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
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
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
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情形。
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10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
他说：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员缺推堪任的来用。
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
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功无罪。
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帝下不了台。
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
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
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
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
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
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
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
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
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
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10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
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
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70%，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
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
吴甡的10万两白银，远远不够。
当时陕西的米价是7钱白银1斗，如每人分得1两，则最多可支撑50天。
即使10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10万百姓50天的生活。
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10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
吴甡在延绥19县间散掉10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
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
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
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
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
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
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
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
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
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
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
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
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
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3千官兵。
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
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
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
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临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1000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
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
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
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
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
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
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
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
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
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
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
当时就有人说：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
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
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
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
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
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
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
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
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
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
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也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
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
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300余人。
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
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
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
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
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
如费密就说过：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
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
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
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
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
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
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
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
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
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