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到 １８６８ 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
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
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
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
①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
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
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
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
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
①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
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
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
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
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
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
③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
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
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 1866 年 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3 第 35 页。
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 4 第 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 1·4 第 37 页，卷 4·9 第 16 页）。
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 1·3 第 11 页；卷 5·10 第 10—11 页；卷 12·22 第 5 — 6 页。
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 224—228 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 24—31 页。
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 8 第 2 期（1974 年）第 136—141 页。
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 92—100、126—136、162—164、206—207 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 179—181、213—220、237—244 页。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 1·2 第4 页。
各营的营官。
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
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
曾国藩于 １８６８ 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①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
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
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
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
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
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 １８６２ 年创立的，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
神机营最初只有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 １８６５ 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
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
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中移交给了醇亲王。
②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
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西式练兵。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 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
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年英国人的训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
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①但在 １８７０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
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8 第 18—19 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 331 第 8 — 9 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475—479、484—491 页。
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千人之数。
迨至 1881—1882 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名炮兵。
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 1 第 21—22 页。
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
②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
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
在广州，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代武器。
从 １８６３ 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
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
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官。
③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
１８６７ 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
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
①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兵。
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
在这同时，在 １８６３ 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
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
②１８６６ 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
从各标抽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
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
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中的军火费用。
但在 １８６７ 年 １ 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
③直到 １８６８ 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
当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
满族两派人士都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 354—355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7 第 10 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 333 第 11 页。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 123—125 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 34 第 7 期（1967 年 7 月）第 216 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3 第 10 页。
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 12 第 3、21、31—37页。
《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 193 第 18—19 页。
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
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过这个问题。
①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故）。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
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左右。
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
②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
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必须是外省人。
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统领建立亲善关系。
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 １８７０年 ４ 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厚一些。
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数。
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
③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上来。
１８６７ 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 １８６９ 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人。
①（见上卷第九章。
）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 １８７０ 年离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 １８７１ 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
②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
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27 第 2 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 2 第 2856 页，1869 年 2月 27 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8 第 19、36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 14 第 17 页；卷 19 第 16—21 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 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 325 第 4、8—10 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02 第 9、505 页。
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 10 第 2 期（1974 年 7 月）第 217 页。
来的绿营兵的薪饷。
其他一些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法在 １８７３ 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
③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营兵制。
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
他们中间更多的人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职未动。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
①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的国内安宁。
②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
尽管官兵之间存在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特殊身分。
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
自从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③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
