１９４５ 年 ４—６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

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 ８ 个已经完成了 １３ 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 ２２ 个师已经开始。

但是余下的 ３００ 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

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

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

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

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力。

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

举例来说，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

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 31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 1 页。

①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1 期（1967 年 11 月），第 111—11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321—322 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 312 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66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 157、177、316—319 页。

通货膨胀灾难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

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

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

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约 ４０％。

从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

此后，增长率又急剧上升。

①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

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

开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

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和发展工业。

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贯穿缅甸。

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 ３３％，而它的岁入下降了 ６３％。

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 ８０％。

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

政府战时支出的约 ７５％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 １０ 表）。

表 １０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总额和价值以 １００ 万元为单位）期末政府银行纸币发行总额 平均价格指数 按战前纸币折合的发行值１９３７ 年 ７ 月１９３８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８ 月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１４５５２３０５４２８７７８６７１５１３３３４３６０７５３７９１８９４６１５５６９０７１０３１９３２１．０４１．７６３．２３７．２４１９．７７６６．２２２８７５５２６４７２４９１１３９０１３１０１３２５１０８５７６５５２０３３０２５０２１０４１５＊此为每年 １２ 月份的数字，１９３７ 年和 １９４５ 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３０４ 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

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

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

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 年，49%；1939 年，83%；1940 年，124%；1941 年，173%，1942 年，235%，1943 年，245%；1944 年，231%；1945 年 1— 8 月，251%。

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 通货膨胀，1937—1949 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 ６．８ 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

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

１９３８年 １０ 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 ７２％；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

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

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

即使如此，到 １９４４ 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 ６％。

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

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 ８．５％。

原因是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 １５ 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８％。

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 １９３９ 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

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

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

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１９４０ 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

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

１９４０ 年农业产量比 １９３９年下降 １０％，而翌年又下降了 １３％。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

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

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

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

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

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

然而，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

确实，在 １９４３ 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

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

①从 １９４０ 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

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

但是，随着 １９４０ 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粮食，而不储存货币。

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１４００％。

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

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①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 275—284 页。

了，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

不久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

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币毕竟容易得多。

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

只是在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

所得税扩大了；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

另一项增税计划是 １９４２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

这几种措施仅仅是勉强有利。

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

消费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 １９４５ 年被废止。

所有这些征税计划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支出的 １７％。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

自 １９２８ 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政府以货币征收。

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买米谷。

但是，随着米价暴涨——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 ２０ 倍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

因此，自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开始，中央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

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

然而，这样征收的粮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

因此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的征购（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改为征借）。

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

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

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

然而，这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

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品的眼前利益。

①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支。

在 １９４０ 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

然而，最重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

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 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质上未增加工薪。

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 １９３７ 年与 １９４４ 年间下降了约８５％，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 ９４％。

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

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

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

虽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4 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25—26 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45—70 页。

然不可能精确，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 １／４ 以下。

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

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

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

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

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

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上涨约 ２３７％；１９４５ 年仅 １ 月到 ８ 月，价格就上涨了 ２５１％。

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与 ８ 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

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

它在中国的兵力，从 １９４２ 年末的 １２５５ 人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的 ３２９５６ 人，以及 １９４５ 年 ８月的 ６０３６９ 人。

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

１９４４ 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 ６ 只鸡蛋，而现在减为 ４ 只。

但是，你们每天吃 １ 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

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５００ 个中国士兵的费用。

此外，决定修建 ４ 个供远程 Ｂ２９ 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 ３ 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

从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 １０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 亿元。

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 Ｂ２９ 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 ２０ 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

①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 ５３％。

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

例如中国军队的 ３９ 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

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

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 ７％，但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

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６００ 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

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

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

表 １１ 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

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291、234—235 页。

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267 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5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 272—273 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第 290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115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 年》，第 6 卷，第 906—907 页。

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

②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

早在 １９４０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 １／５。

到 １９４３ 年，实际工资跌落到 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１０。

虽然他们的境况因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表 １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教授 ａ 士兵 ｂ 公务员 ｃ （重庆） 产业工人 ｄ 农民 ｅ 农村工人 ｃ （四川）１９３７１９３８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４１９４５１００９５６４２５１５１２１４１１１２１００９１６４２９２２１０６——１００７７４９２１１６１１１０——１００１２４９５７６７８１５６９４１ （ ４ 月）—１００８７８５９６１１５１０１１００８１８７１００１１１１２２６３８２７５５８——资料来源：ａ．１９３７—１９４２ 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 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２６３页；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的指数是 ６ 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实》第 ２２ 卷第 １７７ 期（１９４３ 年 ７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７９ 期（１９４４ 年 ７月），第 ４６ 卷第 ７０１ 期（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ｂ．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 ２６３ 页。

ｃ．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３ 页。

ｄ．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３—６４ 页。

ｅ．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 ２４３ 页。

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

①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

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

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

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

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

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

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

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②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66－70 页。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4 页。

挤在一起。

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

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

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

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

①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

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

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

②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

米一度以每斤 ０．１０ 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 ５．００ 元。

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

在 １９４３ 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 ３００％。

到 １９４４ 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

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 年。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3 月 19 日，第 2 版（社论）；同上，1945 年 4 月 13 日，第 2 版（社论）。

② 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 112—113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 政与通货膨胀》，第 323页。

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 1945 年 X 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 员中足有 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

13%的男学生和 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 种疾病。

《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0 日。

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工业部门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 ３／４——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 ６％，产业工人的 ７％，工业总投资的 ４％，电力的 ４％。

①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

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

直到 １９４０ 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

在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

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 １９４３ 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 １２），而工业生产量在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

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 １２％。

１９４４ 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 ５．３％、８．８％和 ５．３％。

①更有甚者，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１９４４ 年生产显著下降。

表 １３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

１９３９ 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

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

大约在 １９４０ 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

②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

１９４４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 ９２８ 家工厂开工。

倒闭率达 ８２％。

虽然 １９４３ 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 １９４０ 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以后的工业危机。

③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

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 １９３８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

④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 １４）。

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

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

有时光是表 １２　　　　　　　　　　　　中 国 非 沦 陷 区 的 工 厂①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2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第 659 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258 页；《中华志，1937 年— 1943 年》，第 437 页。

①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 109 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第 94 页。

②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 39 页。

③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79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5 年 7 月 1 日），第 32 页。

④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 239—240 页。

１９３６ 年及以前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开办日期不确定合计设厂数 ａ３００ ６３ ２０９ ４１９ ５７１ ８６６ １１３８ １０４９ ５４９ １０２５２６６按 １９３７ 年货币计算的新工厂投１１７９５０ ２２１６６ ８６５８３ １２０９１４ ５９０３１ ４５７１９ ９８９６ １４４８６ ３４１９ ７３１７ ４８７４８１资 ａ （千元）实际开工的工厂—— — —１３５４ｂ —２１２３ｃ — ９２８ｄ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３０ 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ａ．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３ 卷第 １期（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２０６ 页。

ｂ．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 ４７ 页。

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ｃ．《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第 ４３３、４１１ 页。

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１９３６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９８）和到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１１０）的总和。

ｄ．《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３６３ 页。

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两类。

资料来源：ａ．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３０ 页。

ｂ．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１１０ 页。

ｃ．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２１４ 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

最明显的是，资料 ｃ 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 ａ 和 ｂ 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

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

例如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 １３％，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

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１９４４ 年占同类资本的 ８６％——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

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

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30 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 1 日），第 206 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 47 页。

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433、441 页。

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 1942 年 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 1942 年 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3 页。

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

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烦。

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

①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表 １４　　　　　　　　　　　　　　（１９３８ 年＝１００）年代１９３７１９３８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农业—１００６１９２１０９１３２１２４制造业５９１００１０６８５７１７６６９零售商业１０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４投机事业２９１００２９７８０８５５０７２０２６９美国债券事业缺１００１８０５１２１３７３３９５１１０２６０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０ 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

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

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 ２０ 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

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

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

但是，到　１９４０ 年，只有大约 ４２０００ 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

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

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

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１９４０ 年每月大约有 １０％的熟练工人，１８％的非熟练工人流动。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 ２３％。

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

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 ６０—８５％。

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 １／３。

①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

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

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１９４２ 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

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

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

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 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85 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 55—56、112 页，表 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 1 卷第 4 期（1948 年 8 月 1 日），第 17 页；李紫翔：《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43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 20—28 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

②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

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

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

然而，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

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

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

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

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

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

从 １９４２ 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

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

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

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

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

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

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１９４３ 年平均为１４％，１９４５ 年平均为 ６７％。

②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１９４３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

１９４３ 年，生产一吨铁耗费 ３５０００ 元；政府的铁价为 ３００００ 元一吨。

１９４４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 １８７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 １２００ 元一吨。

一包棉花耗费１５０００ 元；但它只能以 １２０００ 元出售。

①最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 １／４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 １５％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 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 8 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 25 期（1944 年 3 月），第 11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 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 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 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 7 — 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 217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2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

作为一种迹象，　　　１９４４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 ５５％开工。

重庆８０—９０％的钢铁厂在 １９４３ 年春到 １９４５ 年早些时候倒闭；１９４４ 年 ３２０ 家机械厂中有 ５０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 ２５０ 家煤矿中，大约有 １８５ 家在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倒闭。

②到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１９４４ 年矿业生产只是 １９４２年水平的一部分（煤，７２％；铅，４９％；钨，２７％；锡，２７％；铜，２４％；锑，６％）。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１９４４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

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１３）。

①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

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与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 ５０％；生铁，４６％；煤，３５％；电力，８％。

尽管有这些增长，１９４５ 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

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

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

②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

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１１％左右的资本。

然而，到 １９４２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１７．５％，资本的 ７０％，工人的 ３２％和马力的 ４２％。

③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

１９３５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

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它经营 ９２ 个工业单位——３３ 家工厂，３８ 个矿和 ２１ 座电厂。

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１１ 个工业单位。

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

④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

从 １９３８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

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３０％以上。

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①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

所有这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141、 316 页；《商务日报》， 1945 年 1 月 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 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315—317 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 １９４０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

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

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

②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

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

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

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

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

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

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

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

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

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

１９４８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

②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 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 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 227 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 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 34—37 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 4 卷第 6 期（1947 年 2 月 6 日），第 9—11 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

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

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

③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

１９４１ 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

①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

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

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

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

但是，１９４０ 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

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

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

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

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

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

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

②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

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

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

①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

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

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

当 １９４２ 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

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

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 年9 月 14 日，附件一，第 1 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339，1939 年 2 月 28 日， 第 1 — 9 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 年 9 月 18 日附件，第 8 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 鸣》，第 11、19 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 56 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69、 174—175 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

②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

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

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 ３０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

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

特别从 １９３９ 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

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

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

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

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u8221X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

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

①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

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

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

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

他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被捕。

虽然他在 １９４２ 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

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１９４３ 年被监禁在桂林。

１９４０ 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

①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

战时大部分时间（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ＣＣ 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

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

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

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 38—55 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 年》，第 132－ 151 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 5 卷第 5 期（1941 年 1 月），第 210—213 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 139—141 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19（1944 年 3 月 14 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 6 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 年》，第 306— 308 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 106—111 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

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

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

③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

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 １９３５ 年的 １７００ 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 ４—５ 万人。

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

①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１０ 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

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

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

戴笠承认在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有 １３０ 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

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 １９４４ 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

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那里庄稼歉收，而 １９４２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

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

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

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

结果，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

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 ３００ 万人逃难到省外。

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 ３００ 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

将近 １００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

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

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 ５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①年》，第 386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0—347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08/1（1943 年 3 月 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2/8— 3144（1944 年 8 月 31 日），第 2 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 25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102— 106 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180—181 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5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678（1943 年 12 月 24 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 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 3、23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66—178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 9—19 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157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251， 附件 1（《1943 年 12 月 26 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 — 2 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１９４３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

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

更如 １９４３ 年春，大约有 ５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

秋天，在福建有 ４０００ 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

③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

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 １９４４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

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

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

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①１９４５ 年 ５ 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 １９３８ 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

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

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

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

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

③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

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

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

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XL2032 （1944 年 9 月 4 日），第 1 — 2 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 116311，第 2 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第 3 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第 132 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第 118—121 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 194、199 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21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002（1943 年 4 月 26 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 年 7 月 27 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 2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 893.00/15340（1944 年4 月 14 日），附件 1，第 3 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 年 4 月 25 日），附件，第 2 — 4 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 年 6 月 7 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 1 卷，第542 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 年 5 月 25 日，第 1— 4 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101—102，109—124 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 年 4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105/93，第 2 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

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

①更有甚者，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

克拉伦斯?高思于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②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

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

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

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４０％）、中国共产党（２０％）、民主政团同盟（２０％）和其他团体（２０％）的代表。

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③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

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

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

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

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

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

因此，当战争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 16、42 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7—1444（1944 年 7 月 14 日），第 2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第 492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6—347 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400（1944 年 5 月 8 日），第 3 页。

第 １２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

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

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 １９３５ 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

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

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

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

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

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

统一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

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海开战后于 ８、９ 月间公诸于众。

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

中共同意：（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２）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３）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４）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

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

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

①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

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１．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２．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３．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１９３８ 年 ４ 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 １８ 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 １５）。

到 １９３９ 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

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表 １５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１９３７ 年 ７ 月—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洛 川 会 议 。

陕西洛川，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０ — ２５ 日。

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 的 积 极 分 子 会 议 。

延安，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

议题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 治 局 会 议 。

延安，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９ — １３ 日。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次会议。

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 治 局 会 议 。

延安，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３ 月 １ 日。

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 扩 大 ）。

延安，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９２８ 年六大与 １９４５ 年七大之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

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 １９４２ 年的整风会议和 １９４５ 年 ４—６ 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

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 1940 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 10 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 50 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279 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政策自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

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

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

①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

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

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

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

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

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

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

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

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

１９３７ 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１１ 月 １２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

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

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

早在头年 １２ 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

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

到 １９３８ 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

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①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6—267 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

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

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 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 ３ 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

１９３７ 年 ８、９ 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

（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

新四军是以 １９３４ 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

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

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 １２０００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

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

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

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

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

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１）日本的战略进攻；（２）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３）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

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

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

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

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

②作出选择并不难。

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

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

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

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

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82 页，《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5 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

到 １９３８ 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 １９４２ 年或 １９４３ 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１９３５ 年 ８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 ４ 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

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

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到达。

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

最后于 １９３６年 １０ 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 １９４５ 年才召开）。

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 １９３８ 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

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 １９３８ 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 ４ 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

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

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

１９３７ 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

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

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

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

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

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 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 年）》，《中国季刊》第 61 期（1975 年 3 月），第 77 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

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

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

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

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

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 １９３６ 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 ６ 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

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 １９３６ 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 １２ 月 １２—２５ 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

