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
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的。
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
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②湖南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
①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合。
早在 １９００ 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活动。
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 １９０３ 年，学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
例如 １９０３ 年春在抗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
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 757—759 页。
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 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 137、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 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 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 165 页。
又见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
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动》，第 47—48 页。
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
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
新出版物采用了诸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
老刊物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
新社团取了华兴会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
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
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①除湖南省以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
它最初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其邻省的一些士兵。
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
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
黄兴和几位友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这活动在 １９０４ 年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
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
他便利用他的势力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
他的朋友们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
到 １９０４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术团体。
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 １９０４ 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
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岁生日，即 １９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但在 １０ 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 18 页。
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251—256 页。
关于这些活动和 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 1 — 3 册。
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 2 册第 499—763 页。
张枬与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集（1901—1904 年）、第 2 集（1905－1907 年）。
《俄事警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904 年 2 月 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大部分（1904 年 2月 29 日至 1905 年 1 月 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密谋，迅即予以扑灭。
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
这时，黄兴等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 １９０３ 到 １９０５ 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下去的。
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
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
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
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
①军国民教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 １９１２ 年的组织，这就是光复会。
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
光复会虽由浙江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
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导不力。
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 １９０１ 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 １９０５ 年的约八千人。
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还有另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
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
他们想冲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
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
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们的努力尽付东流。
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
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
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① 玛丽?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 29—30 页。
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 3 册第 3—111 页。
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289—300、403—528 页（其中有 271 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华写道：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
北京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 １９００ 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
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的一道上谕批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
①批评政府的人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
梁启超 １９０３ 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
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 １９０５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
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
对大多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
可是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５ 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
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
除此之外，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
在结论中他给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
①①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 48 页（陈天华：《警世钟》）。
①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 62、68 页。
①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 123 页）。
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
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１９０４ 年 ５ 月该庭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
这里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
学生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
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
排满宣传正是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
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
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
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
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本漠不关心。
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衡的。
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反对满人。
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于外国的侵略。
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似乎也有所收敛。
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
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
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革命》，第 331—364 页。
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
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 １９０５ 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机四伏。
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强的活力。
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 １９００ 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
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 １８９８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
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
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
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
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
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
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
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在的朋友。
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
就象一位学生领袖在 １９０５ 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
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
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
①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 48 页。
革命的联盟，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１９０５ 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
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的时候。
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
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
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
的确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
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
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
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同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
）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
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
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
他们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经过十年零星的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中国同盟会。
①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周围。
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
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
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清联合，但没有成功。
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 １９０７ 年就开始破裂了。
同盟会在 １９０８ 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虽然它在 １９１０ 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１９１１ 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
在该组织活动的高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 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 119 页插图。
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 148 页。
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一词。
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１９０５ 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
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
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１９１１ 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至少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
不论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
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 １９０４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
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
他受到中国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１９０５ 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
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
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
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
学生和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的地位。
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
①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实现大联合的思想。
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高威信。
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
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所接受的领袖。
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外国领袖们认真地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
他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１９０４ 年）之际满人实行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
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 257 页。
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
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
在华侨中间筹集款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
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山有更多的联系，但 １９０４ 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