１８６４ 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
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
戈登在 １８６４ 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
中国人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
除此以外，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
戈登说，他们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
①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 326 第 6 — 8 页。
① 见恭亲王 1884 年 1 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 526 页。
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 6 第 10 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 72—73 页（注 70—73）。
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 2 第 302、664、667 页；卷 3 第 172、318、323、399、445、518、753 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69 页。
① 戈登档案（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1864 年 8 月 26 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 １８６４ 年 ５ 月提出来的。
②英国公使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
李鸿章在 １８６４ 年 ６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
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
③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
但是，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
巴夏礼本来只希望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
他也嫉妒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这些中国军队直到 １８６５ 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
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
①可是在 １８６４ 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
李鸿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
在标明日期为 １８６４ 年 １１ 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
训练计划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
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
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
②１８６５ 年 ６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上。
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
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
１８６５ 年 ７ 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的秘密备忘录（1864 年）。
②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 10 第 2 期（1976 年）第 195—223 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 年 6 月 19 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第 27 页。
可是李鸿章在 1864 年 7 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5 第 21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 7 第 10—11 页。
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 526—527 页。
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
英国领事坚持应任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
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的爱戴。
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
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
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中饱私囊。
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作。
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鸦片烟瘾。
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①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１８７０ 年 ６ 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
但在恢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过不公正的惩罚，１８７２ 年爆发了两次兵变。
②１８７３ 年 ５ 月，在经过了九年并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事提出过强烈抗议。
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叛乱的能力。
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 50 第 8 页。
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 及 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 11 月 20 日及 1870 年 1 月 13 日）。
②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 年 1 月 6 日）。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
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
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１８５６—１８７３ 年，又称为班赛［Ｐａｎｔｈａｙ］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１８６２—１８７３ 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
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
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
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
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
但从 １７６２ 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
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
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
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
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云南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 １８５６ 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
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
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
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
１８５６ 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
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① 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 1、4 — 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 45—52 页。
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
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１８２８—１８７３ 年）于 １８５６ 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
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１８３２—１８９１ 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 １８６２ 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
①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１７９４—１８７４ 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
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
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
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
①马德新曾在 １８６３ 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
１８６７ 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
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 １８６８ 年 ２ 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
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
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
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
②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
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
可是到了１８７１ 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
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 136—184 页。
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20 期（1966 年）第 86—118 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 1 第 15—24、36—40 页；卷 2 第 1 — 2 页。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 109—127 页。
② 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 25—37、88—113 页。
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
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
①陕西和甘肃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
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
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
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
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
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
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
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
象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
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ｋｉｒāｍāｔ），象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
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ｗａｌ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
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
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
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
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 1 册第 8 页；第 2 册第 106、111—131 页。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 118 页注 22。