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

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

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

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

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

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

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

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

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

①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

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 １９３８ 年的头 ６ 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

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

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

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②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② 同上。

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 《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72 页以下。

① 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 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第 418 页。

② 《解放报》第 36 期（1938 年 4 月 29 日），第 1 页，声明是在 1938 年 3 月 11 日 写的。

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

③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

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

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

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

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

１９３７ 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

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

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

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

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

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

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

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

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 ３ 天。

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１９３８ 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

９ 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因此，１０ 月到 １１ 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

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

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 １９４２ 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

１９４０ 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③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 卷，第 363 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75 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

战争的头 ３ 年，在 １９４０ 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

军队扩大了 ５ 倍，党员人数增长了 ２０ 倍（见表 １６ 和 １７）。

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

无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 １６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七大）４００００ 人８０００００ 人７６３４４７ 人７３６１５１ 人８５３４２０ 人１２１１１２８ 人来源：约翰?Ｗ．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 １１０ 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 ４０ 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

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

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

直到 １９４４ 年中至 １９４５ 年中的１２ 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

这三个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和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

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

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

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

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

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

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 １７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 ①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294 页。

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

军人的 1/3 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八路军８００００１５６７００２７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０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３３９０００３２０８００６１４０００新四军１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１１０９６０１２５８９２１５３６７６２９６０００总人数９２０００１８１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０４５０９６０４６４８９２４７４４７６９１００００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

参见表 １６。

党。

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 １８）。

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

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

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 １８。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

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

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

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 １８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①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军事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干部教育委员会社会部群众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出版发行委员会地方局分局各级委员会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毛泽东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 １９４３ — １９４４ 年）凯丰周恩来（约在 １９４４ 年后为李维汉）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其后，李维汉）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陈云陈云（兼）蔡畅冯文彬张闻天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 １９３８ 年）、南方局，中原局（这两个局建于 １９３９ 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 １９４１ 年合并为华中局）、 １９４５ 年后还有东北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２９３ 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

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

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 １９。

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表 １９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八路军总部（延安）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１１５ 师（前第 １ 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师长副师长政治委员１２０ 师（前第 ２ 方面军；晋绥根据地）师长副师长政治委员１２９ 师（前第 ４ 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师长副师长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长副军长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王稼祥（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 年，任弼时）林彪（ １９３７ 年后期受伤）聂荣臻（ １９３８ 年起代师长）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叶挺（ １９４１ 年后，陈毅）项英（ １９４１ 年后，张云逸）袁国平（ １９４１ 年后，邓子恢）项英（ １９４１ 年后，刘少奇）饶漱石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２９６ 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

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

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

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

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

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

民兵理论上包括 １６ 至 ４５ 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

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

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

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① 晚至 1944 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

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185页。

地方社会。

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

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 １７）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

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

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

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

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

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

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

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

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

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带往后者。

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 ６ 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

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１９３９ 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

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

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

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

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

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

同时，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 年》，第 8、9章。

② 1941 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

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

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

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

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

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

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 年》。

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

大约 经过一年，在 1941—1942 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

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

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 １９３５ 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

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１９３５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

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

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

这支驻军总数仅约 ６０００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 ７ 月 ７ 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 ２９ 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

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

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

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７ 月 ７ 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

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 ２０ 万人左右。

同时在华中——头 １６ 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 ２５ 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 ９ 所示。

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

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

（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

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

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 １１５ 师的混合部队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

（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 １９３７年 １１ 月 ９ 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

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 ９ 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

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

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

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 ３０００ 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 ２０ 万人的兵力。

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

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 220— 253 页。

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

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

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 ２０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１９４２ 年）（长度包括支线）英里北宁线（北平—山海关）津浦线（天津—浦口）平汉线（北平—汉口）平绥线（北平—包头）同蒲线（大同—风陵渡）胶济线（胶州—济南）正太线（石家庄—太原） ａ德石线（德州—石家庄） ｂ陇海线（西安—海州）沪宁线（南京—上海）２８９６９４８０３５４７４２０２８８１５１１２４６５２１０９ａ．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

日本人在 １９３９ 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ｂ．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 １９４０ 年 ６ 至 １２ 月间建造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 ８６—８７、２０３、２０５、３２２—３２５ 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

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

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

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

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

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

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

①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

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

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

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 203 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 — 9 页和第 6 章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

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 ７０％，合计共 ５ 万人。

②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

但许多人留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１８９８ 年生于河北东部。

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

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

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

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

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

出生于满洲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 ５３ 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

１９３７ 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１９４９ 年后他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

到 １９３５ 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

１９３６ 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

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

发展党员在加快。

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 ５０００ 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

①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

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

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

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 １９３９ 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

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第 108 页。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②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 年），第 118—119 页。

根据地的建立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

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

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１．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

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

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 １９３６ 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行漫记》）到 １９４４ 年末和 １９４５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 １０）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 １４０ 万居民。

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１２％，却拥有土地的 ４６％。

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

在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３ 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

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

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

它长期未能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

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

（１）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

（２）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

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

（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单。

（４）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

（５）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

八路军的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

（６）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６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工作了。

直到 １９３７ 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

１９３７ 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

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

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

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

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

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 １９３７ 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

林生于 １８８６ 年，比毛泽东早出生 ７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

在 ２０ 年代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

１９２７ 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

到 １９３８ 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

除民兵外，军队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

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

同时，在 １９３７年到 １９４０ 年间，估计约有 １０ 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

①有些人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

但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

１９３８ 年末，据说有 ２ 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多人感到震惊。

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境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

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

除了早先没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

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

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

大部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

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

①所有这些条件到 １９４０ 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 １９３６ 年中期到 １９３９ 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

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

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见施拉姆的著作第 １４ 章，第 ８４４ 页以下各页。

）２．山西。

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

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第 99 页。

另 有 8.6 万名移民在 1941—1945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 179 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

每月补助的总额 60 万元在 1937 年中期相当 于 18 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 215 万美元。

这笔补助在 1938 年足以支付 1936 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

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

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183 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 年》，第 2 — 4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

除山东的外，所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

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

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共的。

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 ２０ 年以上。

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 １９３７ 年初他害怕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

①１９３６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引起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从 １９３５ 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和经济圈。

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

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

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

１９３５ 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

到 １９３６ 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

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

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

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

牺盟会因此在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约在此时，阎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

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

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①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

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

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

他们的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

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

③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 9— 12 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3 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42 页。

碍。

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

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

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 ４ 个决死纵队组成，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

不久，山西 １０５ 个县中大约有 ７０ 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 ７ 个较大行政区中有 ５ 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

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为止。

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和军事经验。

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

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

①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师所提供的帮助正在途中。

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

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河南、绥远。

第 １１５ 和 １２９ 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３．建立根据地。

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两人的批准。

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 １１５ 师，与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捷。

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锐的板垣第 ５ 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

日本人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

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 １００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

②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１）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

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

……（７）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

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

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

……（１２）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有大加改进的必要。

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 １１５ 师的几支部队（约 ２０００ 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

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52 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 3 卷，第 351 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64—65 页。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

当地的动员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 ３０ 个县、冀中（平汉铁路以东）的 ２０ 个县和察南的 ４ 个县。

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

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地正式成立。

来自 ３９ 个县的 １４８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 ２８ 个组织：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

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

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它指导根据地今后 ５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年 １ 月才召开。

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 ９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

①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

这一机构全面管辖 １１ 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

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

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的第 １２０ 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成为晋绥根据地。

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 １２９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界。

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东。

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

在受日本人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

也是在这里，日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

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坏。

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接触。

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

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

这些部队中很多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军。

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 １２。

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 １３ 万元以弥补经常费用。

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 ５ 战区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 ３ 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顾祝同将军指挥。

直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 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 84—89 页。

直接控制。

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

起初几乎全部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

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

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

①在战争的头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那种根据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１９３９ 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

这一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

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设政策的决心。

①表 ２１ 和图 １２ 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

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了原第 ４ 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

直到 １９４１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

更往东去，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挺进纵队。

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 １９３７ 年前一直与党失去联系。

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岛到达江北。

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夺。

图 １３ 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

这很容易使人误解。

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

一种更实际但仍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 ３ 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

（１）中共已经创立了相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表 ２１　　　　　　　　　　　　　　　　　新四军（１９３９ 年末）军部。

军长：叶挺。

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

参谋长：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主任：邓子恢江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第 １ 支队。

司令员：陈毅。

１９３９ 年初向太湖东、南扩张的努力不很成功。

这支部队的大部在 １９４０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士论文，1980 年），第 38—48 页。

① 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

这是 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

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年　３—６ 月间转移到江北。

第 ２ 支队。

司令员：张鼎丞。

１９３９ 年初，罗炳辉率领支队部分力量渡江帮助组建第 ５ 支队，并置于其领导之下。

第 ３ 支队。

司令员：谭震林。

江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

司令员：张云逸第 ４ 支队。

司令员：戴季英。

最初由武汉以北湖北大别山区（靠近黄安）原鄂豫皖苏维埃共产党残部组成。

最初由高敬亭，一个以前的贫苦农村屠户领导。

高对抗新四军的命令和纪律，拒绝与国民党部队合作。

他勉强转移到安徽巢湖以东，被指责为专横的军阀，并于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在一次公开审判后被叶挺下令处决。

①第 ４ 支队的一些成员被派去帮助组建第５ 支队。

第 ４ 支队主要是一个训练单位。

第 ５ 支队。

司令员：罗炳辉。

１９３９ 年春在巢湖西南的庐江组成；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转移到苏皖边界南京对岸的来安／六合地区。

１９３９ 年底更东进至江苏高邮湖／运河地区。

第 ５ 支队多次与国民党人和日本人战斗。

第 ６ 支队。

司令员：彭雪枫。

１９３９ 年夏由八路军派往河南的部队组成。

吸收了不少地方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

１９４０ 年初从豫东（太康／淮阳）向东进入皖北。

第 ６ 支队是皖北和苏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

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２）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中称为中间地带。

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土匪、伪军。

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

他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

（３）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

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

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

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

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

显示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 １４，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

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

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

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

与当地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 1939 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

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 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24— 132 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

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

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

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与吕正操接近。

刘少奇估计 １９３７ 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 ３００００ 余名成员的 ２００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

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

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

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

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

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

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

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

②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

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

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

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

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

③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

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

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

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

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

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

（１）不要轻率行动。

（２）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

（３）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

（４）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

（５）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

（６）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

（７）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

（８）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

（９）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 5 卷，第 42 页。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6 页。

③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5—46 页。

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

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

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

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

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

①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

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不打仗无关紧要。

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

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

虽然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

①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

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

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

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

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

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

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

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

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１９４１ 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

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

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

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8 页。

① 曲直生：《抗战纪历》，第 37 页。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1 页。

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

②事实上毛、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

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

例如，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

③当这些领导人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

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

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

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

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

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

原因也相同。

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

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

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

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

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

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

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

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

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

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

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②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 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 72、77 页。

③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11 页。

① 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

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

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

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1—220 页。

易，并且断绝了退路。

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

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象。

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

阿历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

①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

有的农民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

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１９４０ 年中期）便开始纠正，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

①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

（１）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２）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利息上；（３）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

②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

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

必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

彭德怀这样描述：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

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③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

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平均 ５０％的地租－收获比降至 ３７．５％），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

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

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政策相当温和。

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

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① 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 34 页。

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

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

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

同上书，第 33—34 页。

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4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75 页。

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

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③ 《彭德怀自述》，第 227 页。

际上与敌人勾结。

①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

总之，地主的选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

彭真继续写道：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才开明起来的。

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

②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末减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

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他们的钱束之高阁。

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

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

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

缺乏劳力的家庭——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

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

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

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 ２０ 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

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

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 １９３９ 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

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

村的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

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产。

①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

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

彭真的报告提到，进入 １９３９ 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

②① 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

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 6章）。

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

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

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

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3 页。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 年》，《中国季刊》第 42 期（1970 年 4 — 6 月），第 2 — 3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124—132 页。

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9 页。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

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

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

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

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

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

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

①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

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

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

它相当于分期没收。

②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

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

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

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

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

③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的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

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

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

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

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

这两次是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

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

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５ 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

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 3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129—132 页。

③ 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

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

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

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

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

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５ 章）。

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

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

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Ⅱ战争中期，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１９３９ 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 １９３８ 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见的相持的结果。

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

其实这笔帐并不那么单纯。

在山东和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丧失。

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

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

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

①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

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 １９３８年 １２ 月逃离重庆。

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

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① 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 303页。

与国民党的磨擦共产党人用磨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冲突。

到 １９３９ 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协商开始渐趋消退。

１９３９ 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措施。

①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

共产党把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

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区恢复权力所作的一次努力。

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

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 ４０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

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

新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 １９４２ 年被害。

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贺龙第 １２０ 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

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 １９３９ 年中断了。

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

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

磨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劳。

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为将来反共之用。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

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

①换句话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打。

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私爱国者的形象。

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与阎锡山的决裂。

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

①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97 页。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4 页。

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林。

１１ 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装。

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

３ 万多人投向共产党。

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辩才地概括道：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

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

①约一个月以后，在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到 ３ 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

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

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

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

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府处决。

１９３９ 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

②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

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

直到 １９３８ 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 师和第 １２９ 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

①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

直到 １９４０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样。

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

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

②然而，不像其他华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

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

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

八路军正规部队可能有 ７ 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１５ 万正规军和 １５０ 万到 ２００① 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42 页。

② 《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 年 1 月 28 日，《中 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卷，第 138 页。

① 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 75—77 页。

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1938 年 11 月被围失败。

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②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94 页。

万自卫队。

③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

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

鉴于华北大部分磨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　１５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００ 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

当陈毅的第 １ 支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

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 １９３９ 年后期进入 １９４０ 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

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

或许如毛后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

他的部队——三个支队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伪军了。

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

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在华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勇气幸存了下来。

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力量平衡。

然而，到 １９４０ 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

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

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①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

它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

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在整个 １９３９ 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

１９３９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总裁，②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

更有甚者，１９３９ 年夏、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

１１ 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的计划。

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

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

毛的名著《新③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107 页。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9 页。

② 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者。

民主主义论》写于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

③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

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

《新民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预，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权利。

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涵义。

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

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

在 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判。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介石本人达成谅解。

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

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

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败。

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 １９４０ 年中期那样孤立过。

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

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落。

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

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

美国则刚从孤立主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

在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5—704 页。

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

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7 卷，第147—206 页找到。

新四军事变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

在华中，从 １９３９ 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

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

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

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②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

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

９ 月，第三支队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

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 １９４０ 年 ６月开始谈判。

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

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

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 １９３８ 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

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

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

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

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令。

１９４０ 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

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

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

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 ７ 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

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

在 ４ 天里，韩的第 ８９ 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

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

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

虽然韩德勤到 １９４３ 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

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

１２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

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 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

