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一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
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
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
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
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
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尽忠。
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
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
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
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
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
真是一语千金！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辟竟然自为留后。
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
但刘辟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
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
刘辟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
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
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
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
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
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
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
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
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
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
应付之略，究当如何？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
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
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
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
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
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
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
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
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
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
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代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
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
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
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
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
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
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
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
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甚为天下所不齿。
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
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皇上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第一个觉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这个李锜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体统！若事事由李锜决定，陛下何以令四海？！这话说到皇上的心里，皇上决定：下诏征他来京！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
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
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
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
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
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
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
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
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
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
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
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
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
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
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
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
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
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
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二事情要从政事堂说起。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
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
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事出有因。
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
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
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
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
杜佑、郑絪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
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
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剪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
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
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辟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
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三，赵郡人。
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
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
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
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
宪宗即位，方才人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
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
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人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
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
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惟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裴垍也很受感动，遂拿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
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
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
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
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
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锜反叛，吉甫坚决支持武元衡的讨伐方针，并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条极富战略性的计策。
他主张诏令敌后的徐、汴二地的军事力量共同行动，与中央军形成犄角之势，给中间的李锜加以强大的威慑，可使敌不战自溃。
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战局的发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压力下果然内变。
在力主对藩镇强硬这一点上，吉甫对皇上的影响是没人能够相比的。
他鉴于方镇贪恣专权，上表皇上建议令方镇所领的各州郡刺史得自为政，并由朝廷派出员外郎一级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节度使权力。
