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九年，（许攸）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
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魏略·许攸传》（任峻）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
——《三国志·任峻传》建安十二年，（张绣）从征乌丸于柳城，未至，薨，谥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将曹丕数因请会，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自安，乃自杀。
——《三国志·张绣传》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诩年七十七，薨，谥曰肃侯。
——《三国志·贾诩传》宛城惊变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曹操在宛城遭遇了他人生最离奇的一次危机。
曹操这个人戎马一生，遭遇过无数次危机。
三十六岁那年他参与讨伐董卓，在荥阳被徐荣打得惨败，连人被马都被箭射中，若不是曹洪舍命保护，几乎就死在战场上；四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官渡与袁绍对峙，差点被一名近在咫尺的刺客刺杀；五十七岁那年，他在潼关被马超的关西联军半渡而击，险些晚节不保。
但是曹操这一生的所有危机加到一块，都不及他在宛城遭遇的这一次这么有戏剧性、这么离奇、这么充满了重重迷雾。
围绕着这次危机的种种隐情，更是宛如丝线般繁复杂乱，直至许多年后，仍旧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余波回荡，影响无比深远。
要捋清这次事件的脉络，还得要从董卓进京说起。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要诛杀十常侍，从关西召回了大军阀董卓。
董卓没有孤身一人回京，他带了大批如狼似虎的西凉士卒，这些士兵由对董卓忠心耿耿的关西将领们统帅着，成为他独霸朝政的武力基石。
这些将领中有大名鼎鼎的吕布、李傕、郭汜，还有知名度稍微逊色一点的樊稠、牛辅、张济。
在牛辅的手下，有一个中年人叫做贾诩，他的智谋深不可测；在张济手下有一个年轻将军，是他的族侄子，叫做张绣。
贾诩与张绣应该互相认识，彼此见过面，可能交情还不浅。
西凉军的好日子很快便结束了。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死在了吕布和王允的手里，西凉军团分崩离析，人心惶惶。
李傕、郭汜和张济等人彼此商量，干脆分好行李跑路算了。
这时候，贾诩站出来，提了一条被誉为三国第一毒计的建议：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
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
意思是与其逃跑，不如杀回长安为董卓报仇。
有了贾诩的鼓励，西凉诸将鼓起勇气杀回长安。
一番大战下来，结果是王允身死，吕布败走，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汉献帝刘协，沦为西凉将领的傀儡。
从此以后，汉朝的中央权威彻底崩溃，群雄趁机崛起，天下真正进入大乱的时代——裴松之指责说，贾诩是东汉走向灭亡的刽子手，这个评价不算公允，但也不算太离谱。
按照常理推断，能够以一句话灭亡汉朝的人，一定是个雄心勃勃的大野心家。
可贾诩的表现，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既不争功，也不夺权，婉拒了西凉军的犒赏，反而斡旋于西凉军与朝廷之间，小心翼翼地呵护风中残烛的汉室，许多汉臣因他而得以活命。
李傕、郭汜在长安闹得越来越不像话，贾诩决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遂找了个借口，前往华阴投奔他的老乡段煨。
同时离开长安的，还有张济与张绣。
张济一向看不起李傕、郭汜这两个家伙，干脆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弘农驻扎。
当时遍地饥荒，缺衣少食。
张济手下士兵甚多，没有粮食吃，只得向南进攻荆州的穰城。
结果在攻城之时，张济中箭而死，他的侄子张绣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整支军队，移屯到了宛城。
张绣终于开始独当一面，可是他的部队缺少粮草，又四面受敌，这个老大不好当。
在他困惑之际，张绣忽然想到了贾诩。
张绣听说，贾诩在段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一直被后者猜忌。
张绣便写了封信给他，希望能得到他的襄助。
贾诩权衡再三，决定前往宛城。
有人劝他说这么一走了之，会引起段煨的猜忌。
贾诩却回答说段煨这个人，表面热情，生性多疑，我在这里待久了，早晚要出事。
现在我走了，他反而会指望我成为外援，必能厚待我的老婆孩子。
果然如贾诩所预料的一样，段煨欢天喜地把他送走，对他留在华阴的老婆孩子关怀备至——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贾诩把人性看得有多么透彻。
张绣对贾诩的到来喜出望外，以小辈的身份执礼。
至此，我们故事中的两个主角合流一处，开始了在南阳（宛）的割据生涯。
时间一转眼便到了建安二年。
故事的第三位主角——曹操终于出现，骑着他心爱的宝马绝影朝着宛城飞驰而来。
这几年曹操干得不坏，他把最大的威胁吕布打回徐州，重新夺回了兖州的控制权。
更重要的是，他听从了荀彧的建议，把汉献帝刘协迎到了许都，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好日子。
在东有吕布、北有袁绍的压力下，曹操决定着手剪除许都周围的威胁，以便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准备。
第一个落入他视野的，就是盘踞宛城的张绣。
曹操点齐大军，前往宛城讨伐。
当曹军走到淯水的时候，张绣忽然派来一个使者，宣布投降。
对于张绣的这个决定，曹操喜出望外。
张绣是一员骁将，麾下又是同时代战斗力最为凶悍的西凉兵，能够兵不血刃拿到这样一支军队，绝对是天降横财。
张绣在信里说，希望曹公能够前往宛城受降，曹操欣然应允。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曹操带去宛城的部队并不多，跟随左右的只有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大将典韦。
这是一种诚意的姿态，表明了受降者的坦荡胸襟与信赖。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坦荡的胸襟最终却让他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曹操带着儿子、侄子和爱将抵达宛城之后，受到了张绣的盛情款待。
在席间，曹操看到了一个生得极其秀美的女子。
这个女人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母。
她的姓名早已经失传，《三国演义》里称她为邹氏，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如此称之。
邹氏的相貌一定很漂亮，否则也不会引起曹操的垂涎。
曹操这个人十分好色，他看到美人当前，竟不顾她孀居寡妇的身份，公然纳她为小妾。
这个举动让张绣大为恼火，自己刚刚投降，曹操就把婶母纳为姬妾，这若是传出去，天下都会以为张绣是卖婶求荣。
这时候的张绣，心理开始失去平衡。
然后曹操又在这座天平上加了另外一个重量级砝码。
曹操看到张绣麾下有一员大将叫胡车儿，生得威风凛凛，不由得起了爱才之心，从兜里掏出金子亲自赏赐给他。
任何时代，收买贴身警卫员都是件极其敏感的事情，曹操这么做，让张绣以为他打算买通左右来刺杀自己。
曹操在宛城的横行无忌，让张绣心中非常恐惧，他开始对投降这件事感觉到后悔。
这时候，贾诩向他献了一条毒计。
在贾诩的策划下，张绣假意向曹操请求，说我军驻扎在城外低洼处，想搬迁到高一点的地方。
曹操允许了。
张绣又说，这次搬迁路过您的营地，我们的车子少，承受不了太重的物品，士兵的铠甲能不能让他们自己穿着。
曹操也同意了。
按说这种要求应该会引起曹操的疑惑，可他那时候沉迷于邹氏，根本无暇理会。
于是，张绣军身披重甲，进入曹军营地突然发难。
猝不及防的曹军大败。
曹操在惊慌之际夺马就逃，典韦守在门口，力抗几十倍的西凉士兵，最后英勇战死。
曹操杀出营地以后，又被射中坐骑，长子曹昂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自己却与曹安民一同战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宛城之战。
宛城之战以后，张绣与曹操恢复了战争状态，多次争斗。
一直到官渡开战前，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第二次投降曹操。
曹操当时正处于与袁绍对峙的紧要关头，张绣的投诚无异于雪中送炭。
曹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给自己的儿子曹均跟张绣的女儿订了一门亲事，还封了两千户的封邑给张绣——要知道，连曹操最亲信的将领都没被封过这么多封邑。
曹操让全天下人都看到，他曹孟德爱才如命，连宛城的仇都可以一笑泯之。
在曹操击败袁绍以后，张绣跟随曹操北征乌丸，还没抵达，便离奇地死掉了。
《三国志》里没提他是怎么死的，《魏略》里却给我们讲了一个有点让人心寒的故事——曹操的儿子曹丕多次请求会见张绣，见到以后，曹丕怒发冲冠，大声叱责说你杀了我兄长曹昂，怎么还有脸敢在我家混吃混喝。
张绣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很快便自杀身亡。
这一条记载里充满了疑点。
张绣是曹操为了宣扬自己爱才而竖立起来的统战人物，是摆在橱窗里给天下人看的。
所以曹操绝对不会追究张绣在宛城的黑历史，否则就会让天下人看到笑话，把他曹孟德当成一个沽名钓誉、毫无诚信的伪君子。
曹操尚且不敢提及那段历史，曹丕又怎么敢跳出来乱讲话？曹丕那一年，已经二十岁了，不是个口无遮拦的小孩子，不会不知道追究宛城之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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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oＭ<-除非是有人在背后授意曹丕这么做。
再者说，曹丕当时不过是曹操的子嗣之一，是否是曹操接班人尚无定论。
张绣身为统军大将，何至于对这么一句话害怕到要自杀？除非张绣觉察到曹丕是被人授意这么做。
综合种种迹象表明，张绣自杀的幕后推手，正是曹操本人。
曹操从来没有忘记宛城的仇，只不过恪于袁绍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厚待张绣，以示自己有容人之量。
现在袁绍已经灭亡，整个中原无人能抗衡曹操。
这时候，曹操觉得差不多该秋后算账了。
可把张绣直接推出去杀了是不行的，政治上影响太坏。
于是曹操便授意自己的儿子曹丕出马，张绣面对曹丕的指责，完全心领神会，却又无可奈何。
他知道曹操不会放过自己，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全，这位西凉将领只能无奈地选择了自戕。
之前的隐忍，是曹操身为一个政治家的手段；如今的翻脸，是来自一个父亲的复仇。
就这样，曹操双手干干净净地除掉了张绣，没有背负任何挟私报复的骂名。
疑点就在这里出现了。
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宛城之战，是张绣和贾诩两个人联手做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张绣听从了贾诩的策划，才反叛曹军，袭杀曹昂、曹安民与典韦。
现在真凶之一的张绣死了，那么另外一位主谋贾诩呢？贾诩没有被打击报复，更没有被杀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贾诩的地位与日俱增，逐渐成为曹魏阵营举足轻重的谋士，几能与荀彧、荀攸叔侄抗衡。
甚至在魏国最关键的立嗣问题上，曹操别人都不问，偏偏要问这位贾诩的意见。
贾诩的看法，最终给曹丕、曹植的立嗣问题一锤定音，决定了魏国接下来的政治走向。
等到曹丕篡汉当上皇帝以后，贾诩被封为太尉，位极人臣。
这位老人一直活到七十七岁才去世，结束了传奇般的一生。
与张绣相比较，贾诩的人生可谓是风光无限，当了大官，出了大名，长寿人瑞，而且还得以善终。
这实在有些不公平。
当我们带着这种想法重新去看史书的时候，便会发觉许多有趣的细节。
在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中，《曹操传》《张绣传》《典韦传》里都提及了宛城之战，写得都非常详细。
可是，这些记载里都绝口不提贾诩的名字，只说绣掩袭太祖绣复反云云，仿佛贾诩根本不存在。
到了《贾诩传》里，更有趣了，整个宛城之战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干脆被全部删掉了，前头讲完贾诩投奔张绣，下一段便非常突兀地开始讲张绣与曹操的第二次交战。
一直到等到许多年后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才明确地提出了绣从贾诩计。
在这个分歧上，我更相信裴松之。
张绣对贾诩一向言听计从，前期与刘表结盟，后期放弃袁绍投降曹操，都是出自贾诩的建议。
宛城之战这么大的决策，张绣绝对不可能绕过贾诩单独行动，或者可以这么说，没有贾诩的怂恿，即使曹操睡了张绣的媳妇，他恐怕也未必敢反叛。
陈寿的史料都采集自魏国的档案，他在《魏书》里的记录，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魏国的政治态度。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得出来，魏国朝廷对于贾诩在宛城之战中扮演的角色，从来都是讳莫如深，干脆提都不提。
裴松之引用的贾诩策划宛城之战的记载，注引自《吴书》。
《吴书》是东吴国官修的史书，不必避讳魏国的政治事件，裴松之是南朝宋时人，更不会替曹魏隐瞒什么。
所以这一条非常关键的记录被魏国删除，却保存在了吴国的历史记录里，并被裴松之补注到《三国志》里，得以流传后世。
也就是说，终曹魏一朝，都在极力避免谈论贾诩与宛城之战的关系，并删除了所有的直接记录。
这就真叫人有些糊涂了。
曹操、曹丕父子对张绣恨得咬牙切齿，却对真正的策划者贾诩倚重有加，甚至不惜抹煞他这一段黑历史。
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诡异之极，其中必定隐藏着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曹氏父子对待张绣与贾诩两个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给我们揭开了幕布的一角。
现在，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宛城之战，看看究竟有什么重大的细节被遗漏了。
在《三国志》《吴书》《傅子》《魏书》《世说新语》等史料里，对于宛城之战的记载或详或略。
《典韦传》里说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
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吴书》里说绣降，用贾诩计……绣乃严兵入屯，掩太祖。
太祖不备，故败；《三国志·武帝纪》则最为简略，只说公到宛。
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
公与战，军败。
综合这三条史料，可以捋清一个大概的脉络：曹操至宛城，张绣开始热情迎接，然后忽然叛变，把曹操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三段史料都没提及张绣叛变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记录在《三国志·张绣传》里：太祖纳济妻，绣恨之。
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
