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大唐自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败，帝国的根基受到日益加剧的藩镇割据、奸臣擅权、阉竖横行的动摇。
拯救与衰亡成为九世纪的历史上题。
本书以恢宏的气势、生动的史实再现了自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衰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历史，使秋风斜阳中的长安皇城从历史灰暗的背景中清晰地凸现出来。
天子们的百无聊赖、奋发中兴和无可奈何；朝臣的励精图治、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宦官的把持朝政、反奴为主、滥杀忠良；藩镇的各霸一方、分裂疆土、蔑视中央都被再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的肃杀悲凉之感……《唐：日落九世纪》作者: 赵益序幕：走向九世纪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年）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
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
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
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
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
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
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
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
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公元779年：雄心勃勃的新帝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
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
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
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
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
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
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
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
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
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
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
三天就是三天。
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
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
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
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
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
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
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
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
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
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
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
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
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
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
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
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
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
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
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
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
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
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
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
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
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
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
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
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
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
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
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
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
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
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
尽管常衮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贤卿，依你之见，当前急务何在？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臣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首先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
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
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
常衮为相时想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
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路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
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
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
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
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
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
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
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
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
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
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千万不可接受这三十万。
祐甫斩钉截铁。
哦？德宗颇感意外：你倒说说理由看。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你这话不无道理。
朕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
不过--德宗有些担心：若是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叫绝：贤卿真是良弼之才！此举正合朕意，就照此办！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外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
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
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
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洄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
但要想有所作为，黎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
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
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
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
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
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
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
清晨，德宗还是依依不舍：贤卿忠心耿耿，人神共鉴，朕就赐你名为‘志贞’如何？白秀珪肃衣俯地：臣誓死效忠陛下！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皇上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
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
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
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
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
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赐了御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
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
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上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尚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
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
警报：帝国的财政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
五鼓时分，尚书右仆射刘晏正骑马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
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
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这一点都不得不承认。
尚书右仆射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
仆从们对此倒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仆射却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仆射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
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
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
炊烟袅袅，热气腾腾。
去买几只来！尚书仆射饶有兴趣。
四郎，眼下是去上朝--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
不少人在互相议论着：此次一举剪除黎幹、刘元翼逆党，足见今上图治之志，真是大快人心。
此话有理。
