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至此可谓功德圆满。
依当时的逻辑，假如没有魏忠贤力挽狂澜，而让东林党这批大奸大恶之人得逞，大明朝还能这样歌舞升平吗?既然如此，那些真心爱戴他的臣民们就必须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东林党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贤的热爱者。
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热爱，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职。
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
当时，顾秉谦、冯铨等人主宰着内阁。
其下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谋杀，号五彪；其他如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人物。
在地方大员中，更是有不少追随者。
对这些人而言，没有魏忠贤，哪有今天的这般光景?他们自然要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
忠诚与否，要看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考察忠诚。
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
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会嫌荣誉过多吗?魏忠贤也是人，又怎么会免俗?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不能总是重弹老调。
况且这样做也不太能让魏忠贤记得住，对献媚者而言效果不大。
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
因此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出奇招了!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以表其功。
这当然是创举!建祠供奉，早已有之。
不过，从前此举都是表彰死者，而绝无生者入祠之先例。
一般人大概也不太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接受香火供奉。
但这些想法，对魏忠贤时代的人来说，已明显过时了。
非常时代，自然应有非常之创举。
潘汝桢疏请建祠的创举，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不甘落后，也立即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
天启帝则御书普德两字，赐作祠额。
内阁大臣们则妙笔生花，为功德碑撰文书丹。
杭州臣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
不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断，热闹非凡。
里面供奉着魏忠贤偶像——这也是惟一美中不足的了。
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岂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万机，朝廷哪能离得开他呢?他只能心临身不临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许多人追悔莫及，继而奋起直追。
一时落后还情有可原，永远落后则绝不允许!他们要比潘汝桢做得更好!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
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7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
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的。
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
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
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口上了。
正如生祠中的匾额所言：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
既然是天心向顺，则战无不胜，万事可成。
开封城为了建生祠，拆毁民房2000多间。
所造生祠，有宫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
巡抚朱童蒙在绥延建生祠时，还用了琉璃瓦。
刘诏在蓟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贤已是金像冕旒。
海内闻风而动，除上述这些督抚外，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
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鲁国桢，诸司如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建祠。
甚至武夫贾竖，无赖地痞，也个个攘臂争先，汹汹然惟恐不及。
最可怜的是巡抚杨邦宪。
他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
没想到祠还没建，天启帝就龙驭上宾了，不久魏忠贤也就倒了台。
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
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趁早。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
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
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
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
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
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
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
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当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
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
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宇内。
无数的赞美诗，也铺天盖地而来。
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黄运泰是个愚笨可笑之人，竟对着一个木头人顶礼膜拜。
这些木头人有无穷的法力，每个人在它面前的表现，都会如实地反馈到在皇宫里的魏忠贤的耳朵里。
魏忠贤虽不能亲赴各地，但自有无数的宵小为他充当千里眼、顺风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奥妙，或虽然明白了却又不愿去做，而最终遭了殃。
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之内生祠遍地，就连东华门外竟也兴建了生祠，心中不满，便发牢骚道：这是天子临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贤的偶像)能起立吗?不久，这位不识时务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
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倡建生祠时，巡按御史刘之待因会稿迟了一天，也被削籍。
蓟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论了死罪。
在歌功颂德、万众拥戴的背后，这样血淋淋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
内阁大学士冯铨竟然在此时被罢免。
这位大学士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
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
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
大概是因为魏忠贤改变了主意。
结果是到天启六年（1626）的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
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惟以和柔自媚于世。
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
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
李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
到天启六年（1626）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
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一直是忠心耿耿。
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亲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
大概是他已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竟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
此时，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内部倾轧日甚一日，开始不安，竟要求卸职回乡。
关键时刻，这算什么行为?简直就是对魏忠贤没有信心，甚至是要挟!魏忠贤自然不悦，便同意他罢职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