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 164—189 页）。
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第 141—150 页。
①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 534—538 页。
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 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 321—327 页。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ｄｈｉｋｒ－ｉｊａｂｒ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
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
他回到故乡后，即于 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
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 ｇａｈｒｉｙｙａ（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
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
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 １８６２ 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
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
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
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
①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
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
１８６２ 年 ４ 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 ５ 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
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 ５ 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
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
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
②５ 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
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
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
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
③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
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
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
①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
陕西巡抚瑛棨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311 页。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 559—579 页。
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 75—96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8 第 35、63—64 页。
②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 5 第 1 期（1965 年）第 135—137、141页。
③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 93—96 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311—312 页。
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乎完全切断的封锁。
１８６２ 年 ６ 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
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 １８６３ 年 １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１８１７—１８６４ 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
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
②１８６１ 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 １８６２ 年攻克了庐州。
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
１８６３ 年 ３ 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
他在 ８ 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
１８６４ 年 ３ 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
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 １８６２ 年 １０ 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
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
在他的建议下，１８６３ 年 １ 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
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
①宁夏道一位能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年之久。
但在 １８６３ 年 １２ 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
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
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② 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① 特别可参看 1863 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 34 页。
②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5 第 23 页。
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
１８６２—１８６６ 年间活跃在甘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③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马化龙的党羽。
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官。
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
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
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
１８６４ 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
一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 ９ 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
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①１８６５ 年 ２ 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 １０ 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
最显著的事例是马化龙本人。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
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
对宁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
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
马化龙移交给清军二十六门大炮，一千多支洋枪，一万多件刀枪。
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
如果派他去各地劝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
②１８６６ 年 ５ 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
可是，他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耽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
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
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
１８６５ 年 ２ 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３ 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2289 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③ 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 255 页注 2，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① 《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 3 册第 240页及第 1 页对面的图版。
② 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64 页。
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
甘肃回民曾于 ４ 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１２ 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
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
新疆早在 １８６３ 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因内部几个地区有好多叛乱）外（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隔裂分割的状态那样互不相关。
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 １８６０ 年为止，清王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了六城地区的秩序。
（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统治者的颠覆分子。
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
与此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
①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 １８６３ 年 ３ 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
那一年的 ５ 月，回民和汉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
６ 月份，六城地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丁和卓。
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
热西丁和卓在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
但在 ７ 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三十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阗王。
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族阿訇妥明①（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
妥明效法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
索焕章的队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
索焕章在 １８６４ 年 ７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
妥明号为清真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
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 １０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
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① 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 1 册第 449 页。
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
１２ 月，妥明的一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
１８６４ 年 １１ 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