不过皇上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领神策，更见明君本色，足令朝野为之同心，河北为之胆寒也。
刘晏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
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仆射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就在这时，但见一旁闪出司礼太监，大声唱道：圣上驾到--众臣按班就列。
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
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公元779年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
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西藏及新疆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
可谓是内外交困。
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
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
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等人掌理调整财政。
三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
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
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
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
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
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
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
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
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转运使这一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
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此职，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
这时是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六月。
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赶到江淮地区考察。
马上的奔波足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似乎总是精神奕奕。
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淮河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静静的淮水，都带住了马辔。
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
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
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公务等待处理。
大人，前面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你等哪里知道，刘晏哈哈一笑，用鞭鞘指着不远处的淮水：你等可看出河中流的是什么？……侍从们茫然。
刘晏收回笑容，深深地凝视着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自言自语地说：泉货滚滚，泉货滚滚啊！说罢，一挥手：走！到漕站去。
这所转运站照理也算是淮水一线较大的一所了，不过看上去却不怎么繁忙。
几艘从上游下来的空船正停在码头补充给养。
一眼望去，上面的船工和几个官员模样的押运人员几乎都是白发苍苍，似乎是些精力不济的老者。
刘晏不禁皱了皱眉头。
去。
刘晏吩咐道，传那些人上来。
一名随从立即跑到码头边喊到：你们那些人下来，大人要问话！有人在船上应道：喂，哪位大人？哪位？！大胆奴才，江淮转运使！莫非就是户部侍郎刘晏？正是！这下立即有一位官员跑下船来，跪下给刘晏见礼：不知大人驾到，多有不敬，尚望大人恕罪。
刘晏瞧着这人，一袭破军装几乎就要衣不遮体，双眼凹陷，头发已呈灰白色，满脸的倦容。
我来问你，刘晏不多废话，漕运乃国家安危所系，何等重要！朝廷委派军将典押，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职责又是何等繁重！如何尽选尔等白发老弱者承当？回大人话，小人等却并非老弱之辈，当初淮北巡院命我等行其事时，也是经过挑选。
只是一路风波险恶，责任重大，我等无时不小心谨慎，生怕有所闪失。
数次下来，大家都是憔悴不堪，故而早生华发。
小人们这一段还算是好的，进入汴水到黄河一路，潮急浪大，更是惊险，那儿的人只要走一趟头发就全白了。
刘晏听到这里，立即翻身下马，双手扶起这个典运官。
心头潮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过了良久，他才又问道：照你看来，若要顺利其事，首要之务是什么？小人瞎说，也不知对不对，小人们最希望有一条大而坚固的舰船。
刘晏听罢，站直了身子，再一次望着流动的河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定要造新船！在刘晏的坚持下，杨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
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
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
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不然。
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
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
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
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
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
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重要过渡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干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
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种利弊已经非常清楚。
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
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
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
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
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
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
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
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
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
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
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
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
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
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
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
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在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
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
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醒悟。
复仇：第一次斗争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
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
不过，他也过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
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
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任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
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你也来审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
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
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除以极刑。
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表示出了他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
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
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
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
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
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
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预料。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
这时距代宗死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
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
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
贤卿，眼下蜀中形势危急，朕命你返回本镇组织防御，你意下如何？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臣遵旨。
崔宁毫不犹豫。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
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
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
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
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
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四川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
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
杨炎的奏议，正说到自己的心里。
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
这条计策融会了政治家的策略、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
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
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
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
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
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
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都获得了认可。
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
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
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
新一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的是圣神文武皇帝。
