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公元837-884？年）一帝国的第二十位天子懿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变中就被推上了帝位，这一次新旧交替有一点与前几朝大不相同，那就是在新帝已经登基后，还始终有一团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先帝宣宗未立皇后，所以实际上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
夔王是宣宗的第三子，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而且包括夔王在内有五位王子一直住在内宫，也是先帝在位时有过明示的，不过，其长幼就已经不太清楚。
郓王既是先帝的长子，为何单在宗族诸王杂居的十六宅居住？先帝又为什么从未提起？册命郓王为皇太子的那天，禁中宦官特地出示了一篇由翰林学士萧置撰写的铭辞，根据这篇据说是由先帝嘱撰的铭文，郓王乃已故昭容晁氏所生，与先帝宠爱的万寿公主同为一母。
但是，这种铭辞照例是不详载出生年月的，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相貌上看，这位郓王的年纪是要大一点。
可是，十六宅年长的诸王多得很，凭此就能入继大宝吗？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
帝国的现实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确实是没话可说。
这个天大的秘密也许只有王宗实和新帝自己肚子里清楚。
但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新帝是从十六宅而不是由东宫产生的，想当年，没有仇士良就没有了文宗，今天也一样，宣宗死时若没有了王宗实，懿宗也就不可能登上帝位。
这就意味着，又有人反奴为主，成为天子的主宰者。
宣宗死后的第二年，公元860年，新帝改元咸通，是为咸通元年。
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百多年来相对安稳的南方浙东一带，竟然爆发了一起贼人的造反，而且声势甚为浩大。
因为这个缘故，朝廷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都转向平乱，所以新帝登基伊始的十几个月里，朝政倒显得十分的平静。
可是叛乱一旦被平息后，事情就不可避免。
这时，令狐绹已经退出了政治中枢的舞台。
他为相的时间太长了，或多或少地要得罪些人，宣宗在位时大家还不敢说，新君一即位，便有不少人竞攻其短。
先帝驾崩几个月后，令狐绹就被罢相出镇河中。
本来，白敏中是有望重新执政的，在同一时期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入相。
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打消了他的念头。
那是咸通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敏中在上朝时不小心跌了一跤，从台阶上重重摔下，腰受了重伤，四五个月都卧床不起。
无奈只得上表辞职，新帝起初不许，但经不住因首席宰相空缺而造成的尴尬，下诏同意。
于是毕诚、杜悰二人先后入相，连同去年任命的杜审权及留任的蒋伸，共同主持政务。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2月的一天，两位新任枢密使突然来到政事堂所在地中书门下省。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
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
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
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
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
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
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
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
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杀头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己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
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
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
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
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危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圣主登基，万方欣戴。
--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
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
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
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
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
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
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
……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
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
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
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
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
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
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
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
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
当时的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
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
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
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捞着了一个无以伦比的东西，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王宗实选择这么个人，当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实不会希望龙殿之上，再坐上一位让他们时时都要出冷汗的天子。
新一代天子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
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
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淫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
时势造人，那是一点都不错的，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
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慷慨悲凉、清丽俊逸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
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
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划分成两种水火不容的集团。
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
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
他们出身寒微，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他事。
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
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
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份。
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
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
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
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
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
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
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
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
朝士大哗。
叶京从受人尊敬的新进士一下子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无行之徒，百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都没得到一点的同情，以至于终生沉沦。
真是人心叵测。
如果是为了天子和帝国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过，可一旦从个人得失出发，却不知为何，突然就变得如此坚定不移。
可见自诩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为处事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样好听。
这些人由愤懑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后期时，宦官的势力业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间，南司只有无奈不平的份，而北司却断没有需要抱怨的事。
宦官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一举而成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变乱太多，实在是难以质变而已。
另外，朝官们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铁石一块，至少几位宰相就很会在夹缝中生存，为自己捞好处。
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的压抑情绪就更无处宣泄了。
杜悰实际上还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后来的杨收、路岩、韦保衡三人。
杨收的入相是左军中尉杨玄价左右的结果，因为两人是较为亲近的同宗。
在王宗实之后，最有权威的便是杨玄价，他把杨收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当朝宰辅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职，并非是什么难事。
杨收有这种渊源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只有在夹缝中走他自己的路。
但他的两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顾自己靡华享乐，既引起一些前辈朝臣的不满，又因无法完全站到宦官一边，最终被杨玄价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
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愦，不免得意忘形。
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
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
咸通十二年（公元870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
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
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
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
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
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
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
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
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
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
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
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
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
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
诏旨下后，温璋长叹：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二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
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
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
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
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
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
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
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
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
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
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
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
