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欧洲天主教国家都有大批人口涌进我们的海岸，那些无知、迷信、堕落的欧洲人数量惊人，不只数以万计，而是数以十万计，他们不只要求享有本地居民的最高权益，甚至连我们的国家都要占为己有。
——《美国新教徒捍卫公民及宗教自由免受天主教会侵害宣传册》，一八四三年在纽约当穷光蛋的技巧就是要知道怎么走捷径。
我跟范伦丁，在我们一个十岁、一个十六岁的那年，突然成了孤儿，但我们很快就学会了生存之道。
所以大火过后三天，在明白眼前选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知道自己要不就是接受我哥安排的警察工作，要不就是搬到内陆学当农夫。
我走路已经完全没问题，但每次一有噪音就害得我耳朵嗡嗡叫，让我像排水沟里的小猫一样缩成一团。
总之，看来我已经身在一个永无止尽的恶梦里了，所以我决定暂时接下警察工作，等一找到更好的工作就马上辞职不干。
七月二十二日早上，海上吹来一阵强风，扫去夏天的恶臭。
我走上春天街，经过卖凤梨的摊贩和哈德逊广场上拉手风琴的男人，准备开始寻找住处，而且是透过捷径的方式。
往后一年只有五百块薪水，所以我非得走很多捷径才行。
尼克酒窖给我的薪水更少，不过那不是问题，因为我还有额外的小费：穿法国衬衫的疯子塞进我手里的慷慨小费，还有我跟朱利斯轮完班要道别之前在口袋里叮当响的铜板。
但是薪水可不一样，薪水说多少就是多少，固定不变，教人害怕。
警察的薪水跟我以前的收入根本不能比，除非我从烟花女那里梓点钱花花。
纽约的邻居换得比天气还快。
范伦丁住的春天街还是跟往常一样，各色人种都有：穿蓝外套的美国人，衬衫衣领翻出来盖住外套翻领，帽子也刷得干干净净；开怀大笑的黑人女孩，鲜黄和艳橘的洋装让你眼前一亮；从容自在的牧师身披褐色棉袍，脚上套双薄袜。
春天街上有教堂，还有散发洋葱碎肉香的餐馆。
这里不是贝里克街以北的百老汇，不会看到上流阶级的大亨和他们的仆人趾高气扬的神气模样，但这里也不是第六区。
我正在往第六区的路上，我经由桑树街走进第六区，范伦丁给我的两块钱正在污染我的口袋。
走进这里我才发现，这排悲惨凄凉的天主教社区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占便宜的捷径。
接着我想：感谢上帝保佑，纽约没受到远方盛传的马铃薯病害影响。
那些源源不绝涌进南街码头的大批移民，如今我知道他们的下一个落脚处了。
眼前满街都是爱尔兰人、野狗和老鼠，同一批跳蚤就在他们身上跳来跳去。
不是我要帮本土主义者说话，可是眼前景象看得我不由得寒毛直竖，又同情又恶心的感觉令我喉咙一紧。
人们来来去去，多到不可思议，我为了克服头晕的感觉，只好把视线定在一个人身上。
我盯着一个睡眼惺忪、十三岁左右的乡下小孩，他的长裤膝盖部分已经磨破，脚上没穿鞋，只穿着蓝色袜子。
他从我眼前踉踉跄跄地，走进一家转角的杂货店，直直走向威士忌吧台，看都没看摆在门口、已经发臭的苍白甘蓝菜一眼。
他的模样姿态跟他光顾的地方很搭。
第六区就建在名为集池的沼泽地之上，假如你不知道这件事，就不免怀疑为什么这里的建筑都歪得乱七八糟，好像七拼八凑再一针针缝上天似的。
我跨过一条刚被车子辗过去、身子还热腾腾的死狗，随着人潮推挤前进。
所有的男人都目标明确地走向没卖可食用蔬菜的杂货店里，女人的手因为辛苦劳动变得比头发还红，而小孩……小孩儿一个个都苦着脸，饿得发慌的模样。
我看到路旁出现一个外表体面的家伙，是个神父，头很圆，浅蓝色眼珠，脖子紧紧围着白色硬领。
但他正在尔助这里最可怜的居民，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也罢，桑树街上没有美国人可以走的捷径。
我的脸在艳阳底下冒汗出油，已经儒湿的绷带变得更油，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冒了出来。
老实说，我不想细究。
我这张脸就算不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像那么帅，但一直也没让我吃亏就是了。
鹅蛋偏婴儿圆的脸，跟我老哥有九成相似。