①１２ 月 ２５ 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

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

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

中共方面伤亡约 ９０００ 人。

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

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

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

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 １９４６ 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

１ 月 １７ 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

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

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

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

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

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

……道路相告，动魄惊心。

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①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

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

②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

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

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

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

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

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

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人与日本讲和。

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95—97 页。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72 页。

② 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39—140 页。

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

③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

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作了重大的调整。

陈毅成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 ７ 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的。

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 １５及表 ２２）。

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 １９４０ 年的磨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认真进行的。

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

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状态之间变动。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

当中共文件提到 １９４３ 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

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 １９４１ 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 １９４３ 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认 识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题 纯 粹 是 个 政 治 问 题 ， 并 且 应 该 用 政 治 手 段 去 解决……①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

③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26—228 页。

① 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 1944—1949 年时期》（即《中 国问题白皮书》），第530 页。

日本的强化治安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表 ２２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后的新四军军　　　　　　部司令员：　　　　陈　　毅副司令员：　　张云逸政治委员：　　刘少奇参谋长：　　　　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师师长政委原编制作战区域一师 粟裕刘英第一支队苏中军区：此区南起长江，西至大运河，北到淮阴及淮河沿线，东临太平洋二师 张云逸（兼） 罗炳辉 第四、五支队 淮南军区：南起长江及南京合肥一线，西线到合肥，蚌埠，北至淮河，东抵大运河三师 黄克诚四师 彭雪枫黄克诚 八路军一部彭雪枫 第六支队苏北军区：淮阴、阜宁以北，西到大运河淮北军区：南起淮河，北到大运河、徐州一线，西起津浦线，东至大运河五师 李先念李先念 豫鄂挺进纵队 鄂豫皖军区：汉口以北的李先念游击区六师 谭震林七师 张鼎丞谭震林 第三支队曾希圣 第二支队苏南军区：太湖区域。

谭震林一部曾于 １９４０年撤至江北， １９４１ 年再次进入山峦起伏的苏浙交界区皖中军区：长江沿线，西到安徽的宿松。

抗战后期，此区只有极少的共产党正规部队（ ５００ 人）。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一则此区国民党派有强大的军队，二则此区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１４４—１４５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

地图 １５ 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

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

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

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 １９４１ 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

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

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

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

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

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

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 １９３８ 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

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

①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

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

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

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

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

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 １ 卷，第 ４０７ 页。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

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

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

表 ２３ 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

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

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

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

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

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

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

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

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

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

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

①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

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

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 年》 （未刊文稿），第 370—371页。

扩展。

到 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

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

据日军统计，在 １９３９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０ 年年末之间的 １８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 ７００００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

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 ３０ 万人。

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和 １９４０ 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

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

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

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 １９４３ 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

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

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

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

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

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

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

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

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

至少战略是这样的。

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

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

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

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

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

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

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 ９ 和表 １４）。

到 １９３９ 年底，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00—206 页。

① 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② 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

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

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１１ 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

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

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

它们的效果表现在 １９３９ 年和１９４０ 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 ２３；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

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 １９４０ 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

这些碉堡星罗棋布。

仅在冀中就约有 ５００个，相隔一至三英里。

①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

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

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

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

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

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

②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

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③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

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

２２个团的兵力（约 ４００００ 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

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

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

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

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的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

这种转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

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06 页。

意译的译文。

② 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 432—434 页。

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 １０４ 个团。

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

①到 １０ 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

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

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

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

２０ 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

虽然这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

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按原计划，这次行动应于 ９ 月初开始。

但彭写道：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

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①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 １９７０ 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

所提到的这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

与这一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 ７０％的力量用于扩张，２０％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 １０％用于抗日。

①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在紧随反磨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 ２６ 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

即使① 《彭德怀自述》，第 237 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 236—237 页。

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 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

如果是这 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 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①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

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 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

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 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59 页。

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

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说。

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

华北方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

在多田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１９４１ 年 ７ 月—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任内，日军对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

在 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约有 １５００００名日军在大约 １０００００ 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

余下的华北方面军（１５０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０００ 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箝制国民党军队。

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 ２５００００ 人，在陕甘宁有 ４００００ 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多。

日方的资料表明，到 １９４２ 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 １１８６０ 公里和据点 ７７００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

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绵延 ５００ 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在冀南建立的 ２５０ 个日军哨所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

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的主要措施，到 １９４１ 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

许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

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烧光、抢光。

由于仍然未能表 ２４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扫荡起始日期１９４１ 年 ８ 月１９４２ 年年初１９４２ 年 ５ 月１９４３ 年 ９ 月持续时间（月）２ 月有余３ 月有余３ 月有余３ 个月兵力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扫荡区北岳冀东冀中北岳据点和碉堡北岳１２１９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封锁线设置情况冀中 冀东 平北１６３５ ３２９ １７５总数３３５８公路（里）封锁壕（里）封锁墙（里）９２３８１７７９３９５１１９８７５０００５０２３０６２９２４未得数字２６１８２８２未得数字２６９０５７９８５８９７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 ３４５、３４７ 页。

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

在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

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

整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

三光扫荡战不像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的据点。

表 ２４ 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

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

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

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

那也会脱离群众。

①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 ４４００ 万下降到 ２５００万，八路军从 ４０ 万减至 ３０ 万。

②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

到１９４２ 年，９０％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 １２ 个县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

①随百团大战占领的 ２６ 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

日本人未能与之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可资上报。

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 １９４１ 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中原战役），②当时卫立煌将军的 ２０ 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

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

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

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 ３０ 万在华中，另外 １６．５ 万在华南），但只有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 ５ 万到 ７．５ 万。

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

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① 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80 页。

② 2500 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

八路军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

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

1939 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

逃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

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的另一动机。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4 卷，第 75 页。

② 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

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清剿。

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

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

日军保持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

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区。

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

①直到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

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

当一个地区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

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

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边界控制。

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

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１．３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

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

结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

南京政权代理人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

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

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

到 １９４３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

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

①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人。

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

最终，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

模范和平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

与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

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

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面检查并得到调整。

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

回顾起来，新的模式早在 １９４０ 年已能看到。

到 １９４２ 年它已全力推行。

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

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

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

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

像 １０ 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经济问题。

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

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

回顾这段时期，毛在 １９４５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

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

①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

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

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

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

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

１９３９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表 ２５）。

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１９４１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价指数：表 ２５　　　　　　　　　　　　　自由中国与延安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8 页。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自由中国１００１４５３２３７２４１９８０６６２０２２８００７５５００１７９０００延安１００１４３２３７５００２２００９９００１１９９００５６４７００未计算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１８４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的收入。

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

他们现在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

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

税分为三种：（１）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２）其他实物税，特别是麦秆和羊毛；（３）货币税。

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极少交税。

１／５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 １００ 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 １９４１ 年谷物税已超过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

此后，在 １９４５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 ２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陕甘宁的谷物税表 ２６　　　　　　　　　　　　　（单位担，１ 担＝约 ３３０ 磅）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粮食产量１２６００００１２７０００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１４３００００１４７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粮食征收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８０．８３．６６．３１３．６１０．７１１．３９．１７．８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２８、１８８ 页。

在 １９４１ 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

为减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 １９４０ 年中开始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 １９４１ 年恢复了。

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

在广泛的商品及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

边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１９４１ 年这些税收入约 ８００ 万陕甘宁元（相当于 ３００００ 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

但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献。

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①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虽然是低水平的。

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毛发表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

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许多是常识性的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

受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

表 ２６ 显示，在 １９３７ 年到１９４４ 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 ４０％。

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１９３９ 年还微不足道，但到 １９４４ 年已达 ３００ 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

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间，播种面种几乎翻了一番（从 ８６０ 万亩上升到 １５２０ 万亩）。

①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

１９３８ 年仅 ７３７０ 匹（每匹　２５ 平方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　１９４２ 年达到　４５０００ 匹，而　１９４３ 年迅速上升到 １０５０００ 匹。

②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

到 １９４４ 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

③它正式开始于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当时 １０００ 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

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 232 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120 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 146 页。

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 年的百分 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

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

④遗憾的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

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 １９４２ 年春夏期间发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

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

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

知识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

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们组织在一起。

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

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

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中还有同情者。

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

①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了。

毛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

在对党的基本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

①毛赋予这几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决不是容易概括的。

主观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

反之，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166 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 14 章。

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2 版，第 21 页以下。

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

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①《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63 页。

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

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

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②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

这是一种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导的倾向。

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

基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

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

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

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①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都既严重而又棘手。

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

②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

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

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

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听众。

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很有知识。

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

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的主要对象。

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

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①上接二连二地发表了抨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

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5—826 页。

② 《反对党八股》（1942 年 2 月 8 日）。

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 33— 53 页。

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①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 21 页以下。

当时《解放 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

两人在 30 年代初同 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

然击时弊的文章。

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

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参加进来。

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

作者王实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

尽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赞许。

然而，那些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１０ 年后在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

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

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

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 １９４７ 年被秘密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得更远。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这些步骤。

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影响。

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

人只能从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代表哪个阶级。

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

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独立的批判者。

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

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

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 ２２ 个文件，做为干部学习和考核的基础。

①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

②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 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

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① 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 6 — 7 页。

② 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 6 篇，中央委员会文件 5 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毛泽东执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 1 篇，宣传指南 1 篇，军队报告 1 篇，斯大林 3 篇，列宁和斯大林 1 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 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

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到净化和皈依。

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全部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

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磨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

随着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

到 １９４３ 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

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要求。

①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 。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

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

这些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

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

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

丁玲和王实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

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

这种迅速扩张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

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①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管辖不定数量的村。

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

②此外每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

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

③同一①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 在党内提出不要作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

晚至 1945 年（中共 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 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

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18—225 页。

① 只可能粗略估计。

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

1941 年末，有大约 8000 名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 路》，第 152 页）。

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包括大约 4 万名 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

因此，总数可能达到 5 万 人。

在 140 万人口中，大概 1/3 弱为 15 岁至 45 岁的男子。

这样，陕甘宁壮丁 可能有 10%脱离生产。

② 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 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③ 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

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

如果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中有 ６１％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①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有毛泽东的印记。

这两项新政策均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

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

第二项是下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

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垦荒或原始工业。

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 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３ 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闲季节一致。

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

位于延安东南约 ３０ 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模范。

八路军的第 ３５９ 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数年之久。

到 １９４３ 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 ８０％左右已能自给。

甚至烟瘾极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动员方面。

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成就，并且〔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显著。

　　１９４３ 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干部的数量已由 １９４１ 年的 ７９００ 人增加到 ８２００ 人。

①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

我们手头只有 １９３８ 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 ３０％（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中的 ４２１０００ 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 ２５％的妇女和 ３２％的男子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

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 １９４２ 年减租运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

②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

自 １９４０ 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

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在 １９３７ 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

这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 １９３９ 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 １９４５① 《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3 日）。

这次调查也显示 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 后入党；39%是文盲。

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① 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 193 页。

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 延安道路》，第 215—216页。

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 2.25 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②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 142—143 页。

年或 １９４６ 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作部部长。

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

①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

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

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

早在 １９３９年 １０ 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②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

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与人合作的程度。

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和社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

③按照这种精神，１９４０ 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

根据这个方案，政权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 １／３ 共产党，　１／３ 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 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

如毛所解释的那样：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①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

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的。

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１９４１ 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党员规定的 １／３ 的指标。

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

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势。

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16—121 页。

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 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 1940 年 11 月 2 日指示。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269 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36 页。

选择。

那时把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

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陕甘宁有所不同。

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

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化已经大有进展。

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限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说明。

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措施。

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

有价值的东西被埋藏起来。

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庄连结在一起。

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

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

但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

尽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

间或当他们溃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

与此同时，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乡成为永久性基地。

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实在是了不起的。

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

华中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

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

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用。

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一的累进税制。

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 １９３９ 年采用的，１９４１ 年让位给统一累进税计划。

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

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一的税制。

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

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

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１９４１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

与陕甘宁一样，税在 １９４１ 年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

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 ２７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晋绥根据地还没有建立未计算未计算未计算２４．６１７．４１９．６１１９．３５２１．０北岳６．２７７．１２９．７１１４．９８１３．６２１０．０７８．９未计算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８—１０９ 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

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

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

根据地不得不尽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

①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

像在陕甘宁那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税。

表 ２８　　　　　　　　　　晋察冀 ３５ 个村的阶级组成地主家庭％ １９３７ 年 土地％２．４２ １６．４３家庭％ １９４３ 年 土地％１．９１ １０．１７富农中农４．５０３５．４２２１．９３４１．６９７．８８４４．３１１９．５６４９．１４贫农和雇工 ４７．５３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251 页。

１９．１０４０．９５２０．１２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１９２１—１９５９ 年》，第 ６４ 页。

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 １６９—２２８ 页各处，据以计算晋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

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迟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 ３７．５％的规定。

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

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 １９４１ 年仅有 ９０００佃户受益。

到 １９４３ 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 ４３０００ 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

②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

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

①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构性的变化。

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

全部税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

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表 ２９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担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４ 年１８６００００１４７８００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２１９１０００２３６００００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缺乏定量的资料，但在晋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 １９４０ 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 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年才好转（见表 ２９）。

②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

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

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

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

①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

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

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①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 年》，第 51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234 页。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 52 页以下。

② 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 108—109 页上的数据导出。

1941 年和 1942 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① 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338 页以下。

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

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

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

他们的目标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上的变革。

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

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

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

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选举。

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争。

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

选举运动于 １９３９ 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边区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

晋冀鲁豫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

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１９４２ 年才进行。

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

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

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

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 １３ 个县中，１９４１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 ３４％到 ７５％之间。

迟至 １９４４ 年，江苏一个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 ６０—８０％，而没有提到三三制。

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

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

①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

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任或品行不端。

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人。

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

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50—153 页。

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

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

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这些态度。

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的形象放在一起。

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

毫不奇怪，晋察冀在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推行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

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

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

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军和军训。

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

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格言。

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

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

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

训练和其他运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

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工作的外来干部。

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

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批评会。

然而在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

①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在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

到 １９４０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持以经受任何风暴。

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

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

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在战争的第五周年（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

尽管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

②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

在俄国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是盟国侵袭北非。

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５ 月）和中途岛战役（７ 日）清楚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

８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本发动进攻。

１９４２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先兆还很渺茫。

但过了一年，当 １９４３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

甚至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

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

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延长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事实上，从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事进攻做准备。

①自 １９４１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

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

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

长沙于 ６ 月陷落，衡阳于 ８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

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

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 １２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

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重庆当局承认伤亡 ３０００００ 人。

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

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 ４０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 １９４４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

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

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

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１９４４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

①虽然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到 １９３８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自由。

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

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

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蒋介石的可能性。

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

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当一号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73—82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

