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
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
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
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
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
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
才议缮修，乘机自润。
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
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
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
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
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
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
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是事实。
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
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
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
在亡国前的1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
这虽不能全怪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惟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14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17人，而阁臣竟多达50多人。
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5任蓟镇总督。
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
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
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2人。
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
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所致，而袁之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
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
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到了疯狂的地步。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36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
崇祯帝登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
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
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
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
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
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应深有体会。
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
崇祯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样。
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
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他在位17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
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