塔兰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多数是操突厥语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
伊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
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
①他们准备长期被围，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费。
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十八个月之久后，终于在 １８６６ 年 ３月被压倒。
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 ４ 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
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
与此同时，在新疆南部，张格尔的圣战（见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这只造成了一位也许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夺者的崛起。
满人早在 １８６４ 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对喀什噶尔的控制权，但有另外两支人马在争夺这个城市。
其中一支人马的头头是柯勒克孜人头目西迪克伯克，他为了争夺控制喀什噶尔的权力，在 １８６５ 年初访问过浩罕以吁请援助。
但结果并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预，而是张格尔的一个儿子——布素鲁汗——的卷土重来。
他只带了约六十个人，由曾在浩罕军队中服过役的一位将军阿古柏（约 １８２０—１８７７ 年）率领。
尽管这支部队人马不多，但喀什噶尔地区有大批人纠集在布素鲁汗的麾下，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自认为是阿法其的圣裔。
布素鲁汗不久就强大起来，足以消灭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控制的另外两支敌对人马。
后来，当阿克苏的热西丁和卓与叶尔羌的一位新统治者攻打这座城池时，这两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组织的军队打败。
在阿古柏于 ４ 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尔并且打败了一支孤立的满洲部队之前，布素鲁汗不失时机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将领，而且是擅长弄权和用宗教来支持权术的一位大师，而这二者在伊斯兰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
布素鲁汗马上感到有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设法要搞掉他。
但是，阿古柏那时却与那位虔诚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谢赫很友好，所以后者拒绝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门的要求。
这位富于心计的将军现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尔，使和卓在那里实际做了十八个月的囚犯。
１８６７ 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说服）离开六城，表面上是去麦加旅行。
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尔的权力，称号为巴达吾来特（洪福之王）。
同时他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对妥明领导下的东干人发动宗教战争；因为东干人虽然也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但他们据认为是沙菲伊法学派，而不是喀什噶尔地方宗教当局所信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 27 页。
奉的哈纳菲派。
①由于妥明的王国已把它的势力从吐鲁番向西扩张，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阗的统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苏和库车的统治者热西丁和卓，以便在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年大力巩固喀什噶尔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为这两个统治者曾征召东干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其他城市欢迎过东干人的援助。
阿古柏也让布哈拉的艾米尔封他以宗教的称号：阿塔拉克哈吉（护法神）。
他因此拥有合法的身分；在他所统治的城市中他着手严格地解释伊斯兰法律以加强这种地位。
他还创办了许多附有捐赠土地的新的经文学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诚的武士，因为他敢于到东突厥斯坦去攻击东干人控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是这样的人。
看来他在 １８６９ 年只在库尔勒得手。
但到了 １８７０ 年底，他接连攻占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本城。
在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学功的帮助，后者是新疆东部汉族移民的一位团头。
借助于徐学功和妥明的心怀不满的过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队才在 １２ 月夺取了乌鲁木齐。
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马纳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
可是，阿古柏的胜利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
据一条材料记载，他的远征队伍在 １８６７ 年有二万人，经过新疆东部之战后只剩下了半数。
①但是，这次远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１８７１ 年 ６ 月，俄国军队冲过边境占领了伊犁，从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准噶尔的任何计划。
俄国侵占伊犁一事，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
因为它表明，新疆不再象张格尔时代那样只是中亚的一部分了。
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交的三叉路口上。
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常关注，而当时俄国正力求得到保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热情不会使他去支持俄国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国家。
在阿古柏取得权力的时候，浩罕、布哈拉和基发都在为独立作最后的挣扎。
俄国在 １８６５ 年拿下了塔什干，１８６８ 年拿下了属于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撒马尔罕。
这一并吞趋势还在发展之中：基发最后于 １８７３ 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变成了俄国城市。
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然跟新疆的贸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不安。
造成英国人忧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也同样确实不知道——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是不可能的。
但英国人对印度兵变记忆犹新，他们更耽心因俄国人的煽风点火——通过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心怀不满的边境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势可能不稳。
英国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宁愿它成为对付俄罗斯帝国的缓冲地带。
②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处境的危殆，但他对他本人和对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
他早在 １８６８ 年就派遣了使节去印度和俄国讨论① 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 6 期（1961 年）第 145—148 页。
①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 61—62 页。
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 149 页。
贸易的前景，并且吁请承认他的国家。
１８７２ 年俄国军队已驻在伊犁，他认为有必要同俄国官员签订一项不给予外交承认的商务协定。
俄国贸易就在所规定的值百抽二点五的低进口税率下繁荣了起来，这时阿古柏却表示不满，把行为不轨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
为了防备万一，他开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１８７３ 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
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三千支来复枪、三十门大炮和三名土耳其军事教官。
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１８６８ 年有 Ｒ．Ｂ．肖的到来，１８７０ 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的热情。
福赛思在 １８７３ 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
１８７４ 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
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士在 １８７５ 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
①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
不是俄国，而是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① 引自 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 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 11 第 3 期（1955年）第 328 页。
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 34—35 页。
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
１８６７ 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
陕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１８６７—１８７３ 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内。
左宗棠在 １８６７ 年 ７ 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陕西十个月。
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
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四出侵扰。
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 １８６６ 年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
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
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的企业中有投资。
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个贸易。
①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
他甚至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
马化龙也同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
当左宗棠 １８６８年 １１ 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
①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
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五万五千人。
此外，曾国藩已在 １８６７ 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一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刘松山率领。
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一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七千人，张曜统率的豫军六千五百人。
这些军队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七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五千匹马。
②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
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操练和精于射击。
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①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 3 期（1959 年）第 132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0 第 66—67 页；卷 37 第 64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36 页；卷 11 第3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 1 第 18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23—26、52 页；卷 11 第10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05 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51—52 页。
