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它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
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
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
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一书最多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动。
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１９０９ 年，６ 册）和《第二次》（１９１０年，５ 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
盛宣怀的文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
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
两本专例研究著作是卡尔森的《１８７７—１９１２ 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
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
他的《盛世危言后编》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
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１８６４ 办至 １９４０ 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业。
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１８６３—１９１１ 年》。
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１８４０—１８９５ 年》（两卷本）；汪敬虞编的《第二辑，１８９５—１９１４ 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 １９５７年和 １９６１ 年在北京出版。
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
它们也对近年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１７５０—１８８０ 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
许多学者已开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迫。
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
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载《清华学报》〔１９７０ 年第 ８ 卷第 １—２ 期〕第１８６—２０９ 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１９７０年第 ６ 期〕第 ２３—４６ 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