宪宗深以为然，派出了十余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强硬路线还在于他直接向藩镇的首领--节度使开刀。
乘着平定蜀、夏、吴的东风，他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任免，对将近三十多个藩镇节度使进行调动、改易，并迫使其中有些人请求入朝，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荆南节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
尽管此举尚未能对河北实施，但魄力还是相当大的。
据白居易在给皇上的一份表状中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诸道节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的地步。
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果然，到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三、四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吉甫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吉甫弄下去。
正好，在四月份的贤良方正直言策试中，三位应试的低级官吏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放言指陈时政之失，特别是皇甫湜，甚至把矛头指向宦官，认为宦官操纵兵权，过于专横，引起考策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注意。
结果，韦贯之把他们署为上第，呈送皇上，皇上见了策文不大高兴，被攻击者就更感到不能忍受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
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
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此时，另一位宰相武元衡已奉诏接替高崇文出镇西川，当事者就只有郑絪和李吉甫。
吉甫对外采取加强集权的强硬方针，对内必然也要有所动作，所以经常向朝士们表露对宦官们干预是非的不满，想不到皇甫湜居然就在策文中捅出来了。
对他的直言不讳，吉甫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十分赞成。
裴均指使人向皇上报告：这全是出于执政宰相的唆使。
意思就是吉甫。
宪宗得知很生气，觉得李吉甫以此方式宣泄不满，有失为臣之道。
幸亏不少谏官秘密上疏为吉甫申辩，皇上才稍稍改变了想法。
但宫中的宦官对策文中强烈的攻击却是不能接受的，否则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光琦和吐谷承璀对皇上哭诉道：裴垍、王涯负责策试的复核，而擢为上等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不先说明，裴垍又无所异同，选人惟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伏请陛下明察。
皇上对身边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还要依靠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见两人这么说，事实似乎也能成立，于是只好罢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学士。
接着，又贬王涯、韦贯之、杨于陵出京，对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赴藩府。
本朝地方大镇可以自辟中下级属官，无须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于幕府。
后来有所谓藩镇得人之说，也就是这么来的。
皇上此举招致了很多议论，白居易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
但不知怎么，吉甫仍然没有表态，甚至在处理牛僧孺三人的过程中，也一点都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更没采取他应该能够采取的缓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释。
也许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数十年后，有不少人把这件事的过错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给他的儿子--日后的一位杰出的宰相--酿生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宪宗虽然不能摆脱宦官的影响，但对宰相的态度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误就在于事事躬亲，没有做到用人不疑。
同时，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选用宰相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
政治的秘诀就在于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什么时候两者能够平衡，什么时候就能显出政治上的清明。
宪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为本朝历史上第三个贤相辈出的时代，前二次分别是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年间。
四月份，皇上尽管因中人之意罢免了翰林学士裴垍，但不久却命他入相，时间是九月十七日。
这是天子即位后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是同时的，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过有些摩擦也在所难免，主要原因还是李吉甫的为人性格所致。
皇上起用裴垍，也是出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
吉甫任翰林学士时与裴垍就有意见上的不合，武元衡经常为他们调停。
吉甫入相后，偏激的毛病不时或犯，和郑絪也产生过牴牾，对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见，但是吉甫和他们的私交并不坏，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垍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难免，但吉甫不幸还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窦群。
这个窦群在王叔文当政时的表现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愤恨就注定是要倒霉的。
窦群与羊士谔、吕温是同学，两人当时都在御史台，窦群便想提拔他们。
本来，吉甫对二人也是十分赞赏的，即使是超资录用也原无不可，但吉甫对窦群不先对他这个当朝宰相打个招呼就擅自主张很生气，把任命扣压了几天。
窦群是何许人？哪能轻易招惹，他立即就要报复。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长官，负责纠举官吏过失，有一定的权力。
窦群探知有一位叫陈克明的方士经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将此人逮捕，并上奏皇上，宪宗亲自讯问，却没有查出什么奸状，皇上大怒，知道窦群诬奏，要将他斩首。
这时倒反而是吉甫没有计仇，劝住了皇上。
风波虽然过去，但宪宗心里对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处事方法多少有点不高兴，开始想让裴垍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这么想，宫中不少人很高兴，也纷纷说李吉甫确实不适宜久在相位。
这一年的九月，宪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节度使。
皇上自开始对藩镇施加压力以来，就经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节度，一是改变方镇节帅自为除授的旧例，二是为了加强控制，早些时候的杜黄裳、武元衡挂衔出镇都是先例。
此次命李吉甫出镇主要也还是这个意思。
不过，本朝官吏都崇尚在京中任职，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外职，心里都隐含着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为相实际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时政，多有建树。
这两年，在新财政长官李巽的努力下，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写了一部国情报告《元和国计簿》，汇总了全国方镇、州府县的数目以及户口、赋税、兵员状况。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整个帝国有十五个道控制在不法藩镇手中，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而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依赖于只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江淮一带的八个道。
这份报告的核心是重点指出了江淮一带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吉甫的洞察力十分高明。
九月十九日，天子亲自在通化门城楼为吉甫饯行。
告别了皇上，吉甫乘船向扬州进发。
秋风阵阵，灞水汤汤，离别君阙之际，吉甫也未能免俗，心中感到无比的惆怅。
然而这对于帝国来说，或许却是件好事。
淮南是帝国的第一方镇，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形势正向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吉甫能克尽其职，保持淮南的安定，长安的霸业就成功了一半。
三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
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
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
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
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
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
果然，裴垍一人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
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
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
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絪。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
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
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
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
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
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
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
