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②在中国于 １８８４ 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
１８８４ 年 ６ 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
８ 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１０ 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
１８８５年 ３ 月 ２３ 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
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 １８８５ 年 ４ 月 ４ 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
①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
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
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 １８８４ 年 ８ 月２３ 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
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
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
当 １８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１６ 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
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
①甚至经常被②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 48—50、87—90 页。
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 169—174 页。
① 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 198—200 页。
①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 2 第 481 页以后。
《北华捷报》，1885 年 5 月 22 日。
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 230—231 页。
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
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
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
②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
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
③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
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
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
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
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
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
④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
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
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
早在 １８７Ｏ 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
①１８８５ 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
１８８５ 年 １０ 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１８３６—１９１６ 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② 《北华捷报》，1885 年 5 月 22 日。
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 1 期（1866 年）第 226—244 页。
③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 3 第 5、9—11 页。
④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115 页。
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 166 页注 5。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7 第 13—14 页。
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 180 页。
①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 年）第 2 页。
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 1871 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1 第 1 页。
大臣。
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
②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
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 １８８４ 年 ４ 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
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
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
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
①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 １８９５ 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
②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
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 １８８１ 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
③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 １８８５ 年 ９ 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
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 ４ 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
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
④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
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
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②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 14—18 页。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 134—135、145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 131 页。
张其昀等编：《清史》，第 6 册第 490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17—118 页。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 57—5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20 第 60 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 1 期（1969 年）第 21 页。
捐。
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
①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
早在 １８８５年 ６ 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
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
１８８６ 年 １ 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
醇亲王在 １２ 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
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
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
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
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
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
②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
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
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 １８８６—１８８７ 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
（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 １８８４ 年被撤职。
）①１８８８ 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
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
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７，４３０ 吨的铁甲舰。
从 ２，３００ 到 ２，８５０ 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
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
②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 28—31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 209 第 1 页；卷 221 第 10—11 页。
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 2 第 22—23 页；又见卷 2 第 36 页。
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 58 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 26—28 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139 页。
《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12 页。
②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195—264 页；又见第 200、203、206 页，并散见于其他各处。
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
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
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
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 １８８８年 １１ 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
③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 １８９１ 年 ３—６ 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
早在 １８８８ 年 ３ 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
①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 １８８９—１８９０ 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
１８９０ 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
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
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
②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
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
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
１８８８ 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 １８８６ 年初返回中国的。
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
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
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
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
①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③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 1 册第 151—170 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 38—42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 252 第 1 页；卷 294 第 9 页；卷 296 第 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71 第 3 页；卷 74 第 33 页；卷 76 第 50 页；卷 78 第 53 页。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 231 页。
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期（1976年 6 月）第 261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158—163 页。
