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天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李商隐（公元812 ？-858年）一在帝京长安的最西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紧毗外城城墙的地方，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独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坊区。
这就是本朝诸亲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册为太子的皇子入居东宫，其他的皇子几乎都住在这里，若非危难时期受命出镇或领衔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间起，皇子例不出阁。
他们的屋第虽不在一处，但却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里就相互往来。
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为本朝诸王的代名词。
十六宅起于何时，倒也很难详考。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变化，最终成为长安城中一块极有分量的地方。
其原因也是一目了然：近几十年来，十六宅出了好几位天子。
照理，东宫的太子本是合法的继承人，原本是轮不到十六宅里的诸王的。
可是本朝的储位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变得越发严重，几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不是没留下嫡脉，便是皇子冲幼。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由宫里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
所以，十六宅便有戏了！第一个是文宗皇帝，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神策军从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居大宝的先例。
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在太子已立的情形下，犹被仇士良率数千禁军迎为天子。
武宗同样也是英年早逝，去世之时，长子杞王只不过几岁，于是，十六宅再出一位皇帝又将是不可避免。
近三朝以来，十六宅中有一位光王李怡，和别的亲王大不一样。
德宗以后，顺、宪、穆、敬、文、武六帝先后御极，其中敬、文、武三帝是兄弟，分别是穆宗皇帝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宪宗子息颇多，共有二十子，长子穆宗，第十三子就是李怡。
不过，这第十三子李怡却不是嫡出。
其母郑氏原是宫女，据传还是当年宪宗平定李时的战利品。
因为生有美色，遂获宪宗爱幸纳入后宫，生下李怡。
李怡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时被其兄穆宗封为光王，所以按辈分算起来，应是敬、文、武三帝的叔叔。
这位三朝皇叔在十六宅中，是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说起来有点让人吃惊，光王有些名气既不是因为他是三朝天子的叔叔，也不是因为他有怎么样的功绩，更不是因为他有如何的德声--说得难听一点--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大宝之心。
光王之所以让大家记得他，却是因为他似乎是个痴呆，至少是个智力不健全者。
宫中都这么说。
这位光王生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三日，小的时候尚不觉得，长到几岁后就发现，他的心智有严重缺陷，与同龄的幼儿简直不能相比。
随着年岁增长，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无论哪一方面，都较常人逊色。
这已经渐成大家的共识。
文宗大和时期，光王已经成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了一条：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
任你天大的事，他也是不发一言。
平时游畋宴集，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模样，让人无法捉摸。
有些人猜测，也许是光王有一次到掖庭宫谒见当朝国母--也就是其兄穆宗的生母、文宗的祖母--宪宗懿安太后的时候，竟然遇到宫人行刺，受了严重惊吓的缘故才如此雪上加霜。
可是，那次事件不过是有惊无险，按理也不至于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的。
不管怎么说，光王已成为十六宅中惟一让大家感到放心的人，诸王们有时虽也拿他开开玩笑，但与他相处得却还不错。
确实，一个人只要让人觉得毫无威胁，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他就能博得信任、同情，甚至是诚心诚意的帮助。
文宗是由十六宅出去的，即位后，便经常来到诸王居处，与大家叙叙旧。
但他对光王的态度却不怎么样，有时故意作弄他，近乎于恶作剧。
一日，天子在十六宅大摆宴席，款待诸王。
席间大家欢笑戏谑，无复君臣之别，可光王却依旧是不说一句话。
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开口，朕有大赏赐！众王哄然叫好，立即就有几个年轻的亲王上去逗他。
结果当然是徒劳，任你百般捉弄，光王始终是不露声色，缄默其口。
文宗看着皇弟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
外间的风起云涌，照例不能影响到十六宅的平静，诸王们在流连诗酒、游畋宴集中打发着声色犬马的日子。
只有这位光叔似乎稍有不同，他照样也参加各种聚会，但曲终人散之后，他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一个人如此韬晦，总会引起一些多心人的猜疑，武宗就是一个。
这里面有件事情说不出口。
当初敬宗皇帝宴驾后，文宗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本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文宗之后，皇弟武宗踵继大宝，也是出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程序。
宫内外有人看不惯，因此十六宅里的光王，便自然为人所瞩目。
只是人们都知道他很有些毛病，除了为他可惜之外，也想不起其它什么。
可武宗不这样看。
即位之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也比较长，由于自己性情豪爽任气，经常拿光王开心，因此比其他人要多了解这位光叔的情况，同时也就比他人更加疑惑，更加莫名所以。
武宗虽然粗率而不拘小节，但他有一种预感：光王的沉默不言、与世无争是装出来的。
尽管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但他觉得这种感觉绝对不会错。
这种第六感一样的东西时时会涌现在他的心头，特别是当他与光王同行同处的时候，望着光王无动于衷的表情，总觉得在那张脸背后其实深不可测。
武宗所不明白而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武宗即位以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同其兄文宗一样，武宗也经常到十六宅与皇叔弟们欢笑戏谑，不过，他很讨厌光王，时常给他难堪，光王越是不经意，武宗就越是无礼。
于是，武宗在位期间，光王李怡便时常出现一些意外。
不是与皇上击毬时偶然落马，便就是在入宫时莫名其妙地失足，凡此种种，都在不经意之间突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
但是，光王仍顽强地活着，并且永远不出一句怨言。
有时甚至弄到疮痍遍体、满身腥秽，连前来侦视的宦官也为之惊讶的程度，他却还是那样地不以为意，就仿佛是一位不知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斥责，就已经感到无比幸福了。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是一天天临近。
那是有一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长安的大道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时间早已到了宵禁时候，坊门四闭，积雪盈道，四周阒无人迹，只有一大队车驾的辙印依稀尚在。
一名金吾卫的巡警正缓缓地挪着脚步，忽然，他发现雪地里似乎有个人影。
巡警大惊，急步走上去，只见一位华服微髯之人，正在雪地里呻吟，挣扎着要爬起来。
巡警问道：你是何人？我光王也。
不意至此，……我又困又渴，你能不能找些水来？巡警半信半疑，但看此人，尽管泥浆满身，却也不掩英武之相。
不敢怠慢，便到近处有水的地方给他装了一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光王李怡坐起身来，将手中的水一饮而尽。
他抬起头，望着黝黑苍茫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倒卧在雪地上。
他想起来，晚上是同诸王兄侄随驾出游的，酒后策马而回，突然一个闪失．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但是，此刻他却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马失前蹄，而差点就冻死在这无人的街道上。
也许真是苍天有眼，保佑自己命不该绝，这才能从昏迷中及时苏醒过来，不至于横尸雪地。