必须在国外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
孙中山同秘密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
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
（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
①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
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
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关系。
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
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
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现。
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
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
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
虽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 １９０５ 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
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
最后，孙中山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
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
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
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① 引自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 43—44 页。
员是日本留学生。
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会的。
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４２％）和手工业者（１８％）。
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会员。
①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度。
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
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
学生组织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
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
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个人宿怨。
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
有些人与秘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
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
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
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在会党中间有联系。
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
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
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
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
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纪律。
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体。
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
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① 1905—1906 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1953 年）第 158—217 页。
研究同盟会最彻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音）的《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301—462 页）。
又可注意李大龄（音）：《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１９０５ 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
在共和革命运动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
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
虽然双方争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
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
辩论的双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因为梁启超在 １９０５ 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
不论哪一方。
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
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
虽然如此，从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１１ 年杂乱无章的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
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
由于孙中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
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
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
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烙印。
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
①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从 １９０５ 年起，由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变得有血有肉了。
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
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它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创刊于东京，共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１９１０ 年又增印了两期。
它的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
特别在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７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
②这些报刊彼此之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
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
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 １９０５ 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
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
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
现在，１９０５年 ８ 月 １３ 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
孙中山告诉他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取舍。
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
幸亏有一批留学生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的领导者。
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他们能够创建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 136—138、152—160 页。
伯纳尔关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 68—73、107—197、 217—223 页）。
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 218—238 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第 2 册第 438—459 页。
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 3、4 及第 6 章。
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车那样容易。
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
他们能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胃口的。
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
常人所不懂者，一定会被〔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独立’必将深入人心。
①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
这个呼吁是未来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
在这种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突。
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
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
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的领导。
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
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
但是，他们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
最强大的国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
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
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
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
例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
①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 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的楷模。
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
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 １８６０ 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 １９０５ 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
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
革命的作者们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动。
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例如，他们主要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
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
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中国问题。
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
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他们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
因此，他们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
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
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
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
鉴于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量的一部分。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
关于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
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昌首义》，第 2 辑第 1 册第 5 页。
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
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
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
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
在革命人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中间出现了争吵。
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
到了 １９０７ 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义和公开的争吵。
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
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
另外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声音讲话，而从 １９０７ 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
这场辩论主要是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７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
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以后当梁启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
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
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值。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人的干预和接管。
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
说它危险，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
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
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
他是一个敏感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期间他顽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
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
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
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
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
《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
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
孙中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中国推向前进。
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 １９００ 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
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
的确，当 １９０８ 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
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
虽然许多人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 １９０９ 年以前他们宁愿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
①还得补充一点，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
《民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 298—299 页。
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②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扰。
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压倒。
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 １９０５ 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
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
后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
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携手并肩地推翻清廷。
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 １９１１ 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没有准备。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
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
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
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开始参加。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事情。
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
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未得到加强。
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
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