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谷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
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
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
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
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
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
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
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
卿等以为如何？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
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
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
再说兴兵攻讨，征召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
旁边的吐谷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晓得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
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
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
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
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
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
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
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
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
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
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
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
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
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
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
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
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
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
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
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
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
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
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
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滑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
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
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
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
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
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
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
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
四朝中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窝囊透顶。
师出无功、耗费财物倒也罢了，重要的是朝廷的威望大损。
王承宗还是得到了节钺，德棣二州依旧又归到了他的名下，相对于四年前平定刘辟、杨惠琳以及李锜的辉煌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谁也不能把错误推到天子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皇上的决断虽然欠妥，但在道义上却绝对不错。
于是，大家便把矛头指向吐谷承璀。
更令人无可容忍的是九月份，承璀从行营回朝，皇上居然复命他为左神策中尉，并加衔左卫上将军，一时间京中百官弹劾表奏，雪片似地递进。
裴垍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念其旧功不加杀戮，亦应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道：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说得更直接：吐谷承璀理应斩首！皇上心里也有气，但他气的是那些力主罢兵，阻挠他扬威天下的朝官，而不是身边这位忠心耿耿为己出力的吐谷承璀。
可战事毕竟失败了，压力之大也前所未有，身为天子是不能认错的，那也只有找一个替罪羊了。
两天后，宪宗罢免了承璀的中尉职务，将他贬为军器使。
这是内侍省的一个小官，对宦官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不轻的处分了。
朝野上下总算出了口恶气。
就在这天，克勤克劳的宰相裴垍积劳成疾，患中风症一病不起。
皇上甚感震惊，不断派人问候病情。
但是，裴垍这场病太重了，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天子闻之，叹惜不已。
数天后，以太常卿权德舆人相与李藩共同主持朝政。
对宪宗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岁月，在这半年中，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
不过，皇上并没有死心，在宫苑中独立寒秋，他时时把目光投向东方，那是他祖孙三代蒙受羞辱的地方，他无法把它彻底忘怀。
皇上变得十分好财。
他对李绛解释说：眼下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又沦于异族之下，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重蓄聚。
不然，朕宫中用度本极俭薄，多藏又有何用呢！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
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
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
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
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
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
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
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
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
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
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
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
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
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
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
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
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
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
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
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
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
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
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
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
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
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贤卿说得太过分了！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
皇上觉得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
于是对李绛说：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
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
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李绎不作声。
就这样，吐谷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
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
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
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
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
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
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坐以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
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击，他日岂易轻取！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
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
