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襄阳大杀异己、巩固地位后，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走?正当部下众说纷纭，而李自成本人也举棋不定时，却传来了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的消息。
李自成再三权衡后，便毅然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定下先取关中，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克北京的计划，并随即挥师北上，迎击孙传庭。
孙传庭的出关求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助李自成下了决心，选用顾君恩之策。
后来的进程也表明，李自成此举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疏忽了山海关外清朝的存在。
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自取灭亡，而且肯定会危及全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讲讲当时崇祯帝及朝廷的决策。
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部在湖北大发神威，几乎攻克全境，而驻守此地的左良玉部却一退再退，根本不敢与李自成交战。
湖北就这样白白断送!崇祯帝心急如焚。
他认为局面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在杨嗣昌之后，没有一个能干的大臣能代他分劳，总负其责。
于是，他又开始物色人选。
崇祯帝这次选中了吴甡。
当时已任大学士的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抚和山西巡抚，曾有长期对付农民军的经历，崇祯帝选中他也不奇怪。
在此时的满朝文武中，大概也只有吴甡可堪一用了。
崇祯帝本希望吴甡能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请命。
三月，崇祯帝召对太臣，说起承天祖陵被毁之事，声泪俱下。
接着，他又指责文武大臣调遣失度，暗示要进行人事变动。
对当时的形势，文武大臣自然是心中有数，所以没有人肯接话，只是一味跪着叩头。
吴甡自然也是如此。
崇祯帝见吴甡不作表示，只得在第二天再次召对大臣，并开门见山地点了吴甡。
他对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以致弄到这种地步。
你过去曾长期担任过相关职务，可去湖广督师，以图恢复。
如此一来，吴甡再也不便推脱，只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督师，而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则被任命为职方郎中，赞画军前。
吴甡过去能长期自保，而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丢官丧命，靠的就是精明老练。
他虽口口声声说不惜一死，愿赴疆场，但也决不会贸然行事。
他自然要向皇帝提提条件。
吴甡于是上疏崇祯帝，请拨精兵3万，而且还要有敢战之将率领。
其理由是，湖广左良玉部军纪败坏，不肯用命，如单派他孤身前往，等于就是无兵之帅，难以有所作为。
不仅如此，吴甡还提出了一个保守的进兵方案，说自己先赴金陵，用自己的精兵先胁制住左良玉后，再进兵湖广，与陕西孙传庭夹击李自成。
崇祯帝看到此疏，自然很不高兴，便把此疏留中不发。
吴甡要求呈见，以便当面解释。
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昭阁召见了吴甡。
崇祯帝开门见山，批评吴甡说：昨天先生之疏，需兵太多，仓猝之间，哪里去调集?南京与湖广相隔太远，似乎也不是退守之地。
他还为左良玉作了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也是因为地方官不为他筹措粮饷。
此支劲旅可供先生之用。
吴甡则据理力争：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杨嗣昌九檄征调左兵，左竟一兵不发!臣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更是今非昔比。
如不能节制，则损威重。
再说自襄阳顺流可直达南京，易如反掌，因此臣是兼顾南京，而不是退守。
吴甡当时十分清楚，如果自己不带兵南下，将肯定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
而崇祯帝则认为，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你叫我哪里去调这么多兵?况且左良玉的20万大军，如果处置得当，也不是不可用。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次辅陈演插进来帮皇帝打圆场，说了一句：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吴甡一听，立即回敬道：次辅读书中秘，不熟悉军旅，我之所以要请兵，正是因为督抚手中无兵。
他于是列举了河南总督只有数十名随员，河南巡抚也仅剩下标营千人，湖广巡抚更是两手空空等例子，来说明督抚已无兵可用。
崇祯帝只得令兵部速议发兵。
