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
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
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
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
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
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
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
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3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
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
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但是，就在1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
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
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
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
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
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
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
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
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
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
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
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
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
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
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
他说：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
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
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
他毫不掩饰地说：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
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
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
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
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
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
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
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
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
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
他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
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
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
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
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
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
诗云：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
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
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
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2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
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宋献策不屑一顾道：此等纱帽原是陋品!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至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
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
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
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
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
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
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
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