计漏，绣掩袭太祖。
太祖军败。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张绣叛变的原因，是因为张济的老婆被曹操睡了；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先动手的不是张绣，而是曹操。
也就是说，真正的宛城之战，与我们脑海里想象的有所差异。
在一般想象中，曹操是抱着邹氏在大营淫乐，完全失去警惕，方被张绣趁虚而入；可实际上，曹操早就有了除掉张绣的计划，都已经打算动手了，可惜被张绣或者贾诩抢先出招，占了先机。
可是，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矛盾浮出了水面。
暂且回顾一下张绣突击曹营的战前准备：他报告曹操想要把部队移动到曹营附近的高处，曹操同意了；他又报告曹操，说车子太轻，希望把甲胄都套到士兵身上，曹操也同意了。
于是他打着移屯和车轻两个借口，把身披重甲的西凉精锐送到了曹营附近。
曹军没有防备，结果一冲即溃。
假如曹操此时忙于淫乐，那么有可能会答应张绣的请求，可实际上，从《张绣传》里我们都知道了，曹操自从睡了邹氏以后，已经觉察到了张绣对自己不满，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杀绣之计。
这个时候的曹操，对张绣一定充满了警惕。
试想，当你知道一个人对你起了杀心的时候，又怎么会轻易允许这个人的部队身披甲胄靠近自己营地呢？除非，曹操认为这支部队逼近曹营，不会对自己的计划造成影响——甚至可能他认为对自己的计划有好处。
在刚才引用《张绣传》的史料里，有这么一句：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
计漏。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有四个字特别值得注意——密有，计漏。
密有，意味着曹操的杀绣之计正在悄悄地筹谋着，而且要保密。
这个保密，显然不是针对曹军自己，而是要隐瞒住张绣的人——可是曹操试图隐瞒什么呢？要知道，曹操前往宛城时，把主力部队都留在了舞阴，随身带的兵力不多，而张绣的全部主力此时都集结在了宛城。
两相比较，曹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曹操如果想要干掉张绣，硬拼是不可能的，势必要在张绣内部寻找一个内应。
曹操试图隐瞒的，正是这位张绣营中的内应。
曹操对这位内应提出要求，要求他配合自己攻杀张绣。
他们之间的合作极其敏感，所以这里才用了密有二字，来渲染这两者来往的保密程度。
让我们再看下两个字：计漏。
意思是计划泄漏了。
到底谁把这个计划泄漏出去的？这是个密有的绝密计划，曹营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操，恐怕只有曹昂、典韦等高级干部，他们绝不会向张绣泄漏机密，唯一一个既参与了杀绣计划、又可能会泄漏出去的人，只有那个宛城的内应。
进一步想，恐怕那个内应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他只是假意与曹操合作，目的是为了套取情报，并让曹操丧失警惕。
先密有、再计漏，四个字正好勾勒出了这位内应的全部作为。
我们甚至能大概猜到这个内应的身份：胡车儿。
曹操曾经亲手馈赠黄金给这位将领，对他很是喜爱，选择他做假内应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
胡车儿带领一批士兵前往曹营申请移屯、披甲二事，曹操知道是他带的兵，遂放下心来，不予提防。
结果胡车儿在接近曹营以后，突然发起攻击，猝不及防的曹操惊慌败走，几乎丧命。
于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多层阴谋。
曹操意图拉拢胡车儿除掉张绣，张绣——其实应该是贾诩——却将计就计，让胡车儿反过来误导曹操，顺利把突击部队送入曹营。
这一次突袭曹营的计划，以有心算无心，可谓是志在必得。
贾诩这个人对于阴谋的操作能力和人性的把握，实在是妙到毫巅。
可是，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矛盾。
反叛曹操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而成功的标志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曹操本人杀死。
如何确保曹操一定死？以贾诩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除了突击曹营的胡车儿以外，他一定还安排了其他部队在营地周围对曹军逃兵进行阻截，务求全歼。
这里是宛城，张绣军对地理远比远道而来的曹军熟稔。
但战果呢？张绣成功地杀死了曹营里大部分的重要将领，可是却唯独让曹操逃出了生天。
贾诩向来算无遗策，怎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掉了链子？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来看看曹操逃亡的过程。
首先是《三国志·典韦传》里记载的：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
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
也就是说，曹操在发现自己被偷袭之后，骑马逃跑，全靠典韦一个人挡在门口，阻挡追兵。
然后是《魏书》记载的：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
曹操骑着绝影一路狂奔，半路被流箭射中，曹操自己也在右臂中了一箭。
这时候绝影即使不死，也跑不动了。
最后是《世说新语》所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曹昂受了伤，无法骑马，便把马让给曹操。
曹操顺利逃走，曹昂却因此而死。
这个逃亡过程揭示给我们两件事。
第一，曹操逃跑的方向一路没有遭遇任何伏兵，他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是身后追兵射来的几支流箭，没有任何短兵相接的记录。
试想一下，杀死曹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智谋通天的贾诩竟然会忘记在曹操必经之路上安排几路伏兵，这怎么可能？这非但与贾诩的能力不符，根本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具备！但事实告诉我们，张绣军确实没有堵截，他们只是尾随追击，追了半天追不上就回去了。
这些西凉出身的骁勇骑兵们，竟然连一个受了伤的曹操都无法赶上，实在有些古怪。
第二，曹昂被杀死了，而且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这更透着一丝古怪。
典韦在同一夜被杀，但他是在军营里拼死抵抗，杀敌无数，所以战死顺理成章。
可是曹昂当时的情况不能骑马，可见受伤很重。
对于这种身份贵重又丧失抵抗能力的大人物，按照常理应该活捉起来，才更有利用价值。
可是张绣的士兵二话没说，就把曹昂杀死了，仿佛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
这两个低级错误，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贾诩对杀死曹操这件事，似乎根本没怎么上心，既不派人堵截，也没有认真派西凉骑兵追击——可他却对杀死曹昂有着莫大的兴趣。
贾诩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他是故意的。
这么推论下来，贾诩苦心孤诣营造出这么一个杀局，真正的目标，难道不是曹操，而是曹昂？这会不会太荒谬了？我们姑且搁置这个疑惑，把目光暂时聚焦在曹昂这个年轻人身上，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
曹昂，字子修，是曹操的长子，当时年龄不详，估计二十多岁，接近三十。
曹昂的母亲姓刘，早亡，他从小是被曹操的原配正室丁夫人抚养长大的，与丁夫人情同母子。
曹昂从小就跟随曹操四处征战，表现优异，在曹操的刻意安排下积累了大量军事与政治经验，是他苦心培养的接班人。
宛城之战真正让曹操痛彻心扉的损失，不是名驹绝影，不是名将典韦，更不是曹安民，而是曹昂。
曹操一直对张绣耿耿于怀，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仇怨。
不过曹昂的死，最痛心的人不是曹操，而是他的养母丁夫人。
丁夫人从小看着曹昂长大，听说他战死以后，如同五雷轰顶。
曹操从宛城返回以后，为了收买人心，表现出一副对典韦之死痛心疾首的模样，大肆纪念。
这让丁夫人极度不满，找到曹操痛哭道：你害我儿子战死，就一点都不想念吗？曹操被骂得生了气，便把丁夫人赶回了娘家。
曹操原来以为丁夫人会因此服软，却没料到丁夫人是个刚硬脾气，在娘家一待就不回去了。
曹操自己先沉不住气，跑到丁夫人家里去。
丁夫人恰好在织布，有人告诉她你老公来看你了，丁夫人根本不搭理。
曹操硬着头皮进屋，摸着丁夫人的背恳求道：跟我坐车回去吧。
她头也不回，织布如旧。
曹操出了门，又喊了一句：你真不跟我回去吗？屋子里寂静无声。
曹操叹息道：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决裂了。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曹操回去以后，直接送来一纸休书。
可没人胆敢娶曹操的女人，丁夫人便独居在家，直至病逝。
后来曹操晚年的时候，感叹说我这一辈子干的事情都不后悔，只有一件事怀愧在心。
如果我死后碰到子修（曹昂），他若是问我母亲何在，我该怎么回答呢？丁夫人跟曹操离婚以后，曹操很快把另外一位姬妾扶正。
这位姬妾姓卞，出身不太高，是个舞女。
不过卞夫人长得特别漂亮，在二十岁那年被曹操纳为妾，备受宠爱。
别看这位卞夫人出身低贱，却有一个十分争气的肚子，先后为曹操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不得了：老大叫曹丕，老二叫曹彰，老三叫曹植。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以卞夫人的出身，最终会以一个妃子的身份终了一生。
她的儿子们会被封为藩王，在各自封地里颐养天年。
可是宛城一战，让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机。
曹昂之死与丁夫人的被废，一下子让曹氏一族腾出来两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而卞夫人和她的三个孩子，就是这两个位置最有利的竞争者。
这对卞夫人来说，可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然而，当我们再回想起曹操在宛城逃亡时的离奇经历，不禁要涌出一个疑问：这，真的只是意外之喜吗？对卞夫人来说，什么样的宛城之战才是最有利的结局？是曹昂死亡，曹操不死。
这样一来，她既可以确保世子之位得手，又可以确保曹氏势力的兴旺发展。
这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根本不必指望能碰到——但如果有什么人有意识地在背后推动，这件事发生的概率，便会大幅上升……在那一夜，张绣军放过了最大的目标曹操，却杀死了没有抵抗能力的曹昂，仿佛他们不是张绣和贾诩的部署，而是严格按照卞夫人的利益图纸来行动。
尽管根据破案逻辑，最大受益人不等于是凶手，可这一次，实在是有些太过严丝合缝了，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为操作的痕迹。
夺嗣，本来就是历史中最为丑恶的事情之一。
在权力面前，亲情道德什么的全都要退居二线。
即使用最大的恶意去猜测，有时候都无法触及它的极限。
当我再一次在史料中翻检的时候，猛然发现，宛城之战的结局，远远要比想象中更符合卞夫人的利益。
这片笼罩在宛城上空的黑幕，陡然被扯开大大的一片。
曹丕在《典论》里曾经自叙平生，他写道：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
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
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
原来当时在宛城的，不只有曹昂、曹安民和典韦，还有日后的魏文帝曹丕！他当时只有十岁，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宛城。
袭营事件发生以后，曹丕骑马独自跑掉了。
看看，年仅十岁的曹丕逃过了贾诩的精密围杀，逃过了西凉骑兵凶悍的追击，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完好无损——这已经不能用奇迹来解释了。
我们看到，贾诩安排的这一次袭营，实在是一次无比精确的打击：杀死了世子曹昂，卞夫人的丈夫曹操乘马得脱，卞夫人的长子曹丕乘马得脱。
不仅完美地干掉了卞夫人希望消失的人，而且放跑了所有卞夫人希望活下来的人。
这一切，就像是卞夫人与贾诩早就商量好的一场戏，每一个转折，每一个人物的结局，都被脚本早早安排妥当。
卞夫人和贾诩，这两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物，却在宛城联手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阴谋大戏。
也许有人会问，卞夫人在这里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她有动机；可是贾诩呢？他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他辅佐的张绣能从这次叛变中得到什么好处？答案是，张绣得不到任何好处，他只是贾诩手里一枚可悲的棋子。
而贾诩，在这次策谋中可是收获多多。
纵观贾诩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虽然智谋无双，但却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的。
当初董卓身死之后，西凉将领们要撤回关西。
贾诩意识到，自己没有兵权，一旦王允反攻倒算，他没有反抗能力。
于是贾诩给西凉诸将献了毒计，怂恿他们一起反抗杀回长安。
在长安城里，他意识到李傕、郭汜的胡作非为早晚要完蛋，便有意识地给汉臣们施舍些小恩小惠，赚取声望，然后抽身离开，投奔段煨。
当他意识到段煨要威胁到自己生存的时候，又一次毫不犹豫地离开，找到了张绣。
张绣对于贾诩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主公：战力很强大，但没什么脑子，对贾诩言听计从，容易控制。
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贾诩对张绣的每一步安排，都是处心积虑、精心计算的。
贾诩在张绣帐下，一共为他做了三次至关重要的决策。
第一次决策是淯水降曹。
这一次投降，是贾诩施展他惊人谋略的前奏，目的只是为了把曹操骗来宛城。
接下来，便是贾诩怂恿张绣在宛城叛曹。
这一次叛变的结果对张绣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是平白惹起来曹操滔天的仇恨。
对于贾诩呢？他在策划时故意放走曹操、曹丕，杀死曹昂，对卞夫人施了一个巨大的人情。
这份人情既是恩情，也是要挟，为贾诩日后在曹氏的生活埋下了一个伏笔。
换言之，贾诩通过这两次反叛，拿张绣的政治生命换来了给自己的一份偌大的好处。
第二次决策，是在袁、曹交战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认为该去投靠势力强大的袁绍，唯独贾诩力排众议，说服张绣第二次投降了已成死敌的曹操。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曹操一定不会原谅，可贾诩偏偏算准曹操在大战之际，一定会优待张绣，以示容人之量。
等到袁绍失败以后，大家都称赞贾诩有远见，预见到了袁绍的败亡，为主公张绣找了一条好出路。
这个决策被视为贾诩最精彩的谋略之一，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拿来证明贾诩的英明。
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决策里，真正得利的是谁呢？绝不是张绣。
张绣杀了曹昂，与曹操已是死仇。
即便大战在际，曹操不敢对他动手，也早晚会用其他手段把这股怨气发泄出来。
