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泽而渔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而朝廷财政又拿不出足够的钱。
拖到后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当时已普遍用银，且辅之以钱，初看起来似乎已有货币制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现代政府，如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尚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来转嫁负担，即通过多发行货币，贬值货币，来解决或缓和财政压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
但这种手段在明代却不行。
因为明代的主要货币虽是白银，却并非银币。
流通中的白银价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为贵金属所拥有的价值，而不是朝廷通过银币发行所规定的价值，朝廷对货币价值的干预力很小，更无法使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的目的。
朝廷虽也发行制钱，但一来是数量太少，不是主要货币，二来制钱用铜制作，加上手工，价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
这说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白银，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却始终没有形成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而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欧洲诸国，却相继出现了。
这样的货币制度，使当时朝廷的亏空变得十分棘手。
因为朝廷的亏空，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亏一分即是一分，是实实在在的亏，除非拿实实在在的银子来补足，否则别无他法。
在这一点上，这种亏空与后来的赤字很不一样。
朝廷财政在这种亏空状态下，根本无钱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
说难听一点，就是能赖就赖，能欠即欠。
堂堂天朝，做到这种分上，实在让人难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实际上到了惊人的地步。
像前述的水利兴修之类的开支，根本无人顾及，并且还算不上拖欠。
而有些说起来实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项，朝廷竟也能照样拖欠。
宗室的宗禄，说起来根本就不能拖欠，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领宗禄的人，都是皇帝的至亲，在从前，事实上也不太敢欠。
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误。
到后来，经常出现宗禄无法正常兑现的现象。
如庆王府，据说到了崇祯六年（1633）才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
代王脉下的一些子孙，竟也8年未领禄米，而灵邱王的部分禄米，竟有缺50年而没有支到的。
这种情形到后来已相当普遍。
当然，这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也有关系，但财政困难却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还大欠军饷。
明末，各镇士兵、军官都依靠月饷生活，1个月不关饷，则其生活来源就会发生困难。
当时朝廷的边饷，主要有民运银和京运银两项。
边军各镇主要依此为生。
但到明季，这些边饷无法如额到位，拖欠十分严重。
如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天启七年（1627）18年中，仅京运银一项，朝廷累计拖欠各镇多达900多万两白银。
尤其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严重，至天启末，拖欠数到了惊人的地步。
由于朝廷拖欠，士兵根本无法如期关饷。
天启年间，像固原、延绥、宁夏3镇，经常是数月无饷，经年无饷。
像边远诸堡，甚至有3年领不到饷的。
至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竟积欠多达30个月。
至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欠饷竟达36个月。
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导致了大规模的哗变从乱。
上述两项，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
这样的拖欠，不仅使朝廷许多功能实际丧失，误事坏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扫地，颜面无存，严重影响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丧失。
试想，连这种基本费用都无法开支的朝廷，又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为它卖命，而能不懈怠应付，甚至不起异心，另谋活路?话又说回来，朝廷虽能用拖欠暂时应对困难，但有些费用却如燃眉之急，无法不予支出。
像在辽东前线的用兵，如不筹军饷，那么部队就无法上前线，士兵也不会去拼命，皇太极的铁骑也就会长驱直入，那当然不行。
朝廷官员为了筹饷，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动脑筋，即提高税率。
加派的手段虽不常用，事实上也确实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
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师，朝廷兴兵防御，京师和各边的军饷，骤增至近600万两，一时国库支绌，于是有加派田赋120万两之议。
但这次加派，仅限于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区，而且也是临时性质，事过即罢。
在此以后，虽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举，但朝廷却没有在全国境内加派。
至万历末年，辽东边患兴起后，仗越打越大，时间越拖越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而万历帝也不肯支出内帑充军费。
无奈之下，朝臣只能议增田赋。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连续3年加派田赋，累计每亩增加了白银9厘，全国增加田赋收入约520万两。
由于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缘故，朝廷实际每年可增收入350万两左右。
由于这笔钱用于辽东战事，因此被称为辽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