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清廷的腐败和北洋水师指挥的昏庸，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的命运。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两建造颐和园的行径，她对太监的信任以及世风普遍败坏，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选用僚属只凭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和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方正与否，因此在北洋水师指挥部中不正之风盛极一时。
许多将领都向阉宦总管李莲英祸历史丛书》，第 5 册。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 464—465 页。
① 在 1895 年 4 月 30 日的请愿书中，签名的人数有 1200—1300 人。
② 即刘铭传。
讨好，用贪污的公款给他送礼，李莲英又转而庇护他们的不法行为。
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
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在决心作战以前曾使尽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
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瓜分中国的危险三国干涉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
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
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
①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
参加俄国这一行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
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
英国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
①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
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要标志。
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拒绝警告，不惜一战；（二）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三）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
１８９５年 ４ 月 ２４ 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为他耽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
最后，日本政府决定由中国付银五千万两赎回辽东。
列强将赎款减为三千万两，于是李鸿章便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 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一亿两给中国偿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
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九百万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
１８９５ 年，北京向俄－法银行财团借款四亿法郎，利息为四厘。
随后于 １８９６ 和 １８９８ 年，又向德－英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
在 １８７４ 年的争论和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 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翻译并编辑的英文译本，第 83 页。
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 17—18 页。
帮助中国颇感失望。
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
结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
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
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
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
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 １８９６ 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
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
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
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
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
①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
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
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
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
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清。
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
李鸿章热衷于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87 页。
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
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
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在 １８９７ 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
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 １８９７ 年 １１ 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
１８９７ 年 １２ 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 ３ 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
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
这时俄国人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
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①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
②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
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
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
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 70—71 页。
在作出决定以前，内阁曾举行五次长会进行讨论。
② L.K.杨：《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 91 页。
英国只愿承认它在中国有利益范围，不承认有势力范围。
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
先在 １８９８ 年，然后又在 １８９９ 年，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
但是，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
当时，中国海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的。
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
海约翰于 １８９９年 ９ 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
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其内容有如下述：（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 １９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
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
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 １９００ 年 ７ 月 ３ 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
这完全是一项表态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
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
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义和团起义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的宫廷政变，它一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
荣禄和裕禄及启秀等其他保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
这些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
１８９９年 ２ 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１０ 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
１８９９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
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①１８６０ 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
外国人同情 １８９８ 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
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
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
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１８５８ 年的天津条约和 １８６０ 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
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
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
①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
他们自封为儒家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
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 543 第 5 页；英译文载谭春霖：《拳乱》，第 32 页，译文略有删节。
① 参见《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光绪二十二年。
——译者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
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 １１ 章）。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
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进步分子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
然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灭洋人。
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敝。
随着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很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
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１８６１—１８９４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
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当时正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
很多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１８９８ 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庄；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
此后，１９００ 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
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在迷信、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动在 １９００ 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英文的 Ｂｏｘｅｒｓ 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术而得名。
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 １７９６—１８０４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
１８０８ 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头目。
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 ２５ 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
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之内就可完功。
义和拳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兄。
称洋人为大毛子，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
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
①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
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
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能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
因为他们排外，他们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 １８９９ 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组织都具有这种思想。
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组织则大部分是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
当义和拳拳民于 １９００ 年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
②然而，在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秘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
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挑起的骚乱负责。
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
他建议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
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 １８９７ 年被杀害（德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
毓贤后来于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
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
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
官府的支持给他们壮了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朝廷奏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
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
①当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王、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
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思想禀告给慈禧太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
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① 对义和团的介绍系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 4 册第 433—439页。
参看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兴起》，第 465—467 页。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 589 页。
珀塞尔：《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① 谭春霖：《拳乱》，第 46、59 页。
中文原文载《大清德宗实录》，卷 439 第 23 页。
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
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
朝廷继续偏袒拳民，并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令宣布，练武自卫的百姓不得被视为歹徒。
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
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
①这道上谕和 ４ 月份另一同样性质的上谕进一步助长了拳民的活动；５ 月，拳民在直隶省高洛村搞了一次大暴乱。
总督裕禄得知太后暗中庇护拳民，就没有要求惩罚他们，朝廷也未采取惩治措施。