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 1 册第473—474 页。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
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
②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 １８９０ 年辞职。
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
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
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
③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
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 １８８７ 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 １８８１ 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
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
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
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
虽然海军部分在 １８８７ 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 １８９３ 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
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
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
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
张之洞在 １８８９ 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
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
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
①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 １８８７ 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
曾国荃在南京迟至 １８９０ 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
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
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
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165 页。
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 42 期（1898 年 6 月）第 720 页。
③ 《北华捷报》，1890 年 6 月 6 日、7 月 4 日及 8 月 15 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 1册第 797、801 页。
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62—63 页。
①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 108—113 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54—57页。
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91 页。
费显然也很短缺。
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
②刘铭传在台湾１８８５ 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
１０ 月 １２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
１８８４ 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
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
（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
）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
①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 １６８３ 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
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
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
清朝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
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
可是，１８７４ 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
１８７４ 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
１８７５—１８７７ 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 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
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 １８７７ 年才得以铺设。
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
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
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
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
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
从 １８７５ 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②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 232—236 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58—60 页。
《北华捷报》，1892 年 11 月 18 日；1894 年 1 月 12 日。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 215 第 5 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 6 第 4 页。
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
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 １８７８ 年 ４ 月被清帝接受。
①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
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
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 １８８６—１８８９ 年每年达四十五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
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
１８８５ 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
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
② 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
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
③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
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
从 １８５６ 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
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
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 １８８６ 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
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 １８８７ 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
①早在 １８８６ 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 １８８７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
②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
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
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数字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是四千五百名。
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
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
他在 １８８５ 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
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229、283—319 页。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21、131 页。
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 36 第 6、7 期合刊（1968 年 4 月）第 179—18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 6 第 1、3 页；卷 8 第 16、18 页。
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 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 165—166、170—172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3 第 1 期（1963 年 11 月）第 47—48页。
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
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
①１８８５ 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年任台湾道台。
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
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 １８８８ 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
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
②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收入。
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
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
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 １８７０ 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
③可是，刘铭传 １８８６ 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 １８３，３６６ 两提高到了 １８８８ 年的 ６７４，４６８ 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
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
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
①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
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
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
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
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
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
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 ７８０ 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 2 第 11—14、20 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 450 页注 46。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 168、177—178 页。
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 202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0 第 35 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 452—454 页。
迈尔斯：《1684—1895 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 5 第 2 期（1972 年 12 月）第 383—386 页。
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 86—88 页。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
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
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新制度早在 １８８８ 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
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
１８８８ 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
②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
