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 年秋和 １９１２ 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
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
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①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
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②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
③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点。
④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
①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 １９００—１９１３ 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阶段。
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
②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③根据这种看法，辛亥革命运动对 １９００—１９１３ 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样重要。
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合在一起了。
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
由志趣各①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
关于1961 年 10 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② 陈志让：《袁世凯》，第 92 页。
③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的中国》，第 297—313 页。
④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
黄宗智的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2 期（1976 年 4 月）第 139—226 页。
①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 1 — 3、24—44 页。
② 《革命中的中国》，第 45—48 页。
③ 《革命中的中国》，第 53 页。
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
换言之，到了 １９１１ 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
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
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 １９００—１９１３ 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
１９１１ 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
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１９１３ 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
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
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
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
这些革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生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３ 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早期的联盟：１９０５ 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
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
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
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口。
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
它促成了 １８９５ 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命运动中来。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持。
从 １９０２ 到 １９０５ 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在所不惜。
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
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
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１８９４—１９０３ 年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他１８６６ 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１８７９ 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
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
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孙中山自十三岁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
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人士。
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 １８９４ 年给李鸿章上书。
建议书的内容只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
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
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命性。
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 １８９４ 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
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
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
不管他在 １８９４ 年的急剧转变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香山。
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
两个月以后，即 １８９５ 年 １ 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
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
①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
这一爱国主义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
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
原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
除了很少的例外，会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
它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
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
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新元素。
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
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之一是劳工。
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
有几个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文人。
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 26—35 页和 42—44 页的讨论。
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152—165 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 180—205 页。
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 138—139 页。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了。
虽然和约已在 ４ 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
和约条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
大量遣散的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
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怀不满。
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们。
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团的人员接关系。
孙中山至少早在 １８８６ 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
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
秘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
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
这些人往往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
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
因此，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
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
但是，国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１８９５ 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
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日本人。
（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
他长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 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某日曾视察过东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
）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
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务（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
由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１８９６ 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
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风险的。
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获释。
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
他给新闻界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
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
①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
它在 １９１２ 年才用中文发表。
①孙中山对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
他几乎立刻成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
他不论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
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
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
②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立。
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督在孙中山 １８９５ 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
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
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
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
特别是他强烈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
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
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 １８９７① 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 16 页。
②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 131 页。
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
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
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
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
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