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
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
左宗棠虽然用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
③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
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
在饱受战祸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
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
①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
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
１８６７ 年，清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三百二十四万两。
这款项在清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
②左宗棠早在 １８６７ 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需要的定额。
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由各省还款给外商。
１８６７ 年 ５ 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 １８２５—１８８５ 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两的洋商贷款。
但是，在同年 １２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二百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
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棠要求的余下的一百万两，不付利息。
③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取另外的借款了。
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六百二十四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也予以捐助。
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
但是，左宗棠确从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四百万两（从左宗棠最初于 １８６６ 年 ９ 月被任命来陕甘就职起到 １８７４ 年 ２ 月止）。
④１８６７ 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局，承办军需。
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
在上海弄到的军火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 第 45 页；卷 14 第 48、55 页；卷 16 第 27 页。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 1 第 34—35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9 第 17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12—119 页。
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 204页注 58—59。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 220 第 26—27 页；卷 244 第 19—29 页。
④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13—114 页。
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安。
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
供应给陕北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
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津首先运到归化的。
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
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运，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资照付的。
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
县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
①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了。
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
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
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喻，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
但左宗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
②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阿訇－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
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
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
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敌致果之效。
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大目标，即金积堡附近的马化龙据点以及位于甘肃东南董志原的陕西回民的农村基地。
要在后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陕西回民的十八大营既无统一领导中心，又无可资防守的据点；在他们的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附近的少数大城市又已被甘肃回民盘踞，而且甘回并不总是援助他们的陕回教胞的。
１８６９ 年 ２ 月中旬到 ４月初，左宗棠的部队横扫了董志原，据说斩杀两万余人。
大股大股的陕回现在四散逃遁。
有几位首领暂时往北占领了靠近金积堡的一些市镇。
马化龙收编了其中的几个人及其部队。
他给其余一些人赠送了骆驼，劝说他们另投他处。
①陕西的一股回民越过黄河，进入宁夏。
他们到达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领地，洗劫了他的村庄和祖茔，使得北京匆匆忙忙从内蒙其他地点调兵来此。
②可是，大部分陕西首领则带着各自的人马滞留甘肃，主要聚集在兰州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59—6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27—128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2 第 10 页；卷 38第 6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1 第 16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32、52 页。
② 《大清穆宗实录》，卷 261 第 24 页；卷 262 第 17—19 页；卷 263 第 10—11 页；卷 276 第 23 页。
1871东北和西南诸市镇，或者聚集在这些市镇的附近。
虽然攻占董志原比较容易，但是，征服甘肃回民自己的据点则困难得多。
左宗棠在攻打甘肃地区四个主要叛乱中心（金积堡、河州、西宁及肃州）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从金积堡战役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战计划是 １８６８年后期制订的。
③三支主力部队计划联合进攻。
自直隶捻军之战前线返回甘肃的刘松山预定从河南横穿陕北，从东面进逼金积堡；在山西保卫包头地区的张曜的豫军应穿越内蒙，沿黄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队预计占领甘肃的平凉和固原，从南直趋金积堡。
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队经历了危机和挫折之后，这一作战方案才最后得以贯彻。
最严重的危机是内部危机，因为从 １８６９ 年 ３ 月到 ４ 月，即正当董志原之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锐部队中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哗变。
３ 月后期当刘松山已横穿陕北而抵达甘肃宁夏边境时，绥德（在延安东北约七十五英里）发生了一次兵变，刘松山原在这里留下了四千五百名士兵守卫着供应站。
包括后来承认是哥老会会员在内的几百名士兵抢劫了粮站，并占据了绥德城。
叛兵中有多达四名哨官在内，据说也都是哥老会会员。
①刘松山本人于 ４ 月初赶回绥德后，兵变迅即被平定，但显然与绥德兵变并无牵连的另一次兵变同时又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发，杀死了一位统领。
这一次的几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会的会员。
参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一名营官据说也是哥老会的成员。
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队抓起来了。
左宗棠亲自处死了五名为首分子。
他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和贵州，是通过投诚的太平军（他们都是川、贵两省的土著），或者通过其他省份的散勇（他们来到陕西是为了搞投机冒险活动）而使湘军受到影响的。
他希望这些枭蝮鬼蜮之辈在他的部队中只是极少数。
②可是，哥老会作为进行合法和非法活动的地下互助组织，却长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队之中。
进攻金积堡之役被兵变及其善后问题所中断，直到 ８ 月中旬才恢复。
从陕北进军的刘松山在 ９ 月初抵达灵州附近。
经与左宗棠的兵力进行对比，马化龙对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
他投书给左宗棠想谈判和平，但他的倡议被严予拒绝。
①在 １１ 月，灵州被刘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边的部队已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继续向北挺进。
可是，抵抗也越来越厉害，因为有越来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 1 第 198、201 页、238 页注、2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19、26、36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1 第 22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1 第 2、23、27、28—29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35 页；参照卷 11 第 29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0 第 55 页；卷 11 第 7、10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3 第 2 — 3、17 页。
越多的马化龙的甘肃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在内——参加了战争。
左宗棠不久就要面临一位景慕他的传记作者所称述的他整个事业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了。
②刘松山在从灵州南下途中必须打通数以百计的设防村寨——这些村寨都三面环山，西濒黄河。
拥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们又都是马化龙最坚定的信徒。
刘松山不得不缓缓前进，但他在 １８７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死于炮火之中。
③虽然他的能干的侄儿和前参谋军官刘锦棠（１８４４—１８９４ 年）设法保住了他的部队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队的前进停顿了下来。
刚巧就在这个时刻，马化龙发动的一次战线辽阔的攻势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
马化龙使用了他曾经窝藏或帮助过的陕回，已于 １ 月初在陕西的几个部分发动了骑兵突袭。
在刘松山战死之前几天，陕西的东干人陈霖切断了刘松山在陕北的供应线。
另一陕回马正纲现在也率领他的骑兵驰抵渭河流域。
④２ 月 １５ 日他通过西安以东，渡过渭河，回到了东干人八年前发动叛乱的老地方。
在甘肃，在金积堡南边，已进抵距金积堡不足五十英里之处的左宗棠部队，也在刘松山战殁之前两天吃了败仗。
败仗又变成了溃退，清军不得不撤退到固原。
这一连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 ３ 月降旨命李鸿章从湖北率领其有名的精兵赴陕，接管该省的战争事宜。
①可是，左宗棠的军事态势还可以侥幸地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尽管事实上他需要远离供应地作战，尽管他的军事体系有许多弱点，但幸亏有他的运筹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肃所得到的资源足与马化龙的资源相匹敌。
突破左宗棠警戒线而返回陕西的东干人总数似不足四千人，他们被左宗棠派回陕西的骑兵及该省的其他部队所遏阻。
②刘松山的死是一大打击，但只要将帅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未受到损害，勇营体系——尽管它有不公正和贪污受贿现象——的团结还仍然保持着。
幸运的是，刘锦棠得心应手地接了他叔父的班。
左宗棠马上任命刘锦棠为老湘军的统领，而且在 １８７０年 ３ 月得到恩准，这又增加了这位年轻将官的声望。
他的陕北供应线仍被切断而不通。
但军粮问题因有了用木筏沿黄河而下运到吴忠堡的粮食而得到了解决；这条路是由张曜打通的。