拳民越来越胆大，他们毁坏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朝廷考虑把义和拳办成民团武装，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阻挠。
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具有神通的报告印象颇深，便把他们召到了北京。
他对义和拳的头目们嘉勉备至，并命令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宫廷侍从学习他们的武艺。
王公贵族当时都聘请拳民守卫住宅，而且有些正规军也加入了义和拳。
高涨的排外主义浪潮，促使外国使节于 ５ 月 ２８ 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调来军队。
总理衙门企图限定每个使馆只能有三十名卫队，但在 ６ 月 １ 日和３ 日，到达北京的第一批队伍却包括了俄、英、法国人各 ７５ 名，美国人 ５０名，意大利人 ４０ 名，以及日本人 ２５ 名。
５ 月 ２９ 日，朝廷再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 ６ 月 ３ 日切断了京津铁路线。
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掌管铁路电报的盛宣怀奏请镇压这类活动，但未收效。
当朝廷完全为反动人士所控制时，外国使节开始担心在京外国人的安全。
英国公使向天津的西摩尔海军上将请求援助，于是一支有 ２，１００ 人的各国联军在 ６ 月 １０ 日乘火车离津。
在京津之间的中途，义和拳袭击了外国远征部队，阻止他们向北京行进。
京津两市之间的电线被切断，使北京的外国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同一天，拳民纵火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避暑山庄。
６ 月 １１ 日，日本使馆书记被反动的回族将军董福祥的军队杀害。
６ 月 １３ 日朝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到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外国军队。
总督裕禄和提督聂士成奉命抵挡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推进。
大沽炮台的指挥官严阵以待，防止突然袭击。
从 ６ 月 １３ 日开始，大批拳民麇集于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把官员拖到大街上当众侮辱。
他们对已死的传教士掘墓挖尸（甚至对早期耶稣会士的遗体也不例外），袭击使馆的卫队，并于 ６ 月 ２０ 日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拳民们在天津全市区横冲直撞；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外国军队在 ６ 月 １７ 日占领了大沽炮台。
与此同时，西摩尔的远征部队又打回天津。
端王、刚毅和太后当时都同意，全力攻击各国使馆对洗雪半个世纪的屈① 谭春霖：《拳乱》，第 60—61 页，英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载《东华续录?光绪朝》，卷 157 第 11 页。
辱来说是必要的。
６ 月 １６ 日在就此问题进行第一次廷议（为此前后共举行四次）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枪炮不入之不可信。
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
这次廷议并未作出决议，但发布了召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 ６ 月 １７ 日第二次廷议时，太后透露了列强提出的所谓四点要求：规定一特别地点供皇帝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征集地方税收；以及允许他们指导中国军事。
至于第四点，她秘而未宣，据说是要求恢复皇帝的权力。
这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国应为反抗任何外国的行动而决一死战。
６ 月 １８ 日的第三次廷议仍未作出决议，但于 ６ 月１９ 日传来的消息说，外国人已要求大沽炮台投降。
６ 月 １９ 日太后召集第四次廷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她决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国作战，并驳回了光绪帝延缓执行此一决定的尝试。
６ 月 ２１ 日，北京收到一份关于大沽和天津战况的含糊不清的所谓捷报，于是清廷满有把握地与各国宣战了。
①当时朝廷正式命令各省当局组织拳民反抗外国侵略。
在北京，拳民公开受到官方资助，庄王、刚毅和端王担任义和团各团队的官方指挥。
这些团队和董福祥将军指挥的官军一起对各国使馆和北堂（罗马天主教）发起进攻。
庄王悬赏捉拿外国俘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
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支持。
在使馆区，有 ４５０ 名卫队、４７５ 名平民（包括 １２ 名外交使节）和 ２，３００ 名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
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
英国尤其关切它的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
在 ７ 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许多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英、德两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
当时在伦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承者。
②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4 册第 2196—2198 页。
②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 171 页。
线行动。
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动，宣称掌握大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
①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
朝廷在 ６ 月 ２１ 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
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
因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
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
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的控制。
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
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
而与此同时，朝廷在 ７ 月 ３ 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７ 月 １４ 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
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
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
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
７ 月 １９ 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
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７ 月 １４—２６ 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 ７ 月 ２６ 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来。
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 ７ 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 ８ 月 ４ 日才向北京进发。
这支联军有 ８，０００ 名日本人，４，８００ 名俄国人，３，０００ 名英国人，２，１００ 名美国人，８００ 名法国人，５８ 名奥地利人和 ５３ 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 ８ 月 １４ 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
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①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4 册第 2203 页。
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
清帝曾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
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１０ 月 ２３ 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
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 ２３１ 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
在此以前，即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
７ 月 ８ 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从 １８７０ 至 １８９５ 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
①７ 月 ２１ 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
８ 月 ７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远征军。
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
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９ 月 １８ 日抵达天津。
当列强声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荣禄去西安。
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 １１ 月 １１ 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
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
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
东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
他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将军。
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
列强坚持必须惩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① 他这样做，并没有听从英国人强烈要求他留在广州的劝告。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 175 页。
国 别俄 国德 国法 国英 国日 本美 国意 大 利比 利 时奥 地 利其 他两 数１３０，３７１，１２０９０，０７０，５１５７０，８７８，２４０５０，６２０，５４５３４，７９３，１００３２，９３９，０５５２６，６１７，００５８，４８４，３４５４，００３，９２０１，２２２，１５５占总数的百分比２９．００２０．００１５．７５１ｌ．２５７．７０７．３０５．９０１．９００．９００．３０万民。
①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
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提到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
德国要求予以严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
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②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中国的联军总司令。
英国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让给它。
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个照会，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
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 １９００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会在 １９０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
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下列主要各点：（１）惩办罪犯。
联军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赐令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
董将军被革职；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死，均追夺原官。
在各省，从判处死刑直到仅仅加以谴责的官员共有１１９ 名。
（２）赔款：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合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三十九年内偿清，年利四厘，并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税作保证。
为了帮助筹措赔款，现行关税应予提高，而且对在此以前的免税货物征税。
赔款的分配如上表。
①① 谭春霖：《拳乱》，第 139、141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3 第 309 页。
① 实际上，赔款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
美国人私下提出的实际要求只为二百万美元，此数已于 1905 年付清。
1908 年，美国政府退还中国 10.785，286 美元；同时保留二百万美元作为以后机动之用，而于 1924 年，把其余赔款也放弃了。
退还的款项由华盛顿当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
为了预备这些学生留学美国，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该校聘用了许多美国教师。
随后其（３）其他重要条款：（一）派代表团赴德国和日本道歉。
（二）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三）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四）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六）在拳民曾经肆虐过的四十五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７ 日签署。
联军部队于 ９ 月 １７ 日撤出北京，但清廷直到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 ７ 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
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１９０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占瑷珲，８月 ３０ 日占齐齐哈尔，１０ 月 １ 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
辽东半岛的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
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持曾祺无签约权。
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 １９０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满洲合法化了。
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
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
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
英国和德国告诫清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
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
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维谷。
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
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他国家也纷纷豁免了赔款：英国在 1922 年；俄国在 1924 年；法国在 1925 年；意大利在 1925 和 1933 年；比利时在 1928 年；荷兰在 1933 年。
许多中国学者把退还庚乱赔款之举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
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 ３ 月 ２３ 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
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
李鸿章仍然主张，通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
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 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死去，终年 ７８ 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
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国，它终于在 １９０２ 年 ４ 月 ４ 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六个月）从满洲撤军。
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
第一批撤军按期执行，但到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该撤第二批俄军时，俄国人又玩弄花招，把军队伪装成保路兵而没有撤离。
此外，他们还要求取得一些新的垄断权，并重新占领了已撤出的城市沈阳和牛庄，这便为对日战争播下了火种。
义和团暴乱的影响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
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
义和团暴乱及其最后的解决有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后果：（１）联军之占领北京和俄国之进犯满洲加剧了国际对抗，使各国担心它们之间会相互发生冲突，从而最后结束各国在中国经济机会均等的局面。
国际间普遍出现了一种愿望，即宁愿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持中国现状。
