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16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步了。
至崇祯十六（1643）年，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
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
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
群臣纷纷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
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
崇祯帝也在大惊之余，急问何故。
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
崇祯帝忙令王承恩直说无妨。
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
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
合起来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
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
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
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
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
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
几乎是所有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
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至于有一次在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
一觉醒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
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
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
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
如亲身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
他说：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
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
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
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
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
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
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
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
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
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
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
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8年之久。
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入了阁。
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
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
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
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邵。
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
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
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
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
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
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
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
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
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
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
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
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
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
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3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
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
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
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
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
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
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
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
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
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
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
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
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
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
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3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
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
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
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
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
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