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
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议。
第三天，延英殿里李吉甫与李绛又一次展开争论。
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认为用兵利大于弊。
他向皇上保证，粮草军饷绝对没有问题。
李绛坚持认为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发各地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军远征，天下骚动，耗资无数，而卒无成功，为天下笑。
今日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再驱兵征战，恐怕非但无功，反生他变。
况且对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请陛下勿疑！吉甫还要再争，宪宗摆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
不过就眼下而论，似以暂不用兵为上，但不可不作准备。
皇上顿了顿：这样吧，敕令各邻近诸道选练兵马，严阵以待。
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吉甫是错误的一方。
不出李绛所料，魏博的内乱果然进一步恶化，部将田兴废掉了田怀谏，在朝廷的威慑中，魏博众人都觉得投诚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举六州之地上表求归。
朝廷立即又派干练的大臣翰林学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
不仅任命归顺的田兴为节度使，在李绛的坚持下，宪宗又拨出一百五十万缗作为赏赐，结果田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欢欣鼓舞。
朝廷的恩威在这时重新恢复了一些光彩。
魏博镇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后重新回到帝国的大家庭中，这一事件的意义犹如当年克复蜀、夏、吴一样，不仅给予其他不法藩镇以强烈的冲击，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坚定了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信念。
它预示着帝国在年轻天子的率领下，在众多贤相的规划辅弼中，有可能取得近几十年来所重未有过的生机。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
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
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
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们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说宰相们私树朋党。
宪宗召来三人质问。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
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
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
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
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
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
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
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
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
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
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
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
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天下事相辅相成，此长彼消，现在轮到那些藩镇犯错误了。
五这几个月来战局的实际情形很微妙。
淮西吴元济深知自己是这场战事的惟一目标，根本无法逃避。
于是义无反顾，一门心思地顽强抵抗。
二月，在磁丘击败由严绶统率的主力部队，推进了五十余里，占据了唐州，同时又打败了寿州团练使令孤通的一支军队。
开始的一个时期里叛军声势颇著，而朝廷方面却似无成效，只有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
到了五月份，勇而有谋的李光颜在一个叫时曲的小地方成功地击溃了淮西军，终于得以给叛军形成了压力。
吴元济眼见单靠自己一方孤镇难以抵挡，便求救于成德和淄青。
王承宗和李师道与淮西在对抗朝廷这一利害上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假如淮西一旦失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
但他们却暂时还不能公开与其站到一起以致引火烧身，只是数度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
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能得到皇上的回应，在日益严峻的态势面前，二人暗地里都是心怀鬼胎。
淄青的李师道颇似他的祖父李正己，为人极其狡诈。
一直都有人传言他好养死士，手下聚集着无数的亡命之徒。
不过，大家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
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
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
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
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
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
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
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
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
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
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
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
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
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
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
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
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
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
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
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
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
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
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
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
消息一到，举朝震愕。
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
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禀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
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最弱小的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
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
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裴度沉吟不语。
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
天子大喜，急切地问：贤卿真有此意？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
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破敌。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初三，裴度在通化门拜别了天子，带着天子和满朝文武的殷切希望，怀着一腔忠诚和必胜的信心，走向了淮西战场。
帝国的历史应该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额手加庆。
裴度在出京前，采取了一个重要行动：奏请皇上罢免与李逢吉一样不赞成继续征讨的翰林学士令狐楚。
皇上在这时对裴度寄予厚望，当然予以同意，不仅将令狐楚削职，并同时还罢免了李逢吉的相权。
裴度首先在朝局中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后顾之忧；又在路上成功地躲过了吴元济骑兵的袭击。
一到前方，立即奏停了各路兵马中监军的权力，使得各将重新掌握了军权。
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在裴度的筹划下，最后由杰出的军事将领李愬实现了划时代的胜利。
李愬是当年一代元勋李晟的儿子，以父荫起家，有筹略，善骑射，去年七月高霞寓战败后，朝廷任命袁滋为帅，亦无成效。
在这个时候，李愬上表自荐，愿于阵前立功，经宰相李逢吉推举，出任随、唐、邓节度使，负责对淮西的正面进攻。
开始，敌军因为屡败高、袁，并不把李愬放在眼里，对他的防备甚为松懈，李愬看到了这一良机，表请增兵，朝廷从河中等镇拨出了两千骑兵归其指挥，从而使得攻击力大大加强。
李愬继承了其父卓越的领兵才能，推诚待士，以德服人，他的部队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成为会战各部中战斗力最强的之一。
李愬的成功在于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判断。
通过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上半年一系列战役的具体实践，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李愬制定了一个以穿插、游击为主要方式，以敌人薄弱环节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对吴元济进行偷袭。
五月，李愬先后俘获了淮西的两位将领吴秀琳、李祐，厚待以礼，由此对敌占区里的险易远近虚实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到了八月，敌情更为明朗，降将李祐此时立了一大功，他根据自己的分析，对李愬道：就目前情况来看，淮西精锐全在洄曲一地，再加上四面受力。