１９００ 年７ 月 ３ 日美国发表第二个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目的即在力图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并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原则。
接着，英国与德国于 １０ 月 １６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他列强被要求支持），规定署约国不得攫取中国的领土。
帝国主义活动的这种对峙局面使清帝国免于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却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２）《辛丑各国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武器输入被禁止，大沽及其他炮台被拆毁，外国在使馆区内驻扎军队，外国有权从北京到沿海派驻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中国的自卫力量。
有关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暂停科举考试的条款，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３）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总数达 ９８２，２８３，１５０ 两，比原数多出一倍以上。
由于支付必须用外国货币，尤其在银价猛跌的那几年，中国在折算中又遭受额外的损失。
这样大量资本的外流即使不致使中国的经济完全不能增长，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４）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从此组成一个有力的外交使团，有时其作用超过了满洲朝廷而成为太上皇政府。
（５）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残暴表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
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６）尽管清廷为了苟延残喘，企图在实现立宪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是，许多中国人看到满族的力量在崩溃，便转而向往革命。
孙中山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
随着革命脉搏的加速，他的形象也从一名大逆不道的叛乱者一变而为一个爱国的革命家，从而在 １９１１ 年最终促使满洲王朝覆灭。
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联盟的超源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
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
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
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
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
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
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
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０２ 年 ５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
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
最初它选了德国。
伦敦曾希望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
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
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
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１９０１ 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
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
①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
因此传统的恐①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 268—269 页。
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
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
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 １８９５ 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
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
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松方正义的支持。
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
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
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
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
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 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
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
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
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
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
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
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
到达俄国后，他提议：（１）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２）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３）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
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
①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
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
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
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331 页。
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
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
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
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
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
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
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
美国同情日本。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
①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
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①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
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
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谓保护人的手中。
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老的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
可是，他们又告诫说：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
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必取偿于我。
②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 79—82 页。
①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 78、81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 152 第 10—12 页。
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问。
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
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③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
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
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
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
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
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
①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力。
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
还有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
②张之洞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
③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
但他仍然认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
④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
日本政府相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讨了东亚的政策。
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
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178 第 15 页。
①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 年台北重印版，卷 16 第 18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 323—326 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180 第 35 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85 第 21 页。
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
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
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
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俄国，①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的一切权利。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关各外国。
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国军队根据 １９０２ 年 ４ 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条件。
俄国在 ９ 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贸易和作居留地。
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领了沈阳。
前此在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 １８４５ 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
①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
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１）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２）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３）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４）承认日本在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
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 ８ 月 １２ 日提出了建议。
在俄国于 １０ 月 ３ 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 ３９ 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
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的权利。
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和。
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338—339 页。
①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 220 页。
出了战争的决定。
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再着手和平解决。
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
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出面帮忙。
①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
② 为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６ 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
２月 １０ 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向清廷提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
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
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
③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
１月 ２２ 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
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
④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
⑤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
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
⑥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
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
①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 ２ 月 ６ 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
罗斯福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
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 81 页。
②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 78—81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 179 第 4 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 181 第 35 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卷 181 第 16—17 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 181 第 18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181 第 27 页；卷 182 第 5、7 页。
政统一。
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 １９０５ 年春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
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
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
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
②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
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
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
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
①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
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
②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
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 １５ 名士兵。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
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
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 １９０５ 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