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 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 53 页。
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
对江西省的革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显了。
①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歧，却是更为重要的。
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
观点集中在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
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化，但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几个除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
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
１９１０ 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 １９０５ 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
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
随着每个县在清统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
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
随后将废除军事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
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
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民主政制。
①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
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备。
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
本质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
孙中山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
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
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
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① 塞缪尔?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第 95—96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226 页。
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
两个主要论战者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
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
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持战斗。
如在 １９０７ 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
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
王某到 ９ 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
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军。
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
王某随即离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
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
广东西南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
在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０８ 年之间，至少有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
但在日本、香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
同盟会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
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
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社当作桥梁。
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
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
同盟会之与秘密会社合作，主要是为了接近对当局不满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潜在革命力量的农民。
在此方针下，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出现的农民起义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更有所发展。
大部分起义开始时只是地方问题占主要地位的小运动，但缺粮、通货膨胀和高税额（常常是为兴办新学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许许多多地方上的问题，因而也几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因此，地方性的叛乱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运动。
只有拥有地方组织和有一定数量农民参加的秘密会社才得天独厚地处于直接指导这类运动的地位。
寻求秘密会社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寻找接近地方势力的捷径。
①他们没有想出获取民众支持的其他手段。
秘密会社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的手段。
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发展到农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现①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 129 页。
出具有日益加强的内聚力。
至少在 １９０６ 年，它们是中国境内最活跃和最强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 １９０６ 年，起义在华中和华南全面爆发。
其中一次是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沿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起义，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须从四个省份派军队去进行镇压。
矿工和其他工人也参加了方圆约八百平方英里的萍浏醴地区（即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和醴陵）的农民队伍，起义者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
在江西，有几个革命学生在不知道东京有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下，企图网罗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于一个组织，来发动一次群众运动。
在两省交界的湖南一侧，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较轻。
经济要求是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样一致了。
在江西，满洲人被攻击，因为他们向洋人献媚。
在湖南，有一些象灭清护洋和铲富济贫的老口号。
有一个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集团有着明显的传统，另一个集团却号称中华共和国政府，它许诺给予自由和平均地权。
①各地起义仍由地方领导，主要由地方问题引起；学生仍不能与秘密会社建立持久的关系。
同盟会约用了两年时间致力于加强它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并通过它们去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但是迄无成效。
爆发了无数次起义，只有少数是由同盟会指导的，较多的起义由秘密会社领导，但绝大多数起义则没有明确的上级组织。
江西的经验是典型的。
虽然在 １９１１ 年前的十年中，经济苦难的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们的运动与农民联系起来。
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
在浙江，农民起义几乎总是完全脱离革命运动的。
②学生激进分子所以不能与秘密会社结成同盟，并通过它们与群众结成同盟，原因并不简单地在于阶级偏见。
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证实，不论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或是秘密会社，都不代表某个单独的阶级或某种单一的观点。
③有些秘密会社并不是一贯反满的，也不是一贯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绅士、商人、地主或官员领导。
的确，在解释秘密会社与知识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动时，学术界的意见着重指出，秘密会社的虚弱与知识分子的清高态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
①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 62—63 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 185—196 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 78—93 页。
②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 192 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 170—171、180 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 171—177、182—184 页。
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32 第4 期（1976 年 8 月）第 807—822 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秘密会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分歧，也有着共同利益。
问题是它（他）们都不代表群众。
这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拥有特殊身分，因为他们受过国外的教育。
他们赞成由有大决断的人对老百姓进行训导，这本身就是他们有此要求的明证；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众。
大部分人留在国外大城市，当他们在中国时，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
不象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
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群众。
例如，绅士经常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这说明传统的社会精英与平民建立关系时困难要比近代社会精英少，因为后者发现自己与城市商人、华侨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农民或游民的共同点。
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
这种情况可从广州地区得到证明，对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广州三角洲，革命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涌现在农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发的和传统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大城镇的秘密会社。
例如，三合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围，并不扩大到农村的农民那里。
民军首先在农村地区、村落和小城镇组成。
它们最初的形式是民团、氏族武装和村社自卫团。
它们逐渐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并与官军交战。
当它们超越农村和集镇而向较大的城市中心发展时（因此容易被动员起来搞超过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会社提供了进行组织、联络和协调的必要手段。
最后，有些民军终于与同盟会接触，并且在广州（也许还在其他重要城市）与它合作。
但到那个时候，许多农村青年已经回转家乡了。
①总之，在广东省，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是农村的严重动乱，而革命派与这种动乱只能建立暂时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来说是最低限度的联系。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区发展新组织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参加现有组织的农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会社提供的联系则要多得多。
同盟会提不出能吸引农民的坚定的土地政策。
的确，它赞成的是农民不愿意资助的那种现代化纲领。
它还缺乏组织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因此，革命派从来未能充分利用秘密会社已经创造的接近群众的机会，也从来未能找到一个比秘密会社更好的中间人。
它更不能直接与群众联系。
当革命派真与一个秘密会社联系上了时，他们又往往不能与普通会员接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 166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 134—139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 145—164 页）；以及《1911 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第 119—141 页。
触。
在运动初期，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并积极参与最初几次暴动的秘密会社会员与其说是一般会员，不如说是会党领袖，这些人受过教育，相当富裕。
②在浙江，与革命派紧密地在一起活动的两个秘密会社都由小绅士领导，其中一个会社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
兰金的说法相当恰切：在诸如此类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对待群众，与其说象对待信徒，不如说象对待军队。
③象绅士阶层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那样，绅士和革命派这时都设法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会社。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 １９０７ 年（约在 ４ 月）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其目的是要团结长江中游一大片地区的秘密会社。
它代表了同盟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抗议派，一方面反对孙中山把力量集中在华南，一方面也反对共进会领袖们认为的那种过分关心理论和知识分子影响太大的现象。
该会最初的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同盟会会员，其内部组织则仿效同盟会。
创办人是强烈反满的，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其他部分则不很热心，特别是对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热心。
共进会会章采用了同盟会的前三点，但把第四点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这个明显例子说明同盟会的思想意识为什么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众所接受。
该会的领袖们声称，地权之所以被改为人权，是因为人权对秘密会社成员更有吸引力。
但农民则发现人权二字神秘莫测。
一个参加者的回忆说：共进会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
①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
许多共进会领袖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不舒服。
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义不同。
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
②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
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 １９０８ 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
大约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或参加了起义——根据不同的说法，总共至少五次，也许多达八次；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成就。
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不很费劲。
没有② 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 138—139 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 98 页。
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卷 11 第 2 期（1973 年）第 193—206 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529—540、617—656 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 99—100 页。
一次有希望触发革命派梦寐以求的连锁反应。
随着失败的升级，同盟会会员内部发生了争吵。
曾经在 １９０５ 年被掩盖的分歧这时把团结的门面搞得粉碎。
在敌视孙中山的新编辑的主持下，《民报》发表了批评共和主义的文章，论调也很悲观。
同时，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 年已经夺走的主动权，逐步增加对外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它们取缔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庇护所的活动。
在国内，它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
革命活动仍在继续，但协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
学生、秘密会社、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满的绅士在以后的两年中各行其是，直到１９１０ 年才开始组成新的队伍。
同时，在 １９０７ 年被逐出日本和在 １９０８ 年 １ 月被逐出河内的孙中山在新加坡避难。
从那里，他又恢复旅行，去访问全世界的华侨界，这时他仍在继续实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经制订的策略。
清王朝的灭亡，１９０８—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０８ 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
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１８９５—１９０８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
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了下去。
与此相反，表面上与 １８９５—１９０８ 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 １９１１ 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