额头高且宽，明显的美人尖，没啥特色的金发，直直的鼻子，小小的嘴，下唇线有点像倒挂的弦月，不管夏天艳阳再怎么无情，皮虏还是一样白。
不过，之前我从没仔细想过自己是帅是丑，因为每当我想跟闲闲没事做的老板女儿或对我有兴趣的旅馆女佣相好一下，我都能如愿以偿。
由此可见这是张还不错的脸，想爽一下的时候不用花上半毛钱。
而且人家都说我笑起来有种很为难、不急切的样子，这显然让人想对我掏心挖肺，然后再丢两个铜板嘉奖我耐心听完。
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鬼样子。
身体的痛已经让我觉得就算摸走老哥的一点鸦片酊，天也不会塌下来。
你真蠢，在我哥家时，他边认真地烘咖啡豆边摇着头对我说，行行好，别把气出在我身上。
你自己照照镜子就明白了。
少罗唆，范伦丁。
听着，提姆，我完全了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夜里出去，毕竟在日光下你简直不成形，可是……最晚明天我就会离开。
我边说边往外走，硬生生地截断这段对话。
我从沃克街切过去，转上伊莉莎白街，眼前景象让我猛然一怔，把拳头往仍旧满是煤灰的口袋一塞。
我正对面的建筑物简直是个奇迹，是张精心写下的梦幻捷径表。
这个街区的门槛和窗板不算特别闪亮，但都用醋刷过，所以挺干净的。
洗过的衣服挂在建筑物之间的麻绳上，在阳光底下飘来飘去。
这些衣服都补过，并未放任着破烂不管，这画面给了我一种安定感。
而且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幢幢干净简单的两层楼砖造排屋，上面挂了一个房间出租，日租、月租皆可的告示。
一楼的小小雨篷上几个漂亮大字波姆太太精致烘焙，抓住了我的目光。
离门口不到十尺有一部抽水机，随时可把克罗顿河的干净用水抽上来。
仔细数一数，这样很可能一下子就让我找到了四条捷径。
第一，有抽水机就表示有威彻斯特的干净河水可喝，不用喝从曼哈顿的下陷水井抽出来的臭脏水。
有克罗顿的河水送到你家，就表示房东已经付钱买了这项服务，这种事发生的机率就跟大西洋结冰、人可以直接走到伦敦一样渺茫。
而多了免费的公用抽水机，生活就好过多了。
第二，住在面包店楼上就表示每天都有丢掉的过期面包，面包师傅把剩下的裸麦面包送给邻居的机率比送给陌生人高一千倍。
第三，面包店一天要帮火炉加两次燃料，这就表示到了十一月，在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暖气开销的时节，我可以一毛都不用花，因为楼下火炉一边烤葛缕子面包，一边就在帮我的地板加热。
最后，波姆太太应该是个寡妇，因为一般女人不能自己开店做生意，但如果小心一点就可以接手丈夫留下的事业。
这招牌上太太两个字的油漆颜色比波姆还新。
这就是第四条捷径。
如果你付不出房租，而寡妇太太又正好需要有人帮她修补屋顶，说不定你就不用落到无家可归的下场。
我推开面包店的门。
非常小的店，但布置得很好。
一张简单的松木长桌摆放了一堆堆裸麦面包和简单的咖啡色乡村面包，小一点的面包排放在花朵图案的宽大盘子上。
我看到葡萄干从一个千年蛋糕①上探出头，一股糖煮橘皮的香气让我的感官活了过来。
①Thousand-year cake：一种德国蛋糕。
先生，要买面包吗？我的目光从面包快速转向做出这些面包的人，只见她把手往围裙上抹一抹就朝我走过来。
波姆太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年纪，二、三十岁模样，下巴坚定，淡蓝色眼睛警觉、目露探询。
根据以上种种再加上门上簇新的太太二字，我猜她丈夫应该没离开太久。
向日葵般的金发掺杂点点褐色，但发丝暗沉无光，看上去几近灰色。
她的额头太宽、太平，她的嘴也很宽，不过一张阔嘴奇妙地翻转了她瘦削身材给人的印象。
如果只看她的嘴唇，我可以想像波姆太太在厚厚一片新鲜乡村面包涂上好多奶油的画面。
我马上喜欢上这幅画面，莫名地觉得感激无比。
她看起来像个好人。
卖得最好的是哪一种？我内心欣喜但没笑，一笑我的脑袋就会一阵灼痛，像被火烙。
所幸酒保只要保持轻松，就能用语气表达善意。
Dreifkornbrot，她对着面包点点头，带有波希米亚腔的话声低沉，粗糙而悦耳。
混合三种穀物，半个小时前刚烤好。
要一条吗？麻烦你，我打算当作晚餐。
