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当清朝在公元 １９１１ 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
已经铺设的铁路约 ５，６００ 英里长。
中国人在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②这个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
主办人和经理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
无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
（甚至在 １９１８—１９２２ 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
到了 １９３３ 年，由制造业、矿业、银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十二。
）①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宝贵意见，以及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约值 0.72 两银子，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
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 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 89 页；侯继明：《经济的两重性：中国的实例，1840—1937 年》，载《经济史杂志》，卷 23 第 3 期（1965 年）第 277—297页。
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的。
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完全赞同的态度的。
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
②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
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
文化纯粹派希望只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
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
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订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面方的问题。
１８６４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常出现贸易亏空。
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
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民愈来愈穷。
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 １８７９ 年甚至夸大其辞地宣称，计洋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
①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理论根据。
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
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
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强计划的动力了。
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
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见第三章）。
②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