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又问道：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
韩回答说：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
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惟反复，故为真小人!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3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
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
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
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
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
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
崇祯帝告谕廷臣道：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
他说：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
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
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
谁成逆节，致长燎原?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
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
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等：首逆同谋6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
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
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
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人。
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
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
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等，坐徒3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44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
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
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
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
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
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
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
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
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
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
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
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
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
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
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
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
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
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
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
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
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
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
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
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
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
六月，温体仁入阁。
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
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
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