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 １９０８ 至 １９１１ 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但是那些变化只是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 １９１１ 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
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 １８９８ 年维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
１９０１ 年以后的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 １９４９ 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
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 １９１１ 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
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新利益集团的发展。
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
它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
至少在 １９０８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
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
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
到 １９０８ 年，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
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
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
在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 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１１ 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
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阶级的成员。
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
１９１１ 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的新绅士）。
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
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在新绅士中起作用。
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
有的学生还在 １９１１ 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
反对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大联合的出现新 军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
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
例如湖北在 １９０５ 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
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
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
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
①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
他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
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
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
②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
士兵们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
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
③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
征募比较谨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
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
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
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
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
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 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 110—119 页，540—646 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 9 第 1 期（1975 年）第 103—123 页。
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 28 期（1960 年）第 127—149 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 30 期（1962 年）第 183—191 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 383—416 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 365—382 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 143—153 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 期（1974—1975 年）第 151—171 页。
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 374—375页和 377—378 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 15—27 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 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 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 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 1 册第 20 页。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
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学就蔚然成风。
当 １９０５ 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
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
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
尽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
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 １９１１ 年的起义的。
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
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
湖北至少在 １９０５ 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
例如，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
他在参加唐才常 １９００ 年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 １９０２ 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到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
他曾升任新军中的几个要职。
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 １９０４ 年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１９０４ 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组织起来。
从 １９０６ 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
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
早在 １９０６ 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
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 １９０６ 年初到 １９０７ 年 １月）。
这样就开始了 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１０ 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 １９１１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１９０８ 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被调往四川。
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
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来。
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
１９０８ 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
他很快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
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
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
１９０８ 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
甚至梁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
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
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
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
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
当群治学社在 １９１０ 年 ９ 月被振武学社代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
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
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
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
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
①在 １９１０ 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有充分做好。
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
在 １９０９ 年前，他们在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的要职。
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
例如，同盟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
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 １９１０ 年 ２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
②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 １９１０ 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
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 １９１０ 年底，新军的不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
部队来回调动频繁，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
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
１９１１ 年１ 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
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入社。
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
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
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
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共进会进行竞争。
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协调他们的活动。
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 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
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 114 页）提出，到 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 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
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 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 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
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 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34 第 3 期（1975年 5 月）第 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 123—138 页。
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
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们，我们会一无所得。
①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
调解人可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
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１９１０ 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
十六个省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
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
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年。
在 １９１０ 年 １ 月、７ 月和 １０ 月的三次请愿后，１１ 月 ４ 日的上谕答应在 １９１３年召开国会（原定在 １９１７ 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
省议员仍不满意，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
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赢得让步。
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１１ 月 ４ 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
因此，到 １９１１ 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
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
在 １９１０ 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在 １９１０ 年 ７ 月，一份立宪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
六个月以后，随着要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①１９１１ 年 ３ 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②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 111 页。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
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
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
同上，第 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 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 248页。
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
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为激烈。
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
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与清廷对抗。
①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
在改良派领袖人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
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 １９１１ 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
虽然反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
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
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
省议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
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
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
许多商人在 １９１０ 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
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
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１９１０ 年更有所加剧。
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
它最后一次起义的时间是在 １９０８ 年，《民报》在那一年 １０ 月被封。
自 １９０７ 年以来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
有些领导人则铤而走险。
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 １９１０ 年初期被关进监狱。
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
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
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们热烈响应。