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
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
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
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
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
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
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
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
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
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
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
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
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
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
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
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
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
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
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
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
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
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
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
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
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
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
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
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
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
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
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
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
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
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
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
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
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
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
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
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
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
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
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
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
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
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
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难怪天子悲哀。
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
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
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
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
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
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
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
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
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的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
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
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
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
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
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
这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
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
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
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
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
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
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
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
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
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
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
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
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
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
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
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
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
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
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
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
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
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
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
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
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
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
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
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
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
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
蕞尔纤寇，不足为虑。
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
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
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
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
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
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时局的发展不久便证明谁是谁非了。
高骈果然不当大用，黄巢终于打进长安，使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
卢携罢相后不久又被召用，黄巢打进潼关后，田令孜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饮药自尽；王铎后来又取代了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在大势面前也是浑无作为。
只有郑畋不失英雄本色，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留守京畿抵抗黄巢。
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璠所部。
官军这一仗的胜利完全是因黄巢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欺负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
可尽管如此，郑畋在危急关头能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也是很不简单。
所以说，儒者之勇，往往不啻于百万雄师。
本来，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完全是属于黄巢的。
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黄巢队伍，像历史上所有的朴素革命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
与帝国失败的命运相同，黄巢根本的错误也是原则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
黄巢大将、也是主要军师的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
然而进占长安后的所作所为，却没让这句话得到充分的兑现。
从黄巢到普通士卒，各忙于称帝、封官、杀人、抢劫，被物质利诱冲昏了头脑。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帝国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
所谓不破不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即使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
这样，一切便都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
说实话，每一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是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
可黄巢和他的同志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可以战胜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弃，这在革命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
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
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
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
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
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
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战争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
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
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
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
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
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
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
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可以说，王道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
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
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
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
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
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
