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
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
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
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
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
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
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
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
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
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
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
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
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
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
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
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
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
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
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
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
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
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
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
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
东林党人在劫难逃。
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
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
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
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
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
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
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
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
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
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入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
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
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
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
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
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
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
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
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
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40000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
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
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时不肯贪污纳贿,聚敛私财,更不肯给朝中官员馈送分毫,临死前却又要放下架子,梦想靠行贿活命!这位书呆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贿送礼之类的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的。
平时要做清官,不贪不贿,囊空如洗,到这个时候竟还想去行贿求人,靠他一年几百两银的俸禄够么?熊廷弼此举,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还害了那批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然会联想,熊廷弼既然想给内廷行贿,难道就不会给东林党人行贿?在魏忠贤看来,天下哪有什么一尘不染的清官。
只要花足功夫,总能找点证据出来,何况还有一个现成的活证据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开口。
许显纯便按照魏忠贤的旨意,重审汪文言。
没想到汪文言是条汉子,屡受毒刑,仍拒不承认。
被打到实在受不了时,汪文言便仰天大呼:世上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像杨涟(字大洪,一字文孺)这样的清官要是贪赃枉法,真是天大的笑话。
他还义正词严地表示:你们用这种勾当来污蔑清廉之士,我就是死也不会承认!这些话招来的当然是更惨烈的刑罚。
许显纯看到汪文言似乎没有承认的意思,便按自己的需要拟写了汪文言供状。
没想到已昏死过去的汪文言突然睁眼醒来,厉声斥责道:任凭你胡编乱造,到时我一定与你当面对质!事已至此,他竟还梦想对质,真是痴人说梦。
许显纯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么?供状编好上奏之时,汪文言自然也就被乱棍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