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１８２０—１８７７ 年）——于 １８６５ 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 １８７０ 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
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
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
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动乱。
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②１８７１ 年 ７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在新疆的统治了。
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 １８７２ 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
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
１８６６ 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
可是在他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
１８６８ 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了这项重任，并于 １８７３ 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
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
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
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到惊慌。
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
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
他们认为徐 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 18—22 页。
②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 207、210—213 页。
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
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１）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２）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３）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５）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
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
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
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
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１）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２）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３）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４）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５）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
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
①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
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
因此，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 １８７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
到 １８７６ 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３ 月间便移节肃州。
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 １１ 月便征服了北疆。
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 １８７７ 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
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要快。
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 １８７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自杀身死。
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
到 １８７７ 年底，除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① 徐中约：《1874 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5 年）第 212—228页。
的条件。
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
率领使团的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
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
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 年间业已明显暴露的俄国经济危机。
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组成。
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几条要求。
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
纳崇厚（１８２６—１８９３ 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准备。
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戒备。
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
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
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
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
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
１８７９ 年 １０ 月 ２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
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
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
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①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②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
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纳 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 227、231—2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5 第 38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 17 第 16—19 页。
及国家是否有备。
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
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
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
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
③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
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
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于 １８８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
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
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
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
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 １８８０ 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
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
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
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据，认为战争不可取。
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
①曾侯和 １８８１ 年的圣彼得堡条约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
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
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 18 第 18—22 页，1880 年 1 月 16 日。
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
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
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
由于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 １８７８ 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
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
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
①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
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
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
这些条款全都载于 １８８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
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
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 １８８４ 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
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
①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
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 １１１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 １４０—８７ 年）——已被征服。
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公元 ６１８—９０７ 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
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 235—236 页。
这些汉学家包括 V.瓦西里耶夫、M.I.维纽科夫和 V.拉德洛夫。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 189—196 页。
西方的影响是 １６１５ 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
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１７８８ 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
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 １８０２ 年起到 １９４５ 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
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 １８５９ 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
１８６２ 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
１８７４ 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
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
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 １８７４ 年的条约。
①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 １８８０ 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
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
到 １８８２ 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
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
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
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
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
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 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年）。
①①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① 伊斯特门：《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4 第 4 期（1965 年 8 月）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
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
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
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
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
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
②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
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
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
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
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
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于 １８８４ 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这一协定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
处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朝廷。
①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
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 １８８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
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
８ 月 ２３ 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 １８６６ 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
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第 604—605 页。
②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3 册第 1070—1071 页。
① 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 4 — 5 章。
和平解决慈禧太后从 １８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１ 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 １２ 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
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
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
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
１８８５ 年 ６ 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
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
①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
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
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
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
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
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 １８８５ 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
１８８６ 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
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① 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
朝鲜李朝（１３９２—１９１０ 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
从 １６３７ 至 １８９４ 年，有 ５０７ 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 １６９ 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
①由于受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
实际上，自 １６３７ 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
但是，朝鲜宫廷曾于 １７８６ 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 １８６４ 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
１８６６年 ２ 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
１０ 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迳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
法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
同年 ８ 月，一艘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
这艘船的行径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
１８７１ 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
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
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
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
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即撤离。
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 １８６７ 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
到了 １８７９—１８８０ 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
①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 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
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 １８７３ 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
① 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 90—111 页。
① 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经过》，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17 第 3 期（1958 年 5 月）第 363—381 页。
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一）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四）为 １５９２和 １５９７ 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
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 １８７５ 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
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
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②探听中国的反应。
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
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
１８７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
条约载明：（一）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二）互派使节；（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四）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
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 １８７９ 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
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
１８８２ 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
１８８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
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
①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②高宗于 １８７３ 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
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满情绪，于 １８８２ 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
闵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
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
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五十五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② 此人即森有礼。
① 因为如果将这项声明载入条约，美国参议院就会拒绝批准该约。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情况，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军和筑兵营。
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
１８８２ 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
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
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
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
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１８８２ 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袁世凯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 －日友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
１８８４ 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 １２ 月 ４ 日发动政变。
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
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
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 １８８５ 年 ４月 １８ 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
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
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
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
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 １８８５—１８９３ 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
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 １８９４ 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１８９４ 年 ３ 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
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
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１８９４ 年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
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１８２４—１８６４ 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
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 １８６４ 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
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
１８９２ 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
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
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灭东学党人，八千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
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决。
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停。
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
３ 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局势。
①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
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
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援。
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 １８９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将中国向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
②８ 月 １ 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较量。
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
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
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 16 页。
② 高升号是中国当局租用的一艘英国轮船。
它被击沉之事曾激起英国国内某些愤慨，由于日本允诺负责赔偿该轮，并保证英方在华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
见 L.K.杨前引著作，第 16 页。
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
不仅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
这两支海军于 １８９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
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
当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首，失去领导。
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
在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
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
１１ 月，日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
１８９５ 年 ２ 月，当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
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