②随着１９４１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

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

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人员）。

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

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

无论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日军伪军华北２２００００（不以地理区域划分）（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华中２６００００华南８００００约 ４８００００总计５６００００（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３）伪民团和警察小计总计约 ２０００００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６００００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

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 １５００００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近 ３５００００ 人以上。

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

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上松弛的环节。

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情况如表 ３０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军队。

大约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５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

如上所述（表 １６），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期，中共发展了约 １０００００ 人（约 １５％）。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 年 ４月），毛宣布有党员 １２０ 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 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以上。

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 ３１　　　（参见表 １８）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１９４５ 年（ ３ 月）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八路军３２００００３８５０００ ※５１３０００ ※６１４０００ ※新四军１５３６７６１８５０００ ※２４７０００ ※２９６０００ ※总计４７４４７６５７００００７６００００９１００００※假定和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的数字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载的数字。

１９４５ 年 ４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多于足够补充伤亡。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在不到一年里，共产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

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少来自招募新兵。

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 １５０ 万，华中有 ５０ 万。

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

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的。

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

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有利。

１９４３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４ 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 ２９０００ 人，不及 １９４１年年中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期间的 ６４０００ 人的一半。

①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

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

１９４４ 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

也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

毛原则上同意前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

１９４４ 年春，他极力主张他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

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

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①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略全局。

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

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退缩不前。

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

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

朱德、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

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扩大影响。

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争上。

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

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各地区都可看到。

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

干部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

推诿和腐败是常事。

农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

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

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

但即使人们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 23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50 页。

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

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

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的、具体的意义。

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

而到 １９４４ 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

经过 １９４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

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

由约瑟夫?Ｗ．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

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 １９４３ 年完成。

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

这两位领袖谁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要的实力。

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词来承认它，但他在 １９３８ 年的论文《论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２ 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

美国参战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

虽然一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

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做过报道。

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一号作战期间访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

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

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８ 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

至此，迪克西使团诞生了。

①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Ｐ．戴维斯等人。

他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

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著。

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 １９３６ 年的埃德加?斯诺。

现在，如那时一样，共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

在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

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

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① 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 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人承担义务。

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

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

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

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乘国民党人 １９４４ 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

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望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

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Ｊ．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

①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做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

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

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

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

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１１ 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

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

但是当赫尔和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

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

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

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

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

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

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

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

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① 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 的约束行事。

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 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 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

见以下第 13 章。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

到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

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的一个步骤。

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

从 １９４４年 １０ 月到 １２ 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

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

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 ２５０００ 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

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

①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

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

到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

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是自 １９２８ 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次这样的盛会。

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 １９３８ 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１９３８ 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

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

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

最迟到 １９４４ 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

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

①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

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

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

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

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 １９４５年 ４ 月 ２３ 日持续到 ６ 月 １１ 日，整整开了 ５０ 天。

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１）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

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

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　　１９４４ 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

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　１９３５ 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

①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２）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

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

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

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①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① 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

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 页。

①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6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45 页。

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

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

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

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３）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

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

这个党章取代了 １９２８ 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 １９５６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

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 １９４５ 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②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

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

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

１９４５ 年的党章与 １７ 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４）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４４ 名正式委员和 ３３ 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

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１５ 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 ２３ 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

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 ３３ 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 ３１ 位）亦是如此。

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

①② 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419—421 页。

①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292 页。

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 年》，附录 50，第 1081—1089 页。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

只是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８ 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

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视它。

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

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

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１９４５年 ２ 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

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

为了达到这一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认他和他的政府。

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

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操纵。

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中间人’。

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

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

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

你建议让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

①这些想法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

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

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是正当的。

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

做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表示，他们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支持中共，而且他们准备根据他们对雅尔塔会谈的理解，承认蒋介石并与他打交道。

６ 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并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

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迅速侵入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大部分占领是在日本投降后几天内完成的。

８ 月 １９ 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首次会合。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

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１９３９ 年德苏条约，１９４１ 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

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

在无疑是毛经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549—560 页。

斯大林。

①在延安和重庆的中共报纸对苏联 ８ 月 ８ 日参战的庆祝几乎还没有结束之时，日本就投降了，中苏条约也公布了。

对条约的不满必然冲淡了胜利的喜悦。

尽管中共在公开场合试图表现出最好的姿态，但党的领袖们感到痛心、愤恨和迷惑不解。

一个中层干部的讲话肯定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为了维护和巩固远东的和平，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

这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战争贩子。

然而，苏联同时要承担条约中的义务，就不能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援助，而这一做法当然对我们有某些限制……我们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

②毛后来带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他们不许中国革命：那时在 １９４５ 年。

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

否则，中华民族将遭毁灭。

③① 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三（或五）大国之一。

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② 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 103 页（但是是转译的）。

③ 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 191 页。

瞻　望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

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

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

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 １９３７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

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１９４５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

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

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属于人民的胜利。

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这是另一个问题。

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

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民手里。

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８ 月 ２８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

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

……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第 １３ 章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的国共冲突谈判与美国的卷入到 １９４４ 年，美国政府已越来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国抗战努力的国共之间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苏联会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场可能的内战。

１９４１ 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后中断的国共谈判，于 １９４３ 年重新恢复。

随着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罗斯福总统派往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少将抵达中国，美国人的介入变得积极了。

在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几个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使团：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赫尔利在促进中国两大军事集团领导人的和解上所作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乐观的插曲。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年 ４ 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产党的立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一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刚刚兴起的和平运动①的热烈支持；在这些地区，当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时，人们对重新爆发内战的恐惧与日俱增。

但这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种主张。

就在 ８ 月１４ 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双方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毛最后接受了邀请，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他从延安来到政府的战时首都。

在其后的谈判中，这位大使继续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毛泽东于 １０ 月 １１ 日返回延安。

主要原则已达成一致，但实施的细节仍待制定。

周恩来留在重庆做收尾工作。

在蒋毛会谈结束之际，双方于 １０ 月１０ 日签署协定，宣布了主要原则，其中包括实行民主，统一军队以及承认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党派的平等合法性。

政府同意进一步保证人身、信仰、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同意释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与司法部门才有拘捕、审讯与处罚人民之权。

根据这个协定，应召集一次代表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

共产党承诺，按政府军裁减陆军师的对等比例来削减其军事力量。

共产党还同意从它所占领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个根据地撤出。

①政府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作了让步，共产党则放弃他们立即组成联合政府的要求。

在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中，双方都表示要尊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优势显然要依从这一愿望才能获得。

然而，在这次谈判中有一个关键问题，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未达到，这就是留下来的 １０ 个共产党根据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蒋介石要求它们应统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下，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地没有提出反对。

更为紧要的问题则是，当双方的领导人因此而忙于谈论和平之际，共产党的军① 即民主运动——译者。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577—581 页。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集》第 4 卷，第1155—1164 页。

队和政府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占区展开了一场接收竞赛。

那一地区包括有战略意义的东北三省（即当时所谓的满洲），共产党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

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

苏联军队应在满洲接受日本投降。

但是，战时撤退到西南地区的中国政府在接收长江以北日占区的行动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农村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

但是共产党军队按照发自延安的与之相抵触的命令，向日军据守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以迫使他们投降。

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在 ５ 天以后发电拒绝蒋介石 ８ 月 １１ 日的命令。

于是，８ 月 ２３ 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①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

从 ８ 月末到 ９ 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 １００ 多次见诸报道。

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 ２０ 座城镇。

②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是一座有 １５—２０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

张家口于 １９４５年 ８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

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美国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也插手进来，把近 ５０ 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湾和满洲。

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 ５３０００ 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

授权进行这种援助的美国陆军部的命令指示说，不要违反在国共冲突中不介入的原则。

但是，既然冲突的双方都把接收日占区的竞赛视为相互对抗的一部分，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种矛盾。

就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不介入原则，它反映出整个这一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提出抗议，认为美军的驻防及其军队的调动，是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①俄国人的参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了。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９ 日，苏联根据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

就在 ８ 月 １４ 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满洲。

同一天，苏中两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

在谈判期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宋子文保证说，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从东北完成撤军。

②苏联撤军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在俄国人占领东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没用一兵一卒去控制农村的这① 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17 日、20 日和 10 月 5 日、6 日、22 日。

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67—568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76、577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612 页。

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乘帆船从山东或徒步从北方若干省份进入满洲，这时政府军则坐着美国运输机和运输船，从他们头上或从他们身旁超过他们。

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率领的一支东北小部队与共产党军队汇合，这支部队曾配合共产党人在华北抗击日本人的游击活动。

张作霖的另一个儿子是众所周知的少帅张学良，他由于在 １９３６ 年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人质而被软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苏联军队在这一时期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

但是，东北 ７０ 万投降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却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共手中。

①苏联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以阻止美国人帮助政府军在东北的港口登陆。

最后，从前穿过边境逃到苏联的周保中及其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在 １９４５ 年随苏联军队回到东北。

这支在 １９４０ 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击的军队的其他残部，此时也从狱中和地下冒了出来，与来自华北的共产党军队合作，很快开始重新组建。

到 １１ 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

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

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

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 １２ 月初，以后又改为 １ 月初。

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

实际上，直到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１１ 月 １５ 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

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里达于渤海。

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治了 １４ 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统治过。

在这个地区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

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

①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 １１ 月底返回延安。

然而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

这些军队若是在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

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

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81 页。

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 120 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596—604 页。

的最终失败。

②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

也是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

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

③但是，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杜鲁门总统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任务。

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使团：１９４６ 年马歇尔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抵达中国。

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 ３９个师及其空军 ８ 又 １／３ 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

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停火。

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

停战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发布。

协定要求 １ 月 １３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

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

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

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

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３１ 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

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Ｙ．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Ｄ．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１９５３—１９７１ 年》。

又见肯尼思?Ｗ．雷亚和约翰?Ｃ．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

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

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

参加者包括 ３８ 位代表：国民党 ８ 人，中共 ７ 人，青年党 ５ 人，民主同盟 ２ 人，民社党 ２ 人，救国会２ 人，职教社 １ 人，村治派 １ 人，第三党 １ 人，其他无党派代表 ９ 人。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 232—233 页。

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 435 页）。

③ 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581—584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722—744 页。

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 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

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 １９３６ 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

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

他们在 ２ 月 ２５ 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

这一协定将在 １８ 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 ５０ 个师，约 ８４ 万人；共产党方面则为 １０ 个师，１４ 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

关于这些军队的部署也达成了协议。

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解。

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

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

事实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

①今天来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 １９４６ 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

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

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 ４０ 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

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

国民立宪大会于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 １９３６ 年宪法的修改草案。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的代表在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

②① 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 年 12 月—1947 年 1 月》第 1 卷，第 353—354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358 页。

② 关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9 卷，第 1—130 页。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 131—177、177—341 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 1 卷，第 8—68 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 142—222 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317—345 页、375—381 页。

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 D。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46 年 3 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610—621、634—639页。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

在这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 ２ 月 ２５ 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军队的名单。

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

例如，马歇尔将军在 １ 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

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

实际上，直到 ４ 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

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

①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

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

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

当俄国人在 ３ 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 ２４ 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

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 ４ 月 １８ 日进入该城。

政府军在 ５ 月 １９ 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

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 ５ 月 ２３ 日占领了这座城市。

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

①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

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 １９４６ 年 ６月 ７ 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

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１）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２）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３）贯彻实施 ２ 月 ２５ 日整编军队的协定。

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 ６ 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

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

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马歇尔使团直到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６ 日才正式停止活动。

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①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 1 卷，第 49—63 页。

① 柯乐博：《20 世纪的中国》第 267—271 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 年内战史》，第 77—82 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位新的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

司徒雷登于 ７ 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 １９４７ 年初被召回美国。

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 ６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

他们提议在 ８ 月 １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

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

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

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 ８ 月 １９ 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 １０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

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

在整个 １９４６ 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 １ 月 １３ 日关内停战时和 ７ 月 ７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

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 １０月 １０ 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

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

周恩来于 １１ 月 １９ 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

１２ 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 １ 月份的位置。

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 １９４６ 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

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

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 １９４６ 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

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ＣＣ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

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

①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

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

②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 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3 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

但他们的声明强调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步升级的办法。

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 ３９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

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

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到来。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

这个顾问团于 ３ 月份成立。

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 ５ 亿美元，其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

接着，在８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 １．７５ 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９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

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

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①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

共产党对 １９４６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

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武器弹药到中国。

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

①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 １０ 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完全取消，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

禁运来得太迟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

因此，它也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

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被向政府出售价值 ９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 ８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

而美国的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

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225—229、311—312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27－721 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第 429—430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10 卷，第 735 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这样，１９４６ 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

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怨恨。

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继续。

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

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国民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４ 亿　５ 千万人口的 ３／４ 以上拥有领导权。

国民政府不仅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

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１９４５ 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 ２５０ 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的军队相匹敌。

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

在追叙 １９４６ 到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过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

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问题在 ４０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

腐败无能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的表现。

４０ 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

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①接管日占区１９２７ 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

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

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

到 １９４５ 年底，实际上这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

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

所有财产，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

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

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

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

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

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①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失业了。

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

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

相反，政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财产。

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

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 ２４１１ 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 ８５２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

②到 １９４６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

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

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

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底，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

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

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两个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点。

①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得最为明确。

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3 卷，第 544 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13 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

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

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忠诚的种种考试。

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

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

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

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想上的污点。

①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

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

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

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

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断。

到 １９４５ 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 １／３，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

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间上涨了 ２０００ 倍以上。

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

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

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

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

工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

由于原有破坏罢工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

但是，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增加。

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１９３６ 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① 《中美日报》，上海，1945 年 11 月 20 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 年 9 月 12 日；《中央日报》，重庆， 1945 年 9 月 12 日；《大公报》，重庆， 1945 年 9 月 11 日。

为 ２７８ 起。

相比之下，在 １９４６ 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数即达 １７１６ 起。

到 １９４７ 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 ２５３８ 起。

①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

工人运动看来的确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

②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

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

到 １９４７ 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收入分毫不受触动。

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

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处。

有一个实例是 １９４６ 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

①另一方面，当政府在 １９４７ 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

同样，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

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

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１９４７ 到 １９４８ 年的应急改革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的全面稳定。

第一次改革是于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资都冻结在 １ 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

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

还采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

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施只限于上海－南京地区的城市。

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

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

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① 《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13 页。

② 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 二》，各处。

① 《新闻报》，1946 年 6 月 12 日；《时事新报》，1946 年 6 月 14 日；《大公报》，1946 年 6 月 19 日；《文汇报》，1946 年 7 月 9 日。

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可图。

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

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

到 ４ 月初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现。

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应。

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

５ 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 ５４％，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 １９％。

在工人要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

①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作出的最后姿态。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 １９４７ 年计划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

