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一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
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
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
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
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
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
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
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
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
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
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
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
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
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
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
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
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
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
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
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
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
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
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
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
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
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
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
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
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
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
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
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
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
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
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
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
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
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
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
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
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
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
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
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
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
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
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
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
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
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
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
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
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
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
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
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
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
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
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
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
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
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
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
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
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
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
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
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
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
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
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
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
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
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
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
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
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
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
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
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
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
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
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
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
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
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
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
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
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
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
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
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
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
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
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
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
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
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
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
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
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
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
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
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
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
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
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
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
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
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
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
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
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
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
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
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
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
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
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
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
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
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
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
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
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
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
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
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
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
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
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三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
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
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
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
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
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
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
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
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
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
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
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
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
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
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
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
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
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
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
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朋党，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
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
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祖荫起家入仕，进入政坛的。
而且，他对进士考试的种种弊端尤为不满。
早先，牛僧孺刚及第时，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尴尬的事件尚未发生，他与德裕的关系还很不错。
那时僧孺二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新进士，德裕二十一岁，随父入京，补授秘书省官校书郎，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朝官。
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时常相聚，说话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两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时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于是对德裕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他瞧着德裕道：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其时，预席者大约以新进士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
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因为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
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
他曾对武宗皇帝说：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
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
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
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
宰相怎么如此说？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
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
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
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
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改革。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
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
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复了试诗赋。
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
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
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
击鼓唱名，便见分晓。
