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和第 13 章（佩珀著）。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撰 写共产党根据地的详细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 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况。
见戴维?保尔森： 《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 7卷第 1 期（1981 年 10 月），第 13—18 页。
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 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 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琳达?格罗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 年》。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他们的革命事业。
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
①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村民参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
共产党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
②不过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２０ 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
综观整个历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
③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中国则随处可见。
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 １９ 世纪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是 １８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３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于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
关于在中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选择。
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问题。
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
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
①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282、286—289 页；陈永发：《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