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
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
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 １８８９ 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
①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
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当移民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
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
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
②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
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
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
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 １８８９ 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 ２７３ 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
清军的士气很低；①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 454 页注 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 8 第 21—22 页；参照第 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 114、135 页及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 288—294 页。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
１８８５ 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
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 １８８６ 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
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
可是他在 １８８８ 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
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
②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
但在 １８８９ 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 １８８５ 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
③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
④到了 １８９０ 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
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 １８８８ 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
虽然它在 １８８８ 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
１８８８ 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
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
可是，北京拒不批准。
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 １８９０ 年 ６ 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
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
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②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 6 第 5 页；卷 9 第 17、23 页。
关于清帝对刘铭传 1889 年奏疏的批答，见卷 9 第23 页。
③ 《大清德宗实录》，卷 276 第 13—14 页。
④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 133 页表 11。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 405 页注 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 1 第 20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 40—42、44—46 页。
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 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 288 第 89 页。
１８９１ 年 ６ 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
自从１８８０ 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１８８７ 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
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
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 １８９１ 年 ６ 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
①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 １８９４ 年全中国仅有 ３１９ 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
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 ２５７ 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 １８８５ 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
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②早在 １８７５ 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
１８８０ 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 １８８４ 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
③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
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
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
①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
他只计划训练约一①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 50 页。
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3 第 77—78页。
②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 年》，第 1 部分第227—228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 82—83 页。
③ 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 290—298 页、309—310 页。
《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552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 年 4 月）第 319—320页。
①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 324、339 页注 18、341 页注 36。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85 页。
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
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
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
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
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
从 １８８５ 至 １９００ 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
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
②１８８７ 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
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
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
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
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
③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
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
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
①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
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
②此外，在 １８９４ 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
１８８５ 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
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
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 １８９６ 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
③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61—62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 7 — 8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53 第 42—44 页；卷 74 第 23 页。
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 717页。
③ 《北华捷报》，1887 年 4 月 13 日。
① 《北华捷报》，1887 年 4 月 13 日。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63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 8 页。
②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 9—19 页。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 84—85 页。
③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 110—113 页（特别是注 42）。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64—65 页。
的陆海军。
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
④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
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
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
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
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
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
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
①④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 15 期（1894年）第 255—259 页。
《北华捷报》，1890 年 6 月 6 日，1894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27 日。
① 《北华捷报》，1894 年 9 月 21 日。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 162、169 页。
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 140—141 页。
中日战争的灾难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
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
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
自 １８６８ 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
到 １８７２ 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
１８７８ 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１８８３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
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
②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
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
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
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
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
①甚至在宣战以前的七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欢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