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
各种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
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到了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
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
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
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
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
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过，德裕的想法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测他因为没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击进士及第者。
这种误会闹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不利。
同时，积习难改，更何况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两项禁令是无济于事的，一年后，德裕的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坚持下去。
也难怪，众人独醉而一人独醒，在醉者看来，这个醒的人不是神经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事，相差实在太大了。
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
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
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得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
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
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
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闲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
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当年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
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
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
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
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
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陷入胡贼之手，最后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后来曾数度寻访，均无下落。
而文中却以曾作胡人妇的王嫱侍寝，作者这种用意极其恶毒的影射，亦让人心惊不已。
这篇文字是谁的手笔，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卷端赫然题着撰者姓名：牛僧孺！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怀疑，最终一致认为，这东西绝不会是僧孺所作。
原因太简单了，尽管人们都知道牛僧孺好写传奇故事，也曾作过一部《玄怪录》，但他绝不会如此愚蠢无知，弄出这么个东西，把自己置于死地。
这肯定是有人假托，借以诋毁诬陷牛僧孺。
这篇《周秦行记》还传到了文宗手里，连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里至于会称德宗为‘沈婆儿’呢！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何人的杰作。
其实不光是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些怪诞的传奇故事在流传，早些时候，这种文字也层出不穷，内容大体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虚乌有之人把一些不经的行为写出来示众，可像这篇《周秦行记》公开詈毁之作，大家却是第一次看到。
人们茶余饭后，读事猜旨，虽也不无乐趣，但是仔细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讦的现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
若是没有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对立，也就不会在朝廷政治中产生派系之分，两种派别既然相互斗争，文学便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四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
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
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
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
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
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
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
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
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
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
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
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
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
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
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
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
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
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
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
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
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
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
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
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
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
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
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
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
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
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
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
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
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
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
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
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
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
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
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
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
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
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
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
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
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
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
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
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
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
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
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
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
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
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
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
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
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
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
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说了算的人。
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
没有伤到他的要害。
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
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
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
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
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辰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
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
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
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
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碗水吧？！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
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
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变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
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
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
但最终宗闵还是得到了量移，起为杭州刺史。
这无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后起了作用。
过了一年，郑覃、陈夷行也被罢相，杨、李得以主持朝务，宗闵、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
可就在这时，杨嗣复、李珏却犯了错误。
他们站错了立场。
文宗去世后，两人竟与枢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陈王，而仇士良却要立武宗，最后是仇士良获得了胜利。
武宗成为天子，怎么还有他们的好果子吃？不用多说，这下子东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
不过，他这一次命运的转机仍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五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
八月底。
德裕就来到了京师，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谢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几点建议。
这一进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变后虽然身处朝廷中枢之外，但他与居于洛阳优游林下，无复进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几年并没有白过。
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宗大和、开成以来的种种现实进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数十年的派系分歧、朋党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辅，便能立即向皇帝进言。
在德裕看来，这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须辨群臣之邪正，这显然是针对大和时期李宗闵之流结朋党纷争于朝而发的。
德裕把自己独出于朋党之外，不论有无自我标榜的嫌疑，可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别，之所以纷争不歇，人主不能正确区分而摇摆不定是主要原因。
故德裕坚持要辨明群臣之邪与正，并非完全是从洗刷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到使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
德裕比裴度更进一步的是，他在这一点上还强调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独立而无所倚靠，而小人则如藤蔓必附它木，从而给出了区分的标准。
这一标尺颇耐人寻味。
君子独立没有疑义，而所谓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么？明眼人是无庸解释的，只要想想李宗闵，特别是李训、郑注之流缘何而进高位，就一目了然。
德裕在此没有明指宦官，但含义却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应归中书，就是说政治权威应该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门，而不是政出它门。
德裕于此同样没有把南衙、北司的现实状况点透，可这一点承上面而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够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属于具体的运作范畴，他认为宰相在位时间绝不应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而生祸端。
这一全无私利的政治方针，也是德裕纯从王政的考虑出发的真实写照。
新帝无不嘉纳。
从这时开始，德裕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会昌，是为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势却很不好。
在边境方面，河、湟数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
而北面的回鹘，又出了变故。
原来，在回鹘的西北，有一个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为回鹘所败，此后与中国不通。
后来该部落势力逐渐强大，与回鹘交兵近二十年，回鹘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终于被黠戛斯击溃，各部纷纷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镇（这是本朝全盛时所设的边镇），还有一支由回鹘可汗之弟嗢没斯率领，径往天德军所在地天德城而来，请求内附。
外敌衰弱，正给了边将邀功的机会，有消息说，天德军节度使田牟等有攻击回鹘散兵的意图，正在积极准备，不日奏报也肯定会到。
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临着抉择。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问题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来十分气愤朝野竟有不少人对他入继大统颇有微辞，即位的当天就把一位公开表示不满的朝官谏议大夫裴夷直贬出了朝廷。
接着，又将不支持自己登位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珏，两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请出京城。
在仇士良在鼓动下，三月十九日，出诏赐刘、薛二人死，并派中使立赴潭、桂两州，要诛杀分任湖南、桂管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
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这样做，杨、李二人毕竟做过宰相，事情弄到要杀他们的地步，这就过分了。
户部尚书杜悰听到消息非常着急。
这位杜悰是当年杜佑的后代，也是宪宗的驸马，因为李珏的一力保荐做到现在的职位。
此际，他没有忘记报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马去见德裕，请他出面劝说年少冲动的新帝。
德裕虽对杨、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轻杀，这是原则问题，与私人恩怨是牵不上的，德裕立即会同同相的陈夷行、崔珙以及崔郸上疏。