时为公历纪年的780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尝试。
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
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朝廷大员中也只有杨炎能善察颜色，移人主意，所以两税法的实行便无可争辩地印上了杨炎的名字。
两税法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政治上的意义是告诉人们杨炎其人在财政上并不乏才见，这对报复当时的财政主将刘晏是有莫大好处的。
去年八月份杨炎一到职，在政事堂中一见到刘晏就分外眼红。
杨炎阴沉着一张脸，连个招呼都没打。
刘晏这个小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一定要给他好看！杨炎常常恨恨地对左右的人说。
在杨炎心里，为元载复仇是头等大事，这一念头时刻纠缠着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刘晏知道这里渊源有自，他何尝不清楚杨炎与元载的亲密程度无人能比，杨氏既是元载所提拔，也为元载所亲重，甚至被元载视之为可靠的接班人选，杨炎对同乡兼恩师元载怀有无限感戴本不足怪。
不过这却无疑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刘晏忽略了，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刘晏都领天下利权，集度支、盐铁、租庸、青苗、转运等使职于一身，权力确实过重，自然也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里，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杨炎听后暗暗高兴。
于是他首先借此奏上一本，建议德宗罢停刘晏所领诸使。
杨炎的理由是这些使职权责过重，应该复归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部门如户部等。
这在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刘晏个人的，因为当时的财政危机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不采取专门集权的做法是不利于对战时经济的领导的。
罢停有关专使仅仅两个月，由于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停废已久，无法复领财赋之事，杨炎又重新任命韩洄及杜佑为度支、江淮水陆转运使，全如刘晏之旧。
先削其权，是进一步打击的基础，接下来，杨炎的复仇之举进行得雷厉风行，时间之迅速，措施之果断，真让人叹为观止。
杨炎深知打倒一个人的关键是什么。
当然，借助于天子的力量是必须的，因为天子是绝对的统治者，在他那里生与死的选择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
但仅仅是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在政治以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有两种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其一是在舆论上败坏某人的道德，尽量让公众认为他是个品行恶劣的人；其二是声言某人心怀异志，并图谋不轨。
刘晏在道德上无懈可击，迫使杨炎只好从后者着手，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虽然难度较大，但效果却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好。
二月份，当杨炎对德宗说，刘晏曾参与代宗议废皇后而立韩王李洄的生母独孤妃之事，并且还曾与黎幹、刘忠翼合谋时，殿前的另外三位重臣崔祐甫、朱泚、崔宁都觉得过分了：翻出陈年旧账借以生事，简直太无道理。
崔甫道：陛下，此事乃前朝旧事，系出传说，究无实据；至于与黎、刘勾结云云，也很含糊，况且陛下业已大赦，不当复究虚语。
伏望陛下慎重处理。
崔宁、朱泚本来就对杨炎不满，立即随声附和。
杨炎一看不是路，立即涕泗俱下，声音都哽咽了：此事千真万确，朝野众议沸腾，臣身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杨炎的这一做法其实蹩脚得可笑，明白人是不难看出这种虚假的真正目的的，德宗不能算笨，多少也还是有点数，否则刘晏立时就会被杀。
但德宗是天子，是臣父，无论怎么聪明，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当今皇上倒并非是个喜怒无常的庸碌莽汉，但至少是一个神经脆弱者，他无法承受一些极小的不快，也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遭受的打击。
这或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所不能的慧力在他那里得不到关系上的调节。
作为一个贤明的天子，必须要懂得有时候身居万人之上并非一定要无事不能。
德宗没有也做不到这点，他的过分的疑心虽不是与生俱来，却是为其脆弱的性格所决定。
这种自卑往往伴随着可笑的自作聪明，于是他的猜疑多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突如其来的被骗的愤怒。
岂有此理！刘晏竟做过这等事，连朕都被他蒙骗了！德宗动了怒，立时传旨中书舍人草诏，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这当然不是杨炎的最终目的。
刘晏仓皇出京未几日，杨炎又奏明德宗，请求委任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德宗照准了。
庾准何许人也？此人本以门荫人仕，后来依附于元载死党王缙得以骤升为中书舍人。
元载、王缙败亡后，庾准也同样被贬，出为汝州刺史，德宗即位后复出为司农卿。
他与杨炎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则出于元党旧人，二则因为他对刘晏更是仇恨。
庾准此人既非儒流，又无文才，为人颇为谄媚，很为时论所讥。
此次调任，朝中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然而庾准却明白得很，忠州属于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此番宰相杨炎给他这样一个任命，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尽管如此，庾准还来不及准备行装，就先去宰相府谒见。
果不出所料，杨炎把他延人内室，摒退左右。
庾兄，此次请大驾人蜀，知道其中深意否？弟略知一二。
庾准竖竖指头，作了一个四的手势，刘晏行四。
吾兄深明大义，老夫无比欣慰。
此事不可迟缓，须当速战速决，尚请多多费心！杨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借口干掉刘晏。
杨炎本不需要什么借口，只是迫切需要一位代言人，以此证明刘晏的谋反不是三人成虎的子虚乌有。
庾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奏上了一本，说刘晏心怀怨望，正以忠州为基地准备起事。
杨炎在朝中响应，竭力诬陷刘晏。
于是，德宗秘密派中使诛杀了刘晏。
杨炎的复仇太过猖狂了，果然，诛杀刘晏的诏书一下，群情哗然。
首先是桀骜不驯且又势力强劲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率先发难，接连上书朝廷责问刘晏何罪，竟至先诛后诏。
刘晏的功绩在当时可谓是有目共睹，不加验实就暴诛重臣，自然使得很多人为之骇然。
两河诸镇中的李正己、田悦等都是安史降将，在某种程度上本就对朝廷怀着既怕又恨的心情，刘晏的被杀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借口：刘晏无罪受诛，我辈罪恶，岂能与刘晏相比？看来也只有早寻退路了。
朝中清议或天下民情未必能使杨炎产生什么负担，但如许议论来自强大的藩镇，就不能不使杨炎感到压力巨大，就连德宗本人和整个朝廷也因此难堪不已。
中央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只要不引进军事力量的参与，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最多不过是得胜者趾高气扬、受害者忍气吞声而已，但是一旦有军队的干预，情况就不一样了。
朝廷犹豫和缄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关键时刻，杨炎自私自利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遗，面对强大的压力害怕得要命，以往排挤别人时所有的果断与坚毅消失殆尽。
在此当口，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把责任推卸掉就万事大吉了，但杨炎没有仔细地想一想，他要推卸的对象却不是一两个死党而是至尊的天子。
杨炎秘密地派出心腹数人，命其以宣慰之名分赴诸道，密令他们私下里晓谕不满的各个节度使：刘晏昔日朋附奸佞之徒，曾请代宗改立独孤妃为后，完全是当今皇上痛恨此事而决定杀他。
言下之意：与我杨炎无关。
李正己送走杨炎派来的宣慰使，返身对幕僚说：今上性格猜忌，用法严峻，我辈难求生路了！其他数道的田悦、李宝臣、刘文喜都有同感。
情急之下，轮到杨炎自己开始犯错误，他的这个错误与刘晏所犯的错误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宗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本来皇上也许就不无寻找替罪羊推卸责任之意，结果自己倒成了替罪羊，不用说皇上是如何的愤怒了，杨炎从这时开始为自己的败亡自掘了坟墓。
德宗没有立即动手，他知道这不足以致杨炎于死地，弄得不好，说不定还会损害天子的声名，眼下只能隐而不发，等待机会。
尽管如此，疏远这种只可共欢乐不能同患难，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之徒，却是皇上马上可以做的事。
几个月后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十六日，德宗擢升了御史大夫卢杞任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入居宰相，开始不专任杨炎。
卢杞的入相似乎是德宗皇帝短暂清明政治的彻底结束，如果说新一代天子即位两年不到的一段时间里还能算作是有过振作气象的话。
从现在开始，失败便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卢杞与杨炎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标准的反例。
杨炎面貌修美。
仪容端庄，而卢杞长相极丑，形同鬼魅；杨炎善文章，而卢杞却善口辩。
卢杞倒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卢怀慎曾位居宰相。
卢杞以门荫入仕，开始做过玄宗、肃宗时的大将仆固怀恩的掌书记，后来做过刺史，在朝中历任郎中、御史中丞。
卢杞入相发迹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还是以谨慎小心著称的一代名臣郭子仪很早就看透了卢杞的为人。
当时子仪可是朝中德高望重、天下推服的顾命大臣，不过年老多病，常卧病在床。
朝中百官于是常常趋府问候，子仪在榻上接见，从不屏退左右的姬侍。
一日，忽报卢杞来访，子仪立即命左右侍妾悉数退去。
卢杞走后，家人问他原因，子仪道：卢杞形陋心险，你等见了他必然会笑其长相，此人亦必怀恨在心。
一旦他日得权，则灭门之祸为时不远矣！郭子仪毕竟阅历丰富，能够一语道破，智慧更是超人一筹。
崔祐甫已于去年的六月去世，杨炎也已不受重视，其他几位重臣都是虚领同平章事荣衔，于是只有卢杞独揽大权。
很难推测德宗为何起用卢杞这样一个至少是很委琐的人，可能是因为数次用人的失望开始矫枉过正，才重用既无功，又无大才的卢杞，而且像赌气一般地一意孤行。
所以当卢杞一旦拥有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再看出他的真相就已经迟了。
连失意的杨炎都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甚至拒绝与卢杞在政事堂会食。
宰相共进工作午餐是本朝政事堂制度的优良传统，宰相们在工作中发生牴牾是难免的，在会食中进行磋商和讨论，也可增进彼此的了解，融洽气氛。
卢杞开始没有在意，但有些人自不会放弃这种离间的机会，对卢杞说：杨公鄙公，不欲同食。
卢杞这才恍然大悟。
在政事堂阁中，他望着杨炎吩咐糊上的桃花窗纸，嘴上没有说话，但心中十分愤怒。
卢杞立即开始了行动。
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尚且不足，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于是太常博士裴延龄成为他树党的首批人选之一。
裴氏在德宗后期发挥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也得归在卢杞的名下。
由于德宗对杨炎进行惩罚是早晚的事，卢杞除掉杨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的方法也和杨炎对付刘晏的办法如出一辙，先是寻机奏罢杨炎相职，接着利用严郢等与杨炎有仇之辈，给他奏上一个有异志的罪名，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
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是最严厉的贬谪地。
杨炎这次不再像早先的那次被贬乐观了，在途中他走过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充满感慨地写了一首诗：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虽然走过了鬼门关，他还是预感到凶险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在离崖州只有百余里的地方被缢杀。
两年之间，德宗朝杀了两位宰相。
德宗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记录，他的名字之所以总是与政治、军事以及个人处事上的众多失败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两年里发生的这些事。
失败是一个颇让人费神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因此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就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德宗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能实现哪怕是一点点预期的计划。