后来的历史证明，曹昂始终是曹操的一个心结，所以他才暗中授意曹丕，终于逼死了张绣。
假如张绣去投奔袁绍，或许无法改变官渡之战袁绍失败的命运，但至少要比在曹操麾下要安全多了。
深谙人性的贾诩，对这一点不会毫无觉察，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说服张绣去投降曹操。
当张绣宣布投降以后，曹操高兴地握着贾诩的手说：让我信重于天下的人，是你啊。
听到没有，曹操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单指贾诩，没有张绣。
〖TXT小说下载：www.wrshu.com〗张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错投了主公，埋下了杀身之祸，所换来的，不过是贾诩一个人的名声大噪。
更绝的是，没有人会因此指责贾诩，因为张绣确确实实地得到了曹操的礼遇，大家只会赞美贾诩的先见之明。
至于张绣投靠曹操以后会发生什么，那就不是贾诩的责任了。
获取了最大利益，规避了最多风险，还叫任何人都挑不出错。
贾诩的手法之绝，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贾诩当初投靠张绣，只是利用这个单纯的青年来提升自己的价值，然后待价而沽，踩着张绣的肩膀攀爬上更高、更安全的位子。
他为张绣打造的每一步规划，最终都是为了自己。
张绣就如同是一株乔木，被贾诩这根藤蔓死死缠住，表面上两者共生，实际上却是藤蔓吸干乔木的最后一滴汁液。
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猜想。
说不定整个宛城之战，都是贾诩的一手策划。
他拟定好计划，主动暗中联络卞夫人，说我会给你和你的孩子带来机会，你也需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我。
卞夫人无法抵挡这种诱惑，与贾诩开始了合作。
相比起张绣的悲惨结局，贾诩在曹营的生活要快乐多了，因为他有一个坚定强大的盟友——卞夫人。
卞夫人对贾诩，恐怕是既敬又怕，既对他在宛城的恩情由衷地感激，也对他掌握着自己的秘密而感到恐慌——如果曹操知道曹昂的死与卞夫人息息相关，那么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曹操对贾诩的才能十分赞赏，再加上卞夫人一直吹着枕边风，曹操不知不觉地把宛城的仇恨全部转移到了张绣头上。
贾诩此后的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成为三国混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与张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当曹丕、曹植长大以后，开始为了立嗣而明争暗斗。
贾诩作为魏国重臣，选择了支持曹丕。
曹丕曾经向贾诩请教过如何当上世子，贾诩面授机宜，给了他不少建议。
而当曹操问贾诩究竟该选谁为继承人时，贾诩婉转巧妙地暗示他，应该立曹丕。
在贾诩的帮助下，曹丕终于夺取了世子之位。
贾诩为何如此力挺曹丕呢？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曹丕是当年宛城阴谋的参与者——尽管他那年才十岁，未必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参与者就是参与者。
曹植虽也是卞夫人的儿子，可在宛城之战这件事里，他是完全无辜的。
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宣布彻查宛城事件，那么连曹丕带贾诩都要倒大霉；但如果曹丕当了皇帝，宛城事件便会被彻底掩盖起来，没人会再提起。
曹丕没有辜负贾诩的厚望。
当他篡位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销毁以及修改关于宛城之战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陈寿的《三国志》里，看不到半点贾诩与宛城之战有关联记载的原因。
而贾诩则被授予太尉之职，用来酬谢他为自己和自己母亲所做的一切。
贾诩明白自己所隐藏的秘密有多么深重，他对于曹丕不能完全信任，害怕有一天会被皇帝灭口。
于是，这位策谋深长的老人老老实实地蛰伏起来，平平安安地渡过余生。
史书记载贾诩在魏国的晚年生活是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
完全是夹起尾巴来做人。
天下人都称赞他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哪里知道这位智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实情。
可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
宛城之事尽管保密功夫做得极好，曹丕和贾诩都闭口不谈，可还是有丝丝缕缕的猜疑与揣测在隐秘地流传着。
我们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尚且可以凭借只言片语推断出事情的真相，当时的人显然更有条件进行推测。
有一本叫做《荀勖别传》的史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武帝的时候，司徒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就问荀勖什么人可以接任。
荀勖回答说：三公是极其尊贵的职位，不可以轻易授予别人，当年魏文帝曹丕授予了贾诩太尉的职位，孙权在江东听到以后，为之嘲笑不已。
天下人都认为贾诩是高人，为何孙权却要嘲笑他呢？莫非是知道贾诩的什么丑事，觉得这种小人不配担任三公？再联想到南朝宋时的裴松之，恰恰是从吴国的官修史书里找出了贾诩与宛城之战的联系。
我猜，大概是宛城之战被当时的人猜出一点端倪，流传到了江东，被孙权听到了一部分真相，特意记录在史书里。
当我们后来之人翻开满是灰尘的木简，这些只言片语就会变成一把古旧的钥匙，引导着我们打开一扇大门，门后则是一个充满阴谋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的建安二年春夜，贾诩就这么矗立在宛城城楼之上，安详地等待着。
不知在那个时候，这个宛如恶魔一般的男子会低声呢喃些什么。
《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我对《孔雀东南飞》的兴趣，最早始于陆侃如先生。
他在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考官问他孔雀为何东南飞，陆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楼。
以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有问有答，可谓精妙之极。
《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不过当时只是沉浸在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之中，并未有其他想法。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厌倦了魔兽、看腻了松岛枫，重新从书架上抽出这首长诗，决定陶冶一下情操。
这一次重读，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多加注意的细节：这首诗篇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故事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
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会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发生奇妙的交集呢？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考据的兴趣。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的序里提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
可见这个故事发生在庐江，而且能称府的，只能是庐江郡的治所。
后汉时期庐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间，才迁移到了皖城。
《孔雀》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皖城。
这个后面会有解释。
按照诗里描述的情节，刘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先是县令来向刘家求亲，被拒绝之后，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说客，为自己第五个儿子求亲。
刘兰芝的哥哥说嫁给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属的诸曹掾史中的一员，职位在功曹、督邮、都尉、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个上计吏，拿的是最低级的工资——佐史奉，一个月八斛。
因此他家境比较贫寒，还得让老婆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每天织布以补贴家用。
这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刘兰芝做儿媳妇的太守，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是《孔雀》一诗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一座重要桥梁。
虽然诗里没有明确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选来。
简单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间按照先后顺序担任庐江太守的，有陆康、刘勋、李术（述）、孙河、孙绍、朱光、吕蒙——中间其实还有个雷绪，但他只是盘踞，并没正式获得任命，不算在内。
建安年间的庐江太守演变历程大略如下：陆康是灵帝时人，约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为庐江太守，他在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被袁术派孙策杀死。
袁术随即委派麾下大将刘勋继任庐江太守，迁治所于皖城。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勋被孙策杀死，孙策派了李术（述）担任庐江太守。
建安五年，孙策死后，李术颇有反意，被十八岁的孙权一举击败，随即孙河被擢为庐江太守，但很快这个头衔又让给了孙绍（这个孙绍不是孙策的儿子，而是北海人，后来做了孙权的丞相）。
但因为雷绪、梅乾、陈兰等人一直闹事，庐江一直无法安定。
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单骑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绪等人投降，皖地遂平。
随后曹操又派了朱光来做庐江太守，以巩固皖城一线。
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攻下庐江，俘虏朱光，吕蒙拜为庐江太守。
从此庐江一分为二。
吕蒙转任汉昌太守后，吴属庐江太守在孙河、孙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归到了徐盛头上。
而魏属庐江太守则是刘馥的儿子刘靖——不过那都是曹丕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娶刘兰芝给自己第五个儿子的太守，应该就是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陆康可以排除。
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庐江太守的时间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间。
通读《孔雀》一诗可知，故事发生的时候，庐江还是个太平地方，老百姓不为战乱所苦，日子过得尚算温饱，大家吵吵嚷嚷为琐事烦恼。
太守尚有闲情逸致给自己第五个儿子娶媳妇，婚礼大操大办，十分隆重。
这样一来，吕蒙、孙河、孙绍三位也被排除了。
吕蒙被拜为庐江太守时，正驻屯浔阳，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庐陵山贼。
庐陵山贼被平之后，吕蒙紧接着就去攻打长沙、零陵、桂阳，忙得晕头转向，庐江事务恐怕根本顾不上，更别说给自己儿子娶老婆了。
孙河担任庐江太守的时候年方弱冠，别说生不出五个儿子，就是生得出，也没法办婚礼。
而且孙河接任庐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寻常。
当时孙权刚接替孙策，立足未稳，急于立威，所以对当时担任庐江太守的李术下了狠手。
过程极其惨烈：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
术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
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三国志·吴主传》）先是困城，后是饥荒、屠城，然后又是大迁徙，庐江百姓救死不暇，谁也不会有心情办什么婚礼。
而接任孙河的孙绍，年纪虽然够了，但他面临着南方雷绪等人的叛乱、北方扬州刺史刘馥的制压，焦头烂额，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跑了，也没余裕做这件事。
朱光是庐江太守里在位最长的，他于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孙权俘虏，少说也有十年光景。
他会不会就是《孔雀》里的太守呢？《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朱光在任期间，为了防范东吴的军事压力，治下居民尽数东迁，整个庐江只留下一个近乎军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汉中数万户，让诸葛亮经营几十年都不能彻底恢复。
从庐江等地一次迁走十几万户，这等规模，可见对当地经济伤害有多大。
事实上，庐江当时已经变成了曹、孙两方势力此消彼长的边境地带，长年处于兵锋之下。
朱光承担着繁重的战备工作，就算想给儿子办婚事，也断不会如诗中所说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
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
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这般奢靡。
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刘勋和李术。
也就是说，《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间。
刘勋在任时间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术在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
到底他们两个，谁才是《孔雀》里的太守呢？看来我们还是要从诗中去找证据。
焦仲卿回去与母亲诀别的时候，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
庭兰就是白玉兰，一般于农历二月中至三月初开花，花期为整个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
长江流域的白玉兰花期一般在农历一月。
