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
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
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
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
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4 万多人。
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
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
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
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
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
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把收降的3万6千余人，每100人编成1队，每队派遣安抚官1名，以示督察。
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
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
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
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
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
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
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有关事宜。
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36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
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
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
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
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
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
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
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
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
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
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
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
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
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
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
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
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
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
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
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
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40余日，处境相当困难。
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2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
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
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20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
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
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
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
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七年冬，贼骑干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
已而大旗飘飏。
遥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
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
……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今陕县)渡黄河北上，到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今商丘地区)。
另一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等地，向北集结。
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
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
他说：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
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
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
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
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
速救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
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到长江三角洲地区。
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