德宗初政的相对平静只维持了一年多，就随着刘晏、杨炎的被杀而烟消云散了。
东方！东方从京师长安向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不远就是与西京长安遥遥相对的东都洛阳，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平原，这一大块地区当时习惯上称为山东。
山东可是个敏感的字眼。
从战国时开始，山东便是秦国所在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国也称山东。
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似乎是关洛中央的牵制力量。
想当初，本朝立国伊始，就开始对山东贵族实行一种既拉拢又排挤的政策，但实际上，山东氏族却一直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不过，到了玄宗时期，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是和本朝宽容的民族方略与求同存异的雄伟气度分不开的，所谓修文德以来远人。
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考虑，由于隋末的纷乱使中原特别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损耗极大，为补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地带居住。
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下，这种大融合过程必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割据、分裂和战争。
东方于是成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临淄，淄青镇节度府。
数日以来，李正己忧心忡忡，没睡过一次好觉。
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借献钱三十万缗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狈以来，李正己就一直暗暗担忧。
今年四月份，北庭泾原镇的刘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据泾州首先发难，正己很是兴奋。
刘文喜也不过是对宰相杨炎打击泾原军的处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边将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样上表请德宗宽恕刘氏，息兵罢征。
然而皇上却不为这一大堆奏章所动。
德宗在朝会上对众臣道：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消息传到淄青，正己很不安。
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态度。
刘文喜很不幸，由于兵力不济，加上吐蕃不肯发兵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击破。
正己的使节觐见德宗时，正巧捷报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级往这位使节面前一丢：朕给你看看这个，就算是给李正己的宣敕吧！来使伏阙不语。
一回淄川见到李正己，还来不及行礼就说：主公，大事不好了！正己听后浑身冷汗，一言不发。
良久，才缓过神来，对左右道：立即请诸将厅前议事！和心腹幕僚们商量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必须加紧操练士兵。
还未过一个月，刘晏被杀的消息传遍了天下，数道节度一片哗然，正己惊恐之余，上表责问朝廷，矛头直指杨炎和德宗，无疑是下定了决心。
今日，又传来不好的消息：朝廷下令扩建汴州城池。
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是东都洛阳的门户，为中原地区的要冲之地。
皇上欲大建汴州，显然是针对东方而来。
李正己问探报者道：此事确否？千真万确，东边的人都传遍了，都说天子有东征之志。
魏博动静如何？正己与田悦尽管有矛盾，但在对抗朝廷这点上却是共同的。
田太尉亦正完聚为备，动作很快。
正己大恐，当下传令：速发兵屯曹州，增兵徐州，号令士卒，不得忪懈！淄青兵马西指东都，南控徐淮，迫使朝廷漕运为之改道。
河南骚然。
德宗这时又遭到一次打击。
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亲任朝士，除任命士人白志贞典掌神策禁军外，还特别重用了两位在太子时就十分信任的文臣张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这两位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贪赃受贿，以权聚敛，还被揭发了出来。
这下德宗很被动，宦官们在他左右议论纷纷：都说我辈浊乱天下，这些清流聚钱动辄上百万，真不知到底是谁欺骗世人！德宗听了，大为困惑，不知究竟应该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严重起来。
卢杞从此开始操纵了帝国的政局。
不过，天子对东方藩镇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冲动并未因客观条件而有所消减，反而与时俱增。
时间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矛盾终于爆发。
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央政府不能答应的。
可是，在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
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镇的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绝不允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贼本无资以自乱，皆凭藉我土地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与藩镇的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
战事爆发。
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悦，德宗命准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阶段。
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无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
德宗的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
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
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的忠告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计划。
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白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卢杞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
假如情况不生变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神策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
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
当时负责财政的杜佑在一份谘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中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卢杞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
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
卢杞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是一个很糟的办法。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意。
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还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也是公家所入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件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杞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杞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
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了。
国用的不足预示着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
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杞正对德宗产生着不好的影响。
卢杞的毛病不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然要去之而后快。
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杞就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正卿都是例子。
在利己主义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杞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杞是个奸臣。
在他看来，卢杞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所玩弄。
许多情况下，卢杞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
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了：在卢杞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暂露端倪。
卢杞也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
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杞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分歧。
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事。
不过严郢与杨炎毕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杞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杞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对的意思。
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杞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
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益关系消失，卢杞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
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杞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
于是卢杞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杞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
卢杞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因为卢杞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
然而卢杞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损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治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诉诸武力。
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
危机爆发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闰正月，成德镇的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后，河北道只有田悦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纳也在濮州被围，朝廷遂以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了。
殊不知当时的形势并非只是两河的叛乱，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天子的威信正一步步地丧失，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慑服天下。
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又将旧成德镇的另外二州德、棣分给另一功臣朱滔。
这一措施旨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对付藩镇的惯用伎俩。
不过，都团练使这一官职虽然也是一州或数州方镇的军事行政长官，但地位较节度使低。