③早在 ３ 月 １０ 日，刘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积堡。
与此同时，甘肃东南的②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 246—247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4 第 60—61 页。
④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 528—533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
卷 277 第 1 — 3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 第 2、23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5 第 1 — 2、21 页。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 276 第 7 页；卷 282 第 15 页（第 6 行）。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 第 1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5 第 41 页（第 8 — 9 行）。
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 240 和 248 页上的地图。
左宗棠部队在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徐占彪的率领下，甚至在李鸿章于６ 月份到达陕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务去直隶省），就已返回到金积堡周围。
到了 ９ 月份，已有几支清军包围了马化龙的据点，与刘锦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刘锦棠此后取得保证，可以从左宗棠在甘肃的总部获得粮食和军火。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弄得马化龙的基地粮秣告尽。
到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在金积堡周围五百来个碉堡中被刘锦棠荡平到只剩下一、二十个了。
克虏伯的攻城炮从上海运到甘肃给刘锦棠，还送来一个给曾国藩当过炮手的军官。
炮弹没有能够炸开金积堡的厚厚的城墙（据说有三十五英尺厚），但刘锦棠在 １０ 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阵地，居高临下，飞过城墙直接打入城内。
①金积堡的居民死亡相继，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饥。
马化龙终于在 １ 月份向刘锦棠缴械投诚；他交出的武器包括 ４６ 门大炮、２９３ 门土炮、ｌ，０３０支猎枪，以及 １８０ 支洋枪。
左宗棠暂缓处决马化龙，命令他劝说其他地方的甘肃回民也投降。
可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首领出来降顺；当严密隐藏在金积堡的一千二百多支洋枪被清军查出来后，左宗棠下令处决了马化龙及其成年男性亲属。
马化龙的大约八百名参谋和军官及一千名士兵被屠杀。
幸存下来总数达一万四千名的壮健居民（包括多达一万一千名的陕西回民）被迁往平凉附近。
那些衣食无着的二万名妇孺老人则被送往甘肃南部的难民营。
清兵获准尽量搜括财物。
１８６９ 年已投降刘松山的那些汉族血统的陕北劫掠者，则被鼓励携带家口迁居金积堡，使它变成一个汉民城市。
②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
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
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的消息而深为困扰。
７ 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内蒙古。
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 １０ 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的部落领地上。
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
甚至直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
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 １８７１ 年 １１ 月——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
①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 第 21、27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6 第 65 页；卷 37 第 12—13、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 第 33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7 第 60 页；卷 38 第 3 — 5 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79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 293 第 17 页；卷 309 第 22—23 页；卷 312 第 10—11 页；卷 313 第 1、11 页；卷315 第 6 页；卷 319 第 12 页；卷 320 第 12 页；卷 321 第 16 页。
1870 年 12 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
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 1 第 16、62 页。
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
他利用对马化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
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②在 １８７１ 年 ９ 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
清军缓缓推进，于 １１ 月进到距河州三十英里的范围内，但在 １８７２ 年 ２ 月被控制着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
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
可是，马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有希望的形势。
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
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
③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四千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
到了 ６ 月份，河州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
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们。
①１８７２ 年 ８ 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
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已于 １８７１ 年 １２ 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远的战略要冲城市。
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六千五百人的部队（包括骑兵在内）到了 １８７２ 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
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一百二十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１８７２ 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
刘锦棠于 ８ 月承担了攻击西宁的任务。
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
他歼灭了一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
捍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到手。
②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
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 １８７２ 年 １２ 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三千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
新近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
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②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1 页（图版）。
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 310 第 15—16 页。
③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 46—4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1 第 5—10、36、61—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2 第 50—51 页；卷 43 第 24—25 页。
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
①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军书旁午，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
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
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
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
必须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
以下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
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
供给农具和种子。
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
②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 １８７３ 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得以完成。
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
９ 月中旬，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
克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
１０ 月 ２４ 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
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著回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 １１ 月 １２ 日被处决。
他向他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
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
左宗棠又写道：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章法。
①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3 第 23、32 页。
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 51—5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49—155 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78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3 第 65、85—86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3 第 34—35 页。
收复新疆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国人。
早在 １８７４ 年 ２ 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里举办屯田。
②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 １８７５ 年 ５ 月——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 １８７６年 ４ 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
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
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
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
③另外，这是一场中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
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
但是，尽管他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 １８７４ 年 ８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
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奇台。
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
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蒙古（例如，１８７２ 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里出现了。