有几位会员在 １９１０ 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带的活动。
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 111—113 页。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
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备，他们在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
这次起义在几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进一步低落。
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
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民国的诞生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它在 １９０８ 年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
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
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
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
政府的改革为地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
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评。
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
它在 ４ 月底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
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
总之，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
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在 １９１０ 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
在 １９１１ 年，它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
在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
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
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
革命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服务的反汉人政策。
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
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
①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部长。
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
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
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
这些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
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
北京在这个争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 １９１０ 年军事预算几乎是 １９０５ 年的八倍。
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 82 页。
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也反对各省借外债。
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
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们商量。
这就是问题的中心。
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是。
１９１１ 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
（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
）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命派的作用。
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
三民主义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备违反它们；但在 １９１１ 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
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
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
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对清政府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
他们有的人自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
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
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步促进了这个主张。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
①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之事。
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
十六天以后，在 １９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阁。
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
其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
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 117 页。
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 581 页注①）。
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 3 第 3 期（1977 年 7 月）第 321—344 页。
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
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
在新绅士的身上，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
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
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
象梁启超、孙洪伊、蒲殿俊（四川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闿（湖南省议长和宪友会会长）不但在清政府让步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而且在铁路国有化和外债方案的问题上与张謇发生尖锐的分歧。
除了张謇这一派外，立宪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
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
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
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的行动。
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强。
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
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
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举任职而取得的。
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谘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
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
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
到１９１１ 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 ６ 月初回到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
在 １９１１年 ４ 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
内部分裂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
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
但在政府第一次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争的办法。
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
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
６ 月 １ 日，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
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
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
从 １９１０ 年年中直到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
湖南、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
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 １９０５ 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１９００—１９０２ 年在日本留学，１９０６ 年加入同盟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的人）。
１９１１ 年的改组从 ５ 月到 ７ 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章。
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
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
①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
它在 ８、９ 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 １９１３ 年发动大起义。
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
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
１９１０ 年的麻木状态消失了，使 １９１３ 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
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 ５ 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
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
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
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
北京顽固地拒绝谈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 1 册第 2—11 页。
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 7 第 2 期（1974 年）第 477—496 页。
判。
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
①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②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
在他的领导下，６ 月 １７ 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
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
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
③它办了三种报纸。
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
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
④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
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 ９ 月 １ 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
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 １９１１ 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
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
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
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
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
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
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
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
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
①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
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
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
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①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 193—227 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② 同上，第 188 页。
③ 同上，第 208 页。
④ 同上，第 215—216 页。
①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 年 9 月 9 日，第 598 页。
《北华捷报》在 7 月 15 日至 9月 23 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
9 月 9 日、16 日和 23 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
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
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
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
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
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
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
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
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
这些口号取自 １８９８ 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
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
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
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
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
当天（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
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
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
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
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
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
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
到 ９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
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
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
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
同盟会和秘密会社的人领导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
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
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 １０ 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 １０ 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
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
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月 ２７ 日又有另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
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
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
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忘掉 １９１３ 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
当 １０ 月 ９ 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定行动方针。
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
黄兴希望在 １０ 月底几省同时起义，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
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
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
警察正在步步进逼。
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击。
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
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
似乎到处都是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
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