王武俊拍案大骂：我手刃李惟岳立有大功，官位居然在张孝忠之下，真是岂有此理！幕僚们也愤愤不平，王武俊心中火气更大，把朝廷的敕书撕成几块。
另一位有野心的节度使朱滔没有得到较为富庶的深州，也十分的不满，便在该地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
这时在魏州被围的田悦洞若观火，立即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派了两位得力干将星夜赶到了深州去游说朱滔倒戈。
朱滔为人阴险多计，早年对朝廷外示忠顺，利用智谋骗取了代、德两帝的信任，得以成为卢龙（幽州）节度留后，内里却暗怀心计。
朱滔的特点在于对任何人都怀有觊觎之心，包括对他的兄长朱泚。
果然，朱滔与田悦一拍即合，还亲自去说服王武俊与张孝忠，在利害相同之下，王武俊也只能是义无反顾，只有张孝忠不为所动。
在事发之前，德宗由于康日知的奏报得知了这一情况，魏州尚未攻克，朝廷主力皆被田悦、李纳牵制，现在朱滔、王武俊再叛，根本是无兵可调了。
德宗在这当口倒是深思了一番，立即采取了一条缓兵之计，赐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能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
但朱滔反意甚坚，岂是一个空泛的爵号所能解决。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二月，朱、王联合行动，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悦。
朝廷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结果在魏州的惬山被田、朱、王的部队打得大败，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纳，于是四镇结合，声势大振。
从三月份开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应诏讨逆的藩镇，中央神策军只是作为补充力量参战。
其中以淮西李希烈与朔方李怀光实力最为强劲。
淮西镇位于南北冲要之地，客观上对河北的割据势力有着一定的牵制防范作用；朔方则属于帝国最早的藩镇之一，原为保卫西北边疆及关中京畿而设，但德宗以中央军队取代了朔方军原本御外的任务，于是它也成为中央对付地方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
割据藩镇的存在，是中央与地方某种妥协的结果，同时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割据与防范可以相互转化。
二李本是讨伐叛乱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前后相继反叛，特别是淮西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实力的强大，与朝廷分利的砝码越来越重，与河北三镇一样最终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
当然，在这场战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至终都忠于朝廷，共进退，同荣辱，维系着天子与帝国的尊严。
在相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部队以及神策将李晟统领的中央禁军。
这三支部队不仅在前期大破叛军，在这一年的战斗中更是互相团结，遏止住了四镇的势头。
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当倒确实是危急存亡关头的一件大事，从杨炎到后来的陆贽也一直向德宗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现在以及后来的情况证明，用人虽然不是原则性的，但至少是个技术上非解绝不可的关键所在。
相持不久之后，战事急转直下。
朱滔等人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同时也是因为朝廷逐渐失势的缘故，相约称王，在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第一次正式结成了联合军事阵线，并向强大的李希烈劝进。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勾结李纳、朱滔等反叛。
此消彼长，如此一来，唐军的失势就明显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为人暴酷，是个典型的强阀。
早在奉命讨伐李正己时，希烈已蓄异志，暗地里就与李纳、朱滔有往来，此刻机会成熟，公然举起反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东方藩镇最早起事的势力中，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地最偏、兵最少，而法令有理，对朝廷礼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却和他有矛盾，极力主张兴师讨伐。
德宗其时抑藩心切，未尝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助于藩镇之间的相互争斗坐收渔利，便欲以希烈统诸军讨之。
当时的杨炎曾极力反对，认为希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轻信，若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可德宗对杨炎的反感已经很深，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事实证明皇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未等到河北之祸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战事又从河北扩大到河南。
李希烈在建中三年秋天移军许州时有三万人，兵强马壮。
许州在今天的河南许昌，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围郑州，游骑至于洛阳郊外，搞得东都士民大为震骇，纷纷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
军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见卢杞问计。
真不知卢杞在这种存亡关头怎么还有心思公报私仇。
他宽慰皇上说希烈不过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前去奉宣圣泽，晓以利害，可不战而获，建议派颜正卿到许州去宣慰。
德宗也幻想着天子的圣威能够继续化凶为吉，更何况，牺牲一点原则换来精神的胜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
诏书一下，举朝失色。
人们都知道年已八十的正卿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儒教大师，平生容不得半点邪恶，也正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卢杞，以他这种性格去赴虎狼之窟，无异于送死。
国家失一元老，这是所有人的耻辱。
在途中，东都留守郑叔则、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都劝留正卿，李勉还特地为此上表德宗。
但这些既没能让皇上收回成命，也没有打消正卿为国赴难的决心。
他留下遗书抵达许州，被扣留近八个月，直到最后被希烈所杀，在威胁利诱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点人臣与帝国的尊严。
但他的牺牲并未为皇上带来所期望的东西，李希烈照样攻陷了汝州，对关中构成了重大威胁。
情况很明显，战事由稍远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枢要地区，反叛军队隔绝了南北交通，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生存命脉。
李晟及李抱真、马燧所部被朱滔、田悦等牵制，驻扎汴州的宣武军自然就成为中原诸镇中对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但实力尚不足抗衡。
四月，德宗被迫调关中地区的中央部队出战，龙武大将军哥舒曜率领的这支部队协同宣武节度使李勉一度使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
八月，希烈进围襄州，九月，在沪涧一战中德宗另外抽调整增援的禁军又被李希烈重创，东都洛阳岌岌可危。
洛阳是西京长安的门户，一旦失去，叛军势必长驱直入，这使德宗万分恐慌，于是下诏坚令死守襄阳。
皇上的心态和眼下的形势都预示着：帝国被迫转入防守无法避免。
这倒不是德宗的虎头蛇尾，而是时势所然。
事实上，德宗目前采取的战略正是因为深察了形势的结果，这是由于有一位极负才略的大臣给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响。
这位正直的大臣尽管是一位文士，但却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态度严肃但文采斐然，从不危言耸听但总是指陈剀切，他凭着对国家和道统的忠诚坚信：到目前为止，皇上是彻底失败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陆贽，但直到此时才召用他为翰林学士，起初也只是出于要大手笔起草文告的需要。
从先王开始，中国的文教一向昌盛，历朝历代恪守的传统要求首先必须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怀远，不战而屈人是最上策，其次才是使用武力。
本朝尚武，但还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须如此，所谓内圣才能外王。
王令能够遍行天下，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还因为它同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象征。
因此为皇帝起草诏敕文告一向选用博学多才、明理善辩的文臣担任，陆贽就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达数年之久，他的手笔创造了大唐有史以来最优良的范例。
当帝国的低潮到来时，陆贽不能允许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后连续上奏德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陆贽提出的问题，德宗未尝没有体会，特别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给自己心中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总是天子，难道这一至尊无上的权威竟可以被当作是徒具威严的面具？这叫皇上实在无法理解。
更有疑问的是，人君任用臣子，都应该是其人的荣幸，也是为国为君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一旦违抗圣命，倒戈助逆，又岂能是天子的过错？德宗无法不为自己的幻想所欺骗和愚弄，所以陆贽注定是要白费一些苦心的。
但是陆贽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却至少让皇上感慨万端，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德宗同意发布这篇诏书多少是出于迫不得已。
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
现在的关键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
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
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
德宗没有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
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
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
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其时战况紧急，也无暇顾忌许多，便随便配制出粗糙的菜饭，并还严促部队立即上路。
泾原兵士这一怒不小，骚动之下竟然哗变，领头的人声称大内府库中金帛无数，鼓动大家去拿来平分，于是群情更为激愤。
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到城外的浐水，变兵重新杀向长安城东的通化门。
姚令言正在宫廷中向德宗辞行，听到消息后立即快马赶回，在路上与变兵不期而遇，令言冒着箭雨呼吁士兵克制：汝等少安毋躁，听我一言。
令言声嘶力竭地大喊：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不富贵！如何无端生变，招致灭族之祸？！令言此语更激起众人的悲慨之情，一不做二不休，变兵一哄而上把姚令言拥向城中。
德宗这一惊不小，立刻命赐泾原兵每人帛二匹，但已无济于事。
军士以为皇帝这种前倨后恭之态是对他们的大不尊重，更加愤怒，杀掉了前来宣慰的宦官。
奔至通化门时，已是喊声震天，又有一位太监骑马疾驰而出，刚刚叫出皇上口谕--，就已是中箭落马。
德宗又命赐金帛二十车，但此时乱兵之势已成，和平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
午、未之时，变兵已进入城中，一路对狼狈逃窜的百姓大呼：百姓勿惧！此后再不夺汝等商货作典质了！再不用交间架陌税了！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奉诏宣慰，一出丹凤门就目瞪口呆：泾原变兵已在宫外列阵排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能急召禁军，但德宗即位之初就任命的神策军士人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一个大纰漏。
原来，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事正殷，禁兵兵源不足，天子遂命志贞兼京城招募使，负责招募之事。
但此时此刻招募又谈何容易，志贞无奈，只得请求德宗下令，凡武官豪富之家出子弟、甲马充实禁军，德宗也批示同意执行。
如此一来使得人心颇为慌乱，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军中死伤甚多，白志贞皆不奏报，以京师市廛沽贩之徒填阙。
这些人大都是市井商人，在禁军中只是挂名领饷，平时都在做生意，现在事出突然，皇上急召，自然是无一人报到，这个重大事故加剧了德宗的危机。