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
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
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
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
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
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
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功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
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
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
本朝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
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
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
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前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
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
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
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
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
太宗皇帝对臣下道：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
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太宗在对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则的一面，也有极为实际的一面。
他的两位继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没有这种眼光，一味博取国家名义上的荣誉而忘掉了为民众谋取实利，结果使帝国的负担变得极为沉重。
先有突厥后有吐蕃，相继在边境上为患，并乘着帝国的内乱和实力的衰弱，渐渐强大起来。
就连九世纪上半叶被吐蕃压迫而不得不内附到盐州的沙陀残部，也慢慢地恢复了力量。
到了宪宗和武宗时期，朝廷对几大藩镇开战时，沙陀军都出了大力。
懿宗时，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骑兵助剿庞勋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又因防御回鹘而做到振武节度使。
李国昌的儿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起开始不受朝命，屡在河东生事。
朝廷派军与战，甚至借来吐谷浑、萨葛两部落兵合围，在遭受一系列败仗后，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击败了李国昌。
沙陀部众离溃，国昌父子二人率残部逃奔鞑靼部。
也就在这一年，黄巢攻占了长安，这个契机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赦免李国昌父子，结果克用乘机率兵万人再犯河东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奋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标没能得逞。
当朱温降唐，被授为右金吾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时，李克用已占据了忻、代二州，并屡屡侵扰相邻的并、汾数州。
尽管克用一直累表请降，但并无归附的诚心，他在寻找着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
负责防御沙陀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是当年的名相郑余庆之后，其时以宰相衔出镇河东。
领命之后，从谠知人善任，明于治军，一时军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称为小朝廷，享有极高的声望。
从谠与强劲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线形成拉锯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别号鸦儿，当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冲锋陷阵，骁勇无比，沙陀军中称之为飞虎子。
克用一目微眇，时人又谓之独眼龙，这只龙确实有着过人之处。
他有着胡人尚武的天性，善于领兵征战，他手下的沙陀兵善于骑射，战斗力极强。
十二月，身为首席宰相的王铎以高骈无心平叛，诣阙发愤请行。
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统率诸道兵马合攻黄巢。
在朝廷诸军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是河中留后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忠武监军并兼行营都监杨复光率领的陈、蔡军，这两人是使李克用最终成为乱世枭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黄巢虽然被迫困守长安，但军势尚强，处在一线的王、杨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
这时，杨复光出了一个主意。
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
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
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
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
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
王徽亦以为然。
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
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利。
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
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
从谠尽管无奈，但也顾全了大局，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个老对手，还赠了他不少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参战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对战局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十二月，克用兵渡过黄河，进据同州。
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败黄巢弟黄揆部于沙苑；二月，与河中、易定、忠武三军会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战一日，大败尚让十五万部众，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进围华州，逼近长安；三月，又与王重荣在零口再破黄巢军，拔华州；四月初四，再与诸军合趋长安，于渭桥击败反击的黄巢军；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打入长安。
在围攻诸军中，克用功劳最大，五月，朝廷加赐同平章事之衔。
帝国灭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装，朱全忠是归附叛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邠宁节度使朱玫等则是拥有重兵的大镇，徐州的时溥、许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乱过程中羽翼渐趋丰满的地方军将，再加上东走的黄巢，在蔡州、洛阳一带闹事的秦宗权、诸葛爽皆非良善之辈，孱弱的朝廷何以处之！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夺之。
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
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
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求援于李克用。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
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
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
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
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
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
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
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
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
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袭者格斗。
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
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
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
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
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
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
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
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五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
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
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
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
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
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
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
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
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
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
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
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
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
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
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
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
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
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
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
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
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
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
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
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
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
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
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
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
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
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
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
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
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
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
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
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
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
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
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
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
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
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
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
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
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
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