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 １８９５ 年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 第 25 页，1904 年 6 月 24 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190 第 12—15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85 第 23 页。
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
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
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
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过在 １９０５ 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
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
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 152 页以下。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１８４０—１８９５ 年①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广泛的记载。
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
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
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
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
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
例如，满洲的经济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经济根本不同。
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
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
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
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
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
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
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 １７２２ 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
这种倾向在乾隆 １７９３ 年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
①因此，十九世纪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 １８００ 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
中国人所建立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
②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天下一辞常常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19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
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
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
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
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
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
作为天下之主，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
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
在理论上，非中国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
这种实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如果非中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
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
《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①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
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
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①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故善战者，服上刑。
②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
）汉、唐时代，儒家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
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
虽然总的说来，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
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 196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 409 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 305 页。
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 １８４０ 至 １８９５ 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最初的反应和惰性，１８４０—１８６０ 年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
这种思想学派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
一方面，它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
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
③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的道义责任感。
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 年）。
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 年），经世学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裕。
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
这批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
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三章）。
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
当叛乱接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
这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题感兴趣了。
１８３０ 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
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
①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
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
但是，随着西方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一带。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 6 页。
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 １８２６ 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
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带。
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 １８３６ 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
①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
但是，如何了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
他 １８３９ 年在广州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
后来魏源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
郭嵩焘 １８５９ 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
②（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态度。
）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
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
后来，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
这些著作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
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
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
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
就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１７３０ 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１７６０ 年版），谢清高的《海录》（１８２０ 年版）。
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
①１８４０ 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 １８６１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
②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
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 １８４１ 年被译成中文，书名《四洲志》。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林则徐。
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 １８４１ 年交给魏源，魏源于 １８４２ 年将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4 册第 461 页；第 6 册第 491、535 页。
②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1 册第 132—134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 145 页。
② 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 年序）。
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
有七部现已遗佚，仅存书名。
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
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
③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
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英国战俘那里得到的。
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于 １８４８ 年出版。
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
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
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
魏源认为，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
因为徐继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
这样，他每天写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
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
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
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
①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方面是有贡献的。
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
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一口头禅上。
１８２１—１８６１ 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
②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
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
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
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１８４３ 年 １ 月，他的《海国图志》第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
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506 页。
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 6 第 2 期（1972 年）第 151—204 页。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 8 第 10—11 页。
徐继畬：《瀛环志略序》。
魏源：《海国图志序》。
也可参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 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
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
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
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
①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
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
其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
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 １８４０ 至 １８５０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 １８６０ 年以前问世。
②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图。
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
解释最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①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直接激发出来的。
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
总起来说，正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的暂时办法。
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
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
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
因此，这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
中国人在对待远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
中国的用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策。
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战争的灾难。
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 2 第 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
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
关于这些著作的全面叙述。
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 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 87 第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 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 84 第 1 — 6 页；卷 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谢清高和杨炳南：《海录》，卷 1 第 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 248—249、860 页。
《史料旬刊》，卷 38 第 398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59 第 48 页；卷 63 第 38—39 页。
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 6 页。
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7 页。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 17 第 48—49 页。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
③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朝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