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
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８ 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
②８ 月 １０ 日，日本舰队袭扰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 1 册第 209 页。
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 年）第 11—23 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
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 年》，第 91 页。
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 36 页。
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 185 页。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 89 页注 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1—108 页。
《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218—286 页。
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 1 册。
布雅克：《论中日战争》。
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 年）。
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
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 年 3 月 14 日）第 13—16 页，830（1966 年 3 月 21 日）第 11—14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
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９ 月 １６ 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
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
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 １０ 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
１１ 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 ６２１ 支枪、１２９ 门炮、三千三百万余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
①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 １８９４ 年 １１ 月２１ 日失守。
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１１ 月底和 １２ 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
１８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
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
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１８９５ 年 １ 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
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
他们在 １ 月 １８ 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
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
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
①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
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
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
２ 月下半页。
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
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 21 第 4期（1895 年）第 691—739 页。
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 215、223、231 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 34—36 页。
《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 1 第 246—256 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 204 页。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 303—304 页。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269—275 页。
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
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
②在 ３ 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
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３ 月 ２５ 日攻占了澎湖岛。
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
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
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①（张书生译）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275—278 页。
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 63—65页。
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 220—227 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90—108 页。
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 62、70—71 页。
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 229 页。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 1册第 281—285 页。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１８９０—１８９８ 年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
诚然，这种激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
在儒教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
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
①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
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
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 １８９０ 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 １８９０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
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久，１８９５ 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
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
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
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
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团。
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
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
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
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
十九世纪九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 7—34 页。
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
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 １８４０ 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
这个世纪中叶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见第三章）之中。
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当人们回想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科举制度和面向成为该制度基础的儒学时，那么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长期未能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产生影响，这件事本身既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士大夫思想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而且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内在原因。
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能从几处看出来。
１８６５ 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
据有人估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 １３，０００ 部译著。
①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 １８６６ 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 ２５０，０００ 册（包括私印本）。
②这种冷淡态度还可以从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 １８６１ 到 １８９４ 年之间开设的现代学堂缺乏成绩一事得到证明，这些学堂原本计划提供西方语言、工艺知识、军事训练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教育。
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发生过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人不愿进这些学堂。
③对这种思想上的隔绝状态，再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学在书院课程中没有地位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这种状况也和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有明显的区别。
一个在 １８７０ 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学校从事教学的美国人，对于西学所占有的显著地位以及学校收集西方书籍的规模有深刻的印象。
①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后访问一所典型的中国书院时，他也几乎不能发现任何表明西方影响的证据。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启超曾在广州两所著名①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8 页。
② 这已由 R.P.多尔等人所证实。
③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 1 第 93 页。
①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 2 页。
大书院学习过。
无论在哪一个书院，他都未能发现西学的踪影；课程中传统的儒学仍占统治地位。
这是广州的情况，而广州可能是西方影响比其他地区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
虽然有关研究清季书院的专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以证明，在 １８９５ 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被禁止的。
②更多的证据可以在一本教育书目中找到，此书是与张之洞同样杰出的一位官僚学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很流行。
它根本没有提及西学。
当我们翻阅一下这个时期受尊敬的儒学学者如朱次琦、陈澧、朱一新和王闿运等人的著作时，也会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传统的儒家学术上。
所有这些记述在分散时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
然而，经过数十年时间，这个鸿沟由于西方思想的缓慢渗透而开始被填平了，结果使西方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而来的是士大夫对这种传播的态度的重大变化。
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艺）上。
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有关西学的中文文献目录来作判断的话，那末，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
①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外围向其中心渗透。
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
当然，这种激荡之势只有从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这种愿望都是由帝国主义不断增长的侵略所激起的。
但是 １８９５ 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气氛只不过是一种触媒剂，它促进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这类的发展之一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传播活动。