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
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
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
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
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昭宗确实有点困惑。
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
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
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
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
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
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
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
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
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
三大强藩地处畿辅，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
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
可怜英明过于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
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功。
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
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
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
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
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
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
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
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
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展开了一场空前对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败仁恭，乘势进攻河中、河东；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败仁恭，又取镇、景、莫、祁、定等州，成德、义武两镇均向全忠请和，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到他的手中。
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发六路兵攻李克用，连下数州，直逼晋阳。
克用大为窘迫，亲自登城指挥，数十天里，衣不解带，未遑饮食。
五月，全忠因粮食补给发生问题，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这才解围而还。
朱、李力量之比终于颠倒，形势又变。
灭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了。
看来昭宗的一切作为，实质上就是让真正的颠覆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无是处。
尽管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许多，但也无法避免充当一个悲剧角色的命运。
昭宗把帝国的国祚延续了几年，最终拖进了十世纪，可实际上当他在华州陷入韩建手中时，就已经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六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
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
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清除出京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
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
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
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
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
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
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
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
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
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事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
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
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
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
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
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
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
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
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
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月后，崔胤在全忠的声援下，在长安反正，杀掉了刘季述、王仲先、王齐范、薛齐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复位。
崔胤一得志，就要报仇雪恨，他准备彻底摧毁宦官，并要在肉体上斩尽杀绝。
这时，轮到宦官们悲哀了，惊惧之下，他们开始自救。
新任左右军中尉的韩全诲、张彦弘一方面暗中交结李茂贞，一方面计划除掉崔胤。
崔胤当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立即修书全忠称：天子有密诏，令你率兵迎驾。
崔胤此举正中全忠的下怀，原来他就想赶在李茂贞的前面把天子抢到手，这下子机会来了。
七月，全忠急急从太原前线返回大梁，准备发兵。
同时，韩全诲亦罗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职的将领，也准备动手。
昭宗这时有点数了，八月初五，急招翰林学士韩偓。
皇上道：有人建议朕招崔胤、全诲入内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为如何？韩偓与崔胤自有不同，他开始就不赞成这种意气之举，曾对昭宗说过宦官亦不可全无的话。
韩偓还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这样的在眼下已是凤毛麟角。
他对昭宗道：全诲之辈跋扈，确是非解决不可。
如此示弱，则更增其凶悖。
不如尽快调走首恶之徒，余者许其自新，庶几能避免麻烦。
韩偓的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实行不起来。
昭宗发布的调令，没有一个遵守。
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谁又敢主动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听到了全忠即将发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
他终于知道，自己谋除宦官的努力，结果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且还是两只虎：一是东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贞，两虎相斗于君侧，岂是闹着玩的！昭宗无奈，又问计于韩偓，韩偓这时也是无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着他，无语而泣。
十月，全忠从大梁发兵。
韩全诲得讯，先动一步，领神策军将昭宗挟至凤翔，依附李茂贞。
全忠到长安后，随即西征，围住凤翔。
茂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军虽牵制了部分宣武军力量，可作战屡屡不利，甚至还被全忠追到晋阳。
若非天公作美，克用还要吃更大的败仗。
茂贞一人独撑，也是屡战屡败，终于在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冬天向全忠妥协。
天复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贞杀掉了韩全诲、张彦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还长安。
全忠则解凤翔之围，拥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将已在京师退休、未随昭宗西赴凤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处死。
天子还宫后，崔胤力请全诛宦官，于是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外任监军者分令各地藩镇诛杀。
至此，本朝的宦官时代宣告结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二月，天子进全忠爵为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全忠留步骑兵万人宿卫长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职，自己班师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后，紧接着开始远交近攻，消灭异己。
七月，大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长安尽诛崔胤之党，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十一日，弑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太子李祚为帝。
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阳宫苑的九曲池缢杀昭宗诸子共九人，投尸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由轩辕、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
天有星变，是灾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相，宜诛杀以应之。
于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贬逐无虚日。
六月，将裴枢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招到滑州白马县的白马驿中，一夜尽杀之。
全忠部下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就是当年在宦官幽闭昭宗时劝全忠抓住机会的那个人--早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心里恨透了这些读书之人。
三十余位缙绅人士被杀后，他还不解意，对全忠道：此辈不是自称‘清流’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变成‘浊流’！全忠大笑：就这样吧！当朝士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水中随波浮沉的时候，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也随之而被埋葬，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尽管李克用等势力还在顽强抵抗着朱全忠吞并天下的行动，但对帝国政权来说却已经是毫无意义。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全忠手中的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布禅让，全忠更名为晃，即皇帝位，建号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
唐朝正式灭亡，中国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大分裂时期。
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唐朝，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
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
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兴波澜。
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暮气。
何时轮到它再度升起？后记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
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
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
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
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
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作本书了。
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诫。
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
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
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
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诲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机。
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再版后记此书撰成于十年前。
其时正用功于两《唐书》及《通鉴》，又逢周（勋初）师主编《唐人轶事汇编》，有幸先睹其稿。
出入子史，参证比照，如起唐人于地下而唔言于一室之内，颇得事之或无、理之必有之境，方悟温公不废稗官，良有以也。
书成后毁誉参半，无所关心，惟限于学力而致错讹极夥，常以为憾。
今有幸再版，遂订正一过，聊付好事者一粲。
公元二〇〇四年七月作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