但是，政府领导人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

当这一计划在 １０ 月底被放弃时，不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 １．　７ 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

在实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

大约 ３０００ 个商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

后来，他们向那些把 ４００ 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

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

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持。

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

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 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工资的 ６％—１２％。

到 １９４６ 年，根据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 ９８％。

②而且，尽管政府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

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

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

教师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４０ 年代后期人们常常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

其实连教授本身显然也参加了 １９４７ 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72—73、350—352 页。

① 《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 年 11 月 2 日。

张嘉璈：《恶性通 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357—360；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第 172—202 页。

② 《大公报》，上海；1946 年 8 月 30 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 63—65 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 244 页。

动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减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预算。

显而易见，利用印发纸币为战争行动筹措资金而引起的困苦，为这些人反对战争行动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因而有助于削弱对战争行动的支持。

但是，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像公务员一样，直到政府在军事上被打败以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它。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如果说贫困是 ４０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内战。

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抗议的合法性，相反，却把它当作地下共产党人的一种诡计。

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镇压，最终只得背上公众对军事冲突的谴责这个更为沉重负担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产党。

于是，学生的抗议活动不是完全成熟后才发生的，而是在学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过程中发展。

有四次引起全国瞩目的示威运动。

一二?一运动（１９４５年）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

主要行动发生在昆明，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伤。

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

从 １９４６ 年底到 １９４７年 １ 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

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

除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

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发展成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１９４７ 年 ５、６ 月间，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学和中学。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与 １９４８ 年 ４ 至 ６ 月间的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动机都是一致的。

学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支持，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

政府最初的反应是，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

当局除了在那些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

但人们公认，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决策者们始终不够明智，他们相信，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真正的共产党鼓动分子能被清除，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

①随之而来的严厉手段进一步疏远了学生。

学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是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

根据密探告密，逮捕学生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

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单上。

这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

被捕和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分子，一旦他们的① 国民党 CC 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 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 页）。

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

严刑拷打也是一种常用的逼供手段。

开始时表明学生要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运动，就这样很快发展成了一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挑战的运动。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学生逃身到共产党方面，因为逃过去的学生看来在数量上相对很少。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广泛憎恨。

这可能不会使学生转变成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

但是，它确实加强了学生对政府的反对，使学生更加不愿支持政府对中共的战争。

老一代知识分子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支持学生要求的道理，他们持续不变地批评这场战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灾难。

就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们以为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败另一方——这是直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以前的一种普遍看法。

战争的代价包括通货膨胀，它使城市经济完全陷于混乱，使农村地区进一步陷于贫困。

除了印发纸币以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粮食。

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

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

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称呼。

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

这一点在那时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

首 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

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

其次，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和谈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

人们普遍相信，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

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

使这一印象增强的，是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对重庆较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

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

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

①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

政府应对在掌权的 ２０ 年期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

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

他追溯了国民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

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

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曾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

① 关于较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 F·梅尔比：《天 命》，第 88—89 页。

关于国民党右派对较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 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4 卷，第1585—1587 页。

北伐战争后的 ２０ 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

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治领导权。

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

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团的核心。

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要的部分。

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

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

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法。

①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他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

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分配的不均。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

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

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 １９４７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

……蒲立特先生有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①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

例如储安平期望 １９４６ 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

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

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见。

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

②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的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①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第 2 — 3 页。

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 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1945 年》。

②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 年 9 月 7 日，第 3 — 4 页。

①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 年 10 月 25 日，第 5 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 6 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 的用意》，《观察》，1947年 4 月 5 日，第 7 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 1947 年 1 月 25 日，第 10 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 年 4 月 24 日，第 18 页。

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

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 １９４６ 年感到无望时就已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

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

在没有使战争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

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

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

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

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

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在 １９３７ 年以后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

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削帐的斗争，１９４３ 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

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

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

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

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

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权组织。

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

其指导原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 年１１ 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

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

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

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去对付敌人。

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0 页。

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

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

必须反复地击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

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结就成为指导原则。

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

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

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

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 １９４３ 年日本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少的领导。

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 ４０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１９４５ 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

除了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位——提出解决办法。

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将得到承认。

①１９４６ 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

但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

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

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

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后果是清算斗争，接着是对斗争果实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义行为。

这一过程最后达到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动产；所有农田和其他生产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 １９４７ 年的土地法所阐述的那样。

到 １９４６ 年年底，即政府向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的作用。

他断言，执行了五四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才坚定地和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他声称，凡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采取观望态度。

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区，不论那①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229—277 页。

里的军事形势怎样，都应该领导农民执行五四指示。

②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

据报道，１９４７ 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 １２ 个县中，５ 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

据称，在土地改革前的 １９４６ 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①当然，征兵只是共产党式战争必不可少的支军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时而必需的因素。

在人民战争式的作战中，正规军对广泛的平民支援网的依靠，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在发展，　１９４５ 年以后还在继续，尽管这时游击战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种平民支援网包括民兵、地方自卫队、妇联和农会。

民兵被组织起来，比较理想的是每县数千人，通过担负站岗放哨、守卫新占领地区、进行牵制性活动等任务支援正规军。

民兵也负责保卫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看守犯人，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活动，揭露敌特以及保持交通线的畅通。

地方自卫队是在村级和区级组织起来的。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补给品，向后方运送战利品和伤员。

他们在村里组织军运队和担架队来完成这一任务。

所有年龄在 １６ 岁至 ５５ 岁之间的强壮男性平民，当军队需要时都有义务参加。

妇联维持村庄的警卫组织，密切注意村里的外来者；她们还协助医护工作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支援军事工作。

农会负责军队的征兵运动，同样，青年组织动员其成员参军和从事后方勤务工作。

最后，所有战区的平民都要服从部队和地方政治当局的命令，修补防御工事，挖战壕，救助伤员和主动报告敌特活动，以支援战争。

②不过这是理想的模式，其实现首先取决于贯彻土地改革的进程。

它也并不像当时新华社发表的报道所惯于暗示的那样容易。

这些报道描绘了土地改革同农民由于物质刺激和害怕地主报复而加入中共一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①但同一时期的党内文件却表明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截了当，成果也并非如此容易取得。

相反，农民往往害怕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唯恐国民党可能回来，让斗争对象对他们报复，而这种情况确实多次发生。

这种担心由于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政府进入根据地时遭到惨重损失这一现实而增强了。

此外，农民也往往不情愿离家到新攻下的地区参加战争。

而且农民的这种不情愿，还从地方干部态度不坚决上反映出来。

例如，某些军队干部并不怀有真正的阶级仇恨。

他们参军主要是为了反抗日本人，保卫他们的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主或富农出身，从未想过要消灭封建主义，更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的家产转交给农民。

由于一些地主也参加了抗日斗争，有些干部甚至还同情他们并设法②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08 页。

《五四指示》直 到 80 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① 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 重要文件》，第 69—74页。

① 例如新华社延安 1946 年 11 月 9 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 11 月 10 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 1946 年 12 月 5 日电（译文载 《参考消息》，1946 年 12 月 6 日）。

保护他们。

很多地方非军职干部也不喜欢军队的征兵工作。

他们不得不努力克服农民开始时由于担心国民党回来而不情愿对地主进行斗争的想法，然后紧接着要求农民保卫他们的新土地，免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威胁。

②作为克服这些不足的手段，党规定了群众路线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出了工作步骤。

在村民大会上，积极分子要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性，鼓励农民提出他们的条件。

村里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参与消除农民的疑虑以及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农会要讨论并决定谁该不该志愿参军；妇女团体接到要求，要动员其成员鼓励家里的男人去参军。

在村民们的认识因此而提高后，各种竞赛运动便可以发动起来，用先进村的事例去影响较落后的村子。

各个村庄要命名志愿参军的模范家庭和模范农民，以激励其他家庭和个人。

在这一阶段，必要时一些中共党员本人应站出来，带头参军。

在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行的村庄里，征兵运动可在分田分财的同时开展。

不仅要把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还可能被关押甚至被处死。

一份报告宣称：必须摧毁他们的封建统治。

……经验证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并把他降到中农的水平，……他在村里就不可能继续持原来的态度。

①很明显，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破坏力。

因此，对 １９４６ 年某些边区一度发起的献田运动提出的一种批评是，它没有经过斗争就完成了经济上的再分配任务，其结果是，这一运动既不能达到推翻地主，也不能达到农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

②１９４８年 １０ 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党已经动员了大约 １６０ 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③无论如何，提供的利益与获得的支持之间的环节就是斗争运动。

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从事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

至关重要的是，这场有众多目标的斗争运动摧毁了农村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

随后的新的乡村政权机构的建设，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后一步。

那些最积极参加这场具有多种特点的控诉运动的农民，为中共提供了新党员，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领导干部。

那些得到了土地财产的农民，成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

这是一种由农民自己进行管理的组织机构，共产党因此对它担负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想志愿参军者施加压力的责任可以信赖。

这些都是党在农村立脚的基础，的确可以保证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

①这样，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国农村财富、权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坏能量来为自己服务。

这一成就使国民党政府没能对日本人和国家主要农业基础② 《宋任穷同志 6 月 15 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 1 — 2 页；以 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 69—70、 55、63—64 页上的几个报告。

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 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① 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 32 期（游击战争 专号），第 15 页。

② 《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 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 14 页。

③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47 页。

① 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 录》。

的惰性提出的挑战作出同样反应这一事实愈加显得突出了。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初，蒋介石向马歇尔吐露说，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在从前使它造成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武力是解决同中共冲突的唯一手段。

②这一决定不仅是以对共产党的弱点，而且是以对他自己的长处作出持久的错误估计为基础的。

马歇尔在其使华的第一年中，曾多次尽力警告蒋介石他所面临的某些危险。

马歇尔甚至忠告说，政府的作为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因为目前正在发展的混乱局面不仅会削弱国民党，还会向共产党提供一个削弱政府基础的绝好机会。

③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马歇尔评价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指出，尽管他们在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

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

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

①最后，当马歇尔准备离开中国时，他再次劝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现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很强大了，国民党政府依靠军事手段很可能摧毁不了他们。

蒋对此的答复是，一旦中共的军事力量被摧毁——这一点他确信在 ８ 到 １０ 个月之内就可完成——解决共产党问题就不会有困难。

②他的战略是首先收复所有前线上的城镇，控制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干线。

然后政府军可以从这些据点和铁路走廊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重新建立对较次要据点的控制，并最终控制农村。

根据这一战略，政府军在 １９４６ 年 ７月发动了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把这次全面进攻当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标志。

第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退却在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的第一年里，政府军实际上夺取了除哈尔滨以外的所有东北城镇，收复了苏北的县城，占领了张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热河省的大部，扫清了大部分陇海和胶济铁路线。

此后，拉锯战在长江以北所有中国主要铁路线上展开。

这些铁路，除了自苏北海岸直通陕甘边界附近的宝鸡的陇海线和横贯山东的胶济线外，还包括津浦线和平汉线。

在满洲，战斗主要焦点所在的铁路，是唯一从华北通往东北几省的北宁线，以及连接四大城市沈阳、四平街、长春和吉林的铁路。

随着战斗的发展，战争的两个主战场变成了满洲和华东，后者包括江苏和山东。

共产党军队在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

①他们遵循从城镇撤回农村的战略方针，在政府的进攻面前主要保持防御态势。

９ 月，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军将要遵行的战略战术要点。

毛解释说，在抗日时期，共产党军队分散②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 1 卷，第 353—354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202 页。

②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 1 卷，第 407 页。

① 1945 年 8 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军的说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军、新四军名称。

1946 年 9 月，《解放日报》社论和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使用人民解放军一词。

1947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同年 2 月 10 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译者。

兵力打游击战为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

随着国内战争情况的改变，双方的位置也将发生转变。

但是，政府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

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

全歼和速决是这种战争的特点。

歼灭敌军不但成了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通常要编入共产党军队。

歼敌的目标应是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

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小程度。

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

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②这里所论述的要点，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战原则。

政府在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第一周的进攻中，包围了汉口以北鄂豫边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领的共产党部队。

他们突破包围圈，成功地回到了共产党在陕西的根据地。

政府虽然消除了共产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态势，但后者的兵力却保存下来，以图他日再战。

政府宣称，在山东，胶济线上的共产党军队已于 ７ 月 １７ 日被清除。

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时骚扰，铁路运输到 ９ 月底仍没有恢复。

也是在 ７ 月，政府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南。

但是，在该省东部，共产党军队仍能够切断从省会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路。

①在苏北，７ 月的进攻是随着政府军从长江北进、从津浦路东进开始的。

那时，共产党控制着这一地区的 ２９ 个县。

到第二年春季，政府军夺回了该地区的所有县城，并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县政府。

在各地，共产党人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都实行了撤退原则。

与正规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大部分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

这一生存战略使他们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晋冀鲁豫。

政府军进入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他们缴获的文件透露了这一地区遭受损失的程度。

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收获是大量的，也是没有估计到的。

例如，冀鲁豫分区的 ６４ 个县，有 ４９ 个被政府军占领。

１９４６ 年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控制的 ３５ 座县城中，到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也有２４ 座陷落，这是中共没有料到的。

他们不得不修改战略，开始做长期游击战的准备。

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战略，在逐渐歼灭敌军的同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无损。

蒋介石对他的 ８０％—９０％的进攻军队，没有来源补充。

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斗志，继续歼灭来犯之蒋军，我们就不仅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也一定能够变防御为进攻，收复所有失地。

②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在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的冬天，劝勉是不足以保持斗志的。

撤退原则作为一种游击战策略，不仅应包括撤退军事和政治单位，而且还应包括疏散当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级组织和粮食②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95—1198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10 卷，第 231—233 页。

② 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 年 11 月 20 日， 《工作通讯》第 32 期（游击战争专号），第 49—50 页；又，区党委：《冀鲁豫 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1947 年 2月 2 日，《工作通讯》第 32 期，第 37 页。

贮备。

然而，在 １９４６ 年，有些村庄并没有为恢复游击战的条件做准备。

其结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队逃走了，没有武装的农民在村的组织遭到破坏的同时，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如在苏北，国民党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取代了这些组织。

随后便是还乡团的到来。

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复他们地位的人所率领的武装部队。

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帐目，夺回已被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

有关反攻倒算的报道比比皆是。

①文件承认在这一地区有无数的农民被杀害。

一个用了近 １０ 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老根据地，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这些人毁掉了。

杀回来的共产党军队，在重新夺回的地区里遭到农民的咒骂，因为没能保护他们。

农民们不愿意恢复农会和组织新的民兵部队，甚至不愿出席大会，他们对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坚持下去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信心。

②但是，再次进行像对日作战那样的长期游击战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到了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政府的进攻已经开始减弱。

政府的兵力这时过于薄弱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内，不能像日军在其入侵同一地区的高峰时能做的那样，占领次要的据点。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规军主力部队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经停止退却，并可以发动若干小规模的反攻。

