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
王闿运在获悉郭嵩焘出使伦敦以后，于 １８７６ 年致函郭嵩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
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
①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第 43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29—30、41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357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75—76 页。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
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标准来考虑问题的。
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
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
②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本身。
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的概念。
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①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
②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
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不遵圣化的人。
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
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
由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
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
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八世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
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１８７０ 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纪中国和蛮夷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
③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清廷在 １８６１ 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构，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以朝贡制度为依据，已由好几个国家机构在处理。
理藩院处理同俄国以及同北方边境的事务。
李慈铭在得知即将设立总理衙门以后，硬说这不合体制。
他建议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设立一个由恭亲王率领的新部门，以处理和西方人的关系。
④同样，许多文人学士也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认为办外交事务有失他们的身分。
军机大臣阎敬铭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外交事务。
１８７５ 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以后，他的许多朋友感到沮丧。
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一事实感到伤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
①在七十年代末，李慈铭还继续谴责中国派遣外交人员出国。
然而，按照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正是这些夷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
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条约，使许多绅士感到惊恐。
例如，夏燮担心这②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 42期（1963 年夏）第 60—64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 282 页。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 15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40 页。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 295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499 页、526 页。
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 13 第 15 页。
是圣人教诲完蛋的开始。
１８６２ 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叹说：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
呜呼！②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写道，虽然任何时候都发生过政治动乱，但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却是严酷的，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沦为野蛮之域。
因此，外国的影响要比洪水猛兽更危险。
他问道，一个人还能面临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局势吗？当同文馆的课程要列入天文和数学以外的科目时，许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铭和杨廷熙）都反对这种西学，因为他们担心作为文明先锋的孔门弟子也会被夷人同化。
③人禽之辨儒家学者还有满脑子人禽之辨的思想。
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称为人。
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羞耻之心。
特别是他应该遵行全人的教诲，包括三纲在内。
这就是人必须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真谛。
另一方面，禽兽是残忍狡诈的，一心只求满足自己的肉欲。
如果某个人的特点表现在这些属性上，则他在道义上不配做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禽兽。
因为野蛮和禽兽不属于文明的范围，这两个字眼常常可以互用。
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似乎已经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种动物。
用狄、蛮和其他名词称呼野蛮部落，这些汉字的部首都是指动物的。
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关系部分地建立在这种荒诞的说法上面。
正如骨头和大棒政策把夷狄当作狗一样，羁縻政策又把他们视作牛马。
严格说来，禽兽比夷狄更坏，因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兽则不可救药了。
因此，儒家的学者们非常强调尊奉名教这一儒家的道德准则。
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等级关系。
有势力的保守派李鸿藻为一个以体现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应如何遵守正确的亲子关系作出了榜样。
１８６６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他的母亲去世，他向朝廷请假二十七个月，以便遵制丁忧。
８ 月 １８ 日，两位皇太后鉴于李鸿藻身为军机大臣和皇帝师傅，负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让他居丧，随后他必须复职，但不必参加规定的早朝。
五天后，李鸿藻重新上奏，指出一个高级官员特别应该遵守圣人的教诲。
李鸿藻继续说，如果他背离了圣人的教诲，他就枉为人子，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配做一个人了。
８ 月 ２８ 日朝廷降旨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另给了他一些特权，包括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参加早朝和朝廷喜庆节日典礼。
三天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 21—22 页。
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 16第 6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31—32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 24—25 页。
《洋务运动》，第 6 册第 153—154 页。
后，李鸿藻再次提出申请，坚持他原来的要求。
他坚持说，如果不遵制丁忧，不仅会使他成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损于朝廷声誉。
因为他的第三次尝试也没有说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届满后，他便借口养病，拒不上班。
直到 １８６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儒家的二十七个月丁忧期满以后，他的所谓疾病也痊愈了，并开始上班。
李鸿藻坚持按儒家教义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为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
１８７７ 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制二十七个月。
①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辨很快就会泯灭。
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父。
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
同样地，这些学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
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
②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上禽兽不如。
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认母亲。
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
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
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闿运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
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教活动和技艺计划。
①保守主义的影响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
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纳，甚至象王闿运和王先谦等人虽然赞成这些目标，但不愿意改制。
１８８４ 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 1 第 147—154、241 页，卷 2 第 414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7 第 7 — 9、11 页。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 31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 第 24 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 6—13 页。
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 年）》，第 51 页。
《海防档?天险》，第 212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857 页。
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
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
李鸿章以前的将领之一刘秉璋 １８８６—１８９４ 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
中国文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实上。
魏源的《海国图志》１８４３ 年初版，１８４７ 和 １８５２ 年经过修订，但是直到 １８５８ 年才呈交御览。
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
另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 １８６１ 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 １８８９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
②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
他们当然批评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
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
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斥为卖国贼和小人。
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
由于他 １８６４ 年在上海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又与 １８６６ 年的潮州危机和 １８７０ 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
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 １８７８ 年五十五岁时就过早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
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 １８８５ 年起在该岛实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 １８９１ 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象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
１８７６ 年他到英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
他的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
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１８７７ 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版。
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
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
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１８７９ 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
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
刘坤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
①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
他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１８７６ 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
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 １８７７ 年夭折。
刘铭传 １８８０ 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
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 176 页。
王家俭：《魏源年谱》，第 82 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4 第 1630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507、554、665、666、865 页。
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
修筑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 １８８９ 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①其他一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②民族意识的出现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
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
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
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
在通商口岸，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
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
除了象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后来就用得愈少。
（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
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
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
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称为洋了。
①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8 第 19—20 页。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 37—45、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2 第 992 页。
《交通史?航政编》，第 1 册第 149、184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22—23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844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8 第 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 38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409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
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中。
１８６１ 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 ７７０ 至 ２２１ 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类比。
到 １８９４ 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
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７７２—４８１ 年）战国（公元前 ４０３—２２１ 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
①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
这种类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
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了一个基本理由。
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
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
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
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
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弱了。
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
②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
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国家。
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
③经济民族主义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
贸易政策是中国从１８４０ 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
政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为之苦恼起来了。
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
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
传统名词利权（必须页；第 6 册第 508—509 页。
《海防档?机器局》，卷 1 第 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 2 第 66 页。
郑观应：《易言》，卷 2 第 12 页。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 2 第 9 页。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 5 第 1 页。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 4 第 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
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101 第 9 页。
陈虬：《经世博议》，卷 4 第 8 页。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卷 1 第 6、14、19、20、29 页。
陈炽：《庸书》，卷 8 第 1 — 2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 130—131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4 第 8 页。
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务。
但是，１８６２ 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务的行政权力。
①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
１８７７ 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权。
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权。
甚至在 １８９５ 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
②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