当德宗听到慌张入报的宦官说根本无禁军可调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幸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还算能见机行事，赶紧劝说皇上出走，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两个贵妃及诸王子从皇苑北门狼狈出逃，身边惟有窦、霍约一百随从护驾。
巧的是，郭子仪之子司农卿郭曙与数十个家兵正在北郊打猎，将门之子到底处变不惊，听普王李谊说明情况后，立即将卫队变为皇驾的前军，往北疾驱。
另一位禁军将领右农武军使令狐建也正在郊外教军人射箭，见此情景遂率近四百人为殿后，追随德宗而行。
这时已近黄昏时节。
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杞、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
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
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李隆基，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
如果就事论事地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
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
他痛恨卢杞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杞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
不管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却代表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
也有一些人认为白志贞是罪魁祸首，理由是志贞或许在召募禁军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
这种猜测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证据不太充分。
陆贽的一些奏疏中透露，在东征战斗中禁军的伤亡确实非常严重，而且以沽贩之人充斥军籍，自开元兵兴以来就已不免。
由此看来，白志贞也只是处事不当，未能革除旧弊而已。
无疑这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失败，一切都如天才的陆贽所预言的那样，连年的用兵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触发了萧墙之祸。
一天之后，德宗从咸阳抵达了奉天县城，政府的指挥中枢虽然立即开始了运转，可帝国无疑已处在极其紧急的状态之中。
这时在长安城中的兵变已扩大为一场严重的反叛事件，曾经任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被乱兵拥立为首。
朱泚是朱滔之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阴险不及乃弟，冲动莽撞却有过之。
他先任幽州节度使，后来在朱滔的怂恿下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入朝并请留京师，以自己充当实际上的人质来换取朝廷的信赖，做了朱滔的工具。
朱泚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任陇右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后被召还任山陵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兼领过数月的泾原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一直是优宠的闲职，是朝廷优待忠诚归附的地方重臣的象征。
到目前为止，尽管内心怏怏，可手中无权无兵，只能无所作为，因而他的生活也一直很平静。
只是在朱滔叛乱后发生了一件插曲，起因是朱滔还没忘记他的兄长，用信鸽传笺约他在京城谋反，不料被马燧截获，告到德宗那里，吓得朱泚赶紧伏阙请罪。
幸好德宗认为长安与河北路途遥远，二人不可能事先串联，因而没有追究。
事情虽然过去，但朱泚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的。
朱泚当然没有料到泾原兵变的发生，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这是一条顺水船时，便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
事变的当夜，姚令言就直趋朱泚府第。
未过一会，朱泚就在变兵一路火把的照耀下走进了天子的含元殿，对外宣称的说法是权知六军。
当时局面混乱，消息自然不灵通，但这件事还是被模模糊糊地传到了奉天。
有人提醒皇上朱泚可能反叛，必须立即组织防范，却遭到了卢杞的痛责，他向德宗保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这件事上，卢杞又差一点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
朱泚果然将计就计，派泾原将领韩旻率精兵三千以迎驾之名偷袭奉天。
幸好有一位留陷在京城的大臣以他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人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段秀实，他用计谋诈回了韩旻的部队，并为此而舍身成仁。
七天后，朱泚正式僭号称帝，国号秦，自称大秦皇帝，杀唐宗室七十余人，并发兵攻打奉天，创造了安史以来叛乱的极致。
这时德宗在奉天城中恨恨地拍着佩剑，后悔当初逃离长安时没有听取大臣姜公辅的意见杀掉这个祸患。
一场突来的灾难往往能暂时弥补掉内部的裂痕，造成一股同仇敌忾的气氛。
德宗在奉天诏命全国各地兵马立即来援，十一月，各道兵先后至长安，李怀光也到达了奉天。
杰出的将领浑瑊率守备军在奉天保卫战中奋死力战，保住了天子与流亡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醴泉击退了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
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无情，外在危机一旦得到缓和，内在的矛盾便立即还魂。
满怀怨气的首先是朔方镇的李怀光。
李怀光本是粗疏之人，作为地方强藩，在某些利益上与那些因不满而造反的藩镇是共同的，此时既立大功，自矜其功之余，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他当然还不能把藩镇的怨气直接发到德宗身上，便把矛头指向卢杞。
卢杞立即反击，借助于德宗的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怀光，命令他不必觐见并刻期收复长安。
但卢杞的反击到这时已是强驽之未了，因为政治上要求此时必须有一个替罪羊，反对卢杞与白志贞等人的强大舆论正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卢杞已经回天无力了。
德宗即使再怎么不愿意，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这是德宗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公元784年。
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年！原先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对付东方河北藩镇的勃勃雄心和强硬路线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一切新的气象都烟消云散。
军事上，长安还没有收复，朱滔又勾结回纥为朱泚声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物质上，国家的财力已极度匮乏，关中与中原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政治上虽然取得了表面的一致，但政策仍然不明，上下不通，人心混乱。
在现实面前，或者更多的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宗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陆贽走到了一起。
陆贽仍为翰林学士，但居中参裁，策划事宜，制定诏令，已是皇上不可或缺的辅弼了。
奉天吏民，称之为内相，卢杞等人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正月改元兴元，颁布了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
帝国的沉沉黑暗中似乎透出了一丝曙光。
无奈的选择：颁布《罪己诏》时间是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
策划者是陆贽。
皇上当然知道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制书。
一段时间以来，天子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常常愤愤地挥剑乱斫，向天仰望，喃喃自语。
每次与陆贽交谈后，皇上一方面为自己的轻躁而后悔自责，但同时又忿忿不平，不明白一腔壮志换来的为何是满目的灾难。
在奉天的朝会上，他望着垂手肃立的文武百官，经常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
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对翰林学士说：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吾皇万岁！罪已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天子替天行道，假如横遭危难或者民心怨腾，自然是因为违背了天道的意旨，才使上天降厄示警，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天谴，收拾民心，只能是痛自引咎。
著名的经典《左氏春秋传》记载了最早的先例，也就是陆贽所说的成汤罪己。
然而在后来的天子看来，天子的权威岂可如此等闲视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如狂风暴雨地震干旱等表现出来的天威难犯，帝王为天下计，倒是会下诏罪己以求上天的宽恕，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但在人事方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天子像古代先王一样深切自责、痛心疾首过。
德宗的罪已是一个典范。
这年大年初一发布的诏书表面上是大赦，中心内容却紧紧围绕着自我谴责展开，是一篇真正的《罪己诏》。
陆贽写得恳切深痛、诚挚感人，可谓是发自肺腑。
这当然是陆贽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的缘故，否则皇上不会下决心走这条无奈的道路。
当然，罪己绝非是盲目地丟弃原则，李、田、王等不过是自封王号，而朱泚却有性质上的不同，涂炭宗庙还罢了，僭越称帝，这是大逆不道的极致，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这是天下的共识。
如果皇上对他姑息，那就是整个帝国的耻辱和道德伦常的失序，没有人会同意。
所以诏书严正但同时不失理节地宣告：对朱泚，朕不敢赦。
天子在痛苦的抉择下作出了圣明的决定，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
诏书在最后规定：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一匹匹快马，一级级驿站，把奉天的诏令传向四方。
在战时状态下，帝国的交通虽然有所损害，但讯息的渠道并未完全隔绝。
发布的方向当然也是有重点的：一是山东的田悦、王武俊和李纳、朱滔，二是河南的李希烈，三是占据京城长安的朱泚之众。
德宗特别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具体负责河北地区的宣慰任务。
天下大悦。
有消息表明，诏书传到山东地区，士卒们听后，皆感极而泣，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陆贽和德宗的努力没有白费，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诏书提到的那些叛乱首领，却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
已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不用说了，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于是又更国号为汉，自号汉元皇帝，改元天皇。
王武俊起事多少出于一时的冲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奖赏不公而已。
泾原兵变后，朱滔、田悦想乘机进兵攻击河北的官军主力之一李抱真部，气焰颇盛。
如果再与王武俊合力进军，河北官军不要说回师勤王了，就是单单对付正面之敌都非常困难。
李抱真感到压力很大，思前想后，只能用计。
于是，派了一位谋士贾林前去王武俊处诈降，希望能用他的机智缓冲一下局势。
贾林此人果然有勇有谋，一见面就实话实说，言明此来非降，是来传话的。
王武俊是契丹人，很有点胡人的豪爽之气，在贾林对利害的分析下一听动容，拒绝了朱滔的联兵之议，暗地里与抱真和马燧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使得河北官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罪己诏》一下，王武俊便立即集合三军，宣布撤去伪号。
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无非是谋求名位世袭，现在朝廷既然有所表示，天子又如此通情达理，一时无话可说，便也上表请罪，表示归顺。
至于为人暴虐的李希烈，因为独霸淮西，又自擅强大，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此刻竟效法朱泚，也干脆自称皇帝，国号大楚，以汴州为基地，四出攻掠。
只有朱滔最工于心计。
此时他已是朱泚的皇太弟，年初还以重金邀请回纥合兵五万西攻贝州，与朱泚首尾呼应。
他也许没有想到德宗的赦书居然对他也网开一面，但这时他信心正足，自不会就此罢休。