在 １８６０ 到 １９００ 年之间，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活动很少成功。
事实上，从中国士绅文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经常发生的反洋教事件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补他们与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文化裂缝上似乎收效甚小。
但是有些传教士并非单纯从事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
在这非宗教的活动方面，他们主要依靠三种机构：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两种机构作为他们的文化活动工具，是特别重要的。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 1 第 11—14 页。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 年，第 9—10 册。
在 １８８７ 年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大，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人中间普遍称它为广学会的组织。
虽则广学会不完全是传教士创办的，但他们是创立该会的发起人。
在促进该机构的活动方面传教士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１８９１ 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
在他有力的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不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而且采用了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
①这种做法被证明很有成效，对中国的社会精英的影响程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传教活动在中国开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广学会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大夫中的影响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个兼有知识和政治目标的自愿联合机构，广学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样板，对有意于改革的许多文人来说，它是很合心意的。
其次，广学会的知识影响体现在它的数量很大、内容多样的论述西学和世界新近形势的译著中，其中包括如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这样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万国公报》。
这种月刊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 １８６８ 年创办的《教会新报》。
１８７４ 年改称《万国公报》以后，这个杂志不但变成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识的工具，而且成了社会批评和公共建议的论坛。
②《教会新报》以它的倾向性和版式在当时中国存在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因为那些报纸不是适合于通商口岸的商业界，就是适合于教会的通讯交流。
《万国公报》在 １８８３ 年停刊，１８８９ 年由广学会接办时复刊。
林乐知仍是它的主笔，杂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倾向性和版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绍西学和有关世界事务的最新情况。
它的发行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达四千份左右。
作为文化掮客，基督教传教士终于能够使士林普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成绩是他们直到 １８９０ 年为止在传教活动中从未能取得的。
①《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应由它对当时中国文人的影响的性质来加以估量。
首先，使用报纸和杂志作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工具，无疑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国报业树立了榜样。
其次，《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对于激发新思想和新价值标准来说，也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酵素。
当时的一份权威西学书目列入了许多广学会出版物，特别把《万国公报》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加以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 9—25、33—46 页。
② 贝内特和刘广京：《林乐知和初期的<教会新报>（1868—1870 年）》，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 159—196 页。
又见贝内特编：《1868—1874 年<教会新报>研究指南》；《1874—1883 年<万国公报>研究指南》。
1889 年后的英文名称是 The review of the times。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 40—45 页。
理查德?薛：《谭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方影响》，见科恩等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 194—203 页。
介绍。
②诚然，传教士的思想影响并非自始至终都是明确的和直接的。
因为在《万国公报》和其他刊物提出关于公共事务的建议和开展社会评论时，传教士通常都还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向中国的各种帝国制度提出挑战。
可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介绍的社会政治消息和理想，经常隐含激进的东西，使有志于改革的中国读者非常乐于引用和吸收。
这样，传教士的出版物鼓动政治改革的理想多于提供政治改革的内容。
另一发展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政治著作，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陈虬、汤震、郑观应、陈炽和何启。
他们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并无新意。
他们对国家富强的关心以及他们关于行政和教育改革、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思想，要末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少流行过的类似思想相呼应，要末就是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即使是他们那些最大胆的，例如要求对科举制度大加改革的建议，都早已在传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维新派的著作有其特色，他们和在此以前数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区别。
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
这在他们提倡的议会制以及他们中有些人所称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主张在十九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肤浅地、含糊其词地被提了出来，而现在却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
诚然，他们所设想的参政仍是有限的。
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设想以传统的方式来扩大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联系。
汤震、陈炽和陈虬认为，议院成员应来自官员以及身为社会精英的士绅文人中间。
郑观应，特别是何启和胡礼垣，设想过一个有更广泛的人们参加的议院。
他们的参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为参政有地位和财产的限制；此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时仍然是拥有大权的。
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之所以为参政划定框框，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持有一种认识，即中国并不具备完全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①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君主立宪下的参政，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压倒一切的关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如何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
当他们研究西方国家强盛的秘密时，他们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着眼于技艺精巧和工商繁盛。
此时他们发现，西方国家发展的关键主要在于它们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从而取得了共同意志和集体行动的能力。
据陈炽说，这种能力在西方的特殊发展应该归功于无与②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6（1962 年）第 111—112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见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第 1 册第 6、13—14 页。
《戊戌变法》第 1 册第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 等页。
参见伊斯特门：《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期（1968 年 8 月）第 695—710 页。
伦比的议会制度，它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
①这样，随着这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出现，便开始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义之中，并把民主仅仅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变得十分明显。
然而，并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这种把参政作为手段的观念所左右的。
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广泛流行的何启和胡礼垣，不但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动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内在的意义来看待它的价值。
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轲式的反对专制主义的道德说教已发展成为对民权统治作为施政普遍原则的赞扬。
按照这种观点，传统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还由于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
②无论是以道德为理由，或是以政治为理由，重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愿意看到对中国的政体朝着非正统的方向进行改组。
对于晚清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这种愿望是一个重要新起点的标志；在此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都是以以下两个想法为依据的：一是假定传统政体具有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传统政治体制内才能实现适当的改革。
现在它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那么就要在另外的基础上考虑组织政体的可能性了。
用当时的话来说，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
和他们对传统国家制度的广泛批评相比，这些改良者一般还没有批评旧秩序的信仰－思想基础（即儒学），这是很有趣的。
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些人，如陈炽、陈虬，特别是宋育仁，不惮其烦地以保卫儒家和维护纲常名教的正当性为己任。
如陈炽就认为，在中国，和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体系。
对于大多数改良派来说，他们的政治改良主义的激进性中隐藏着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义，因而使改良主义的激进程度有所缓和。
①在这里何启和胡礼垣又可作为突出的例外。
他们在香港写作，何启在那里是一个兼有英国的法律和医学学位的头等公民，娶有英国妻子。
许多改良主义者对西方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向往受到他们忠于儒学的感情的束缚，而何、胡二人却不同，他们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传统的政体进行无情的攻击，这反映了他们道德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激进程度。
在他们的出版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著作中，他们不但批评了独尊儒术的倾向，而且对整个儒家经书是否适合中国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也表示疑问。
他们的激进观点几乎点名攻击儒家，并且到了公开向神圣化了的儒家三纲学说进行挑战的程度。
三纲学说要求人们必须遵行权威主义，把它当作国和① 《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245 页。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 5 第 42—61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第 1 册第 14、15、23、24、26 等页。
家的组织原则，这和他们所承认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驰，因此，它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传于后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必须予以摒弃的。
显然，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所背上的道德观念体系的包袱是有缺陷的，正如它的政治制度、工艺文化也是有缺陷的一样。
②在所有这些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批评，意味着改良者感觉到，在中国所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即艺、政和教）上都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