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证明。
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
①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
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
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
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钦差大臣胜保，②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
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
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
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
④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
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
这一概念很容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①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
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
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80 第 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 36 期第 340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80 第 4 页。
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 1 第 36 页。
①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 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 36 期第 340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34 第 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 1 第 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 30 第 10 期（1965 年）第 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 3 第 1 期（1941 年）第 1 — 4 页。
夏燮：《中西纪事》，卷 1 第 19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0 第 35 页。
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
在战争之后的讨论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
反对派所依据的论点有两个。
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
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
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题。
②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的企图。
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
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
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
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
显而易见，１８４０ 年的政策同 １８７０ 年以后在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
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
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１７９３ 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 １８１６ 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
中国人不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
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
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
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
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
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的印象。
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
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①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1 第 21—22 页；卷 24 第 36—37 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 2第 1 页。
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 191 页。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②应该承认，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
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
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①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
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
人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
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②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仍然盛行。
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
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令裕等人。
③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
例如，道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
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
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１８４９ 年隐退。
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
①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
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② 《史料旬刊》，第 38 期第 399 页。
① 萧令裕：《英吉利记》，第 1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 11 帙。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35 第 10 页。
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道。
② 黄恩彤：《抚夷纪略》，第 2 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 2 第 5 页。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 2 第 2 页。
《史料旬刊》， 38 期第 402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4 第 30 页；卷 5 第 25—26 页；卷 9 第 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62 第 44 页。
夏燮：《中西纪事》，卷 3 第 21—22 页。
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 12 第 3 页。
汤彝：《柚村文》，卷 4 第13—14 页。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 1 页。
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 3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 11 帙。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35 第 9 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529 页；第 6 册第 240、459—462 页。
阵地。
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的军事战略论文。
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
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
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
②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
从最初的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
例如，１８４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
还有，１８４６ 年５ 月 ８ 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
③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
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藻。
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
１８３２ 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
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
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
①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在 １８４０—１８６０ 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
由于拒不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
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382—383、386—387、403—409、420、422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58 第 33 页；卷 75 第 28 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569 页；第 5 册第 531 页；第 6 册第 543 页。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 130 页。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１８６０—１８９５ 年中国人承认变局１８６０ 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
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
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
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 １８６０ 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
现有的史料表明，１８４０ 和 １８６０ 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 １８４４ 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
①但是在 １８６１ 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 １８６１ 至 １９００ 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意义。
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 １８６４ 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
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 １８６５ 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
丁日昌在 １８６７ 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
李鸿章在 １８７２ 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
②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
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１８６２ 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
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
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
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已。
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
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
①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 4 第 3 页。
郭嵩焘也认为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 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 11 第 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 7 第 2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409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 第 25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9 第 45 页。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 3 第 1 页。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 215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 第 9 页。
王韬：《韬园尺牍》，卷 7 第 2、17—18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8 页。
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 3 第 8 页。
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
首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
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下去的西方人赶走。
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中国在随后几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 １８８４ 年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
②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
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军事力量。
高级官员杨昌濬在 １８７４ 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
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
李鸿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
此外，轮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
③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是海上强国。
１８７４ 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
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
①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
１８６５ 年黄恩彤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
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
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
②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
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京师。
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见略同。
③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
邹诚敏锐地发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
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 17 第 18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409 页。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 5 第 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9 第 32、34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9 第 32 页。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 1 第 1 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40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9 第 14、32、34、52 页。
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