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后路以备不时之需，并没有公开抵抗，只是不满于田悦对自己的阴奉阳违，发兵攻打，田悦闭城不出。
东方的局势稍有好转。
但祸起萧墙：勒兵京畿的李怀光正怨气冲天。
怀光勤王的大功功不可没，要不是他击退了增援的叛军并及时赶到，奉天之围决非轻易能解。
怀光性格粗野，语无遮拦，一路上都在大骂卢杞误国，为这事连续上表，直到德宗不得已而贬卢杞、赵赞、白志贞以示安慰。
怀光还不罢休，又上奏弹劾宦官翟文秀，力请诛杀。
翟氏可是皇上信任的人，此刻为安抚大将，德宗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舍卒保车。
德宗作出这些牺牲，只是希望怀光能立即去收复长安，使得自己尽早重坐龙庭。
但怀光的不满并未就此消歇，他也知道皇上的用意，故意屯兵咸阳，逡巡不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幸好帝国还有一位忠臣，这就是检校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
兵兴以来，李晟所部一直是绝对忠诚朝廷的直属力量之一，他也是急急从河北赶赴关辅的，此刻正驻扎东渭桥，逼视长安。
李晟治军有方，号令严肃。
进驻东渭桥后，当机立断，马上合并了不受节制的刘德信部，秣马厉兵，准备进兵。
怀光眼见李晟独当一面，十分担心。
怀光自忖，目下自己手中砝码颇重，可以有恃无恐。
遂上奏皇帝说：克复长安事关重大，务须诸军协调行动，请求准予与李晟部合军。
其用意无非是欲借此控制李晟。
德宗只要怀光能进兵，无有不可，下诏同意。
二军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筑垒未毕，朱泚就派兵杀到。
接到探报，李晟急忙去见怀光。
明公，李晟为人向不倨傲，朱泚若固守宫宛，倒是不易攻取，此番贼众敢轻离巢穴，可谓天赐明公以良机，不可失之！怀光此刻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苦于没有借口，哪里还想去和朱泚交战。
我军甫至，人马未饭，岂可应敌！一口回绝。
李晟长叹而出。
怀光对手下略有不满的将佐说道：诸位有所不知，此间各道军马，赐粮皆薄，独神策军最厚。
薄此厚彼，于理何安？！我已表奏圣上，圣上不日将派翰林学士陆贽前来宣慰，且观旨意如何。
德宗真是无可奈何。
他对陆贽说：眼下财用窘迫，哪里有这许多粮草！然若逆李怀光之意，势必使其军失望，横生事端，这真叫朕难办！卿可见机行事。
陆贽一到，怀光当着李晟的面，拍着几案：将士们同是为国战斗，然而待遇迥异，如何叫他们心安？！陆贽无话可说，暗中给李晟打着眼色，希望他能先退一步。
李晟会意，大度地说：明公是元帅，晟不过是领军受命而已。
至于说到增减衣食。
只要明公下令，晟无有不遵。
怀光这下倒不好再说什么了。
他也怕就此引起李晟手下士兵的不满，本来是想让李晟自己走这一步，现倒反让李晟将了一军。
心中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将怨气洒向陆贽，言下大是骄狂。
其实李晟知道情形已是箭在弦上，很担心被怀光吃掉，在此之前已秘密奏上一本，请求移军返回东渭桥。
这时陆贽也已回到奉天，向德宗汇报了此行的情况，结论是：李怀光不仅奔寇不迫，师老不用，而且阻沮手下将士进取之志。
皇上若一味姑息，不采取有效手段，变故将不可避免。
德宗忧心仲忡：然则李晟奏请移军之事，如何处之？臣在彼处，怀光已提到此事。
臣当时担心他生疑虑，遂故意夸赞其军力强盛，怀光很得意，反而有轻视李晟之心，曾答应若圣旨同意，不反对李部移军。
陛下不妨以此为由下诏怀光，就说既然卿已同意，遂敕李晟军允其所请了。
如此辞直理顺，不怕他有借口。
德宗半信半疑，犹还不相信怀光会就此造反。
到了二月，一个个消息证明这已是一触即发的事时，皇上还心存侥幸，以为是小人的离间，又派中使去晓慰怀光。
但李晟已等不及了，率部从咸阳结阵徐徐而退，从而免遭虎口。
不几日，李怀光果然反叛，另外二支兵马酈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部由于德宗不同意移营，被怀光吞并。
二月二十六日，因为怀光将赵升鸾的密报，皇上终于得知怀光将在第二天偷袭奉天挟持天子，方才龙颜大惊。
浑瑊当机立断。
坚请舆驾即离奉天。
于是，德宗再一次仓皇逃奔，从奉天又逃至陕西南部的梁州。
这才是二月份，看来新年并没有立即使形势好转，相反却越来越糟。
不过，矛盾既然全面激化，那么，一切不是在冲突中灭亡，就是在崩溃后再生。
帝国尚未走上绝路，朝廷的力量和号召力依然存在，正义也仍在天子一边，人情已经厌恶战争，叛乱诸镇的联防亦开始分崩离析，这一切表明，帝国政权在纷争的夹缝中依然存在着生机。
李晟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他和陆贽、浑瑊一样，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在这个事态迫切之秋尽到了人臣的责任。
此时此刻。
他的状况是最危险的：一是处在朱泚和李怀光两支强敌之间，二是由于朝廷转移，部队供给也发生困难。
可谓是内无资给，外无救援，处境十分艰难。
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德宗在出奔的路上不住地问浑瑊：渭桥位于贼兵腹部，李晟与敌军兵势悬殊，是否能行？陛下，浑对李晟信心十足：李晟秉义执志，势无能夺，以臣看来，必能破贼！德宗轻吁长气。
然而李晟却焦虑万分。
从战略上讲，克复长安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既可以恢复天下臣民平叛的信心，又能重新掌握关中之地，从而与各道兵马对反叛力量形成夹击之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假如一旦迟缓，朱泚、朱滔、李怀光、李希烈以及其他一些犹豫观望的地方势力必然会再行勾结，对朝廷形成新的威胁，这将无疑是致命的。
长安务须收复，李晟铁了心。
在这种危机时刻还想要有所作为，精神支柱绝对不可或缺。
李晟一向能以忠义激励将士，以自我的献身精神来调动全军的士气，此刻更是不敢松懈。
但李晟在策略上做得更为成功。
他先是借手下大将张少弘之口，假传圣旨，宣布自己已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以安众心；又写了一封措辞谦卑的信给李怀光，字里行间却谕以祸福利害。
怀光见了，一时倒也踌躇得很。
接着，李晟凭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便利，抢先在部队所在的京畿一带地区，以皇帝的名义征赋粮食，这一下军不乏食，声威大振，连李怀光都暗暗叫苦。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李怀光的轻躁之举纯粹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原因是李怀光的朔方军是一代功臣郭子仪的旧部，部下的将士对朝廷有着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感联系，许多人本就不愿跟着怀光背叛朝廷。
加上粮饷将竭，在李晟的影响下，军众渐多离散。
先是邠州的朔方留守将领韩游瓌杀死留后张昕，上表请受李晟节制；接着原神策将孟涉、段威勇率兵哗变，投归李晟，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怀光无奈，只得烧营东走，退向河中。
李晟兵不血刃，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月，浑瑊派来的步将上宫望怀着诏书从小路抵达渭桥，传旨加李晟官衔，李晟流涕承诏。
许多兵马开始向李晟靠拢，包括怀光军中反正的几支军队。
同时，浑瑊与借来的吐蕃兵大败朱泚于武亭川。
在河北战场上，已去王号的田悦被堂弟田绪杀死，田绪由此继任魏博节度使，并和王武俊与河北官军主将李抱真大败朱滔于贝州，迫使朱滔逃归幽州。
攻克长安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月三日，李晟引军抵达通化门。
形势又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德宗故态复萌，一下子又急功起来，差一点坏了大事。
皇上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吐蕃借兵，不料吐蕃随浑瑊击败朱泚后大掠而去，又使他很着急。
陆贽道：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庆贺。
陛下何忧之有？德宗一心只想着帝京能不日光复，又不便明说，便道：李晟、浑瑊兵少，怕实力不够吧？吐蕃反复多端，一旦深入郊畿后暗结贼兵，则后果不堪设想。
陆贽何尝不知皇上的心情，于是把话说得很重：臣以为，戎兵不去，寇不能灭！陆贽这话一出，德宗也不好再说，但又担心众将逼近长安，不要又像李怀光那样逡巡不前，又道：贤卿此理甚善。
不过，李、浑瑊军破敌攻城，当有规划，朕欲贤卿条疏计议，部署下去。
陆贽一听之下，惊出一身冷汗，皇上的疑惧之心又来了。
赶紧上言：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
何况长安、梁州距离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划，未必合宜。
决策九重之中，定计千里之外，岂得成功！说到此处，陆贽干脆把话点透：陛下，君上之权本迥异于臣下之权，所谓：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呵！此语触到德宗的痛处，皇上缄口无语。
五月二十一日，李晟正式发动攻击，只用了八天就一举克复。
同时，西路的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收复了咸阳，并分兵追击逃窜的朱泚。
朱泚逃至彭原县时，被部将射杀。
当李晟的破敌文告传到梁州时，天子下泪了。
天生一李晟，是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随驾群臣无不动容。
七月，流亡数月的天子还驾回京，随行的各路骑步兵有几十万人，一路连亘数十里，长安士庶，夹道欢呼。
李晟跪迎于路左，上贺元凶殄灭，宗庙再清，又使天子挥泪不已。
长安收复的消息迅速传遍。
河中的李怀光处在官军的正面，显得有些孤立，权衡再三，只能上表请罪。
帝国喘息甫定，自也无力再追穷寇，皇上下诏表示原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料前去宣抚的使节孔巢父处事欠妥，引起怀光和手下一些胡人的不满，又鼓噪起来，杀死巢父，再次抗命。
但不管怎么说，平叛的战事还是一步步走向成功。
在河南方面，负责军事的王子曹王李皋击退了李希烈，收复了安州。
在河北，马燧协同李抱真、王武俊再攻朱滔，迫使朱滔上表待罪。
转眼又到了深秋九月。
德宗信步皇宛，眼见亭台依旧，池柳依然，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正是去岁的此时，一次突来的严寒也卷来一场严重的灾难，使得舆驾西迁，饱受颠沛流离、失国丧庙之痛。
每念及此，皇上就十分恼恨那误事的白志贞，同时，也想起自危难之始就不离左右的宫官窦文场来。
近卫之任，还是内侍可信！这次变故使德宗彻底推翻自己早先的想法。
在一路逃难中，皇上既离不开陆贽，也离不了窦文场，似乎两人都是患难之交。
其实，宦官和陆贽辈的忠诚是不能类比的，此中道理很简单：在武人得势的纷争之秋，文臣尚可以入幕为僚，而无兵无权的家奴除了跟随主子，是无处可投的。
不过，家奴一旦拥有权势尤其是兵权，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还在奉天时，有位大臣萧复就上言日：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
此辈只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
皇上听了就不高兴。
此番有了借口，德宗主意已定。
本月的三十曰，德宗正式任命窦文场监领神策军左厢兵马使。
王希迁监领右厢兵马使，开始以宦官分典贴身禁军，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后果是如何的严重。
又是一年过去。
由于战事和蝗灾，财政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新的一年，就是在江淮转运使韩滉发来的一船船粟帛中开始的。
漫漫贞元二十年帝京的光复并不能说明天子的罪己已感动上苍，因为两河的李希烈、李怀光和幽州的朱滔仍在负隅顽抗，帝国还须征战讨伐；而去岁以来，旱蝗肆虐，草木无遗，以至京畿大馁，道馑相望，又使得稍有转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所以，天子还必须继续反省自己，以匡扶天下的德政拯救帝国的宗祧和黎民百姓。
于是在公元785年的元日，德宗又发布大赦令，并改元贞元。
这场战事已持续了将近四载，任何一方都已经无力再作持久的打算。
朝廷既然在几次决战中取得了胜利，也就证明了维持一种大家庭的力量依然存在。
未过二年，大规模的抗争终于以妥协结束：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朱滔死，诸将奉刘怦知幽州军事，上表求归；八月，李怀光穷迫自缢，部下断其首出降，河中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杀，淮西一镇至少也在名义上归顺了朝廷。
甚至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在压力下还终于答应了与回纥和亲，从而又使得吐蕃势弱，不能复为大害，边疆亦暂告绥靖。
到这时，尽管天下并不安宁，但天子心中的外患毕竟是大大减轻了。
也许贞元果真是一个吉兆，从此以后，德宗皇帝再也没有更改过年号。
就这样，贞元记录了二十年的漫漫岁月。
皇上已步入了中年，他的朝气与壮志正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地消磨着。
对一个集权帝国而言，内忧与外患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有时大敌当前，反而能弥合内部的裂痕，而当外患一旦消减，内忧却不时滋生。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大赦没有立刻使二李革心投诚，却使另外一个人高兴地手舞足蹈，这就是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被贬为新州司马的卢杞。
卢杞当然也在大赦之列，由新州司马移任吉州长史。
他太了解皇上了，知道皇上此刻正陷入了一种无所寄托的忧郁中，一定会想起他的。
吾必定会再次入朝！卢杞对人说。
真给他猜中了，皇上果然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命中书舍人袁高草拟诏诰发布这一决定。
正直的袁高对德宗的做法十分不满。
这时宰臣是卢翰、刘从一、李勉。
袁高对三位宰相说：卢杞为相数年，鸾驾播迁，海内疮痍，如何又调任大郡刺史？！望三位相公力谏圣上。
卢、刘摆手拒绝，李勉低头不语，袁高见状，气得掉头就走。
卢翰拿着词头直接从政事堂后门走进中书舍人院，吩咐其他舍人撰写。
第二天，诏书颁布，袁高拗起性子在殿上不肯宣读，与另外两位大臣陈京、赵需出列力争。
德宗说出他的理由：卢杞亦在大赦之列。
袁高谏道：大赦只是宽囿其罪而已，岂可再以刺史授之！陈京等亦争之不已，皇上忍无可忍，多日的怒火突然发作，大吼道：朕就是以为卢杞可用，尔等不须再奏！皇上的衣袖呼呼生风，左右的侍从吓得连退几步。