还要什么吗？我需要一个地方吃晚餐，我停顿，我叫提摩西?怀德，很高兴认识你。
楼上的房间租出去了吗？我现在急着找房子，这里看来正好适合。
当天下午，我用我哥的钱买了一个塞了稻草的全新床垫，扛在肩上搬回伊莉莎白街，每走一步肋骨就抗议一声。
我的新家有两个房间，起居室长十二尺宽十二尺，有两扇窗对着底下灰土土小院里的鸡群。
我打算暂时睡起居室，不管那间没窗户的小卧室。
我把沙沙作响的床垫放在敞开的窗户前，等太阳消失在久久不散的满天红霞间，就在床垫上四肢大张躺下来。
至少在起居室我还可以看到凉爽的星光，这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一片陌生的喧闹声中，我仿佛成了唯一安静的点。
远远有群野狗打了起来，鬼哭神号，鼓譟沸腾；隔壁栋房子里好多德国佬弓着背围着啤酒聊天，低低的说话声从大街传上来。
我想念我的书、我的扶手椅、我的灯罩独有的蓝，还有我的生活。
我心想，我会住在这里，接受警察的工作，虽然根本没人知道要怎么做个警察，尤其是我。
情况会渐渐好转，非这样不可，我的人生已经被严重打偏，马上爬起来继续向前才是上策。
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在读梅西的小说，那是她自从看完《钟楼怪人》就一直想写的刺激冒险故事。
三百页柔软如棉花一般的羊皮纸，用绿色缎带绑起固定。
她的笔迹在纸张上泉涌而出，她一笔一划写下的字令人想起精巧绝伦的比利时蕾丝，一针一线细工做，一展千山万水流——完全是害人赔上眼睛的细活。
八月一日早上六点，我到中央街的司法大楼报到。
之前我已经拿着我哥给我的钱光顾过成衣店，买了一套还不错的一一手衣。
黑色长裤和袜子、简单的黑色长西装、蓝色背心、白色领巾，还有充满革命色彩的大红胸前手帕，以示暂时跟政治妥协。
我还戴了一顶圆帽，帽檐比我过去戴的帽子都要宽。
虽然这帽子挺显眼，但我一戴上就沾沾自喜地觉得，人们现在看不到我的脸了，我仿佛变成了隐形人。
新成立的警察总部周围弥漫着一早刮起的大风沙，满天都是沙尘和吓死人的热气，想好好思考都难，但满天风沙至少跟这栋建筑物很搭。
据我了解，短短两个星期，刚完成的监狱和法院就得到了坟场这个别称。
一看到深灰色的花岗岩板，你就会心一沉，呼吸凝滞。
所有的窗户都装了铁条，向上延伸到一一楼，大到可以充当巨人的火炉栅。
窗户上面都有一座铅灰色的狰狞石雕，雕像背后的一对狂妄翅膀上有颗地球，旁边的一群蛇奋力推着它。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让这里看起来像是会把人活埋的地方，那倒是设计得还满成功的，二十五万元没白花。
走到门口，我才看清有十到十一一个人在门前抗议，这些人的领结都打得很整齐，颜色非常鲜艳，但看起来他们鼻梁都至少断过一次。
有几个人戴着黑纱，但没穿丧服，我猜是一种象征式的抗议。
还有一个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昏庸暴政下台！警察来日不多！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有个目光锐利的家伙正好在我脚前吐了口口水。
为什么要戴孝？我好奇地问。
为了正义、平等、自由，还有美国爱国人士的伟大精神。
一名只有半个耳朵的壮汉拖着长音说。
那我会考虑戴黑色领巾。
我边说边走进门。
从坟场外面你只看得到一堵厚墙和一排加了铁条的高窗。
但走上八阶楼梯，从那些坚定冷峻的柱子底下通过之后，我才发现里头是个四方形的中庭，不由看得入神。
里头有开放的空间、男女分边的四层楼牢房，还有许多决定囚犯要在这里埋多久的审判法庭。
一个满脸痘疤、戴着脏兮兮白领结的彪形大汉带我走向最大的一间法庭，我猜警察会在里头听取工作说明。
当我穿过行刑日当天会摆出绞刑台的中庭时，一个奇怪的家伙跟上我，走在我旁边。
我忍不住盯着他瞧。
他一身破烂，蛋液滴下磨旧的黑色西装，走路有点儿O型腿，活像一只螃蟹。
这种疯狂的步伐让他身高矮了一截，变得跟我一般高。
他的脸绷得很紧，下巴都快看不见了，一双淡棕眼瞪得老大，我敢说他一定今天早上才从海里爬出来。
我猜他有六十岁了。
他脚下方方正正的靴子是荷兰货，样式比他的年纪还老。
他一头稀疏的灰色乱发像是给狂风吹过，但其实外面风一点都不大。