边境尤须布以重兵，因而蔡州守备定是老弱之辈，我军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必擒吴元济！李愬听罢当即决定，绕过敌军主力，直取蔡州！十月初八，派掌书记郑澥秘密前往郾城，向主帅裴度报告这一计划。
裴度拍案称绝：兵非出奇不胜，此计绝妙！当下就予以批准。
十月十五日一个漫天风雪之夜，李愬突然行动，以三千人为突前，三千人为中军、三千人为殿后往东疾行，一切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少数几位将领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所之。
经过一夜一百三十里艰难的急行军，于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抵达蔡州城下。
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外来的军队到过蔡州--这座淮西镇的老巢。
当李祐率先攀上城头时，朝廷三十年的耻辱、三十年的无可奈何都在这一刹那间烟消云散了，尚在睡梦中的吴元济终于成为一个彻底的被征服者。
这是李愬的胜利，也是裴度的胜利，更是天子和整个帝国的胜利。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七日，吴元济投降。
淮西克复。
六山陬海澨，同声欢庆。
待罪荒州的刘禹锡、柳宗元也不例外。
前后算来，他们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贬谪生涯，尽管他们在武元衡被刺后囿于个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两人对天子和国家的忠诚依然与当年一样，丝毫未变。
当本年的十一月份吴元济在长安人头落地时，刘禹锡写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写了《平淮夷雅》来歌咏这个胜利，是的人公认的颂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军司马是韩愈，他也是帝国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早在贞元年代，他就与刘、柳等人一起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而名噪一时。
不过，韩愈与刘、柳政见不同，学问上分歧也很大，但这不影响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样显示出他的大手笔，为天子纪功，为千秋万世立法式。
韩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进献天子。
宪宗赞赏之余，即命刻石于蔡州紫极宫。
勒石立碑，动流亿年，固不可不慎重，韩愈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所以他历时旬月，耗尽心血，才得以完成。
然而就是这样，由他这位可称海内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却仅仅在蔡州矗立了两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
韩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谨慎，还是犯了一个大错。
但谁都不可能预卜未来，至少韩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当时没有认识到。
所有人的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繁杂的后续事务中，无暇去理会其他。
人们有这样一种隐约的预感：河北的割据也将不会长久了，帝国正在中兴之中，甚至可以恢复到天宝年间全盛的状态。
天子和朝野上下都为这个快要到来的事实而激动不已。
确实，朝廷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淮西一隅的三个州而已，它获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对天下的强大震慑力，收复王承宗和李师道应该是早晚的事，因此，这些胜利的意义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天子依旧是无上的天子，朝廷依旧是权威的朝廷。
仅此也就足够了。
对淮西之役持消极态度的李逢吉已被罢相，被委以剑南东川节度使而出镇京外。
在裴度赴前线期间，朝中宰相实际上只有去年年底任命的王涯和一个月前刚刚任命的崔群二人，宪宗遂征召淮南节度使李鄘入相。
这是出于吐谷承璀的推荐。
前几年承璀被李绛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监军，其时李鄘正代李吉甫为节度使，二人得以共事。
李鄘尽管为人刚峻，但性格内向，他不愿与承璀直接冲突，而承璀也对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处倒也融洽。
承璀还京后，又得到皇上的贵宠，他在李逢吉、韦贯之罢相后，便向皇上推举了李鄘。
承璀以往吃宰相的亏不小，他此番力荐相选，内中的私意是很明显的。
李鄘却感到受宦官引进是莫大的耻辱，他更不愿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摆布，以至于接到任命时竟对着手下人号啕大哭：本人一向安于外任，宰相不是我这个人能做的！但是天命难违，李鄘一百个不情愿地离开扬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来到京城，这时裴度都已经从淮西班师回朝十几天了。
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觐，更不能到位视事；同时，闭门杜客，隐居在家，显然是一心不要当宰相。
三个月后，皇上只得罢免了他的相职。
而启用了当年裴垍提拔的李夷简。
这时，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简。
主持朝政的仍旧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镇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顺。
尽管李师道犹不甘心，于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诏征讨。
到这时，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师道下的毒手，众怨沸腾，异口同声地声讨。
这一次朝廷已无后顾之忧，各道兵马很快就对淄青形成了夹击，战场上的形势是非常乐观的。
长安城中的气氛却有点不对。
这倒并不奇怪，胜利总要给国家带来一大批功臣，他们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危机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盖主，麻烦就不可避免。
首当其冲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简出镇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罢为兵部侍郎。
九月，皇上任命了两位财政官员替补宰相空缺，一位是盐铁转运使程异，一位是户部侍郎皇甫镈。
奇怪的是，这项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强烈反对。
本来，财政重臣出任首辅，受到一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当年的刘晏、杨炎都是先例。
任命二人的制书颁布后，长安城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说此二人手握财利，多半是贿赂以进。
可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
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
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
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
更何况皇甫镈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
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谷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
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皇上上疏。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的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
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
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
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
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镈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
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镈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
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
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
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
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哪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
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
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
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
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
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
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程异惟惟，皇甫镈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
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
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鼻子里哼了一下，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
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
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
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镈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
十二月，碑成。
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把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抹得一干二净了。
长于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
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无不出于归降。
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
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
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