西学价值概念的扩大，确实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只注重工商技艺的老路子，这种路子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的西学观点中曾经流行过一时。
现在由于西学威望的提高，对西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看法了。
必须记住，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认为，世界上每样东西，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
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其具体形式。
因此，两者被认为是不可分的。
理学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种本体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道与器，或是体与用。
在理学的理论体系中，虽则从逻辑上说道在器先，但这种优先地位并不包含具有较高价值之意。
然而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论述中，道和器这对范畴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
有些中国学者在试图说明西学而运用这对概念时就有这种情况。
１８６０ 年以后，那些按照道与器这对概念来看待西学意义的人往往称西学为器，中学为道。
这样，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值，是第二位的，而传统的儒学仍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
但到了现在，在承认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价值的同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现了强调器不能与道分离的明显倾向。
如果西学被发现有器的价值，其中必有道，因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
显然，这种思想路线所暗示的倾向是，颂扬西方不但产生了工具的、第二位的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本质的和主要的价值。
①尽管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认识到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他们的共同政治理想并非任何协同一致的思想活动的结果。
他们互不来往，却不谋而合。
虽则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于改变这十年间的学界气氛，但是他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当时以康有为为其领袖的一群年轻广州士子所发起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影响。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 5 第 9—15、19—23、42—61 等页。
参见科恩：《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徒改革家》，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 197—225 页。
①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 75—111 页。
康有为和新思想的风云激荡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
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作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
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政治这一主旨。
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广泛阅读儒家之外的哲学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方面知识的影响。
大乘佛教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
大乘佛教的菩萨作为受难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这使他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关心更为强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义加深了他的存在主义意识。
当康有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学吸引时，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了。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书籍。
在此期间，因为他住在广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强烈地感觉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再三遭受的西方国家的侵略。
在 １８８４ 年中法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广州，亲身体会到迫在眉睫的外国袭击所造成的紧张和恐惧。
对西方国家力量和好战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别迫切地要求学习西学。
他对西学的特殊兴趣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世界。
①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有为已经在家传的理学之外受到多种知识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响。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影响开始具体化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两个关注的中心，一是凭经验产生的对新世界的渴望，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到处看到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将为道德的和谐与心灵的愉快所代替。
这种普渡众生的宏愿明显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典的影响，并促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致力于形成有时混乱、有时矛盾，但却始终是大胆而严肃的世界观，用以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义。
除了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他还有一种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增长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关心。
这从他对非宗教的西学，特别是对西方政府的形式所表现的强烈兴趣中可以看出来；１８８６ 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的书籍，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
康有为的爱国心最终导致他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
１８８８ 年秋末在北京应试时，他不顾朝廷禁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一份轰动一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
除了这个大胆的请求之外，他对改革的具体方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
但是在该条陈中，一种国家完整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强烈感觉是情见乎词的。
①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
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没的威胁而陷入一场精神危机。
因此，处于危险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而且还有作为教的儒家。
为了对付西方扩张的挑战，保教和保国同样重要。
这双重目标终于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这纲领在他于１８９５ 年到 １８９８ 年之间向光绪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条陈和政治著作中详细地提了出来。
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
这个纲领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置于皇帝领导之下，由有志于变法维新的官员组成。
这个局负有规划和实施制度改革的责任。
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设现代的海军和陆军。
为了这个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艺为主的传统武举制应予废除，并按照普鲁士和日本军事学校的模式来设立现代化的军事学堂。
这些军事学堂应提供能成为新型常备军核心的专业军官，这种常备军则准备取代当时清政府的无能的军队。
在康有为的政府改组纲领中，比军事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的计划和使财政合理化的措施。
制度局下的十二个衙署中有一半是处理这两方面的事务的。
强调国家有责任促进工、商、农、矿和现代化运输事业，是康有为的改革纲领中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①这些改制的思想基础是康有为所接受的寻求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
他向清廷推荐俄国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中国的榜样，这就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标何在了。
②康有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议是主张对文教制度进行果断的革新。
这些建议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以确定儒学为国教，用以抵制外来的信仰——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输入中国。
在这方面康氏主张在政府中成立教部，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并以孔子诞生之年纪年，来取代传统的王朝和年号计年之法。
①按照康有为的意见，在进行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的保卫战的同时，应该在文化上加强对西方世俗知识和观念的了解。
后一个目标可以部分地由大规模翻译日本有关西方的书籍来完成，部分地则用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方知识的办法来完成。
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先从取消传统的八股文和旧式武科这类传统科举考试制度中的重要科目①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23—13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 154—178 页。
② 霍华德：《日本在康有为改革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 288—302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 168—169 页。
做起，以专门的西学为基础的考试来取而代之。
康氏希望这些革新将最终废除科举制和建立全国性的学堂制度。
这种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无疑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和有技术的公民。
另一部分目的必须从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宪政府的西方理想中去寻找。
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认为，君主立宪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参政机会，从而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
关于这一点，民主被称颂为能达到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有效工具。
但是，康氏的立宪和议会政体的概念不仅仅被设想为功利主义的东西。
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将来所有人类社会必定会实现的政治理想。
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为了举国人人富强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
②就康有为的政治纲领而言，君主立宪和国家富强是他的两个指导性理想。
在他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保国和保教——的后面，就隐藏着这两个理想以及他对提倡儒教的关心。
他的维新思想的依据是他对儒教所作的激进解释的全面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解释，主要是他与清代后期的一种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学派——接触的结果。
在 １８９０—１８９８ 年之间，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写出了他的动摇儒家学者精神世界基础的解释。
他对儒学思想所作激进解释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学伪经考》，它出版于 １８９１ 年。
这本书企图怀疑当时称为汉学的考证学派；汉学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在儒家学者中很流行。
康有为并非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若干儒家学者已以各种校勘和训诂的理由，试图讨论考证学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汉学这一名称。
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不是考证学（后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儒学中占优势的潮流，即古文学派）；而应是今文学派，即早在西汉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
这样，始于汉代而久已被人遗忘的知识领域的论争，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学者中间恢复了起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