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
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
他在 １８７４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
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
俄国赫然耸立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
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强入侵的威胁之下。
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
①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
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
１８６７ 年丁日昌对西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
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
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
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②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 ２２１ 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
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
例如，１８７４ 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
张裕钊在八十年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
③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
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信念和敏感。
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
王韬、丁日昌、郑观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穷则变，变则通。
从 １８６０ 至 １８９５ 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
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
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
①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的变化。
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
由于所有巨大的历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 １８６０ 年后的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 209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33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 2 第 41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 第 25 页。
吴云：《两罍轩尺牍》，卷 8 第 18—19 页。
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116 第 5 页。
薛福成：《海外文编》，卷 3 第 8 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40 页。
张裕钊：《溓亭文集》，卷 2 第 5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8 第 25 页。
新形势描绘成运会。
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因此是不能抗拒的。
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
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
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
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
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
②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
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
①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１８６４ 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
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
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
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
②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的机会。
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方法。
③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呢？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② 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 9 第 5 — 6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8—39 页。
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 1 册第 1 页。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 7 第 16—17 页。
郑观应：《易言》，卷 1 第1 — 2 页。
汤震：《危言》，卷 1 第 13 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 28 第 12 页。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 11 第 11—12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5 第 3 — 4 页。
郑观应：《易言》，卷 1 第 2 页。
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 1 册第 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 7 第 3、34 页。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 12 第 20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484 页。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
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
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力。
①１８６１ 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
实际上，早在 １８５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郭嵩焘就奏请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
１８６１ 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切性。
但是这些建议直到 １８６２ 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
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 １８６１ 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
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
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
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
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１８６３ 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
１８６４ 年在广州和 １８６６ 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
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
到 １８６７ 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 １８７９ 年，又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
②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
与何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
开明官员非常重视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
丁日昌 １８６７ 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
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西方人。
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
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
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
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①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在京师，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祥。
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
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 5 第 528 页。
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 21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48 页。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 3 第 25 页。
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 年》。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1 册第 133—134、234—235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23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714 页。
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
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 年）。
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
１８５８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
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
１８６０ 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
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者。
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
他隐退以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
中法战争期间，他用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
①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
１８７０ 年，他声称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
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
１８７１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外交政策相比。
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外战争而痛惜不止。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
②１８７２ 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
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 １８７０ 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
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
他主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
因此 １８８３ 年他反对同法国作战的政策。
③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
这就是 １８６４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原因。
同样地，１８６６ 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人进入该城。
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把该城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
他在信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1 册第 130、139 页；第 2 册第 624、851、863—864、898—900 页。
关于郭嵩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 22—2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0 第 27—28 页；卷 11 第 10 页。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 12第 37—38 页。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 1 第 252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33 第 10 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4 第 1259—1260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900 页。
末举叶名琛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条约而被英国军队抓走了。
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协助郭嵩焘处理这次危机后，他在 １８６６ 年写道：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
①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
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
根据丁日昌的说法，这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
１８６４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坚决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几个法律权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坚决要求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通航，以及法国人要求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
丁日昌明确宣布了他的原则：在外交事务上，条约上的条款应予履行，不在条约上的事项应予禁止。
②根据某些高级官员的说法，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对所有外国人以诚相待。
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诚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
③这是 １８６０ 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这段时期改革派的指导原则。
恭亲王和文祥以西方军队按照条约迅速从北京撤退为例子（见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断言西方人与中国历史中企图获得中国领土的其他外夷不同。
用信义使他们就范，以此驯服他们的野性，中国便能为自己谋利。
④曾国藩 １８６２ 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在处理自己的外交事务方面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它毋须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寻求基本原则。
具体地说，中国对待蛮夷的政策应该是忠、信、笃、敬。
他进一步解释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
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
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①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
１８６４ 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
１８７６ 年郭嵩焘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②后来，曾国藩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
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
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
③郭嵩焘在 １８６１ 年也持类似观点。
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65—68、98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1 册第 397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1 第 32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69—7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 295 页。