可是兵部也已无兵可调，最后只得拟拨总兵唐通部、马科部及京营兵共1万人，交吴甡指挥。
可是唐通当时正率部与入侵的清兵作战，无法抽身，于是吴甡便不肯赴任，在京坐等。
崇祯帝十分希望吴甡能立即赴任，而吴甡也下定决心，手下无兵，决不督师。
崇祯帝对此十分不满。
不久，首辅周延儒自请督师，朝受命而夕启行；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
两位的做法让崇祯帝大感满意，相比之下，更加深了对吴甡的不满。
就在此时，那位被吴甡奚落过的次辅陈演，不失时机，再次向皇帝提出，唐通肩负京师拱卫重任，不能轻调，同时也顺手把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和吴甡的畏葸不前作了一些对比。
忍耐已到了极限的崇祯帝，终于发作了。
当时，已与崇祯帝抗争了2个月的吴甡，也感到不能再抗，准备赴任。
临行前一天，吴甡犒劳随从兵马，崇祯帝还令宦官赐银牌给赏。
然而到了第二天，崇祯帝突然下诏，令吴甡速进宫入直。
吴甡顿感不妙，连上两疏辞职。
崇祯帝也就顺水推舟，不予挽留，准其致仕。
吴甡自以为脱掉了枷锁，没想到后来还是被重惩。
八月，崇祯帝以吴甡延误师期，导致武昌失守的罪名，令锦衣卫把吴甡逮捕入京，论罪遣戍云南金齿卫。
崇祯帝之所以肯准允吴甡致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决定重用孙传庭了。
五月，他令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
不久，又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应天、凤阳、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兼督三边，赐尚方宝剑。
他这次又把宝押到了孙传庭身上。
他一方面要孙传庭迅速出兵，一方面又做出了很多姿态。
他再一次下了罪己诏，并宣布免河南5府3年田租，而事实上那时的河南早就不在朝廷控制之下了。
他还下了赏格：擒李自成者，赏万金，爵通侯；擒张献忠者，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仍没有认清形势，反而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梦想再作最后一搏。
他当时的本钱就是孙传庭。
因此，他一再严令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
而在当时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对孙传庭是否出关是有分歧的。
有少数官员抱着与崇祯帝一样的幻想，希望孙传庭出关作战，能与左良玉部形成夹击之势。
而左良玉部也在朝廷严令之下，于六月向西挺进。
也有一些陕西籍官员希望孙传庭能早日出关，以减轻陕西的负担。
不过，绝大部分官员却认为出关是冒险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陕西不保，而且会危及全局，所以他们力主孙传庭呆在陕西不动，视形势变化再作决断。
兵部尚书冯元飙为阻止冒险，一面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轻战，一面专门写信给孙传庭，希望他不可轻举妄动，并要求他不要再用白广恩、高杰为将。
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极力劝崇祯帝不能速战。
他说，孙传庭手下的精兵良将，是皇帝最后的家当，不可轻动。
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说此举系天下安危，不仅仅是河南、湖广的问题。
出关之策就像药中的劫剂。
但崇祯帝却根本听不进去。
他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
孙传庭对出关作战能否取胜也没有把握。
但在皇帝的严令下，他也只有一途可选。
他说：我当然也知道出关作战未必能胜，不过仍希望能侥幸而有万一之功。
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他确实是坐牢坐怕了。
此时的孙传庭，也有了点实力。
自从十五年（1642）兵败柿园后，他便退回关中，屯田、缮器、积粟，广招兵马，恢复了不少元气。
但他当时之所以敢于冒险出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收到了丘之陶的秘信。
丘之陶本是大官僚丘瑜之子，投顺李自成后，被任命兵部侍郎。
李自成出襄阳后，他留在襄阳留守，便写信给孙传庭，约以内应。
孙传庭大喜之余，自然多了一份信心。
没想到他的信使已被李自成的手下中途截获，事情已泄，而他与丘之陶却仍蒙在鼓里。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
他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驻南阳，作偏师之用。
自己则率大军由灵宝入豫。
高杰为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绥、宁夏兵为后劲，白广恩则率火车营。
为配合自己出关，孙传庭檄左良玉统兵西上，进行夹击，同时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在洛阳与自己会合。
孙传庭何曾料到，自己此次出关，却正是走向自己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