我们同步跨进法庭。
他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我也不落人后，坐进平常给律师坐的长椅，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里的墙壁全部刷白，我们前方就是空荡荡的法官高台。
我打量了一圏新同事。
小丑的彩衣放在这群人旁边都会显得单调。
全部大概有五十个人，我再次觉得自己像喧譁声中的一小块静寂。
其中很多是爱尔兰人，重度劳动的双手青筋暴凸，下巴冒出红色落腮胡，穿着脏兮兮、上面有老旧黄铜钮扣的蓝色燕尾西装外套，眼神警觉而防备。
也有黑发的爱尔兰人，脸色发白，肩膀沉重，机灵地眯着眼晴。
零星几个德国人表情从容自信，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交谈。
美国人大多衣领放下，吹着包利街音乐厅的旋律，跟朋友们打闹说笑。
最后是我，还有穿着荷兰靴、走路像螃蟹的老头。
一群人坐在一起，等人来下达指示。
而这位前来说话的人显然比我热情很多。
欢迎各位！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向纽约大都会第一辖区第六区的警察致词。
鼓掌声零零落落。
但这个刚从小小的法官门冒出来，走到法院长椅左边站定的男人，让我一时愕然，举竟我前一次看到他是在人间地狱里，所以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每个新警察都着了迷似地看着乔治?华盛顿?麦瑟法官，无一例外。
后来我才知道，多数党民主党在市议会中选出麦瑟担任纽约市第一任警长时，他才不过三十四岁。
但我们眼前的男人笨重如海象，甚至更加沧桑，总之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虽然他又虔诚又放荡的名声应该早就不胫而走，但除了发现他的外表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我想当天在场的所有人对他都还没有任何评语。
当然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聪明直率又极具分量，往磅秤上一站，数字直逼三百磅，胖胖的脸以及大写六的骨架形状，细细的眉毛往鼻子方向下垂，鼻翼下深陷的绉褶延伸到下巴，把嘴唇往下拉扯，较淡的绉褶继续从嘴巴扩向两颚。
那个叫哈波警队或蓝衣队的要死不活队伍，已经永久解散了，感谢上帝。
恭喜各位得到这份新职务，这份工作约期一年。
麦瑟用平稳的男中音大声说，并从长长的灰色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便条纸，戴着圆形眼镜盯着纸条看。
日后选举结果出来，只要市议会和市议员的权力平衡维持不变，当然欢迎你们再来申请。
他刚刚的一席话，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像范伦丁这样的人会忙得团团转：只要政治翻盘就表示你的朋友全会失业，只能沦落到二十八街周围的三不管文明边界，住在故障废弃的火车厢里。
选举决定了哪一群老鼠有骨头啃。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刚刚才知道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的老鼠，因为除了在场的民主党员外一就算有其他党的选民也只是保持安静、不露声色。
有些人，警长继续说，好像迫不及待想知道你们将来要负责的工作。
底下响起几声干笑和靴子动来动去的声音。
各位一次轮班十六个小时。
在这十六个小时之间——当然也包括晚上——你们身负杜绝犯罪的任务。
看到有人擅闯民宅，就逮捕他；看到流浪街头的小孩，就把他带回来；看到女扒手在摸观光客的口袋，立刻揪住她。
如果她只是在小巷子拉客的流莺呢？一个无精打采的混混说，我们也要逮捕她吗？卖春犯法吗？十几个人爆笑出声；两、三个人吹了声口哨。
我在心中默默表示认同。
那当然，麦瑟沉着地说，不过，除了她必须乖乖跟你走，你也得把买她的恩客带回法庭作证。
