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与中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尽管被战争所耗竭，但仍想维护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
但这样做需要美、日两国的合作，这两个国家不只没有受到欧战损害，而且也从那里获得了经济利益。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扩张，英国也感到有必要获得美国的好感以遏制日本。
然而，英国同时需要她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谊，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为此种种，英国人希望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一揽子调整与自治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①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与日本经常因中国而发生争执。
然而，虽然两国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问题仍使紧张加剧。
当战争削弱了欧洲经济时，这两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激烈的海军竞赛。
日本虽然缺乏美国那样的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但仍实施军备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的海军建设，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它的人民。
１９２０ 年，军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经费的 ４８％，１９２１ 年占 ４９％。
为了减轻这种负担，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绝对必要的。
美国也觉得海军竞赛是个经济负担。
它更进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种方式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突然推进。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国务卿罗伯特?蓝辛企图于《蓝辛－石井协定》的换文里，以同意承认日本某些特殊权利的方式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
在华盛顿进行的蓝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间的几轮谈判，其结果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承认有相邻边界的国家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
第二，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信守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
然而，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修改了她的调和立场，并开始试探各种选择，认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现在应当由东亚国际新秩序取代。
１９１８ 年，美国曾建议应设立一个美、英、法、日银行团向中国提供借款。
１９２０ 年华盛顿又要求废除英日同盟，因为这是保护日本向中国渗透的手段。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于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召开。
军备和远东关系在平行的小组会上讨论。
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
他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但要求所有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与者的严格解释。
①这时日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民主运动（例如，男子普选权在 １９２５ 年成为法律），同时蒙受 １９１８ 年以来在西伯利亚的反共干涉的负担。
由此日本需要与美、英协调关系，并寻求与美英的中国政策步调一致。
日本就最终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拥护在中国的无限制、无条件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同意将来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最后，通过审议关税、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和禁止向中国提供军火等 １６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
英日同盟结束，四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磋商。
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 ５∶５∶３，这会把日本封① 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 议》；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 866—868 页；和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 究》第 2 卷。
闭在它的领海里。
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法权的会议。
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加中国政府的岁入。
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修改整个关税体制。
最重要的是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６ 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铁路的不公正待遇。
从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到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４ 日，日本和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
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
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
中国的主权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 １９２２ 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
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
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已被压回 １９０５ 年的边界。
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
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
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
的确，没有固定的机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
①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 ２０ 年代的看法为转移，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 １０ 年带来灾害的 １０ 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代，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按照后一观点，这次会议代表了对远东新秩序的一种探索，与在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类似探索是平行的。
于是，中国外交事务的历史作为争取规定全球体制以保证国际安全和国内稳定的一章而呈现其意义。
华盛顿会议体系应当成为这样一种体制。
不幸的是，它从来不可能稳定。
首先，中国的政治和财政动荡威胁着它。
甚至当 １９２２ 年会议闭幕时，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国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不再能发全薪给它的官员；教师的薪水已欠了几个月；不能开课；北京市场状况急剧恶化。
政府财政看来无法修补，内阁五次更迭。
然后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津浦铁路的蓝钢皮快车在临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击，①土匪杀死了一些中国旅客，并带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约 １６ 名外国人，其中一名妇女属洛克菲勒家族。
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命令释放外国人质。
最后土匪在 １２ 日释放了人质，但这使每一个人想起北京政府软弱无能。
外国政府共管中国的争论又被认真地提出来了。
如果一个政府不是作为徒有① 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 1 章；乔恩?雅各布森：《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 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什：《英日疏远，1919—1952 年》。
① 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 10 卷第 2 期（1972 年 7 月）。
虚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为列强愿意承认它这样。
因为列强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偿还中国的借款，就外国的新利益进行谈判，并按照国际法处理各种事务。
如果没有一个沟通它们利益的主渠道，列强将不得不与大量地方军阀分别谈判。
因此，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一种嘲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但它是由列强扶持的。
尽管政治动荡，它们还是在 １９２５ 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关税会议，按照华盛会议协定来讨论修订关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其共产主义同盟者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时，他们谴责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共谋，并要求把全部主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同时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是例证。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方面，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
列宁很早就陈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
列宁的主要观点可做如下概括：（１）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
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
（２）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
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
因此，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盟。
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 １９１８ 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
这一思想在 １９２０ 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
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
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旗手。
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
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
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
下一个是中国。
大约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莫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
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
①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
列宁在 １９２０ 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切可能。
（斯大林在 １９２４ 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
）因此，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
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内，扮演配角。
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来确有希望。
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
然后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 １９２０ 年 ９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
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
加拉罕宣言在①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
１９２２ 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讨论恢复外交关系。
（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 １９３７ 年自杀①。
）接着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 １９２４ 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
②１９２０ 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
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
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
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
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
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
①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
孙于 ２ 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
８ 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
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 １１ 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 １９２４ 年抵达。
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 ２４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
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 １７ 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 １９２３ 年到 １９２７ 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
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
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①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 1927 年——译者。
②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年》；理查德?C.桑顿：《共 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1—1931 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1924 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
③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 48 期（1971 年 10—12 月），第 677—697页。
① 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 10 章（陈志让著）和第 11 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 的论述。
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
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 １９２６ 年 ７月经湖南北上。
长沙于 ８ 月 １２ 日，岳州于 １８ 日，汉阳于 ９ 月 ６ 日，汉口于７ 日，武昌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九江于 １２ 月 ４ 日，南昌于 １２ 月 ７ 日相继陷落。
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反共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
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改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
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４ 日和 ９ 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
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
①南京于 ３ 月 ２４ 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
长江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
集合在南京领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
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
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
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也这样做。
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
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
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
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在市场。
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
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
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叛徒。
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
当然这是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
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之外的强国。
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和合作的原则。
不幸的是，１９２７ 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
在这里，１９２７ 年后中日关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①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1928 年》。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
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
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策软弱的机会。
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
①在北伐的 １９２７ 年阶段，当革命军于 ５ 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
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
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 ５ 月 ３ 日发生冲突。
受反帝情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 １１ 名日本平民。
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
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进军。
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 ６ 月 ３ 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他的沈阳大本营。
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
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
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
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
①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
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一直秘而不宣，直到 ７ 月 ２１ 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
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
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洲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易帜。
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
日本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
接着 １９２９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
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 ２００ 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
但是 １９３１ 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 １９１０ 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
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 ８０万。
１９３１ 年，大约 ４００ 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
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
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
但是在 ７ 月 １ 日，大约 ８００ 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
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
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
张学良部下①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①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 年》；和马场伸也：《进退 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 年》。
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
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 １９３１ 年 ９月 １８ 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 ９ 月 １８ 日是沈阳事变之夜。
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 ２０ 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