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
经过 １０ 月 １０ 日一个下午的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
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驻守。
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起而带领约三百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
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司令部。
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
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
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 ４６０９ 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
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
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
他自 １８９６ 年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
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
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
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
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
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１０月 １１ 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
还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们之前收兵回营。
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
但他仍不让步。
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
至少在他们内部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
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
同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
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
他一方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
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疑新政体的稳定性。
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了妥协的姿态。
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
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分送给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
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
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
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
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
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
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称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
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
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
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
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
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
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时刻。
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
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
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
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当局宣布自治。
在 １０ 月份第一批独立至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清帝逊位这段时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
在新军官、谘议局领袖、前清官员、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
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
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
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
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 １９００ 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
１９１１ 年的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体。
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
在分析 １９１１ 年时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
最普遍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领导。
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
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
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
晚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
到了 １９１１ 年，那些束缚被打破了。
１９１１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
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
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
①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
早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
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
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
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议）。
因此到 １１ 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
１９１１ 年后期和 １９１２ 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
这些是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
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
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 １９００ 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
从 １９１１年起在谘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
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
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
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①革命派锋芒的消失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过贡献和在 １９１１ 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
例如，黄兴在 １０ 月 ２８ 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
其他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
甚至孙中山在 １９１１ 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的思想已被遗忘。
总之，如果与他们在 １９０８ 至 １９１１ 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相比，革命派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
他们的接触面最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 100 页。
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 １９１１ 年 １０—１１ 月各省独立运动至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
在那几个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力量。
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样。
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
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 １１ 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的革命派商谈。
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
①大约从 １１ 月 ８ 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
他是否会迫使满洲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
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 １２ 月 ２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地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
反对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的总统。
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
他们终于在 １２ 月 ２９ 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 ２ 月初才达成。
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
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
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
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
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
①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
在与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 48 虚岁。
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 230—231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
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9第 3 期（1970 年 5 月）第 581—602 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逊位的谈判。
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
革命军在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
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
他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
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
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
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
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
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
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响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
张謇在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
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于象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象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
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这样做的。
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
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１２ 月 ２０ 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
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
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
他随即向袁世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
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后，他在 １２ 月 ２８ 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
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１２ 月 ２０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
① 那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
如果袁世凯的地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１２ 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
当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
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杂志》，卷 32 第 2 期（1973 年 5 月）第 405—423 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5 第 2 期（1966 年 2 月）第 213—217 页。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 419—442 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 134 页。
是日本的盟国。
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
他在 １０ 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留至 １１ 月 ２１ 日。
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
孙中山自己的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 １２ 月 ２１ 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略。
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袁世凯的军队。
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
但孙中山需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
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不取军事解决。
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
孙中山还相信，他进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
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
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
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赞成内阁议会制的人。
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
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①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 １２ 月 ２０ 日协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
总之，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
②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
在 １ 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
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
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
１ 月末，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
２ 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处于僵持状态。
当清朝在 ２ 月 １２ 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
①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 3 册第 428 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 435 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 年），第 106—109 页。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
当袁世凯在快到 １ 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
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
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
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
在 １９１２ 和 １９１３ 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
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
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 １９１３ 年。
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