所以说，你何不现在就开始盖一间全世界最大的拘留所，并且让我们知道你何时可以完成，又一阵笑声响起，我再次资得心脏骚动了一下，愈听愈有趣。
这显然是份每天都得花点脑筋思考的工作，不是会把人变成高级驴子的工作。
言归正传。
如果你们把每个走夜路的女人都依卖淫罪带回警察局，我会亲自送你下地狱，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市府的经费已经取消了，但市民高兴想打赏你们是你家的事。
队长继续隔着长长的鼻子，看着潦草的笔记往下念，我们解散了以下的巡逻部门：街道、公园、卫生所、码头、消防栓、当铺、旧货店、出租马车、剧场、载货车、马路，还有其他地方。
现在这些地点都由你们负责。
星期天的禁酒管理员和摇铃员也解散了，同样由你们负责。
五十四名救火员也解散了，你说换谁负责，老皮？那位螃蟹脸、荷兰靴的流氓一跃而起，举起布满皱纹的拳头大喊，我们！我们是救火员，我们是人民的守护者，上帝保佑高谭①市的大街小巷！①Gotharn，纽约的另一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讽刺纽约文化与政治的杂志《大杂烩》（Salmagundi）中，意思是愚人之城。
鼓掌声和狂野的叫嚣声响起，里面有一半嘲弄，一半认同。
老皮以前担任警卫，麦瑟警长咳了一声说，顺便把眼镜往上推。
想知道怎么找到失窃物品，问他就对了。
我个人很怀疑这个叫老皮的家伙找不找得到自己的屁眼，但我没说出来。
这会儿他老兄发现了背心上的蛋液，正用拇指的指甲用力刮掉。
今天，你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被指派巡逻员的工作，但目前有些特殊职位仍有空缺。
我看见这里有很多救火员。
唐诺、布里克、华许，还有多尔，你们就负责火灾通报，我会再多指派几个人。
这里有人会说黑话吗？大家的反应让我大感意外。
十几只手飞快举起，以长相最狰狞的美国混混、身上有刺青的英国人，还有脸上最多刀疤的爱尔兰人居多。
德国人几乎全部静悄悄。
这时候，空气中传来山雨欲来的甜美气息。
无论是什么职位，反正都是跟美国社会的灰色地带直接接触的最短途径。
怀德先生，别那么谦虚。
麦瑟委婉地说。
我诧异地从帽溱底下瞒了队长一眼。
一秒前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透明人，看来我错了。
所谓的黑话或行话，就是骗子、小偷、老千、牛鬼蛇神、街头混混、新闻秃鹰、毒虫酒鬼，还有范伦丁说的奇特方言。
听人家说是根据英国小偷之间的行话发展而来的，但老实说，我从没比较过两者的不同。
说它是一种语言也不尽然，它比较像密码，用俚语或行话来代替日常用语，当一个会说黑话的小子希望坐在他旁边的四眼田鸡会计少管闲事时，这种语言就能派上用场。
打个比方，黑（flash）这个字本身就表示做某件事的方式非常聪明俐落。
当然了，讲黑话的男男女女多半很穷，所以我们有些街头小子从小到大只会说黑话。
每天都有愈来愈多善良老百姓无意中说出类似麻吉（my pal）或嗝屁（kick the bucket）这类黑话，但这些都只是日常语言的轻微堕落，麦瑟指的是更高段的黑话。
这一刻，在场所有该死的流氓混混都盯着我看，但我更想不通的是，我明明只露出半张脸，麦瑟怎么会知道我是谁。
我没有谦虚。
我实话实说。
难道你想告诉我，你听不懂自己哥哥说的话？还是第八区的范伦丁，怀德队长说你是我们最能干的新血只是在胡诌？怀德队长。
难怪了。
同样的年轻五官，同样的偏高发线，同样的暗沉金发，只不过身材小了一号，脸也小一些。
我紧紧咬着牙，因此轻薄绷带底下还没长出新皮的肌肉阵阵作痛。
很像我老哥会干的事，光是帮我找份我不适合也不想要的差事还不够，还要大家看着我——就像黑话说的——嗝屁。
都不是，我鼓起勇气说，我不是行家，但可以试试。
这就是黑话里的我不够厉害，可是我很愿意尽力去做。
老皮举手，速度快得像美国国庆烟火。
警长，新手上任之前会先培训吗？我从没看过乔治?华盛顿?麦瑟嘲笑过什么事，但在我看来，此刻是他最接近嘲笑的表情。
我说老皮，我已经尽我所能成立了警察局，又不至于让高尚的人民骂我们是‘常备军’，高举爱国主义来逼死这个计划。
所以我不需要多说各位也知道，目前讲话最大声的爱国人士都是帮派人物。
好了，我们没时间拖拖拉拉了。