根据竺可桢的观点，汉末正处于中国历史第二个寒冷时期，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1到2摄氏度，所以位于江南的庐江，花期也会和现在黄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从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来看，所谓大风寒正是一岁之初倒春寒之际，大概就是二三月间。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
《孔雀》诗里说得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
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
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四年为己卯年，三月壬辰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日子较难推算，因为在灵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术》的作者刘洪改进过的四分历。
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
《后汉书·献帝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
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
……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庚申，迁都许。
己巳，幸曹操营。
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
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
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
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为甲子。
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
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命理学说来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庐江太守正是李术。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李术的经历。
根据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此人是汝南人，在孙策麾下颇受信重。
建安四年，袁术去世，袁术手下的一部分将领企图投奔孙策，却被庐江太守刘勋截杀。
孙策大怒，挥军攻拔庐江。
刘勋无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
孙策就地派麾下大将李术担任庐江太守，还拨了三千人马给他。
曹操眼见孙策坐大，深恐在没消灭袁绍之前腹背受敌。
恰好荀彧给他推荐了一个叫严象的人在南边对付袁术。
袁术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严象为扬州刺史，去安抚孙策，还举孙权为茂才以示亲切。
严象没想到的是，他一抵达庐江，就被李术杀掉了。
李术杀严象，究竟是因为李术跋扈，还是孙策授意而为，已无可考据，总之堂堂一位刺史就这样被杀了。
而曹操忙于应付袁绍，也无暇找他算账。
没过两个月，意图袭击许都的孙策就离奇地被许贡门人刺杀。
结果严象遇害一事，便被搁置了。
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接下了孙策的事业，周瑜、张昭等人倾心辅佐，却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
李术久有异心，看到孙策身死，便极其高调地接纳了从孙权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
孙权问他要人，李术回了一封无比嚣张的信：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正愁初掌大权无处杀威，见李术这等态度，立刻写信给曹操，说：严刺史是您亲自选拔的，没想到一来这里就被李术那厮给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就让我替曹叔叔您报仇吧！于是孙权亲自率领孙氏亲族大举围城，李术走投无路，向曹操求援。
曹操既没兴趣也没余力去救他，结果皖城被攻破，李术枭首，结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术从就任庐江太守到败亡，大约大半年，横跨建安四年和五年。
时间虽短，却还算比较平静，没有战乱，没有屠城、没有迁徙，算是庐江百姓最后安宁的时光。
从心理角度来说，李术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虽然在孙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这种东西是无法压制的。
当他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时，心中必然大喜。
带着这种昂扬情绪给儿子娶亲，借机大操大办，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太守的身份问题就算是初步解决了。
如此看来，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不过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
就算他们没有被拆散，继续相依为命，很快也会遭遇孙权的屠城；就算逃过屠城这一劫，也会随着其他十几万户被曹操强迫迁徙到北方。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夫妻两人，一个在魏属庐江，一个在吴属庐江，不能交通来往，更是悲惨。
乱世下的小人物命运，真是叫人唏嘘。
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么？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砾么？再一次重读《孔雀》，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孔雀》本身来说，无关宏旨。
但当《孔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确定的时候，这个细节连缀起来的，是一个令我们后世之人为之一惊的历史可能性骤然浮出水面。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跟母亲诉说自己对刘兰芝的深情，他母亲这样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他母亲觉得邻居家有个叫秦罗敷的大姑娘，比刘兰芝好得多，劝儿子去娶那个新欢。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秦罗敷？那不就是另外一首乐府《陌上桑》里的女主角么？在《陌上桑》中，罗敷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坚贞女子，当轻佻的使君调戏她的时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辞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所以在两首乐府里都出现了这个名字，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
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
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
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
《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
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
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
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
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
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
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
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
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
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
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
围城数重。
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
月余，发病卒，年七十。
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
（《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
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
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
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
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
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
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
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
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
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
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
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
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
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www.wrshu.com]，无异于独行中原也。
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
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三国志》）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
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
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
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
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
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
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
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
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吴书》），聘使不绝于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进去，以使节身份去联络焦仲卿。
为什么郭嘉不找许贡门客，反而大费周章地去找庐江的焦仲卿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已经换成了孙策的大将李术。
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从李术那里得到孙策的情报，然后指示刺客埋伏到预定地点，实施刺杀。
他所掌握的情报优势，是许贡门客所不具备的。
第二点，江东当时普遍对北方来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庐江与吴郡相邻，庐江太守陆康和吴郡太守许贡一向关系良好，两人又都是被孙策所杀。
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拢许贡门客和其他刺客，容易产生共鸣，得其死力。
第三点，从政治上来说，曹操不可以公开针对孙策搞暗杀，那只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疑忌继而被群起攻之。
所以暗杀行动必须低调、保密，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场私人仇杀。
对孙策动手的是许贡门客，主持者是焦仲卿，两者动机都十分充分。
万一暗杀行动不成反遭泄底，孙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这一层，联想不到隐藏在幕后的许都黑手。
许贡门人、焦仲卿就是郭嘉布置下的两层保护性帷幕。
有了这层关系，对于焦仲卿守节的忙碌，就不难理解了。
《孔雀》诗中提到，刘兰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术儿子的求婚，三十日举办婚礼。
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赶了回去，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儿子结婚，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可自己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直到结婚当天才能抽身返回。
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忙到连老婆都不顾了呢？三月三十日李术儿子的婚礼，转月孙策就遭到了暗杀，前后相隔才数日。
可见当刘兰芝答应求婚的时候，正是暗杀行动的最后关头。
可以想象，焦仲卿给许贡门人布置完了最后的计划，让他们赶往丹徒，然后自己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回庐江。
郭嘉远在许都，完美地遥控了这一起暗杀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胁。
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杀计划，对故主陆康已尽忠，生无可恋，于是和刘兰芝一起自杀。
这听起来很合理，却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关键的矛盾，还在于孙策的计划。
史书说孙策筹划袭击许都迎接皇帝，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是不那么牢靠的。