④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1 第 17—18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18 第 17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 7 第 16 页。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 8 第 16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30 第 49 页。
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仁慈的行为。
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
这种诚笃外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
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
某些官员如曾纪泽，在七十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信的思想。
④在某些方面，这种守信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尊重条约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中国不是从西方学来的。
从很早的时候起，这种信念就已经成了中国人经世治国的一个因素。
把握时机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外，当时的开明之士还认识到中国必须把握变局的时机，以图在军事上强盛起来。
这种观点导致在天津进行西式训练，建立神机营，利用西方武器反对太平军和建造兵工厂与轮船（见上卷第九和第十章）。
但是，自强的倡议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这种军事计划。
事实上，他们谨慎地遵循某些原则。
首先，由于他们一开始就设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教给中国人，中国必须偷偷地学习它们。
１８６４ 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之间的通信在讨论弹药生产和造船业时，都极力强调学习外国人的军事秘密，但决不可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满。
①其次，这些高级官员坚决认为，中国在实行军事自强的计划时，应该始终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
这种态度表现在 １８６２ 年李鸿章对于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的疑心、１８６３ 年恭亲王和曾国藩坚持中国人控制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行动（见上卷第九章）和 １８６４ 年英法教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
三十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耽心中国不能继续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
最后，改革派曾试图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
六十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
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
①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
自强一词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④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1 册第 187 页。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 155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9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 1 第 6 页。
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41—45 页。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 2 第 711—713页。
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
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
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怕这些夷狄。
②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
１８９５ 年以前，至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
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
１８４０ 年 ７ 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
③ １８６０ 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
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
但是在狭义上，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
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
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
自强是士大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
虽然自强在理论上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１８６０—１８８０ 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
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
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
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
以自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设立的暂时性机构。
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
这种局（如中国轮船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
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改革思想。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
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题。
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
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
李鸿章把他 １８６４ 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等。
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② 《易经》，卷 1 第 5 页。
《宋史》，卷 414 第 10 页。
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2 第 29 页。
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
①李鸿章在 １８７４ 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
他作出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１８８１年 １ 月他在给学者王闿运的一封信中甚至讲得更加明确，即内须变法。
①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 １８７５ 年、薛福成在 １８７９ 年、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
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重。
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
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 １８９４ 年以后才流行起来。
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
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
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有明显进步。
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
１８５１ 年以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
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
很多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
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
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梁。
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１８５２ 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
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１８５３ 年 ８ 月至 １８５８ 年 ５ 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
１８７４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
① 江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30 期（1970 年）第 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第 10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 第 12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9 第 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 2 第 4 期（1970 年）第 1—20页。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 1 第 105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 第 16 页。
李宗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
从开始翻译的 １８６８ 年到 １８７９ 年６ 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
销售量已达 ３１，１１１ 部。
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
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
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
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编》（１８７６—１８９２ 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
②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西学。
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
从 １８６６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
从 １８６６ 至 １９００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 １５８ 部。
①这些日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
虽然变法计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 １８８５—１８９５ 年时期则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
１８７９ 年薛福成在他关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但其体应为工业化。
②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
也有人讨论农业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 １８７７—１８８１ 年在甘肃把它付诸实施。
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农村集市的好处。
１８９５ 和 １８９６ 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 6 第 56 页。
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 11 第 11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00 第 24—25 页。
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23—25 页。
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 4 第 2 册（1974 年 12 月）第 729—777页。
① 在《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 10 页。
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
①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
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
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１８７５ 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
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 １８９０ 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
②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
这种传统思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
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
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9 第 59—60 页。
陈炽：《庸书?内篇》，卷 2 第 2 — 3 页。
孙文：《国父全集》，第 5 册第 4 — 5 页。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 136—137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480—482 页。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 1 第 1 页。
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１８６０—１８９５ 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
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
这种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
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识（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压力加强的 １８６０ 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
排外主义的范围广泛。
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反击。
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
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
最基本的原因是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
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
大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
模仿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
他问道，如果一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
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
①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
刘锡鸿举俄国和美国为例。
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
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为代价。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
①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34、277—283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4第 25 页；卷 79 第 1 — 2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1 页。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
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
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
他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
归根到底，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他们多么精通西法。
②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
相反，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
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
义利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１８８９ 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
③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
他们坚持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
他们问道，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
①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条件不同，价值各异。
