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辽饷仍不足军用，天启年间又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率，约能每年增加收入240万两。
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760万两。
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500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
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1500万两左右。
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750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
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9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4千万两白银。
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
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
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
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4次。
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9厘之外，每亩复增了3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增田赋银165万两。
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
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每条银1两加银3分。
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每亩1分，总额达700百余万两。
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
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
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
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
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刘宗周依次列出崇祯帝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两个方面：一是辽事。
当时天下正是三空四尽之时，而朝廷却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解决问题，然而战期遥遥。
这是汲汲于近功的表现。
一是理财。
一味掊克搜刮者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上级仅以催征为考课，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无宁岁!而又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之下，坐重典者十余人，然而贪风依然如故。
这些都是规于小利的表现。
刘宗周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
当时朝廷的做法，只顾眼前，而丝毫不计后果，不要说治本，就是连标也弃而不顾。
既然最高当政者如此，那么下面的官员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钱，为了钱，大明朝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弃之一边，那么地方官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更何况他们还要捞足自己的那一份呢。
到最后，有些地方官竟用带征、预征之类的极端手段来榨取搜刮。
所谓带征，就是把历年的欠赋积附于当年的正赋和加派之上。
一起征收。
所谓预征，就是预先征收来年甚至几年的赋税。
每年的正赋带加派，已是极重的负担，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础上，再加重压，再加上诸如赋税不均、灾荒不断、贪污私饱等等因素，低层的民众哪能堪此重负?!早在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
他说：计海内用兵已达十年了，其间无事不取之于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也无一事不入考成。
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只求征输无误，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谁为皇帝体恤那些黎民百姓呢?瞿式耜接着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赋之下的惨景。
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每当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旧的差役四驰，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纳的百姓，被杻系枷锁，不绝于道；复又被鞭笞拶打，叫彻堂皇。
至于那些滨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赋税本来就难以完成，现今又一概增征新饷，倍之又倍。
不堪重负的百姓，只能卖子鬻妻，逃亡他乡。
而遗留下来的逋欠，又被加之于其宗族、亲戚头上……瞿式耜进而又指出，由于加派过重，逋欠日久，所以每当催征之期，新征旧欠，层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也惶惶不定：如果补交旧欠吧，却担心负责新征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纳新征吧，则又担心负责催旧的差役来敲比。
瞿式耜这份奏疏所描述的情形，尚是崇祯元年的情形。
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加派的不断，低层百姓的处境更是惨烈。
不堪重负的农民，大批逃亡，其负担却被转嫁到未逃者的头上，又引起更大规模的逃亡。
这样越逃越多，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朝廷也由此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纳税源。
在天启七年（1627），浙江文人吴应箕曾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河南农村地区的这种情形。
当时他途经河南真阳(今正阳)，出城四十里，举目远望，都是黄茅白草，一片荒凉，弃耕抛荒已非短期。
吴应箕十分惊奇，并问轿夫道：此县东南西北，田地荒芜都是如此吗?轿夫答道：像这样的十有八九。
息县(今息县)较好，然也有十之四五的田地像这种样子。
吴应箕到了驿站后，见有老人、差役，便又问道：刚才所见一路荒芜之田，难道没有差粮吗?数人同声回答道：这些田地原本膏腴之业，怎么会没有差粮呢?再问：何以不耕?对道：无牛!又问：何以无牛?则又答道：多被盗卖出境，无牛所以无佃。
此是原因之一。
另外，本县马户差役苛急，被报之人，不堪苦役，因此先卖牛弃其地，时间一长连人也逃走了。
人户逃跑，则田无主人，所以弃耕。
但人虽去而税粮仍在，则坐赔于本户，如户不堪赔，则又坐赔于本里，或坐赔于亲戚。
这些被坐赔牵连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补交，而贫穷者无力赔偿，则也只能弃户而逃。
这就是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的缘故。
吴应箕又问道：像这样有田而弃逃之家，为什么不在走时把田地卖掉，却宁愿抛荒呢?当地人回答说：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现在这些坐赔者正苦于弃之而不得。
何况受此抛荒之田，则这些田地的赋役也随之而来，哪能受得了?!正由于此，才会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对话。
吴应箕觉得这种情况地方官员应该设法解决，并又问道：难道没有人把这种情况禀告县官吗?当地人则回答说：此县县令多属贡举出身，日暮途穷，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多以贪得为念。
而且衙门弊多，这些官员也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因此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甚而至于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虽怨声载道，但都不敢出声。
吴应箕这位书生竟又天真地问这些当地人：此处为通衢，经常有布道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经过，难道他们就没有问起过这些情况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吴应箕尚觉得甚为遗憾。
吴应箕真是书生之见。
当时的朝廷上下，又有谁不知底层的这种真实情形。
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
他在即位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其实，地方官员这种利用加派中饱私囊的事，固然应该指责，但口口声声爱民恤民的崇祯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层之苦，而照样屡屡加派，同时却又惜财如命，不肯轻出其内帑吗?其手下臣僚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百官开脱罪责，事实上，明末的文官阶层确实也应为明末的剧变承担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