孙盛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简单来说，如果孙策在丹徒发动突击，要一路打到许都，周围要顾忌的势力太多了。
到了许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城。
整个计划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变数太多——除非孙策在许都已经有了内应，可以在他到达许都的时候控制住汉献帝，开城配合。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些内应，显然就是接了衣带诏的董承、王服、吴硕和种辑他们。
有了他们的配合，孙策便可以针对许都实施一次手术刀般精确的斩首行动，迎回汉帝。
史书上把这两件事分开记录，我们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计划破绽百出。
可如果孙策袭许和董承诛曹本来就是一个计划的两个层面，一内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这个计划破坏力极其巨大，同时也需要极精密的筹划。
许都和江东要配合密切，两者行动时间必须同时。
如果孙策晚来，董承很可能会招致曹操势力的疯狂报复，无法送出汉帝；如果董承发动诛曹时机过晚，孙策便只能顿兵许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东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样，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董承和孙策也需要一位中间的联络人。
可是董承等人在江东毫无根基，孙策在北方也面临同样的窘境。
两者都能够接受的联系人，只有长水校尉种辑的夫人——秦罗敷。
于是焦点又落回到庐江。
仔细想想，意图刺杀孙策的焦仲卿，和意图联络孙策北上勤王的秦罗敷，这两个人居然还是邻居，真是多么巧妙的巧合。
文人小说下载可是，在阴谋论的世界里，没有巧合。
究竟焦仲卿和秦罗敷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呢？解开关键的钥匙，在于《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里的矛盾。
《陌上桑》里，罗敷明确指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而《孔雀》里，焦母却还在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长里短。
她想为儿子求亲，说明至少秦罗敷的公开身份是单身。
而秦罗敷已经婚配的消息，事实上只对一个人说过，那个人就是《陌上桑》里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词在汉末是对政府官员的尊称。
秦罗敷在皖城采桑，那么整个皖城最有资格被称为使君的，只有现任太守李术。
但《陌上桑》里，对李术与秦罗敷初次的接触，是这样描述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可见李术并非是亲自去与秦罗敷调情，而是遣了一个小吏去探询。
调情这种事，一向都以隐秘为要。
李术不亲力亲为，反而要派个外人前往探询，这怎么听都不合理。
除非他们不是在调情，而是在交换什么秘密信息。
所以李术才会五马立踟蹰，不让过多随从参与，只派遣了一个信得过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记了秦罗敷的身份，她肩负着为许都联络孙策的使命。
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许多事情不方便做。
而李术是孙策的大将，搭上李术，就等于建立起与孙策的稳妥渠道。
而这个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反复强调的府吏焦仲卿。
他作为太守府的办事员，代表李术前往接洽，再正常不过。
而且焦仲卿与秦罗敷是邻居，很可能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才安排李术与秦罗敷做一次戏剧性的会面。
于是，《陌上桑》里秦罗敷对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夸耀，就意味深长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使君向秦罗敷说出接头暗号宁可共载不之后，秦罗敷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这是暗示许都那边即将有事发生，有人派我联系你，这个人是长水校尉。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
这四句是暗示除了长水校尉以外，还有许多朝廷高层参与。
鹿卢剑代表决断、可直千万余代表着珍贵，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这四句通过描述升迁履历，来强调每一个衣带诏阴谋的参与者都是一步步升迁而来的汉室忠臣，他们无不感念汉室拔擢之恩。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
这两句是描述种辑的外貌，因为许都必然会派人来与庐江联络，便于互相辨认。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四句是详细交代董承诛杀曹操的计划。
计划将在曹操日常办公的司空府内发动，趁曹操冉冉府中趋，跟随的卫士比较少的时候骤然发难。
然后，秦罗敷还为焦仲卿壮胆，说参与政变者多达数千人。
通过《陌上桑》的交谈，秦罗敷通过焦仲卿，与李术初步接上了头。
从孙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根线确实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种辑－秦罗敷－焦仲卿－李术－孙策这么一条复杂的情报链条。
秦罗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对孙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为庐江故吏，对孙策的仇恨是相当深重的。
而秦罗敷则是为了确保孙策成功袭许，两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而在两人接头时，焦仲卿却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他奔走于李术和秦罗敷之间，勤劳地传递着信息，似乎全然忘记了故主陆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释，焦仲卿是在隐忍，是在伪装。
他意识到，与秦罗敷搭上线，会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给他的任务。
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一方面在秦罗敷的协助下传递情报，为董承、孙策筹谋计划，一方面把计划原原本本通知给郭嘉。
有了如此情报不对称的优势，郭嘉便可以轻易破坏董承的衣带诏政变，然后精确定位孙策，实施暗杀，完全让对手没有任何反击余地——这都要归功于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
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内。
这一前一后的时差，让史书和后世治史者产生了错觉，认为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
我们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才能觉察到其中的矛盾，进而推断出隐藏在幕后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这个阴谋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得很完美了。
可我重新审视整个推论的因果链时，却猛然发现，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终缺少一个关键环节。
这个环节的缺失，让整个推论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个事件中，无论是焦仲卿、孙策、种辑还是郭嘉，他们都拥有鲜明的动机、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却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秦罗敷。
我们既不知道她在庐江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帮助种辑、联络孙策的动机何在，她曾经宣称种辑是她的夫君，这多半也只是托词。
她就像是横空出世一般，在历史夹缝里惊鸿一现，然后彻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杀人犯的真实动机，就不能算破案一样，不找出秦罗敷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们就无法宣称发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真相。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失，我遍查史书，最后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周瑜）从（孙策）攻皖，拔之。
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
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史书写为二桥，后世衍文遂成二乔）〗这里的攻皖，指的是建安四年孙策攻击刘勋所在的皖城。
在那一次战役中，孙策攻下庐江，并委任李术为庐江太守。
然后他发现了居住在皖城内的大桥与小桥，并和周瑜各娶了一个。
有趣的是，以孙策娶大桥为起点，历史陡然加快了速度。
以庐江为中心，事件发生的密度间不容发，秦罗敷面拒使君、焦仲卿休妻、董承遇害、李术儿子婚礼、焦刘殉情等一系列事件旋即发生，直到孙策遇刺为止，让人眼花缭乱。
孙策与大桥的婚礼，就像是一个开关，开关一启动，整个事件便开始飞速地发展起来，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成熟。
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呢？假如我们大胆地猜测，大桥、小桥其中的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都参与了——化名为秦罗敷并留在庐江的话，那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
秦罗敷身上最大的谜团，是她帮助孙策的动机。
而如果秦罗敷就是大小桥的化名，那么她们协助孙策也就毫不奇怪了。
帮自己夫婿，岂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桥名义上跟随着孙策和周瑜离开，实际上却化名秦罗敷隐藏在庐江，伺机为自己的夫君联络旧都故臣。
作为双胞胎姐妹，两人的相貌十分相似，共用一个秦罗敷的未婚女性身份，其中一个人便可以奔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与种辑、焦仲卿交涉。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不明真相的焦母为何希望为儿子娶邻居家的秦罗敷，那可是国色流离、资貌绝伦的二桥；更不难理解焦仲卿为何一口拒绝这门婚事，因为他恐怕早就猜中了秦罗敷的真实身份，他怎么可能会去娶仇人孙策的老婆。
那么她们最初又是如何与董承、种辑等产生联系的呢？最大的可能，就在于被李术杀掉的扬州刺史严象。
严象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胆智双全。
建安四年，严象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恰好袁术败死，于是严象就接任了扬州刺史。
作为扬州刺史，他的使命是宣抚江东各处，结果这使命未及完成，便被李术杀死。
荀彧是个坚定的保皇派，他所推荐的严象，未必不是心怀汉室。
他宣抚江东，很难说是否身负着献帝的密诏，或者董承的嘱托，寻找可以与曹操对抗的外部势力。
孙策势力下的庐江，当是他的第一站。
很可能，严象就在这里，与秦罗敷（二桥）见了面，并初步建立起了与朝中董承势力的关系。
严象在庐江意外地被李术杀死，种辑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条线仍旧维持着运作。
曹操对于严象的被杀，态度很是暧昧，证明他对于严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怀疑。
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严象究竟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个问题。
于是，经过严象的联络，二桥游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积极筹划与北方保皇势力的联系，最终促成了袭许与刺曹的终极计划。
问题来了，如果二桥与孙策关系如此亲密，为何还要寻求焦仲卿和李术的协助呢？二桥留在庐江这件事，对于孙策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轻易泄露。
于是二桥在联络时便隐瞒了自己【文】的身份，种辑【人】也罢，董承【书】也罢，严象【屋】也罢，他们只知道居住在庐江的秦罗敷，而不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二桥。
如果秦罗敷自己亲自为许都联系孙策，无异于自曝身份，为了不暴露真实底细，如我前面推测的那样，秦罗敷只能大费周章地通过焦仲卿－李术，来为许都与孙策牵线。
这是二桥自我保护的措施，同时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孙策被刺之后，计划彻底夭折，二桥便彻底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
无论是魏书还是吴书，对这一对姐妹的下落都讳莫如深，只留下了极少的资料，这恐怕是当权者为了掩盖她们身后秘密的缘故吧。
最后很堪玩味的，是当时的太守李术的态度。
焦仲卿同时为两条线奔走，忙得一定脚不沾地。
他是个有公职在身的人，长久不履行职责，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责罚。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术本人也参与了针对孙策的刺杀，并默许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动。
这从李术在孙策死后立刻据兵自立的举动来看，不无可能。
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经无法等待。
而李术杀严象，也变得顺理成章。
严象忠于汉室，来到庐江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能与孙策联手，这是李术所不愿意见到的。
而最妙的是，严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扬州太守，于是李术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严象，对外则可以解释说是防止曹操势力在江东的扩张，不必招致怀疑。
由此来看，李术替自己儿子向刘兰芝求亲，不过是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个手段罢了。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里，可不许出去乱讲话。