在山东，共产党的军队正开始掌握主动权；在满洲，他们已能够发动有限的进攻。

共产党宣称，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已有 ９０ 个旅被消灭，当这一数字达到 １００ 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

①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对比在 １９４７ 年就已迅速转变。

美国军事分析家在１９４６ 年 ９ 月曾预言，由于需要更多的军队守卫过长的交通线，政府的进攻将在几个月内陷于停顿。

然而，由于政府军在训练和装备上所占的优势，这些分析家预见到一种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与政府军的旗鼓相当的抗衡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会赢得最终胜利。

②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

共产党人在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立即开始部署比他们用来与日军作战更大的部队，零敲碎打地袭扰和歼灭敌人。

通过将民兵和俘获的敌军士兵编入正规军，以及通过伴随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共产党地区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征兵运动，人员的损失得以弥补。

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发展，也使得在 １９４６ 年政府进攻中不是首当其冲的地区的民众有可能支持共产党，这种支持对于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东北。

在东北的总司令林彪的指挥下，这一战略最早被成功地运用于满洲。

１９４６ 年底，他的部队已推进到松花江以北，政府军对其最后目标哈尔滨做好了春季进攻的准备。

但其后，林彪却向政府占领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袭，这种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满洲的主动权，并在两年以后的决定性胜利中达到顶点。

他的时机选择符合一种突击和声东击西的战略，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目击者的报道，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213—274 页。

② 《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第 42 页；《关于开展敌后游 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第 48—52 页；《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 会上的总结发言》，1947 年 3 月 8 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 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 38 页。

① 张尔：《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 年 5 月，《工作通讯》第 32 期，第 19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 1946 年》第 10 卷，第 235—236 页。

在东北，严寒的冬天开始以后是一个不太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季节。

１９４６ 年１１ 月，当林彪的部队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首次发起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性攻击时，这一行动的重要性还不明显。

在这次短暂的南下后，他们迅速撤了回去。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６ 日，一支估计为 ６ 万人的部队再次过江。

这一次，政府军至少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在入侵者撤出前几乎抓不到什么俘虏。

政府军的指挥官们因而很担扰，因为他们预料到了第三次攻击。

这次攻击发生在 ２月中旬，但直到 ２ 月底才结束。

林彪的部队迅速撤离，而没有与集中的政府军接战，政府军这次不肯像 １ 月份作战时那样落入圈套。

共产党第四次越过松花江作战，从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７ 日持续到 １８ 日。

这一次他们重创了政府军一个师，在撤回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这些短程军事突袭的重要性，至此已显而易见了：政府军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东北的战略计划已被打乱。

对哈尔滨的威胁被延误，共产党的地位则巩固了。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林彪接着又发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动，展开了一场密切协作的战役，这一战役标志着结束满洲战争行动的开始。

一支有 ４０ 万人的部队，参加了 ５—６ 月进攻满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战行动。

其主力部队进攻的目标，是地处满洲两大城市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四平街。

在对四平街五个星期的围城作战期间，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伤亡了约 ４００００ 人，而且未能阻挡住派来援救四平街守军的政府增援部队的到达。

林彪在 ６ 月 ３０ 日撤去对该城的包围，并撤过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担了这一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次错误导致了政府四平街防御战的胜利。

然而，尽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东北野战军仍然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把主动权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终胜利。

政府军已被迫放弃了松花江北岸与长春－吉林战区之间的前哨基地，其前线从六个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约 １５０英里。

政府所据守的长春、吉林和沈阳这几座城市，也因为联结它们的铁路线遭到破坏而被孤立，其中的几条铁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恢复。

政府军在武器、物资、人员和士气方面遭受的损失，一直未能恢复过来。

①随着共产党人在东北和其他地区不停地展开进攻，政府军陷入一种固守防御的战略。

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从已经失去任何战略价值的过于分散的据点撤退过晚，要么留在城墙和战壕后的据点里，把主动权留给对手，任随他包围与否。

据当时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东北迅速溃败的原因，是兵力最初过于分散和军队领导无能，最明显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的指挥失当。

但是，司令的更换也未能挽救政府在东北摇摇欲坠的命运。

１９４７年年中，即共产党的第五次进攻之后，东北的指挥官换成陈诚将军；而在 １９４８年初的共产党第三次进攻之后，他也被免职。

政府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仍然占有优势。

然而，共产党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和士气、战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识上所占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可见。

士气因素当然有多方面的根源。

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腐败、无能以及决策① 关于松花江攻击初期的叙述根据以下记载：《中国内战，1945—1950 年》，美 国陆军部军史局翻译，第 81—83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 年》，W. 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赖译，第 125—129页；威廉?W.惠策 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 年》，第 306— 30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 7 卷，第 26—27、36—37、49—50、88— 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 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 页。

失误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外，尤其在东北，还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东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张作霖大帅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重新在那里出现。

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成了九个行省，并在实际上任命外来人担任所有最高职务。

而政府在当地的帮手，则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与日本人有过勾结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不忠于共产党，也不忠于少帅张学良，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和明显的继承人。

少帅因他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时所起的作用，继续遭到拘押，也许因为他仍享有众望，尽管人们普遍预料他会被释放，但他还是被流放到了难以逃身的台湾。

根据当时的记述，日本投降后，东北对国民党的最初支持看来是真心诚意的。

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让人觉得讨厌了。

他们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怨恨导致地方主义迅速复兴。

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行为不那么容易受到批评，那么，地方性忠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强烈了。

东北，像台湾那样，是一个被日本人统治很久的地区，经常听到那里的人民评论说，日本给了他们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政府。

尤其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反对共产党的努力，如果没有当地领袖人物的参与，几乎是不能成功的。

然而国民党对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戒心，甚至对他们愿意提供的帮助都一脚踢开。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把这一错误追溯到蒋介石本人，蒋依然对当地的满洲人抱有成见。

例如一个当地成立的东北动员委员会主动请求组织一支防御部队与共产党人作战。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尽管政府的司令官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支有效的地方游击队。

一个曾在大帅和少帅麾下效力的骑兵军官马占山将军，同意为政府工作，被任命为东北副总司令，①但他从没有获准做任何事，也没有获准指挥任何部队。

同时，政府在东北的司令官们不得不依靠一些外来人作为他们部队补充兵员的主要来源。

政府军由于在东北的征兵运动失败，因此只能从关内各地获得丧失和受损的师的补充兵员，而关内各地几乎经受不起失去这些兵员。

②共产党人从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众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处。

他们避免采取中央政府对待东北人民的那种倔傲态度，处处都尽可能使用当地人才。

大多数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旧东北军中幸存下来的部队，就像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那样，转向了共产党。

共产党将他们当作联军欢迎他们，并允许他们保留原貌，作为林彪全面指挥之下的一支非共产党部队。

随着共产党掌管的地区的扩展，东北野战军已能靠当地征兵扩充正规部队；它还组织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第二线非正规部队，并动员了一百多万支前民工，在后勤部的指挥下执行任务。

当时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产党的成就：须知共产党挖起铁轨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共产党人在这么做，而是老百姓替他们这么做的。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东北没有兵，现在他们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

共产党过去没有枪；现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给他的，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

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才；现在他们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弃材。

①① 马占山 1946 年 9 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7 年 8 月改任松北绥靖公署主 任，1948 年 8 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译者。

① 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 年 2 月 19 日，《观察》1948 年 3 月 27 日第 16 页转载。

国民党政府由于不顾民众要求与感情的惯常做法而受到很坏的对待，几乎不可能有比这更合适的例子了。

山东。

共产党人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一重要战区内的退却，与满洲相比更难扭转。

在这一地区，政府军兵力并非过于分散，而共产党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却的安全庇护地。

不过，华东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员陈毅却采用了同样有利的战略战术。

在山东，许世友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在一次争夺胶济铁路控制权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初在高密被击败。

这条铁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通，据报道，共产党方面在北撤前伤亡了约 ３００００ 人。

接着在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初，从苏北撤下来的共产党部队与从鲁中来的其他部队合在一起，在鲁南的枣庄向追赶他们的敌人发动反攻。

政府军被打败，损失了约 ４００００ 人和 ２６ 辆坦克，共产党用这些坦克开始组建一支他们自己的装甲纵队。

陈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领的阵地，但却及时撤走了他在临沂的指挥部，成功地伏击了一部分被派来包围他的敌军。

政府军 ２ 月在莱芜附近再次遭到失败，又付出了 ３００００ 人的代价，并失去对胶济铁路的控制，这条铁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闭。

政府的报复是在 １９４７ 年 ４ 至 ５ 月期间向陈毅的沂蒙山根据地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

政府动用了约 ２０ 个师近 ４０ 万人，去对付估计为 ２５ 万人的共产党军队。

但是，在 ５ 月 １４—１６ 日鲁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诗般的战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损失惨重，据称伤亡了 １５０００ 人。

政府的整编第 ７４ 师，这支前一年在这一地区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多次遭遇战的能征善战的部队，被彻底歼灭。

该师师长张灵甫，随着他的官兵大半死于战场，同参谋人员一起自杀。

①不过，陈毅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他终于在 ７ 月份被迫撤离战场，任由政府军宣称其在鲁中南麻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陈毅部队的主力却在重新部署，并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国民党军事史家后来对 １９４７ 年山东诸次战役中共产党的实力和政府的错误，提出了坦率的评价：政府的指挥官错误地判断了陈毅的意图，因而也没能在他的部队撤离苏北时牵制住他们。

后来，在枣庄附近，政府军沿路停下来休息，拥塞道路，行动极为缓慢。

他们最终为自己的点线防御战略所陷，而共产党的主力却基本上保持完整无损。

政府军的前线扩展得太宽，机动能力不强，因此无法防止个别部队遭到孤立、包围和被各个击破。

他们缺少夜战经验。

步兵、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也很差。

坦克部队由于雨天和泥泞而无法调动。

相比之下，对手则轻装就道，能敏捷地进入战区和在战区移动。

共产党在枣庄转移兵力的好处是有代表性的。

他们通过部队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迅速运动，切断政府的交通线，攻击其增援部队，机动地制胜对手。

陈毅的主力撤出临沂时，在夜间沿着大路一侧的山间小道秘密行动。

空中侦察没有发现目标，政府军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沟中的伏兵的袭击。

孟良崮的失败也被指责为情报有误和空中侦察不力。

７４ 师认为陈毅的主力部队已经北去很远，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被包围在一个不可能坚守的地区。

此外，鲁中长期以来就是共产党的地区，那里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动员起来。

中共在① 张灵甫之死，其说不一，一说自杀身亡，一说中弹身亡，一说为一贪得张手表之解放军战士击毙——译者。

那里有一个准确可靠的情报系统和组织良好的供应系统。

相反，政府的信息一点也不可靠，其部队的补充兵员总是迟到，供应也不充足。

军事史家的这类记述还指出，与共产党相比，我们在情报、宣传、反情报和安全保卫所有这些方面都相形见绌。

①第二年，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反攻１９４７ 年夏末，毛泽东评估了战争第一年的战果，详细说明了第二年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动用了他总共 ２４８ 个正规旅中的 ２１８ 个，损失了其中 ９７ 个旅以上，或者说被毛的部队歼灭了近 ７８ 万人。

毛公布中共的损失是 ３０ 万人，大片土地被进攻的政府军占领。

第二年的首要任务将是放弃撤退战略，并立即反攻。

第二项任务是收复第一年的失地，歼灭内线之敌。

①华中和华北。

１９４７ 年夏季，共产党人以开展全国性的反攻发起了战争的第二阶段战役。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独目将军刘伯承，于 ６ 月 ３０日引人注目地率领 ５００００ 大军在鲁西南渡过黄河，把正在东面同陈毅作战的政府军吸引过来。

当陈毅退入山东之际，刘的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向南猛插３００ 英里，在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那里是 ２０ 年代建立的鄂豫皖苏维埃的所在地。

在 ８ 月底的一次与此相关的行动中，一支由陈赓率领的原属刘伯承的２００００ 人的较小部队，在晋南越过黄河，南进到豫陕鄂边区，与刘的各纵队取得呼应。

一个月之后，陈毅率领部分华东野战军回师穿过鲁西南，进入豫皖苏边区，填补了刘部移出的地区。

共产党因此将战争向南推进到华中的国民党统治区，在黄河与长江间开辟了新的战场。

这些初步行动把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部队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得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协调某些战略上最重要的作战行动。

其时他们就能攻击华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干线，阻断长江流域与北方之间的铁路运输。

②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鲁东和苏北的其他部队，打了一系列小战役，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除了省会济南和港口城市青岛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政府据点外，已经得到了山东全省。

③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夺得石家庄，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在得到这一重要的铁路枢纽的同时，共产党还获得了大量物资；控制了平汉铁路，并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所在地，自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延安失陷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首都。

石家庄战役还使得共产党在华北的两个主要根据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成为可能。

此外，到 １９４７ 年年底前，他们还控制了内蒙古地区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数几座主要城镇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① 《中国内战》，第 86—99 页；又《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39—145 页；惠策恩 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230—239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 7 卷，第 27、58—59、68—69、72—73、171—172、244 页。

① 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29—1230 页。

②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293 页注（一）；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174—176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 7 卷，第 269—270页。

攻占延安为国民党人的战争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尽管这证明是一个束缚部队的军事包袱，这些部队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 １９４７ 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 ３０ 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 ４５ 个穷困县。

①１９４８ 年初春，彭德怀开始进攻。

尽管政府从河南的开封－洛阳防区调了约 ２００００ 人去增援陕西的胡宗南，但他们并没能守住延安，１９４８ 年 ４ 月延安再次易手。

胡不得不放弃延安去追赶彭德怀，后者突然开始向四川行动。

五月，彭在陇海线西端终点的宝鸡附近的一次决定性失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陕北。

但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共产党还是控制了这个省包括延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人立即利用政府调兵入陕而造成的河南防御上的弱点，向陇海线上的洛阳进攻。

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后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初陈赓部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共军队因而能够夺取临汾，这是政府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

５月中旬，共产党的山西解放区与华中的刘伯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到这个月月底，陈毅、刘伯承、陈赓诸路大军在总司令陈毅的指挥下，经过数周协同行动，会聚于开封城下。

６ 月中旬，他们夺取了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会。

尽管陈毅的部队未能守住开封，并且随后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实际上遭到失败，但是洛阳－开封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共产党军队展示了它们的能力，能够在几条战线同时展开持续的进攻，并在宽广的地域内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这是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最后一步。

先前的主要战斗是在山东和满洲，石家庄和延安战役之后不久，洛阳－开封的军事行动已在华北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区。

这些胜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产党各边区的扩大和合并成为可能。

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在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合并为华北解放区。