想到此，光王只觉得那一罐冰冷的水在腹中翻滚升腾，如同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直使他周身滚烫，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像是要把他托上九天云霄。
他在心里道：这样的失足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光王李怡慢慢地站起来，略略辨了辨方向，便毫不犹豫地踏雪而进，向十六宅的府第走去。
黑暗中，朦胧的雪光映照着他的一身紫服，发出一片黯淡的光芒，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幽灵在徘徊。
武宗还没来得及得出他的答案，或者说他甚至还没有完全决定他是不是还需要这个答案时，就突然撒手而去了。
皇上走得如此匆忙，是着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
可万幸的是，危急存亡时刻，总是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扶持大局的。
宫中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从文宗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资格，也有了这个能力。
宦官比朝士们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有所耕耘，才有所收获。
如果天子是在我手上产生的，而这位天子又是平庸懦弱之辈，这份好处还用说吗？！当然天子必须由太子继承，这是百代不易的制度，不过，太子如果年幼无知，那就可以另当别论了。
武宗皇帝病重后，有两个多月不视朝政，宰相请见，亦被枢密驳下，朝野内外忧惧万分。
拖下去于事无补！内侍仇公武首先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
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肚子里转了几转，立即就随声附和。
他知道这里头的奥妙。
枢密使和右军中尉没有他们两人反应得快，可一会儿也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精妙！文、武两帝的干练冲动，他们虽无切身体会，却也深知一二，前辈仇士良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所以在这件事上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
可在此刻，他们的意见却一下子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以后的日子有了这位憨痴而无所决断的光王，至少是不用担惊受怕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遗诏发布：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二十一日，皇太叔在宫中少阳院接见朝廷百官。
当文武百官步人宫殿时，谁也没有对这位即将入替大宝的新帝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国运就将要系在这么一位天子身上，大家无可奈何之余，仍还有些微微的不甘心。
可是，太子确实年幼，宫中遗诏已出，又有什么办法？！首席大臣李德裕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做过努力，可在这种建置天子之事上，他也无能为力，更何况他人！百官班定，内侍齐集，枢密中尉们也已就列。
皇太叔出现了。
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真切的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从他那坚毅同时又蕴含深邃的表情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常人！所有的人都被皇太叔的不凡气象笼慑住了，他们惊在当场，仿佛梦中。
皇太叔开始处理积留数月的政务，一件件一条条地剖决裁断，无不明白合理。
他对国家政务和制度礼仪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位垂拱已久的天子，他的敏锐果断和不凡见识又像是一位英明的长君。
在这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皇太叔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就让所有的人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以往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先是惊诧，继是欣慰，最后，他们突然觉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丝丝入怀，无法自已。
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背后的衣衫已被淋淋的汗水湿透。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这样的冷汗，竟要流上十几年！二十三日，武宗驾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
这就是宣宗，时年三十六岁。
这是忍耐的胜利，这是毅力的胜利，更是处心积虑、坚忍不拔的最好报偿。
一个人只有保存好自己，才有可能战胜强敌，实现自我的辉煌。
先知先圣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宣宗皇帝以他的超凡精神验证了这一箴言。
相比起来，无论是李德裕如何地建功立业，李宗闵如何地快意恩仇，牛僧孺如何地自保其身，白敏中如何地最终得计，在宣宗皇帝的胜利面前，统统都不值一提。
二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
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
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
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
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
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
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
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
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
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
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
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
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
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
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
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
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
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
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
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
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
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
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
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
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
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
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
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
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
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
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
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
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
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
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
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