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
郑观应继续说，中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
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
因此，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
１８８６ 年曾纪泽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
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
他也要求以中国人替换赫德。
①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
商战一词 １８６２ 年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
上海道台丁日昌 １８６３ 年答应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
次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
中国商人配备了现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
丁日昌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
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会离开中国。
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
１８７６ 年李璠向清帝强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
１８７９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②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 39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52—253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645 页。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 112—120 页。
《交通史?航政编》，第 1 册第 147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3 第 4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06、318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17 第 44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56—62 页。
《海防档?机器局》，卷 1 第 4 — 5 页。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65 页。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 10 页。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的志气。
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１８６８ 年他们试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
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国轮船招商局却于 １８７３ 年办了起来。
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
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其清楚的认识。
１８７４ 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
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
①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倡议人。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竞争。
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１８８４—１８９３ 年），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
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
他辩论说，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
实际上，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扩大贸易。
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慌。
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
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关系的严重伤害。
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
既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
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
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代化是最重要的。
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
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进口。
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
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
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
特别是，应该把商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
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 1 册第 139、144、147 页。
外国剥削。
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
郑观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①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
②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 ３３８ 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相类似的战争策略。
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权的意识上。
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
因为 １８６０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
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受到了损害。
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
此外，外国人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是抓住不放的。
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
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
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１８６８ 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
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１８７７ 年他请清帝尽快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
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
他在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
事实上，郑观应早在 １８８１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
①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
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
但是，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
九十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①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 8 期第 1 — 2 册（1970 年），第373—425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2 第 35—43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 1 第 1 页；卷 2第 37 页；卷 4 第 56—57 页；卷 7 第 19 页；卷 8 第 32 页；卷 8 第 53 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 44 第 4 期（1970 年冬）第 446—459 页。
问题。
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它。
①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度。
郭嵩焘在 １８７７ 年，何启和胡礼垣在 １８８７ 年，郑观应在 １８９２ 年，宋育仁在 １８９５ 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
此外，由于权绅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
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
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
②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
１８７８ 年，即最初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璠论述了进口关税率太低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八十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
１８８９ 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
１８８４ 至 １８９２ 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
他论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
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
①另一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
这是 １８４３ 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
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
１８７９ 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
同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
他认为它们是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
在薛福成的上述论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虑。
②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了。
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
１８６２ 年丁韪良着手翻译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
恭亲王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 3 第 25—26 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 7 第 21—23 页。
陈炽：《庸书》，卷 7 第 4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683—684 页。
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 11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4 第 8 页。
宋育仁：《时务论》，第 3、8 — 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16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04、306—307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3 第 1 — 3 页；卷 4 第 9 页。
②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65 页。
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 2156—2157 页。
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 1 — 2 页。
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给地方当局参考。
掌握了这种新知识以后，恭亲王于 １８６４ 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
另一个例子是 １８７５ 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
③１８６９ 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
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了影响。
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１８７７ 年 １ 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
伊犁危机期间，他在 １８８０ 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际法则来处理。
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
①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
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
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
１８８４ 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
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人买回。
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
③为了实行国际法，１８９３ 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
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
④均势论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
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
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 ７２２—４８１ 年）的小小的燕国。
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
因此，他们强烈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7 第 25 页—26 页。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13 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 35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 574、863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9 第 14 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9 第 1 期（1969 年 11 月）第 15—22 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 1 册第 154—155 页。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 195、208 页。
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１８７８ 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展史和实际价值。
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
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
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
１８９５ 年以后，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
①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
到 １８７９ 年，他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
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
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
李鸿章继续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
②１８８０ 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
①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证。
②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
１８８３ 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
曾纪泽指出，这种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
③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
少数中国文人从 １８７８ 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
例如，马建忠从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
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 2 第 10—11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6 第 42 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 126—21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 5 第 18—19 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
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 177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 135 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 134 页。
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
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
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
①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 13—14 页。
郑观应：《易言》，卷 2 第 13 页。
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 1 第 8 页。
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 84 第 5 — 6 期（1971 年）第 257—293 页。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 １８４０—１８９５ 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
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
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
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
虽然 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
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
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
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
到１８６０ 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
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
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
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
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
①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
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
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
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
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
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
因此很难在保①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 20 第 7 期（1960 年 4 月）第 26—27 页。
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
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
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
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
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
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
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
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
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
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
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
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
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
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