赵需等几个人被皇上的威怒所震慑，想从殿前退下，陈京对他叫道：赵需莫退！此乃国之大事，吾等当以死力争！此话一出，举朝肃然，一下子静了下来。
德宗听了陈京这话，心里倒也有点感动，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很失态，便挥挥手道：好了，尔等退下吧。
朕自有分寸。
四天后，德宗的分寸只是任命卢杞为州别驾。
不过，皇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朝中总有互相排挤、打击的敌对现象存在，似乎他们谁也容不了谁。
一段时间以来，天子有理由认为，朝廷中的相互争讧是国家衰败的症因。
德宗有时从刘晏、杨炎、卢杞一直想到眼下的当朝宰相甚至封疆大吏李晟、浑瑊等人，觉得他们一个也不可信。
究竟应该任用何人呢？天子困惑日甚。
不久，宰相刘从一有病不能理事，德宗征召远在剑南的张延赏入相。
德宗对张延赏印象不错。
天宝以来，由于用兵南蛮以及皇驾屡幸等原因，剑南西川三蜀之地负荷奇重，加之内乱频作，兵革屡扰，把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弄得衰弊不堪。
延赏在建中初年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使得情况大有好转。
天子逃难梁州时，多亏了延赏大量的贡奉才得以维持住局面。
对延赏在危急时刻的竭忠尽力，德宗没有忘记。
然而此时驻防风翔的李晟却大为着急，凭着靖难功臣及西平郡王的身份，急急上奏皇上，认为张氏过错甚重，不宜进用。
德宗览表不悦，但李晟乃国家重臣，意见难违，于是迁延赏为左仆射。
照理李晟没有必要为这件看起来与己不相干的事情大动肝火，为此，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有人猜测可能是当年李晟赴剑南抗击吐蕃、南诏联军时，曾强取了成都的一位官妓而被延赏派人追回，由此两人交恶。
这话很不好听，不过倒也确非空穴来风之论。
德宗得知其中就里后，真是无可奈何。
具体问题总是让人不知不觉地实际起来。
到这一年的年底，尽管朱滔、李怀光相继败亡，但去年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国家的财政又一次步入危机。
贞元二年正月，德宗任命崔造、刘滋、齐映为相。
三人之中，刘滋端默雅重，齐映谦和言美，均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崔造。
崔造是当年刘晏的亲密战友，刘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后，崔造也被贬为信州刺史。
崔造的入相无疑是治理窘迫财政的需要，他资历虽然不深，但因久居江南，对帝国的漕赋转运有很深的了解。
朱泚之乱平定后，天下户口，三耗其二，京畿与中原之地尤剧，帝国对江淮的依赖逐日为甚，相对来说战乱不多而又较为富庶的江南数道担负着帝国一大半的用度。
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水陆运使、度支使、各地巡院以及江淮转运使完成的，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江淮转运使，当时担任此一职务的是著名的韩滉。
韩滉在大历、建中年间本与刘晏共同负责天下财务，但因为过于严苛，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刚即位的新帝德宗罢免。
不过，韩滉从此却有了更多的机会苦心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移镇镇海军后，安缉百姓，均其租税，未及一年，境内大治。
泾原兵乱后，河汴骚然，李希烈又肆虐淮西，大有窥江之志，韩滉遂闭关锁江，筑城池、修坞壁，扩建水军，守境不出；同时又拆佛寺道观建立馆第数十处，对外宣称说国家多难，此亦不外乎申儆自守，以备鸾驾之意。
但这只能糊弄外人，却没有骗过崔造，他对韩滉的小算盘清楚得很。
岂止如此，崔造对其他各地钱谷诸使诸如此类的擅权自利、欺上罔下行为更是非常反感，所以一到任，便采取了行动。
崔造上奏德宗：天下钱物转运，改由各道、各州选官送达京都，诸道转运使、巡院并江淮转运使诸职皆宜罢停；中央政府的度支、盐铁诸使，亦应改由尚书各司负责。
各种具体运作，由政府委派宰臣兼理。
崔造的改革之议颇近似于当初杨炎的做法，不过，杨炎主要是针对刘晏个人的，而崔造此举却是出于对财务弊端的真正厌恶。
德宗很为难。
江淮转运使是韩滉，朝廷正仰给其源源而来的漕赋，如何能罢停其责？！韩滉听说此事后立即上奏：司务久行，不可遽改！皇上只好折中处理。
德宗批复中书门下说：仍以韩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崔造所条奏。
户部待郎元琇与崔造关系一向不错，在此事上也是崔造的坚定支持者，见了皇上的敕令自忖：韩滉性格刚烈，眼下职责隆盛，势力日增，长此以往，朝廷恐更难制约。
于是上奏道：陛下，臣等条议此事以为，江南漕米自江至扬子县凡十八里仍请韩滉主持，扬子以北，由臣负责。
如此可两相不误。
德宗然之。
韩滉这下勃然大怒，上书直指元琇：崔造奏停诸使，独以元琇主持盐铁，盐铁之务过失严重，元氏岂是人选！德宗明知韩滉是出于不满，但却毫无办法。
三月份以来，京中情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禁军兵士都公然在大道上叫骂，皇上束手无策。
面对元琇的奏议，德宗左右不是，忧虑重重。
天子当然不会忘记泾原兵变的伤痛，他也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局势会带来什么后果。
皇上日日在宫中遥望东方的渭桥码头，心里暗暗地祷告。
也是大唐命不该绝。
秋日的一天，驻守陕州的陕虢都防御使李泌在黄河中看到了从江淮而来的漕运船队，立即把这一情况快递上京。
德宗览毕已是欣喜若狂，慌不择路地跑进东宫，对太子大喊：漕米已到陕州了！漕米已到陕州了！……我父子得生矣，……父子竟抱头痛哭。
韩滉的三万斛漕米拯救了天子和帝国，德宗这下更是无话可说。
十一月，韩滉来到了京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崔造的一切改革尽数停止。
韩滉又一封封奏疏指责元琇，德宗无法，只得将元琇罢职，又贬为雷州刺史，并贬崔造为右庶子。
崔造又气又怒，一病不起。
元琇无罪遭贬，举朝不平。
韩滉恃功倨傲，目空一切，又使朝野人心摇动。
刘滋、齐映怕事，敢怒不敢言。
袁高再一次挺身而出，抗言上疏，但被韩滉指为朋党之论，未被皇上接受。
幸好第二年的二月，韩滉病故了，总算使大家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还是不免。
刚刚入相一月的张延赏终于得获其志。
此公亦非常注重个人好恶，他对很多人不满，主要有两个人，一位自然是李晟，另一位却是齐映。
严格说来，张延赏可算是齐映的师辈。
当年齐映在东都应进士举及博学宏词试时，延赏已是河南尹、东都留守，非常赏识齐映。
延赏为李晟所败而迁为左仆射后，心下不甘，经常指使已是宰相的齐映为他办事，或对政事指手画脚，或为亲属谋官，不想齐映却不买账，多不答应。
延赏这一怒非小。
此时延赏亦得入相，机会终于来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正月，齐映便被他排挤出京。
之后，延赏的矛头就直指李晟。
其实天子对张、李之嫌十分清楚，自然不愿意国家重臣之间有若许隔阂。
任命延赏之初，正好李晟入朝，皇上便下诏令两人讲和，甚至还命韩滉作些工作。
李晟倒是有心讲和，主动提出两家结亲，但延赏仍是拒而不许。
李晟很感慨，对人道：武人性快，杯酒之间可释旧恶。
文士虽修睦于外，往往却是蓄怒于内，实在太难打交道了！李晟预感到大祸将至，十分担心。
尽管延赏出于私愤经常在皇上面前说李晟不宜久典兵权，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是德宗内心暗有的想法。
拥兵大将生事邀功、尾大不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不能不多一个心眼。
实在的，德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经常处在惴惴不安的焦虑中，虽然已没有那种冲动的折磨，但时时的疑惧也使得内心很不平静。
一半是因为担心，一半也是由于皇上的阅历丰富了，德宗下了决心卸去了李晟的兵权。
幸好此举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里面李晟的明白事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三月，册拜李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以优渥的待遇结束了李晟的戎马生涯。
在这段时间内边境情况很不好，浑瑊、马燧以及李泌都在为对付两大劲敌吐蕃、回纥而奔波。
本来李晟是吐蕃很畏惧的人物。
却不幸被罢兵权，很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武官们为此议论纷纷。
外敌当前，是战是和，皇上实在拿不定主意。
这时延赏也卧病不起，德宗终于说服了李泌出任宰相。
李泌可是三朝老臣了，因为信奉道教并身体力行的缘故，似乎对人世的祸福盛衰深有理解，一向不愿做官。
先帝代宗出于对他的钦佩逼着他娶妻还俗，进京入仕，但他还是不肯担任宰相。
李泌的心智甚高，对人心世事的揣度十分高明，一直都能独善其身。
他的精明还在于对天子的心理能够准确地把握，见机行事。
随时应变，在许与不许的夹缝中游刃有余，以求得可能的最佳结果。
且不论此中是非如何，这一点确实很难得。
李泌为相两年，此后是董晋、窦参并相，五年间形势尚还比较缓和。
其间的贞元二、三年左右，有一位叫王叔文的南方人来到京城长安。
当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四月，久遭他人排挤的陆贽得以入相，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才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全力报效的机会，陆贽自然十分珍惜。
不过，皇上却越来越消沉，其征兆是非常多疑，事事小心。
陆贽在任期间为此屡屡上疏，但除了留下了厚厚一大摞奏稿之外，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
此时，在天下人的心目之中，朝中出了一位大大的奸臣，这种想法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朝野上下人人疾之如仇。
要说这位万夫所指的奸佞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卢杞一力提拔的裴延龄，其时他正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使，主持财政事务。
德宗就像当年对卢杞一样，其他人越是反对，他对延龄就越是信任。
天子从以往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不可尽信于人，尤其是当权宰辅，因此他同时需要有一种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势力来维持政局。
皇上独揽大权、事必躬亲属于前者，而任用宦官主持禁军则无疑是后一种想法的结果。
目的既然不可能无限接近，那么平衡永远就是暂时的、流于表面的。
这年的六月份，左神策监军窦文场借故奏罢了另一位神策统将柏良器的职务，开始专权军政，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两位年轻人柳宗元、刘禹锡考取了这年的进士。
前宰相窦参被诬有谋反意图，远贬赐死。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二月，陆贽终于被贬离京。
谁都知道这是因为裴延龄等奸佞的诬谮诋毁，但出于畏惧，敢怒不敢言。
然而有一位怪诞之人可不理这一套，此公姓阳名城，据说是一位无所不通的饱学之士，隐于中条山修行数年，很有隐逸之名。
李泌与他十分谈得来，力荐天子征召人京，阳氏坚辞不果之下，被授为谏议大夫。
此时阳城闻说陆相被罢，竟率领数名有胆略的谏官去伏阙上书，力言陆贽无罪。
此事轰动了朝野。
对现实的叛逆总能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和隐隐的快意。
八十多岁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后跑到阳城等人立候天子的地方延英门，兴奋地大叫：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德宗当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准备严办。
太子李诵这时表现出了他因不在其位而具有的先进性，在德宗面前开脱，阳城这才获免，被改任国子司业，国子司业就是帝国最高学府国学的副长官。
不料阳城在任上不久，又因保护一名以言论得罪的太学生薛约再一次触怒了皇上，被贬为道州刺史。
这时候，二百七十名太学生连续几天集体诣阙请愿，希望德宗收回成命，但被宫吏借故阻隔，奏疏未能上达帝听。
陆贽的离京可算是贞元中期第二个严重的变故，从此，帝国的朝廷少了一位始终坚持自己理论和信仰的人，皇上身边也少了一位饶舌者。
陆贽在忠州别驾的职务上度过了下半生，在这近十年当中，他只能杜门谢客，闭关静处，寂寞地编写医书，把自己对国家的一腔忠诚倾注在五十卷的《陆氏集验方》上。
陆贽最后的十年也是德宗最后的十年，时光流逝中，皇上还有一种偏激也越来越严重：或许是受财资掣肘的痛苦感受太强烈了，德宗变得十分好财物。
于是各地官吏竟贡羡余，进奉之风大盛，以至于贿赂公行，量职求直，政风日趋败坏。
贞元十九年癸未，即公元803年，德宗六十二岁。
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京畿一带从正月到七月一连六个月没有下雨，收成很不好。
在人事方面，三月，淮南节度使杜佑再入朝，被任命为相。
杜佑是刘晏之后一位出色的掌记治民专家，亦颇有富国安邦之术，可惜的是生不逢时，所能做的也只是修葺补正而已。
司农卿李实出任都城长官京兆尹，为政暴戾，却独受皇上宠爱，士大夫为之侧目。
窦文场致仕退休后，本年六月，内给事孙荣义、杨志廉分任神策左、右军中尉，娇纵招权，势力益盛。
此外，地方上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
一切虽然很平静，但朝野内外的沉重气氛还是让人惴惴不安。
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尤使朝廷百官们感到异常困惑。
有一位叫张正一的大臣给德宗上了一本，不知何故，被皇上单独召见了一次。
这本来很平常，大家根本都不以为意。
不料，几天后张正一和与他相处不错的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突然被贬，人们莫名其妙，不知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京城中谣言四起，猜测纷纷。
然而人人都不敢明说。
九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帝国未来的岁月向何处去？悠悠岁月从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