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
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他对翰林学士说：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
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
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
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
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
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
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
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
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
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
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
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
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
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
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
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
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
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
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
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
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
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
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
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
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数日来茶饭不思。
她没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来是这么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手软，在那次刺杀失败后应再接再厉，致他死命。
眼看皇上的生母郑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势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无靠，如何能够抵挡？太后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后，皇叶之身，竟被人强逼如此，心里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那好，我就死给你看！千秋万世，让你这个无德之君留下个逼死国母的恶名！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兴庆宫里的勤政楼。
其时风和日丽，草木葱茏，太皇太后倚栏而望，却不禁悲从中来，想想如此下去，终究难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断了罢。
主意一定，便巍巍颤颤地跨栏而上，要往下跳。
两侍儿吓得面色飞白，扑上去拼着全身力气拽住她。
太后大叫：休得阻拦！我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手！两人哪里肯依，死活不松手。
太后年高体衰，僵持一会，便已是气喘吁吁，不能坚持，只得听由二人将她扶下，送还寝殿。
此事立即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宣宗拍案而起：让她去死！让她去死！皇上的怒火按捺不住，面色通红，胸腔一起一伏，整个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当着众多内侍的面，破口大骂：身为国母，听任光陵商臣之酷而不怀惭惧，犹藏异心，言死尚轻--说到此，皇上突然停住了话头，慢慢地坐下，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好吧，朕就成全了你！左右肃然。
这天夜里，兴庆宫就传来消息：太皇太后忽染急症，不治身亡。
第二天，朝廷正式讣闻。
这事情太明显了，酒坊茶肆，立时就是议论纷纷。
几天后，太皇太后入殓。
有关部门得到皇上的暗示，上奏说：太后宜葬景陵外园。
意思就是不配祔宪宗。
礼部检讨王暤是一位负责朝廷礼仪之事的太常寺官员，这个人有点愚忠，听得此讯，心想：这怎么可以！立即上疏道：郭后宜与宪宗合葬，在太庙的神位也应配祔宪宗。
这份奏章送到宫里，宣宗一见，差点没有气死。
他看着宰相白敏中，竟是连话也说不上来了。
敏中退朝后马上传王暤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
王暤道：太皇太后乃汾阳王郭子仪之孙，宪宗东宫时即为正妃，又曾以儿妇事顺宗。
宪宗厌化之夕，事出暧昧；而太皇太后天下之母、身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敏中有气，心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厉害。
诛除凶恶，无使漏网。
此乃圣上旨意。
况今上已奉孝明皇太后--王暤打断他：相公这是什么话？！太皇太后国母之尊，事无证据，岂能与弑逆之徒相提并论！竟是一点不让。
敏中气得不行，板起脸来教训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王暤横竖不买账。
到了中午时间，同相的周墀立在门口等白敏中一起会食，可这里敏中正与王暤相持不下，只得出来对周墀道：正为一书生所苦，公请先行。
周墀好奇，便走进来在一旁坐下，听着二人的辩论，心中大生感慨：朝中到底还是有孤直之臣！可第二天，孤直的王暤就被贬为句容县令。
这当然是敏中的安排，他与皇上是无时不保持一致的。
太皇太后既已除去，皇上接下来的手段就更是干脆。
从宫中开始，一直到朝间京外，无论宦官、外戚甚至是东宫官员，只要与其事有牵连者，重则格杀，轻者贬斥，一概不留情面。
这事持续了将近六年，直至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的正月，该杀该罚的人都已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考虑到人情安稳，方才下诏宣布：自今以后，余者不问。
算是给这件案子划上了句号。
皇上的这些行为虽然手法颇重，却不能说明当今天子就是一位冷酷之君。
宣宗其实是一个大有情人，只是过去的岁月养成了他不把情感显露于色的性格而已。
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异常的丰富，不能想象，一个人若是没有强烈爱恨信念的支撑，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孤独痛苦的煎熬！文、武时期的遭遇，唤起了皇上对童年的怀念，也就引发了他对宪宗的无限追思。
恨得深，也就爱得切，元和时代的一切甚至成了他全部的寄托，这种感情延续了宣宗的一生。
大中二年六月，那时他刚刚即位一年多。
有一天他问宰相白敏中：朕昔年从宪宗之丧时，道遇大风雨，百官六宫皆四散避去，惟有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灵驾不去，这人是谁？朕记得此人年纪颇长，面有重髯。
令狐楚。
敏中很熟悉先朝故事。
他有子否？长子名令狐绪，今为随州刺史。
能否担当宰相之任？皇上心情急切。
绪少病风痹，……敏中迟疑了一下，又道：不过令狐楚次子令狐绹，前为湖州刺史，大有才器。
皇上立即便制命提升此人。
令狐绹入谢圣恩时，宣宗又亲切地和他谈起元和的往事，想不到他比白敏中更为明悉，君臣话语投机，兴而忘倦，而皇上更是欣慰不已。
宣宗从此开始奠定了自己用人的基调。
此后的十一月份，杜黄裳的儿子杜胜、裴度的儿子裴谂，也先后被起用。
令狐绹最后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入相。
整个大中时代，宣宗无疑是惟一的主角，而白敏中、令狐绹是当然的配角，没有了他们，也就无法衬托出宣宗皇帝精彩绝伦的演出。
当武宗的一切被彻底否定后，宣宗的时代便正式开始了。
三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
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
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
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而候。
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
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惟惟，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
