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做了论述。
他在此书第 １３５—１４４ 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号第 ２４２—２４９ 页）一文的基础。
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儒家盐谷宕阴（１８１０—１８６７ 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１９３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７８—５４５ 页）做了探讨。
佐久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编的《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
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 ４５３—４９５ 页）一文中做了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
卫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 ３卷：《日本法与亚洲》，第 ５３—７１ 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
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 ２８０—３１２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
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１９７０ 年第３０ 期第 １４９—１９３ 页）一文。
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
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人的看法》第 ６１—１１４ 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第 １９３—２６２ 页。
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７２ 年）。
有关梁启超和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 ２３—２５ 页）、威尔逊的《梁启超对 １８９０ 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载《日本论文集〔１９６１ 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王韬是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
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做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
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１９６２ 年第 ２１ 期）、《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４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年第 ７、８ 期）、《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１９６８ 年第 ２７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１９７０ 年第 ８ 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１９７５ 年）一书中。
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１９６７ 年）一书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 １９６０ 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和统计数字。
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１９４４ 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
斯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１９００—１９１０ 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 １９０—２１３ 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志。
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１８９１—）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３０〔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第 ２４—３３ 页），以及《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３１，〔１９６６ 年 ６ 月〕第 ２８—３３ 页）。
景梅九的自传《罪案》（北京 １９２４ 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１９６６ 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４〔１９５４ 年 ９ 月〕第 ５７—８３ 页）和《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２〔１９５２ 年 ７ 月〕第 ３１页）。
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
欧内斯特?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３ 期第 １１３—１６２ 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
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性在钱存训的《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载《远东季刊》第 １３ 卷第 ３ 期〔１９５４ 年 ５ 月〕第 ３１８—３１９ 页）。
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３７８ 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 １６３—１８９ 页）。
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
在《思想》（１９５７ 年，第 ７９—９３ 页）和《中国》（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
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在 １９６７ 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做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
最早的中文译本是 １９０３ 年版。
孙中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１９４０ 年）一书。
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在东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
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
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
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
关于北一辉，可见乔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 ４ 册第 ４２４—４８０ 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 Ｉ．Ｈ．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１９６１年 ５ 月号〕第 ４４９—４６１ 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号〕第 ２４９—２９８ 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１９６６年 ２ 月号〕第 ２１３—２２７ 页）。
第七章 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
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１８９８—１９１２ 年中国的改革运动》。
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由于张朋园这部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１９６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３０ 页。
还可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它研究了积极参与运动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年》一书则考察了这个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
在人民共和国也有阐述立宪问题的著作，如胡绳武和金冲及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李时岳的《张謇和立宪派》。
关于晚清的兵制问题，其概论见之于 １９３０ 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后来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二书。
下面三本书就制度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威尔的《１８９５—１９１２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
又见之于陈志让的《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年》一书。
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资料则包括在舒新城 １９２３ 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一书中。
又见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专著比较缺乏。
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见马里纳斯?Ｊ．梅杰尔的《中国近代刑法介绍》；另有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和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
在货币制度方面，见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两本书阐明了 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年间社会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况，它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贝斯的《１８９５—１９０５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