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
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
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
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
西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
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国调动军队。
②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行这种学习也不行。
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家分享。
大学士倭仁在 １８６７ 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
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
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样的见解。
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
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1971 年）第 257—270 页，特别是第 260 页。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40 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4 第 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1—353 页。
生。
③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
著名湖南学者王闿运写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了。
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
同样，火炮必须轻巧和机动才能有用。
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
他们说，在昌明盛世，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
保守派声称，引进采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
因此，他们常常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示警。
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
①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远超过它的优点。
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
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
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
例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
②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
京师及地方上的各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
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
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
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１８７３ 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
①对帝国主义的畏惧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
许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食政策。
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
按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24—25 页。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29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3 页。
①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 2 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4 第 157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8—359 页。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5 第 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00 第 29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7 页。
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
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
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
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
１８６２ 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
六十和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
１８８０ 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１８８７ 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
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外国人的这些活动和特权常常得到炮舰外交——这种外交本来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的支持。
西方列强这样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开明的高级官员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排外的知识分子坚决认为，外国人在榨取中国经济和向中国人民进行思想灌输以后，最终会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国人推翻中国政府，把中国一口吞掉。
这样，中国便会遭受与爪哇和菲律宾一样的命运。
他们指出，通商口岸亲西方的中国商人与外国人合谋逃税，而已经拒绝给孔庙交纳自己一份维修费的中国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纳任何赋税了。
王炳燮担心，中国教徒因为要首先忠于他们的宗教领袖，会不忠于天子，从而不服从中国法律。
①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怂恿叛乱活动。
这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老话题，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时编成。
１７２４年当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许多人已开始把它与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莲教联系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
１８４５ 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还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
②另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炳燮和陈宝琛坚持说，正如汉代的太平道促进了黄巾叛乱和白莲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强大的反王朝势力一样，基督教也将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内部骚乱。
在这些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对太平军叛乱运动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影响时，这个宗教的邪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3 期（1975 年 2 月）第 148 页。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 年》，第130 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383 页。
恶性质便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还广泛地把基督教与反王朝的秘密会党等同起来。
正如王炳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国内骚乱的种子也被播下了。
①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国应尽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
如果中国继续允许外国人滞留下去，局势会很快不可收拾，虽圣人也无能为力。
从这种观点来看，反传教士运动是个吉兆，因为它表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很高。
他们预言，没有这种排外骚乱之日，就是中国完全屈服之时。
②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
许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③因此，外国人被称为鬼子，被比作禽兽，认为他们杀害中国人是为了炼丹术和巫术的种种目的。
为了制止这种野蛮行为，醇亲王（奕?）在 １８６９ 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
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以后，便在 １８７４ 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外国事物。
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
１８６７ 年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
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坠马。
以这种所谓的受伤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
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不能走路。
但是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突然完全痊愈。
类似的例子还有邓承修，他在 １８８４ 年也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
他立即谢绝这个职务，声称他对夷务一窍不通。
相反，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因为他宁愿战死疆场。
徐桐的行为为这种荒谬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又一个活见证。
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后来成了应该对爆发义和团运动负责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①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的大屠杀使中国长期仇外的历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拳民因为排外，他们反对使用西洋武器，宁愿使用传统的刀矛。
主战的对外政策观点排外主义的另一形式是主战。
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期（１１２７—１２７９ 年），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
汉代（公元前 ２０６ 年至公元 ２２２ 年）的军事现实主义和唐朝（６１８—９０７ 年）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保守的主战精神了。
这个传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
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 25、117、171—173 页。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 8 — 9 页。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6—14 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 148—14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 355 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 14 期（1960 年）第 1—29 页。
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的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挥动笔杆子，但毫无实战知识。
晚清时期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识界对 １８４０ 年、１８６０ 年和 １８８４ 年几次战争的愤怒。
大学士倭仁在 １８６７ 年奏称：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
当 １８６０ 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北京许多官员都鼓吹主战政策。
全庆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时进攻外国军舰；薛书堂则列举了中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原因。
许多亲王和高级官员请求皇帝亲自指导这场战争。
胜保将军设想得更简单。
天朝没有理由屈服，因为朝廷可以干脆地拒绝外国人的所有要求。
如果西方坚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声令下，他的部将便会捉拿夷兵，杀死夷官。
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在沿海被战败，它应该从北京迁都陕西，以便继续进行战争。
①１８７０ 年天津教案期间，京城许多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壮派官员都主战精神十足。
他们坚持说，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当地情形，应该允许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战。
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并且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人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西方的海船和大炮。
醇亲王认为，中国能够轻易地战胜外国人，因为地方部队可以对付少数西方军舰发动的进攻，而中央政府则能够粉碎外国人的主力攻势。
②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
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
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１８２０—１８９７ 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
③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
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
在列举了应拒绝 １８７９ 年崇厚签订的条约（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召募西方雇佣兵。
当 １８８３ 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
为什么？他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
①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25 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1 第 48、5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39 第 1—12、26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889 页。
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 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 16 期（1962 年）第 40—65 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 4 册第 518—519 页。
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 1 第 252 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更应如此。
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
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断言，上策是同夷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
他继续说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
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细的军事战略。
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的攻击。
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离实际。
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
②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者。
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
然而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责任。
归根到底，他们促成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
如果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烈地尊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
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产。
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提倡儒术。
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 １８９８ 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