陈夷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德裕一样，始终不以私嫌为意，一心一意地为援救杨、李出力，照理他与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
德裕诸人连上数章后，又怕耽误事情，于是把枢密使请到中书门下，请他向皇上美言，无论如何，至少也要让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终于同意召见宰相。
德裕等人入内，涕泣而言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后悔！皇上道：朕绝不后悔。
言罢，赐诸人坐。
德裕答：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不奉圣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连命再三，叫他们坐下谈话，德裕等人就是不坐。
如此良久，皇上见他们意思坚决，只得说道：罢了，朕就看在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陈夷行、二崔听得此话，连忙下阶拜伏谢恩。
皇上道：这下诸卿可以坐下了吧？！数人这才听命。
武宗叹了口气：朕嗣位时，宰相何尝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陈王，杨嗣复、刘弘逸志在安王。
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贤妃觊觎神器。
且嗣复与杨妃同宗，还与杨妃云：‘姑何不效则天皇后临朝’，卿等想想，这是什么话？！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天子这一番表白发自内心，诚恳率直，似乎显得有理。
其实，皇上不意之间，漏出了天机。
照他的话，陈王既是先帝遗志，如何你陛下却取而代之？若是以陈王冲幼不克大任，安王与你皇太弟之间也并无必然的是与非。
不过，数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况已屡见不鲜，德裕等人身为人臣，既无法说清楚，也不敢说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委婉规劝而已。
还好，皇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德裕与陈夷行、崔珙、崔郸不失君子风范，是值得大大称许的。
接下来，德裕又很好地处理了边境上的回鹘散兵内附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不仅天德军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进攻，陈夷行甚至也是这个主意。
德裕力排众议，坚请武宗不能轻动武力，对溃败的回鹘应以安抚为上，即使进攻，也应待部署安排妥当后再说；目前仍当以约束边将，严兵保境为佳，既不失道义，也不至于酿成祸患。
皇上问了德裕一句话很有意思：嗢没斯请降，卿敢担保他是诚心的吗？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况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体分析眼下双方形势，才如此断定彼辈尚不至于为乱。
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范，既不为怕担风险而一味讨巧，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轻率行事，德裕在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亚于乃父。
此后情形的发展证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两年后，嗢没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归义军军使；又一年后，回鹘乌介可汗倒是率军侵扰天德、振武两军，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
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
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
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
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击，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
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
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
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
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
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
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
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
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
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
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
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惟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
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
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
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
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
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
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
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六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
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
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
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
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
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
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
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
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
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是没话说的，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
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
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
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
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
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
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
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
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
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
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
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
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
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
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
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
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
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
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
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
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时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
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
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
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
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任人惟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
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此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
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
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
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
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石雄奏称：攻占潞州后，手下兵士在贼处搜获了一批档案，检点时发现其中竟有李宗闵、牛僧孺给刘从谏的亲笔信件。
在接到石雄奏报的同时，河南府尹吕述也给德裕写来了一封私人信函。
吕述在信中说，平定泽潞的捷报传到洛阳时，正在东都述职的太子太保牛僧孺竟出声叹恨。
德裕接到这些报告后非常生气，早先毫无证据的交通敌贼、同情叛党嫌疑，原来竟是事实！德裕带着一些隐约的快意立即把这两件事呈报给了皇上，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考虑：此事由石雄、吕述两人报来，其中有无虚拟的成分。
天子勃然大怒，立即诏贬僧孺为太子少保，宗闵为漳州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宗闵为漳州长史。
一个月后，天子似还不解气，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
长史与司马一样，都是州刺史的佐官；所谓长流封州，也就是流放到封州。
这是牛李二人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处分了。
制命一下，不要说他们本人，整个朝野也大为震动。
本来德裕就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抑退浅薄浮华之士的策略，而大力奖拔孤寒，打击朋党，早就引起为数不少人的不满。
此次惟一能与德裕相抗衡的宗闵、僧孺又遭毁灭性重创，使得这些人的怒气和怨愤达到了高潮。
这时，在淮南任节度使的李绅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他到任不久，发现手下的江都县令吴湘盗用公粮钱，并且还强娶民女。
李绅最容不得这种事，怒火万丈，给这个人定了个死罪。
这件事情本来不大，李绅的处理也在地方官的权限之内，但其中却有个复杂的情况存在。
原来这位吴湘的哥哥叫吴武陵，与李德裕很有点过节，德裕对这个人也公开表示过不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
这一下，李绅的处理便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判吴湘死罪，显然是禀承德裕之旨而与吴武陵过不去，这不是挟怨报复又是什么？！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裕，便纷纷指责李绅处理不公。
德裕在此坚决维持老友的原判，并把持不同意见的两位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公贬了职，压住了波澜。
如此，德裕树立的对立面便越来越多，对立的程度也越发尖锐，只是没有最终激化，因为德裕的声威正如日中天，在他的身后还有天子，宦官势力又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些人再有怨气，在眼下却无可奈何，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而已。
此后，无所建树的杜悰、崔铉先后去职，李回入相。
李回是德裕用兵昭义时，起用他奉使前往河北三镇执行说服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位有功之臣。
德裕用他为相，也不能算是囿于派性。
在德裕主政期间，最后同相的是崔元式，他与德裕在很多方面有分歧，未多久便也去任。
德裕在相已经五年了。
尽管他曾经在几年前数度上表辞职，但都未被武宗接受。
眼下的情形正应了他刚刚回朝时的话：宰相在位不可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
德裕主观上有无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但客观上这种事实的存在确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到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一派与德裕为代表的一批人的种种过节，似乎以德裕的胜利而烟消云散了，确实，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德裕笑到最后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世事实在是太难预料了，德裕最终也未能善始善终。
决定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德裕强有力的支持者武宗皇帝，居然也英年早逝。
坏就坏在皇上同前几代天子一样贪恋长生之术，迷食丹药，弄得不可收拾。
武宗即位之初，就十分赏识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命他于三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
一名谏官上疏切谏，还被贬为河南府士曹。
几年过去后，皇上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皇上因服用了赵归真等人炼制的金丹，性情开始变得暴躁焦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已经不是个好兆头。
入冬以后，皇上自己也觉得身体不适，像是患了大病。
赵归真上言：这就是在换骨了，请陛下坚持。
皇上仍不以为非，嘱咐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宫外莫知详情，德裕也被蒙在了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坚持了近四个月后终告不测，年仅三十三岁。
天子弥留之际，因皇子冲幼，宫中宦官决定：以皇太叔光王权勾当军国事。
二十六日，光王即位，史称宣宗。
德裕固然没能想到武宗竟这样地撒手而去，但更没想到即位的新帝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
他简直无法相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新帝即位的当日，德裕正奉册在侧。
典礼结束后，新帝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含义无穷地对左右道：刚才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便使朕毛发俱竖！四月初三，德裕被命为荆南节度使出朝。
初四，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其弟元龟贬为崖州司户。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
八月，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这五位前宰相各得量移不等。
第二年，新帝改元大中，是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
新年中，事犹未已。
正月，恢复进士及第者曲江游宴。
二月，德裕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闰三月，诏命凡会昌五年所废佛寺，听其修复，地方不得禁止：增复会昌时所减州县官。
六月，牛僧孺进位太子少师；令狐楚之子令狐綯被擢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八月，德裕同僚李回罢相，出朝任西川节度使。
九月，御史台发李绅任淮南时的吴湘旧案，再贬德裕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德裕三贬为崖州司户，李回再贬为贺州刺史。
…… ……到此可以暂时打住了。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旧帝所支持的，全为新帝所否定。
这一次首当其冲的是德裕与他的同志们，被彻底地清除出朝外，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消失。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德裕抵达贬所崖州，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
李宗闵最早去世，死在受量移后不久，牛僧孺也于去年十月病死在洛阳。
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清楚：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一切光辉灿烂的功绩都已在新帝的手中被彻底摧毁。
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郁郁中去世。
消息传到长安，有人写诗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这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故事就这样以三位主角的去世而渐渐开始消歇了。
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还是各自的派系，他们都不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说到底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天子，帝国第十九位统治者：宣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