①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
只是在 １８７４ 年 １０ 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
李鸿章在 １２ 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第二章）。
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
文祥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
文祥还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
②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5 第 19、79 页。
③ 《左文襄公家书》，卷 6 第 58 页。
①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 154、174 页。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 54 页。
② 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
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 2 — 3 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7 第 36—37 页。
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
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 １８７４ 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年的安排相似。
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
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议在 １８７６ 年 １ 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
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他二百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
与此同时，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巨款。
１８７７ 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
①在从 １８７５ 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１８７７ 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百九十万两。
１８７８ 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
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
②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
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东准噶尔。
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
为了通过甘肃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
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
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 １８７５ 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土地，但并不产粮。
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
左宗棠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
左宗棠①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19—122 页。
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
1877 年 10 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 10％，银行付给公众 8％。
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 1 册第 251 页。
② 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 12 第 1 期（1968 年）第 56—58页。
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
在 １８７６ 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粮食的。
①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
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
到 １８７６ 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 １２ 磅或１６ 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
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枪弹和炮弹（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 １８７５ 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
左宗棠的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
①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故。
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 １８７０ 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起来造反。
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
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 １８７４ 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
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象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
②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
按照 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 ４５，３６０ 人。
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
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
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
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
经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
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
③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92、127 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89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8 第 69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5 第 53 页；卷 16 第 27 页；卷 17 第 1、39 页。
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具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 96—9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4 第 49 页；卷 15 第 41—42 页；卷 16 第 31 页；卷 17 第 14、15、36 页；卷 18 第 26 页。
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 2 第 156—157 页。
②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79 页。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 142 页注 13。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6 第 36、44 页；卷 7 第 23—24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5 第 59 页；卷 16 第 65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9 第 5 — 6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97—206、243、249—250 页。
弗莱契特林：《1863—1881 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 26 第 3 期（1939 年），第 483 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
早在 １８７５ 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其公道。
１８７６ 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
①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
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击。
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
次日，即 ８ 月 １８ 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
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手，直到 １１ 月初才将其攻克。
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出城门之后被消灭。
②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
他派了一支部队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
在肃州总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
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
③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的北门锁钥。
但在 ４ 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
④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 １８６７ 年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并且为清军效劳。
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
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
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
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
左宗棠并不过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
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
①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5 第 34 页；卷 16 第 10 页；卷 17 第 5 页。
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 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9 第 3 — 4、58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80—181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7 第 11 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8 第 9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0 第 35 页。
①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82、247、254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8 第 22、34 页。
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
张曜于 ４ 月 ２６ 日进入吐鲁番，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
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
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
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
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总是得以逃脱。
喀什噶尔在 １２ 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
１８７８ 年 １ 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
②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留驻新疆。
１８８０ 年 ６ 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１１ 月他奉旨前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