８ 月，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

①东北。

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满洲的力量对比出现逆转，最终的转折点到来了。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林彪发起越过松花江的第六次进攻，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完全孤立中满和南满的几座大城市，并通过切断北宁铁路以断绝与华北的陆上交通。

这些目标在 １１ 月底基本上达到。

②作为第七次进攻先导的预备性攻击，于 １２ 月中旬开始。

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已由陈诚交到了卫立煌将军手里。

但是，林彪这时已强大到足以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攻击。

当第七次进攻开始时，共产党军队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沈阳。

可是当国民党增援部队从长春和吉林空运进沈阳城时，林彪随即将其主要作战行动转到这两个城市的北面，包围了与它们邻近的四平街，这是两年中的第三次包围。

这座城市在 ５ 月 １３ 日被攻占；国民党人在前几天已经放弃了吉林。

从 １２ 月中旬至１９４８ 年 ３ 月中旬这三个月的作战中，林彪的部队总共攻占了 １９ 座城镇。

③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卫?巴尔少将提出的建议，即趁共产党对沈阳周围的压力减轻之机，在还有可能时撤出东北。

①① 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 年 3 月 6 日，第 15 页。

① 《中国内战》，第 144—153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45—152 页；蔡辛： 《共产党征服中国》，第 168—177 页；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 选集》第 4 卷，第 1301 页注（四）。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 7 卷，第 257—258、270—271、287—288、290、 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25 页。

于是，蒋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东北的残余军队的最后机会。

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那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蒋的不可逆转的改变。

共产党此时宣称，他们在这一地区拥有 ７０ 万正规军，还有 ３３ 万地方部队和第二线部队，以及 １６０ 万支前民工。

士气日益低落的政府军，人数只有约 ４５ 万，且没有能投入作战的第二线补充兵员。

②根据政府的估计，到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正规军的实力与１９４５ 年年中相比已减少了 １／３。

政府军现在的人数为 ２１８ 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 ９８ 万人。

共产党方面有正规军 １５６ 万，非正规军 ７０ 万，据估计其中的作战部队为 ９７ 万人。

重武器的数量，政府方面有 ２．１ 万件，与之相比，共产党有 ２．２８ 万件。

③毛泽东在早些时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为共产党方面的所得，因为缴获的敌人物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投降的政府军士兵则是新兵的重要来源。

第三年，１９４８ 年—１９４９ 年：胜利１９４８ 年 ３ 月，毛泽东已能通报：政府军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

他预言，在取得一两个最大城市，并将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区连成一片之后，就有可能在 １９４９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他估计可在三年之内打败国民党。

①共产党现在有人有武器，又有进行大规模阵地战所必需的体制和经验。

这些战斗以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对山东省会济南的成功包围而揭开了序幕。

共产党的春季军事行动使济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９ 月，出征河南的陈毅部队已返回山东。

还是早在满洲时，美国顾问们就警告蒋介石说，他在济南的部队处境已经无望。

但是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撤走它们。

对该城的攻击于 ９ 月 １６ 日开始，１０ 天之内解决战斗。

大多数士气沮丧的守军根本不肯战斗，有些部队实际上叛逃到了共产党一边，这是形势正在转变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信号。

②在济南发生的由消极防御到叛逃和投降的变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多次出现，因为政府方面屡屡战败的心理影响很有支配力。

这种情况无疑使政府军毁灭的时间表大为提前，它反映在从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中旬至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底的三次决定性战役的过程中。

按计划对政府军的三大集团发动协同总攻的战役是：辽沈战役，９ 月 １２ 日—１１ 月 ２ 日，结果是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平津战役，１１ 月 ２１ 日—１ 月 ３１ 日，它结束了政府在华北的抵抗；淮海战役，１１ 月 ６ 日—１ 月 １０ 日，它扫除了共产党南下长江和渡江作战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辽沈战役。

这是林彪在满洲发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更加巩固了他在军事史家和中国公众中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声②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312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 7 卷，第 340—343页。

③ 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 177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95—1302 页。

②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19—320、331—332 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57 页注（二）。

《中国内战》， 第 156—157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58—160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 7 卷，第 464、467—471、478、480—486 页。

望。

①考虑到作战的规模，东北的这次战役的结束对政府来说，来得几乎就像在济南一样快，虽然不像济南那样不光彩。

林彪部队发动最后一次满洲攻势的人数接近 ７０ 万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队大概不足 ５０ 万人。

三个主要攻击目标是政府军集结的几个地方，即北宁铁路上的重要补给中心锦州、沈阳本身和长春。

最大的集团是兵力为 ２３ 万人的沈阳守军。

对锦州的攻击于 ９ 月 １２ 日开始，不过由于佯攻长春，出击的目标并未立即暴露。

锦州附近的政府军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孤立。

至 ９ 月底，飞机场遭到攻击，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靠空投供应守军。

尽管在附近一些地点尤其是在义县，最初的战斗很激烈，但锦州的守军在共产党军队不停顿的攻击下还是抵挡不住，政府军的两个师战败，该城于 １０ 月 １５日被攻克。

１０ 月初从沈阳派出的约 １０ 万人的援军，未能及时突破阻击解救锦州。

因而林彪接下来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就是将这股援军在其未能撤回沈阳之前全部歼灭。

他假装向西南进军，却反而将其主力从锦州向东北方向移动。

尽管再次激战，援军也没能逃脱林彪极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 １０ 月 ２８ 日遭到覆灭。

由于沈阳守军已有半数兵力折损，该城只在极微弱的抵抗后，便于１１ 月 ２ 日投降了。

与此同时，长春军民因共军的包围，已窘迫到几近饿死的程度。

以不可信任的云南人组成的第 ６０ 军，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叛逃到共产党一方。

该地的其余部队也在不久后相继投降，于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场。

尽管杜聿明将军早先已被证明无能，但在这次会战期间，他又再次担任了东北的指挥，而蒋介石则从他在北平的指挥部亲自接手对军事行动的指挥。

共产党的强大与政府的虚弱形成了对比，要想化解这一印象决无可能。

但是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电报所说：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悲剧性的下场的话，那么它上星期在东北的军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剧性的错误。

１１ 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过松花江发动他的第一次进攻的两年之后，政府在东北的最后一批守军不是投降，就是南逃。

在东北会战的最后阶段，政府至少损失了 ４０ 万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以及他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

①平津战役。

林彪的军队在取得满洲的胜利之后，立即开始南下。

随后的平津战役中，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共产党正规部队会合在一起，总兵力达 ８９ 万人，由林彪全面指挥，而政府较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义将军率领的部队大约有 ６０ 万人。

林彪的主力部队向长城以南疾进，进入平津地区，在西面得到已经威胁张家口的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的支援。

聂荣臻在张家口附近的任务，过去是阻止傅作义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派兵增援东北。

现在随着东北地区局势趋于安定，聂的新任务是阻止傅作义向南增援苏北的政府军集团，这个集团是共产党 １１ 月初发动的决定性的淮海战役的进攻目① 重新评价林彪 1949 年以前的军事经历，发生在 1974—1975 年，是全国批林 运动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批判，见《学习与批判》 1974 年第 9 期，第 19—26 页和 1975 年第 8 期，第 18—22 页；《红旗》1975 年第 1 期，第 39—44 页； 《历史研究》1975 年第 1 期，第 24—30 页。

① 《中国内战》，第 124—129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55—157 页；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37—1342 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312—31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 7 卷，第 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 页。

标。

因此，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战略意图是，先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五个点上，而后依次各个解决，以便切断他们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队向他们靠拢。

在主力部队于 １１ 月 ２１ 日开始向关内进军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林彪的部队抵达天津外围至唐山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地区。

在两个多星期内，他们已经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第一个主攻目标是傅作义最薄弱的一点，北平西北的新保安，那里的守军在 １２ 月 ２２ 日被聂荣臻的部队击败。

张家口也在两天之后陷落。

与此同时，共产党对北平和天津的包围也在不断加强。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司令决心抵抗，为阻止共产党前进，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区。

其后他拒绝未经战斗就放下武器，但共产党军队在 １ 月 １４ 日—１５ 日的天津会战后获得胜利。

附近的塘沽港两天之后陷落，５００００ 守军从海上逃走。

傅作义值此紧要关头，逃路已被切断，左近所有集结的部队已经战败，他在北平的 ２０ 万部队在人数上现已处于绝对劣势，于是谈判了一项解决办法。

他同意于 １ 月 ２２ 日将其部队和平撤出城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共产党军队于１ 月 ３１ 日进入北平。

在平津战役中，政府又损失了近 ５０ 万军队，丢掉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

①淮海战役。

内战的第三个决定性战役，与平津作战同时展开。

这一著名的 ６５ 天的淮海会战，从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进行到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其主要作战区域位于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为名。

战斗集中于政府的剿总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围，该市处于陇海与津浦铁路交会的战略位置上。

这次会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们在这一地区已共同作战了一年多。

双方正规部队的兵力大致相当，每方都拥有 ５０ 万人以上。

但是，共产党已有很发达的民众支前网络，能够另外动员 ２００ 万农民从事支持战场作战所必需的大量后勤工作。

军方和民众的支前工作实际上扩展到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个省，由邓小平领导的特设淮海总前委协调。

政府军的主要司令官是刘峙、杜聿明和黄维，刘峙任总指挥，蒋介石还像最后一次满洲战役那样亲自督战。

淮海战役大体上——虽然不是精确地——是按照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三阶段作战方针展开的。

整个战役如计划指示的那样，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歼灭黄伯韬兵团。

这一任务是陈毅的部队在陇海线徐州和大运河之间的碾庄附近的会战中完成的，这次会战按计划持续了两个星期，从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２ 日。

第二阶段，１１ 月 ２３ 日—１２ 月 １５ 日，位于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双堆集一带的政府军被歼。

共产党原估计政府的援军将会来自陇海线的东端，即从青岛海运来。

然而蒋介石却命令由黄维指挥的部队从华中开来增援。

纵然有这种变化，黄维兵团还是被迅速合围。

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区以北派来救援的纵队，被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赶了回去，从徐州出动向南增援的大部队也没能靠近黄维，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包围，并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被歼灭。

① 《中国内战》，第 142—144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65—167 页；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7—1371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 7 卷，第 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 页。

第三阶段，也不是在共产党原计划所预料的作战地点作战，而是在徐州西南的一个地区——苏皖边界的陈官庄一带展开。

共军把政府军的三个兵团装入口袋，并就地予以消灭。

这支徐州地区的主力总计近 ３０ 万人，他们是按照蒋介石增援黄维的命令出城后被围的。

由孙元良率领的先遣兵团遭到包围，实际上在 １２ 月初就已被歼。

杜聿明指挥的是徐州的残余守军以及邱清泉和李弥部。

杜的军队最终被陈毅和刘伯承的联合部队团团围困，靠空运不能得到充分供应，陷入几近饿死的地步。

在 １ 月 ６ 日至 １０ 日的攻击中，他们终于全军覆没。

在淮海战役期间，政府又损失了 ５０ 万人的军队，其中 ３０ 万人被俘，其余非死即伤。

司令黄伯韬和邱清泉阵亡，黄维和杜聿明被俘。

孙元良和李弥将军分别化装成乞丐和商人逃离战场。

这一失败消除了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

①对于在淮海的失败，蒋介石及其指挥官们只能指责他们自己。

这一战役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现象已达到顶峰。

据信蒋介石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战的决定，而不是像所建议的那样撤向淮河这一天然屏障，而且他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权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将军刘峙和杜聿明的手中。

最后，在战斗进行期间，他还亲自干预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由于权力如此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失败的责任也只能由一个人来负。

尽管政府军的很多部队在战场上也表现得很英勇，但他们发现自己再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战略战术所制服。

共产党照例攻击薄弱之点，先是在碾庄，然后在双堆集，而这时政府的主力部队却在徐州闲着没事。

当这些部队终于出动时，他们也像往常那样，动得太晚，太慢，他们的车辆拥塞在城外公路上。

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击战传统，他们被追赶，被包围，在陈官庄被一点一点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个总共有１００ 万人投入的广阔的战场。

政府的指挥官们从没有学会有关速度和果断的课程，而这是他们的对手早就精通的。

但是政府的指挥官们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理解。

因此，他们决不可能从这两个他们完全独占的方面得到应得的好处。

他们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仅是因为相互不团结和犹豫不决，还因为战术计划不当、情报和后勤支援不充分。

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屡屡遭到袭击、被围困和难以调动。

他们在这一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中的表现，使一位最忠实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威廉?Ｃ．蒲立特的判断更让人信服，面对 ２００ 多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具有处理全面后勤问题的军事素养和专门技能。

①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能面对变化着的战场形势通权达变。

在①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178—186，240—243 页；西摩?托平：《在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 24—48 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55—1357页；《中国内战》，第 157—160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61—164 页。

① 《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 80 届国会，第二会期（1948 年 12 月 24 日），第 12 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491 页。

把战地灵活性提高到防御战最高技巧的战略的运用中，他们合作多年，从而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接着，他们又成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规模日益扩大的进攻性作战中。

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马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突出地应验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现代化东西好。

共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

其结果是，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乌有。

更一般地说，随着共产党人在 １９４７ 年不停顿地展开进攻，政府的司令官们就陷入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再也没有摆脱。

１９４６ 年曾被他们逼得全线退却的敌人，一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

撤到城里的陈旧习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

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 １９４５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得益非浅。

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

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

到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弃。

①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32 页。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

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谈判姿态。

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 １ 月 ２１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

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

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 ４ 月 １ 日抵达北平，但除了 １ 月 １４ 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 ４ 月 ２０ 日。

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

１９４９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４ 月 ２１ 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 ３００ 英里的防线渡过长江。

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４ 月 ２４ 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５ 月３ 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５ 月 ２２ 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５ 月 ２７ 日打下上海。

５ 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 ５ 月 １６—１７ 日夺取了这座城市。

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 ７ 月至 １０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

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 １０ 月初撤离这一战场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

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 １０ 月１４ 日和 １１ 月 ２２ 日占领广州和桂林。

但是，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底，林的部队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２４ 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

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 ８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

４ 月２３ 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里。

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

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个人的指挥部。

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

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

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

在从公开职务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

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

当仲夏之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

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挥更加无望。

①１０ 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首都重庆。

蒋介石于 １１ 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

随着 １９４９ 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着又在 １２ 月 ９ 日迁往台湾。

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影。

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

李去了香港，后于 １２ 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

台湾成了国民党约 ２００ 万支持者的避难所，其中包括 ５０ 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

它于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８ 日召开，来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 ６６２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 ９ 月 ２７ 日确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

四天后，１０ 月 １ 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消除。

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

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 １９４６ 年，当时，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

美国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法。

实际上，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当这些年中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景变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

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

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

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

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

马歇尔将军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胁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马歇尔于 １９４８ 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

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

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

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

①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 页；《李宗仁回忆录》，第 517—528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82—383 页。

