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垣指责我盛赞文震孟。
文震孟忤珰(指魏忠贤)削夺，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确实令人敬佩。
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的气节之士，与那些孜孜求利之徒，孰荣孰辱，不辩自明。
正是那些不愿破帽策蹇之辈，竞相歌功颂德，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驰驿之徒，口呼九千岁而能恬不知耻。
杨维垣指责我盛称邹元标。
如果说他在京城讲学之举有错则可，如果说他讲学是别有用心则不可。
当时魏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目的正是钳制学士、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
正是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赶出京以后，魏忠贤才以真儒自命。
国子监内，魏忠贤俨然与孔子平起平坐。
如果邹元标等人仍在，能如此吗？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
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之。
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即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不过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该以此为标准。
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
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
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
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
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辑?倪元璐大声疾呼：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
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
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烈。
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
他做出批示，说：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
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
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当时居官户科给事中。
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
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
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
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
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
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
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
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
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
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
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
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
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
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
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
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
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
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
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
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
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
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
《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
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
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
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
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
话说得相当难听：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存?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
而且他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
清军入关后，他降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
其实，当时与《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
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涕，弄得贻笑后世。
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人。
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皇兄天启帝的面子。
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
到了五月上旬，崇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
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了。
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话：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绍明前烈，注意编摩。
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
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
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
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些魏氏旧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