这实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术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却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为主守节义士的决心。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杀，赶回庐江，满心以为大仇得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可等待他的，却是李术的屠刀。
李术为了灭口而杀掉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杀掉了刘兰芝，把现场伪装成自杀，对外宣布两人是殉情自杀。
而这时候，周瑜已经把二桥及时转移出了皖城，否则孙权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老百姓们不知道其中险恶的内幕，一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于是，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两首诗结合历史上若干疑点与矛盾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真相。
建安年前，孙策攻破庐江，太守陆康因此病死。
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决意为陆康报仇，却一直有心无力，只得隐忍不发。
在这期间，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刘兰芝，两人相敬如宾。
只是焦仲卿偶尔会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愿，感叹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孙策二度攻破庐江，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
这时候，孙策或者周瑜见到了桥家的两位女儿，大张旗鼓地娶走了她们，然后又偷偷送回到庐江，以秦罗敷的身份隐居下来，两人共饰一角，以便可以随时外出联络。
在许都，曹操的势力和汉献帝的势力都为江东突然崛起的孙策而感到惊讶。
汉献帝阵营认为这是制衡曹操的好机会，而曹操以郭嘉为首的幕僚们则认为孙策将会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
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扬州太守严象前往庐江，而为两家结亲的报聘使者也络绎不绝。
很快严象来到庐江，他表面属曹党，却忠心汉室。
他与秦罗敷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出了袭许刺曹的计划雏形。
很快李术发现严象的真实企图，心怀野心的他将严象杀掉，而秦罗敷则幸运地逃脱了，并与长水校尉种辑重新设立了管道。
与此同时，曹操派来江东报聘的使者团也路过庐江。
其中一个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联络上了一心想为陆康报仇的焦仲卿。
秦罗敷应种辑的要求，以采桑为名，与李术做了第一次接触。
李术身份敏感，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与之联络。
秦罗敷向焦仲卿和盘托出了董承、种辑的计划，希望他能联系孙策，与董承配合反曹。
可她（们）没想到的是，焦仲卿一听到孙策这个名字，复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李术的默许下，焦仲卿一面与秦罗敷虚与委蛇，为孙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针引线，一面与许都联系，向郭嘉汇报了这件事。
郭嘉将计就计，委托焦仲卿联络江东豪族，准备刺杀孙策。
焦仲卿还从秦罗敷那里得到许都密谋的详细情报，他把这些都传给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据郭嘉的情报，先发制人，董承等人被杀，刺曹计划夭折。
这个消息传到江东，让太守李术有些惊慌，他唯恐孙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当，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亲挑拨焦仲卿和爱妻刘兰芝的关系。
不明真相的焦母这时还想为秦罗敷和焦仲卿说亲，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绝。
秦罗敷意识到，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
可她们还没意识到焦仲卿的异心已经对孙策产生了威胁。
李术故意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并定了婚礼的日期，三月三十日。
李术通过这种方式，暗示焦仲卿要尽快杀掉孙策，否则妻子难保。
李术并不了解，即使他不胁迫刘兰芝，焦仲卿要为故主报仇，也会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获得了孙策前往丹徒的确切情报，他让许贡门客埋伏在指定地点，然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庐江，希望能赶上婚礼，向李术讨回爱妻刘兰芝。
李术见暗杀计划已经发动，焦仲卿再无用处，便先伪造了刘兰芝自杀现场，然后让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以此掩盖自己在这起谋杀中的作用。
他甚至有意识地在皖城开始传播焦、刘二人坚贞地爱情故事。
皖城百姓，听到这故事无不潸然泪下。
而深悉内情的秦罗敷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刻意识到大局已败。
此时无论她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孙策的危机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东威胁曹操的计划彻底破产。
而李术则借孙策之死举兵自立，秦罗敷或凭借自己的才智，或出于周瑜的接应，顺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为孙权所攻破，城内军民或屠或徙，星流云散，再没有人注意到秦罗敷的消失，也没有人能够回想起焦仲卿这几年的异常举动。
秦罗敷回到江东，恢复了大桥、小桥的身份。
可她们的经历实在太过敏感，孙权湮灭了几乎全部的证据，大桥被安置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不见于任何史书，而随周瑜的小桥也被警告要三缄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后，小桥携遗孤回到庐江这个伤心地，并安静地死在了故乡。
至今庐江县城西郊尚有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周瑜墓遥遥相望。
而《孔雀东南飞》与《陌上桑》，未尝不是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在被人遗忘前所创作的诗篇，试图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后世之人传达着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
谁能想到这一个伪造的爱情故事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波谲诡诈的政治纷争呢？认真你就输了。
风雨洛神赋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二年。
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
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
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很多人都知道，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众所周知的曹魏宫闱的公案。
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
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
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叡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
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
这个故事破绽很多。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向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
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
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
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
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
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有太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发挥。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
读过《洛神赋》的人都知道，赋中有着情真意切的心绪和细致描摹，让人很难相信曹植只是一时兴起去歌颂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而不是在寄情隐喻。
曹植对甄妃的感情，不是妄谵之言。
这份感情，虽然史无明载，但却可以被史料间接证实。
而这个证实的契机，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根据史料记载，《洛神赋》的原名叫做《感鄄赋》。
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是不正确的。
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
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川，两处相隔十分遥远。
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
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载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
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
‘甄’今作‘鄄’，音绢。
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yīn）。
鄄字读成绢，而甄字在当时并不读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居延切，与鄄的发音基本一样。
《史记》里，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
可与《后汉书》同为例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
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又会是谁呢？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
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又是意有何指？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
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
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至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板上钉钉：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叡即位之后，下诏改《感鄄赋》为《洛神赋》。
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叡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基本可以定案，只是没有李善说得那么夸张罢了。
他利用自己的才华玩了个鄄、甄互换的文字游戏。
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后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证实《洛神赋》中的洛神为甄妃后，另外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得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
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曹叡尚且看得出来，何况曹丕。
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
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
《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
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只是喝醉酒，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
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
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
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
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袁绍的儿子袁熙。
袁绍失败后，曹军占领邺城，曹丕闯进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
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叡和东河公主。
后来曹丕称帝，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谤，竟被赐死。
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再后来曹叡即位，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两人年纪相差十岁，最多是后者对一个成熟女性的青春期憧憬罢了。
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
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叡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