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
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
《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
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
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
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
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
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
《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
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
他对令狐绹说：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
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
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
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
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
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
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
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
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
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
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
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
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
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
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
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
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
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
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
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
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
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
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
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
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
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
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
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
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
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
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
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
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
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
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
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卿辈好自为之。
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
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
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
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
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
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
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
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
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
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
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
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
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
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四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
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
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
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
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
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
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
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
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
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
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
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
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
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
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
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
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
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
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
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
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
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
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
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
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
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
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
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
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
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
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
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
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
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
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
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
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
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
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
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
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
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
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
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
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
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
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
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
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
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
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惟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
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
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
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
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
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
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
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
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
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
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
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
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
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
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
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
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
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
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
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
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
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
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
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
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
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
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
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
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
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
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五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
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
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
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
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
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
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
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
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
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
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
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
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
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
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
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
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
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
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
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
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
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
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
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
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
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
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回首往事，就可发现宣宗还真是幸运。
藩镇已经无力再大动兵戈。
虽然元和以后不少强镇特别是河北诸镇依旧脱离了中央，自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使其元气大伤，他们无法、也无力再与中央作直接的对抗。
朝廷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名义上的满足而消灭割据，早已被天子和大臣们所抛弃。
于是双方只有妥协，中央政府以安抚政策使他们不妄生事，而藩镇也以承认天子而得到子孙相代的实利。