各区队长会带着你们从头做起，也会根据我拟定的方针交给你们排定的职务，让懂黑话的人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明天就正式开始。
各位早安，祝你们好运。
麦瑟警长体型庞大，但动作出其灵活，简直像头横冲直撞的公牛，一眨眼就不见人影。
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胸口有股能量虫雠欲动。
我们的区队长似乎是一名戴着高礼帽、人高马大的黑发爱尔兰人，还有他旁边一名鬓角油亮、两眼无神的包利街本地人。
两人互相交换茫然的眼神。
他说带是什么意思？我看见那个美国人说。
读懂唇语并不难，这是我在一家闹烘烘有如帮派械斗的生蚝酒窖当了两个月酒保的成果。
要是不知道客人想要什么，要怎么送上他想要的酒。
得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在暴动时列队前进。
暴动对城市是一大危害，爱尔兰人回答，并睿智地点点头。
一支整齐行进的警察队伍才能有效击退暴民。
我敢打赌他说的是这些。
所以之后三个小时，我们就在坟场院子里汗流浃背地练习行军。
这对学习执行警务的帮助不大，不过里头的犯人应该挺乐的，警察把他们从法院带往牢房，让他们充当临时演员。
进行可笑的前进训练时，我正好站在最接近法庭的门口旁边，所以就成了第一个被指派工作的警察。
在一张松木长凳上坐下来后，一位干巴巴的办事员坐在我前面问我有哪些专长。
我有点退缩，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会说一点黑话。
上帝帮助我。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你的巡逻路线排在中央街到安东尼街这段，轮班时间是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
办事员说。
他从其中一堆纸张里抽出一张简略地图。
这是你巡逻的路线，工作时不可以喝酒或寻欢作乐。
你的编号是一〇七。
明天四点来这里报到。
我站起来：等一下！办事员从一个大皮革包拿出一个形状像铜制星星的别针。
他把别针放在我的手中，低声说，值勤的时候要记得戴着，不能拿下来。
我摸了摸手上的星形金属。
看上去很朴素，形状有点歪曲，不过就是一枚星形徽章，泛着黯淡的、每到秋天就会落满市府公园的枯叶色泽。
没什么特别，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徽章应该是赶工打造的。
我按按帽子向办事员致意，第一个走出宽阔的花岗岩门口。
我成了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员了。
第六区总共有五十五名警察，里头龙蛇杂处，什么人都有。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似乎有些共同点。
当我走回伊莉莎白街的新家，迫不及待来杯巴伐利亚淡啤时，我心里非常肯定这件事。
我发现，我们这批一八四五年成军、戴上星星警徽的警察没有一个不是千疮百孔、伤痕累累。
有些东西这城市还没给我们，或者已经从我们身边带走，留下的缺口每次都会稍微变换形状。
我们都是失落的碎片。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没办法假装它不存在的缺口。
三个星期后，我正烦恼要怎么遮掩脸上的难看伤口、不再管它时，那个全身是血的女孩就出现在我眼前。
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像个年过半百的爱尔兰寡妇，月光把她的连身裙染成黯淡僵硬的灰。
她名叫爱比琳?欧达莱，是苏格兰盖尔语的小鸟——小鸟?黛丽。
再过不久，这女孩就会把整个城市搞得天翻地覆。
也正是在八月二十一日这天，我们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而我也陷入了一桩力所不及，又不能不做的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