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我们把它从历史尘埃中拎起来时，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到非常郁闷。
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曹丕是指望不上了，侄子曹叡也许还有得商量。
于是，在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叡上了一道疏。
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其中有这么一句：〖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
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
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
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
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
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
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
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
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
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情急之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
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
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
曹植对甄宓的感情，性质上与绝缨一样，都是对自己主君的老婆心怀不轨。
对此曹叡心知肚明，还亲自改过《感鄄赋》的名字以避闲话。
现在曹植突然不避嫌疑，堂而皇之地甩出了这个典故，颇有点向曹叡示威的意思。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
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叡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的。
而这个理由，曹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
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后世之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明里暗里是在提醒曹叡：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
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是足以掀动曹魏朝野的大炸弹。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叡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
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叡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叡是如何回答的呢？曹叡的回信没有记载，不过他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
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
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
如果曹叡不是圣人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
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
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而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载，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叡与东乡公主。
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
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
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无愧于心。
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
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
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
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
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
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
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
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
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
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
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
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
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
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
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
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
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
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
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
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
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正是这一起叛乱的幕后推手。
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高层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
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可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回想起曹植在给曹叡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
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
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
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
让吉本、魏讽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整个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
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
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
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
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
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和魏讽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细考察这场叛乱，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者不过吉本、韦晃等人杂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吉本叛乱后，曹操把汉献帝身旁的汉臣屠戮了一半。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
这种程度的叛乱，就像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不足以动摇国本，但足以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
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然后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
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个极其敏感的时刻，被曹操立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
如果说，是甄宓一手策划的这起叛乱，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
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一起叛乱，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
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
从此，曹操对这个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读者看了会觉得曹植可真是糊涂蛋。
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
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
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
曹丕故意让弟弟喝醉，以错过出征。
这次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动的那一次叛乱。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
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毁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
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
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苦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
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甄宓的失宠以及最后的死亡。
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获得太子位，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
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
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
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一年真是个奇妙的年份，几乎所有的演员在这一年纷纷登上舞台热身，然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开始了正式的演出。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天分。
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
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
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
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
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
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时时有所献纳给曹丕的计策。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
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
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
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
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
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的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
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
这是一石三鸟之计：郭女王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让曹丕赢得了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
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
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
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个疑点尚待澄清。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
