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等到明天的早晨，就在这夜的十点钟，在伊萨木冬已经摘下帽子准备脱衣入睡的时刻，他被人叫走了。
谁来叫的伊萨木冬，乌尔汗没有看见，但是她听到了声音，本来，她可以判断出那是谁的声音。
但是，伊萨木冬没有回来，而后半夜，发生了小麦被盗事件。
这事使她吓坏了，她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丈夫不但不再可能赎回过往的罪过，而且又留下了新的大麻烦；她迷迷糊糊地想象，伊萨木冬可能不是一般的偷窃，而是会被认定为名副其实的什么里通外国呀反革命呀的盗贼。
而她便是这个反革命贼人的家属。
当夜人们来到她家，询问她话，她一句也说不出。
你丈夫这几天和什么人来往？说过什话？思想情绪如何？塔列甫问。
乌尔汗闭口不答，最多就是摇摇头。
她能说什么呢？说丈夫已经经过了思想斗争，下定了决心，准备坦白交代，重新做人……这怎么会像是真话呢，用不着别人疑惑，就是她乌尔汗也不信！眼前明明摆着的是她丈夫的十倍于以往的新罪行。
说她如何如何劝导了丈夫去坦白交代，这又怎么能够像是真实的呢？ 是谁把你丈夫叫了出去的？塔列甫又问。
乌尔汗又是说不上来，她完全失了声。
因为她根据声音判断，她觉得，正是那个把她丈夫叫出去的人，坐在公安特派员的身边，参加对她的审讯……这比天塌地陷、江河倒流还惊人。
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把握做出明确的回答。
她只有默默地等候噩运落到自己头上。
次日，塔列甫特派员又把她叫到公社，严肃地询问了一次。
她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她知道的丈夫贪污、受贿、腐化、吸毒等各方面的情况，但是对于近日的情况，特别是和此次窃案有关的情形，她一个字也没说。
既然她确实并未发现丈夫预谋作案和作案后外逃的任何迹象，她只好一问三不知。
因为，她无从揭发丈夫的新罪行，这已经使她深感惶恐，她又如何能提出相反的事实来呢？如果她企图证明，她丈夫确实无意作案外逃，这不是只能被看作闭着眼不看铁的事实而硬要为丈夫狡辩吗？别人不会允许她这样做，她自己的良心也不让她这样做。
她只能承认伊萨木冬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她也绝不能再为这个罪人开脱。
许多天过去了，再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
公公犯了老病，躺在炕毡上起不来。
她没有去队上参加劳动，队上也没有人找她。
她的娘家已经不在此地。
由于她的父亲会打石头，公社化的时候被石头资源多的六大队要走了，家也搬到六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
她从没有和父母谈过丈夫的事情，老实巴交的、本分的父母，将经不住这样的打击。
乌尔汗昏天黑地地过了三天。
第四天下午，赖提甫悄悄地来了，说是伊萨木冬正在伊宁市某地等待着她，然后不容分说地把抱着孩子的乌尔汗安置在加重永久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上，赖提甫骑上车就走。
稀里糊涂地坐在赖提甫身后的乌尔汗考虑着见到丈夫以后怎么办。
她好像又有了一丝希望，只要见到丈夫，她就能对他再进行一次最后的劝说，哪怕就算是最后一次哀求，她要抓上丈夫一起上公安局自首，她知道、她相信丈夫虽然在堕落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但丈夫不是天生的坏蛋，不是里通外国，也确实没有作案外逃的心思。
只要能见到他，事情就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