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 １９４６ 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上打败政府。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

于是，１９４７ 年 ５ 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

但是，国民党人在 ５、６ 月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

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

１９４７年 ７、８ 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

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不过，返回华盛顿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

①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

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

但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

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

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

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价的那些主要假定。

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

流行的看法是，如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思想准备。

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

在 １９４８ 年晚期的三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实力却不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

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禁区。

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

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

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国的失败》，第 349—493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758—814 页。

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

１９４８ 年底到 １９４９ 年初的美国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

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

由于中共领袖在 ４０ 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

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 １９４４ 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１９４９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

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

但是，在 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

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 ５０ 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

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

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

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 ２０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① 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 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 81—90 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 1949 年 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 89 期（1982年 3 月），第 74—96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766—770、779、784—785、791 页；关于周 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 357—360、372— 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 页；埃德温?W.马丁： 《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 1981 年11 月号，第 13—16、 32 页。

第 １４ 章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

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 ３０ 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

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 １９１２ 年（当时毛泽东 １８ 岁半，在革命军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 １９４９ 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

在毛泽东一生的前 ５０ 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

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

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 １９２７ 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

从 １９１５ 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

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

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

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 １９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

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

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

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 ２３ 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

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

亡国，这个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国力苶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

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长是不改，弱且加甚。

……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 传记，最初发表于 1957 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这部著作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

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 1979年第 1 期，第 33—51 页。

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

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①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 3 卷第 2 期（1917 年 4 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 1 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第 153 页。

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 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

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

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 1917—1927年：文献》，第 21—31 页。

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 1 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

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

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 １２ 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

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 １２ 处中，竟有 １１ 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

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

①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

②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③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

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

和 ２０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作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 １９１７ 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①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

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 63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1 页。

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

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②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③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

他在 １９１７ 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①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

毛泽东在他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

②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

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

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

③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

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

④尽管如此，１９１７ 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

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

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

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

毛泽东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30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 6 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33 页。

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毛泽东，1917—1927 年：文献》，第 18—20 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 10—11 页）中， 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

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 20—21 页。

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

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①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

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②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

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

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

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

①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

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

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

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

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

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③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

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

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

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1 页。

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

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 12 期（1983 年 12 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 年第 1期，第 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0 页引文。

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

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

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

①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

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 ２０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

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

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

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

他写道。

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

②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

这两点是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和 ８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

……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

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②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8—34、37—39、42、45—46 页。

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

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76—105 页。

又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85—100 页。

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78—79 页。

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 1957 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6 页）。

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

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１９１９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

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

①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

已经指出，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

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

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

然而，他在 １９１９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

③毛泽东虽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

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

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

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

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

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

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

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

（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献》，第 ４７—４８ 页。

）　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１９１９ 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

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

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

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

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

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

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

③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１９１９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

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

①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

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

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

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

②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

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

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

①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决不一致的；从 １９１７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

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

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

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

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

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

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

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

这是他 １９１９ 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自 １９１８ 年或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

可是他也不是像 Ｍ．Ｎ．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 １９２０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１２月 ２５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

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

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

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

①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2—65 页。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②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

在 ３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

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

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

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

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

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①到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

可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

他说有必要另辟道路。

②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

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从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

③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

在 １９１９ 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

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

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3—65 页。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27 页（蔡和森 1920 年 5 月 28 日的信）和第 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 11 月 25日给罗学瓒的信）。

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

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10—111 页。

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 1919 年 11 月 16 日和 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61— 163 页。

又《改革婚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

②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 １９２０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

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

不过在 １２ 月 １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

④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１２ 月 １ 日回了信。

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

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

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

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

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 １５ 亿，分成 ５ 亿是资本家，和 １０ 亿是无产阶级①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

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

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

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回答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 327—329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6 页和第 15—41 页，特别是第 20—23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4—152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89—296 页。

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 年 8 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 128—143 页。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 1919—1921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42 卷第 1期 （1982 年 11 月），第 29—61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3—162 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

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

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

］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②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

其后，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

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贫瘠的。

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

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

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

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

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一样。

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１９２１ 年中期到 １９２３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１９２３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

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 １９２１年 ８ 月写的。

①这篇文字，正如　１９１７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

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声。

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 １２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

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

这篇文章的时间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即毛泽东从事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

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

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81—84 页。

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

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

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

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

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

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

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

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

②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

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可是，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

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

１５ 个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

①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

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

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

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

《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

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

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

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

①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

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

在文中毛泽东写道：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

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有人认为毛泽东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

①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

在他的 １９２３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

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

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

结尾是这样写的：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

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第 380、416—471 页。

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

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的成员）①。

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

③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

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

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

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

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别，在 ２０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在 １９２６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

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

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

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接近岁未之时。

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１２ 月在长沙发表。

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

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

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２０ 年代早期的思想。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

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

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

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

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

①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与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

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

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

一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12 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 55—56、80—89 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 3 期（1920 年 12 月 23 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转载。

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

《资料选编》第 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们。

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 １９２２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的农村革命战略。

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

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

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 １９２３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

④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

①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形。

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

②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

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

正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４亿人中的 ３．９５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 １００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② 《一大前后》，第 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年 7 月），第 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页〕。

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

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 9—15 页。

事实上，毛泽东早在 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

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

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

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

①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

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

③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

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

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

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

①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

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

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

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

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 第 148 页。

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 1926 年 2 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9 页。

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6 页。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①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

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

他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 ９ 月的立场。

把当时革命成就的 ７０％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

另有一段话，把 ９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①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

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

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

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

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

第 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11—21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党、军人和群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 １９２３ 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

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

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

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

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

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②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 １９２６ 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 ４ 亿人口中有 ３．９５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

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 １９２７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

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

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

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

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

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

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

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 ２２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55—257 页。

完成。

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 ２０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度。

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 １８ 岁时当过兵。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

然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

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应夸大。

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军事力量。

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

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

贯串这 ２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

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

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

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

尽管毛泽东只是在 ４０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 １５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

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

它确实反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习。

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①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

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

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极为不同。

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来看看从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道：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

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 ６０％的精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

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泡影。

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

（我将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1—24 页。

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

）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却一直坚定不移。

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 ３０年代提出来的。

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

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第 ３ 和第 １０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

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 ２０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接触。

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

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月 ２５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是这样。

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思想。

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５ 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

①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

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致革命的胜利。

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

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① 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

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册，第 45—46 页。

（着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

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

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

②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

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

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

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

只举一个例子，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

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

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

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

③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

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页。

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

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科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

①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

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

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

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出现。

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

②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

在这一方面，他是完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

①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

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

至于毛泽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

李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

③对于这样一个战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

然而，上面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

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

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

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泽东著。

①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

因此下面试从战争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

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②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时才进行战争。

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

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

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

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泽东。

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

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①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

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在 １９２７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写有关军事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

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

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找到。

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

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

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

①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

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

但是，他说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 １９２７ 年起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上述要素。

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

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 １９２６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 13 段。

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

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

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 人就有限了。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6 页）——译者。

② 1968 年 7 月 28 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694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6—3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年和 １９３８ 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

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

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①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

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单化了。

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连结点。

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

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

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 ２０ 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

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 ３０ 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甚至在 ３０ 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

而在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

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菩萨要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98—99、284—285 页。

农民自己丢……①以后整整 ２０ 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

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

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 ５ 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的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 １９３３ 年使这个运动具有他的特征。

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

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 ４０ 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

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

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

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

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 １９３４ 年原本会起作用。

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

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

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

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

甚至在 ３０ 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宿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解的呢？１９３１ 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37—238 页。

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

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与 １９２６ 年他所持有的一样。

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

①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

在这一封信中，国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 ２０ 年代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以最突出的地位。

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

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继日本在同年 １ 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

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

①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 １９３７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

②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 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 １９３５ 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 １２ 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

有了他们的支持，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

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①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4 页。

① 《苏维埃中国》第 91—94 页；《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83—185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363—367 页。

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之外。

①然而，到了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

因此，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

②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并且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毛泽东与其他 １８ 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

④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当蒋介石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

相反，毛泽东在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

①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

②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

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

在刚刚提到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

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 １９３７年的出现。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7—162 页。

在《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28 页）一样，毛泽东在 1935 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5、257—258 页。

③ 见 1936 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97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78—79、87—90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5—97 页。

② 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

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 年 9 月 10 日和 23 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年尽管毛泽东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冬天。

埃德加?斯诺曾记录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

读了这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

①当然，在中国，１９４９ 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５２ 年。

可是，毛泽东确实在　１９３７ 年讲过一门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

②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当斯诺在 １９６５ 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论》是他所作。

③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

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过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

他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

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

讲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①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 6 期至第 8 期（1938 年 4 月至 6 月）。

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

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

第二章第七至十节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5—305 页。

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

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187—280 页。

关于《矛盾论》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 84 期（1980 年 12 月），第 641—668 页。

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译的《矛盾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② 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

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学》。

第二，当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 1942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

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部分转载于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 11—14、19—21、49—51、53—55、64—69、97—99 页和各处。

③ 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避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

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

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 194—195 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方则常显得很粗糙。

①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 １９８１ 年，但自 １９７８ 年或 １９７９ 年就已开始含蓄地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 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卷了。

②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那两篇文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

首先要说的是，相当于《实践论》和《矛盾论》那一部分讲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显然更有独到之处，也更引人兴趣。

此外，尽管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１９３７ 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苏联著作的译文常常相当详细地论述认识论，并且常常（像《实践论》那样）是在马克思哲学通论中相对接近结束之处出现，而毛泽东给予矛盾的这个主题以显著的地位，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资料中都无类似情况。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部分论及对立的统一与斗争，否定之否定和有关题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放在最后，从而使得它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

其中两个很自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

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

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

这些特点的第一条，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辩证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条则很可能被认作优点。

接下去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简略讨论，将首先论述的这两点中的一点，然后再论述另一点。

大连版的《辩证唯物论》共计 １１０ 页，而他讲演提纲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竟占 ５３ 页，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到毛泽东重视矛盾的一点启发。

相当紧密地与《矛盾论》相符合的这一章的这个部分（从第 ６４ 页开始），大约有 ２．５ 万字，而《毛泽东选集》内的文本约为 ２．２ 万字。

尽管两种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处却足够接近，可以彻底地解决由阿瑟?科恩和别人提出的这种说法：毛泽东不可能在 １９３７ 年写出这样充实的著作。

①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讲演的这一部分比以前各节好得多。

从本质上说，我以① 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 年》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 46 期（1971 年 4 — 6 月），第 223—224 页]； 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 研究》第 3 卷第 4 期（1963 年 12 月），第 251—277 页。

① 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

另一方面，在 1946—1947 年出版 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

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 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

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 1930 年 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

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第 14—28 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著者和这部著作的 1946 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 1937 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事实。

最近已从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第 66—86 页，特别是第 66—72 页。

）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

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

在这里毛泽东只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 １９４９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

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 １９５０ 年赞扬过《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

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 ５０ 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１９５３ 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

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

①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 １９６４ 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

②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 ２５ 年后所遵循的方向。

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③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

④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⑤在 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

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

①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②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 １９４９ 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 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第 60—64 页。

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 297—299、310、323—326等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④ 王若水于 1982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 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

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 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

（金思恺：《毛 泽东思想》，第 60—64 页。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 年大连版的前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79 页。

又 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 学》第 1 期，第 29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300 页。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5 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239 页。

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

有人再三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个概念。

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

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１９３３ 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

①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

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②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 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５０ 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

事实表明正好相反。

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诚然，可以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

写进《毛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

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295 页。

② 《辩证唯物论》，第 93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在这一段中， 有若干变异，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 1941 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9 页）。

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会在 ２０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

《矛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②这段话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

③《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

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

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

它完全为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 １９３７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 ３０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

他在 １９３６ 年对它做了概括。

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

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

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

①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束缚。

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

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

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 ３０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 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58 页。

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75 页。

① 原载于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些。

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另有记述。

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 ３０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 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 １９３８ 年以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

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有吸引力的口号。

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 １９３８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１９４５ 年所说），①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的意思。

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关于中国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①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 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

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

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 １９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

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①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

②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

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

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 ２０ 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

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

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5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

①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

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

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

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 １９３８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

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

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

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

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

①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 页。

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88—95 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毛 泽东集》第 6 卷，第250—251 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

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

②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

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

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对内容负责。

）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

有关段落如下：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

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

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

同时，在这篇文章的 １９３９ 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

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② 《致张闻天》（1939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4—148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1页。

② 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 1973—1974 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

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 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

①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２０ 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

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

②其次，像他从 １９２６ 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

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

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样，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

①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 １９ 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

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

然后，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① 1952 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620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3 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7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99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620 页；《毛泽 东集》第 7 卷，第 102页。

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

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

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记一样。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

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

在 １９０５ 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斯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 ３／４ 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

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

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

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 １９１９ 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

毛泽东于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①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

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① 《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0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153页。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①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 １９５２ 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

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

②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作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

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③而在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在胜利的前夕，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④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 １９３９ 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 １９１９ 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

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在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

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①①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53—154 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 集》中被除去。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62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9 页。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6 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4 页；《毛泽东集》第 10 卷， 第 305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1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04—105页。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

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１９１７—１９２１ 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 ３０ 年代末期，共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

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如果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要，并且在 １９３６ 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

在 １９３８ 年１０ 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用。

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

……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

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

……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于的地位。

……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①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线，它却决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

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

毛泽东认定，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

此外，虽然这一报告最早的 １９３８ 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

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

①很明显，如果国民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① 《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98 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43—244 页。

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也模糊不清。

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

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于明显地要削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束缚。

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为奇了。

②一年稍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实。

在《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辞效果的辞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 年 １０）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明的、一贯的。

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 ２０ 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的①列强。

可以理解，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

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有时动摇变节。

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

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

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

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６ 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② 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 170—171 页。

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28—229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598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4—75页。

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 1939 年文本。

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

①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

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

②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

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①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

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

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

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

②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 一口号，它是在 １９０５ 年的革命①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6 页。

在毛泽东 1925 年 11 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27 页）。

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

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7—198 页。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5—596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2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

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广泛，意义远为重大。

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团结和整顿党。

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没有正确的了解。

①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阐述的问题。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最后地确立了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2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79—80 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１９４１—１９４９ 年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

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１９３７ 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 ４０ 年代初期。

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

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５ 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

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和 ８ 日。

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

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 １９３８ 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后才发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 １９３５年 ８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６ 日。

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

赞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

①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

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

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 １９４３ 年以后，特别是从 １９４５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

②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３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２ 节里，我提到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驰的。

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

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90—301 页。

1941 年 7 月 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98—700 页。

1943 年 6 月 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

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 177 页。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 — 4 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 345—346 页。

关于 1945 年 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337 页。

关于从 1943 年 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

不 管怎样，在 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