所以，武宗时期敢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昭义镇得不到一点的同情，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布垮台。
这种愚蠢之举，又有谁去效仿？大中时期，有几个藩镇也闹出了点事情，但都只不过是内部纷乱，或兵逐主帅，或强者自立而已。
朝廷换个节度使或者干脆一纸诏书默认事实，事情也就自行消歇。
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几个军镇哗乱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军乱、六月的江西军乱，才使中央调动了邻道的兵力进行讨伐。
这几镇兵力极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财政情况在平和的局面下出现了良性循环。
继刘晏、杨炎、李巽、程异之后，又有一位干练的大臣裴休成为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理财能手。
他自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也是从整顿漕运入手，全面疏理了国家财赋的运转。
他借鉴当年刘晏的经验，又立新法十余条，彻底清除了元和以后的种种弊端，三年后，运到长安渭河码头的漕米便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最多的一年是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万斛，接近于天宝盛世时数量的一半，这也很不简单了。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皇上的高深智术所能办到的。
说得直接一点，宣宗应该感谢武宗，没有会昌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情况也就绝不会有这些好转。
但这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这种机会的出现，恐怕也很难说是武宗时期的功劳。
是时势造就了宣宗的成功。
若是没有这种机会，无论宣宗再怎么聪明过人，恐怕也难逃德宗那样的厄运。
阴阳互动，否极泰来，帝国已经动荡了近一百年，各式各样冲突双方都势衰力竭，不免相互转化、相互依托，以酝酿下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
宣宗的十三年就正是这样，它宛如大浪跌下后溅起的波峰，溅得越高，也就将落得越深。
它的平静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后来的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到。
可这一刻是平静的，幸运的宣宗出现在这个平稳的时刻，有了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凭借东风，浩荡入云。
宣宗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叫李商隐的人死在了离东都洛阳不远的郑州。
此人比宣宗小一岁，但与宣宗同年去世。
他的前半生与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恩恩怨怨牵扯在一起，而后半生则与大中时代相始终。
李商隐一直都沉沦下僚，郁郁潦倒，可正因为如此，反而造就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
可在当时，李商隐却是个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寂寞地死在京外异地，并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可是上天垂谶，往往就出现在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上。
商隐死了，宣宗皇帝和他们的时代也接近了他的末日。
这一切，在两年前李商隐的一首诗中，早就消息毕露了。
可惜天机不可泄漏，就是作者本人，登高临风，悲世伤身，尽管思绪交综、愁怅万千，却也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二十字中竟成诗谶。
那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李商隐罢梓州幕入京，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小官。
商隐最后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先遭丧妻之痛，复又辗转漂泊。
随着年岁之长，怀抱身世之慨，遂多见于诗什。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商隐忽又幽绪袭来，怅惘莫名。
踌躇片刻，决意独自出游，以排遣这无端感伤。
遂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
这乐游原本是一处庙苑，创建于汉宣帝时，后因破败废毁，成为一片势高地敞的坡原。
它位于帝京长安的东南方，登高回首，全城尽览。
本朝流传的一首著名的曲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是此地风情的写照。
又是一个夕阳冉冉的时刻，李商隐的轻车驰上了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他凝神西望，但见满目青霭的京城，镶嵌在一轮橙红的斜阳里，像是要融化在无边无际的辉煌灿烂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商隐吟出这下面两句时，已是满腹怆然。
黄昏是美丽的，但却是最后的辉煌。
宣宗犹豫再三，还是未能抵御长生的诱惑，从大中后期起开始服用医官李玄伯、道士卢紫芝、山人王乐等人所炼的长生药。
不过，皇上是瞒着所有人偷偷进行的，这也许是他自己都有些不甚坚信的缘故，所以便不想因为这事召来过多的麻烦。
可酷好仙道而服饵食丹，已被历朝历代天子们的经历证明不仅是麻烦，而且将是带来致命祸害的事，皇上如此聪明，怎么还照入彀中！皇上吃的这种药乃是以伏火丹砂合诸金石而成，药性特别猛烈，起初是觉得身上燥热，冬天连棉衣也穿不上去，宣宗还以为这是好事，根本未曾在意。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六月开始产生恶果，背上生了一个很大的疽。
到了八月，病情开始恶化，宣宗终于知道自己为时不久了。
但同前几朝的情形相同，在此关头，年纪颇长的宣宗竟然也是未立太子。
其实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也就是李商隐写下那首夕阳无限好名篇的同时，裴休就曾劝说皇上早立太子，可不料皇上却连太子也不愿信任。
若立太子，朕不就成了闲人了？！一句话中，就暴露了他极强的权力意志和胆怯的本性，他人又怎能再说什么！到了事情迫在眉睫的程度，再临时举措，便注定大乱不免。
宣宗有十多个儿子，年纪稍长的两位才识都很一般，皇上很不喜欢。
从选择储嗣的角度讲，他属意的是三子夔王，但以次越长，不合继嗣之顺，又是很讨嫌的事，这也是皇上迟迟未立储宫的原因之一。
但此时已容不得考虑，皇上在病榻之上，秘密召来了一向宠幸有加的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
皇上指着侍疾的夔王对他们道：朕百年之后，夔王可继大统。
辅弼之任，就托付众卿了！说完，就已是气喘不已，再也无力发话。
三人跪倒榻边，泣而受命。
当他们再次抬起头来时，一代枭主宣宗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一天是大中十三年的八月七日。
他们来不及悲哀，立即退到一旁商议这件大事。
不用说，奉立夔王的最大障碍，就是神策中尉，特别是左军中尉王宗实。
他们知道，王宗实和右中尉王茂玄素有不合，与己辈就更是有隙。
弄得不好，王宗实要出乱子。
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想到此，都是忧心忡忡。
到了深夜，三人终于有了主意。
第二天，宫中有诏制传出，命王宗实为淮南监军。
尽管淮南是国家第一重镇，但从中尉的任上出京，多少有些明升暗调的意味，宗实虽不大高兴，可在天子的制命之下，也不敢公然违抗。
上午，宗实在宣化门外领旨后，回到营中收拾已毕，便准备从左银台门出宫。
这时，手下副使丌元实忽然道：大人请慢！这事有蹊跷。
宗实大惊：此话怎讲？圣上染疾逾月，即左右中尉亦只隔门问候，今日除改之命，难辨真假！大人何不亲眼见过圣上后再走？宗实猛省：快与我来！两人翻转身急奔内宫。
一路走过崇明门、紫辰门时，两人就发现门口已比平常增加了守卫人数，心里更明白了几分。
丌元实带着宗实直奔天子寝殿，几乎是破门而入。
真相大白。
天子业已驾崩了，宫人内侍环绕左右，都在默默地流泪。
王宗实大叫：好啊你个王归长！竟敢矫诏谋逆！归长三人见到王宗实闯进时，就已经是魂飞魄散。
事情一败露，他们哪里能斗过神策中尉，更何况右中尉王茂玄又不在当场。
三人吓得扑通跪倒，爬过来抱住宗实的双腿，连呼中尉饶命。
宗实一脚一个，踢翻三人，胸中犹是怒火万丈。
宣徽北院使齐元简立刻就被宗实秘密地派到十六宅，去干什么事，却没人知道。
九日，禁署突然宣布：宣宗长子郓王立为皇太子，改名漼，权勾当军国事；处斩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
当日，发布遗诏，以令狐绹为冢宰。
十日，郓王即位，是为懿宗。
王宗实同日升衔骠骑上将军。
这几天的变化太突然了，尤其是所谓的郓王，更让人迷惑不已。
朝官都知道先帝是有不少皇子，但大多数都住在宫里，由师傅教习读书，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十六宅有这么一位居然还是嫡长的郓王存在。
疑惑之下，有不少人竟然忘了在拥戴表上签署上自己的姓名，其中就包括几位当朝宰相。
毋庸多说，过去的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既死，大盗亦不止。
这一轮红日，已经摇摇欲坠，无可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