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自己夫君的另一位姬妾。
这便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叡，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文人小说下载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叡只是一个小童。
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
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叡，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
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
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去看一看曹叡的来历。
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像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
我错了，曹叡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曹叡死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
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叡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
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
遂为迎取。
《世说新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
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
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
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叡也在这一年出生。
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
也就是说，曹叡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板上钉钉。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
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
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
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
《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
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
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
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
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
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
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叡再替掉就是了。
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
唯一健康活着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
曹操对曹叡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
（吾基于尔三世矣）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
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
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曹志。
如果曹操知道了曹叡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
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叡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
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包括名义上的曹叡），除了曹叡以外，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剩下个个体质孱弱不堪，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而曹霖和曹叡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
在夺嫡的斗争中，曹叡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
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魏略》载：文帝……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丕知道曹叡不是自己的种儿，所以才百般拖延，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
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曹丕先撒手人寰。
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对曹霖念念不忘，最后选无可选，才勉强让曹叡上位。
史书将其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了，曹丕只是不愿被鸠占鹊巢。
回到最初的话题来。
在建安九年，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
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文·冇·人·冇·书·冇·屋←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
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吧。
无论怎么样，曹叡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是她的生命。
幸运的是，阴错阳差之间，曹叡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
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叡，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叡。
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蛊惑，要求甄宓去实行绝缨的时候，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曹叡封爵。
只要曹叡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
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尘埃落定后的建安二十三年，十五岁的曹叡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位列最高。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她知道，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
她容光焕发，她意气昂扬，她就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颜色丰盈，更胜从前。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自随夫人，我当何忧时，前半句是马屁，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
是啊，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
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
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叡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
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
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叡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
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
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地开始进谗言，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她现在是嫉恨甄宓，因为甄宓有个儿子，虽无太子之名，却有太子之实，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
《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
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
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
而甄宓，除了曹叡之外，唯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
曹丕看到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又转为鄄城侯。
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
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把那一次绝缨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
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出来。
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
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
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玩的小花样。
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
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绝缨事件与那一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
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他也可以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退缩了，就像《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叡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
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
其年改封鄄城侯。
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
对于曹植为何从侯复升为王，史书里没有没任何交代，谁能想到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这就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
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像曹彰一样莫名暴卒，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丕在黄初七年去世，他一直到去世前夕才把曹叡立为太子。
关于这次立嗣的经过，《魏末传》记下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
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因涕泣。
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表面来看，这是一个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故事。
但当我们了解到这对父子之间发生过什么之后，再来审视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凛凛寒意。
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这短短的一句话，隐藏着多少锋芒和怨愤。
陛下已杀其母。
杀谁的母？杀的是鹿母吗？不是，是人母！陛下你已经杀了我的母亲！臣不忍杀其子。
不忍杀谁的儿子？不是鹿子，而是人子，是陛下的儿子！不得不佩服曹叡的睿智，他借着猎鹿所言的这一句隐喻，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陛下你杀了我的母亲，我却不忍杀陛下的儿子——注意，是不忍杀，不是不能杀，也不是不愿杀，是有条件的。
曹叡这一句貌似仁慈的话，彻底让曹丕乱了方寸。
他即放弓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双手过于震惊而无法控弦。
从这句话里，曹丕已经猜到，甄宓在临终前，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秘密和曹叡真正身世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而此时此刻，甄宓的儿子借着猎鹿的话题，朝着自己发起了攻击。
曹丕当然可以杀掉曹叡，扶他真正的儿子曹霖即位，但曹叡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世公之于众。
届时且不说蜀汉和东吴会如何嘲笑，单是如何向曹氏宗族解释为什么会把袁家儿子养活这么多年，就足以让曹丕皇位的正统性垮台。
曹家适合当皇帝的子嗣还有很多，何必再用这个撒谎精呢。
曹叡同归于尽的姿态，吓住了曹丕。
最终曹丕屈服了。
他唯一活下来而且备受宠爱的儿子曹霖年纪尚小，如果曹叡抱定鱼死网破，那么毁灭的不只是曹叡自己，还有曹丕乃至整个魏国。
于是，这一对父子就在猎场里交换了彼此的筹码：我给你大魏皇位，而你给我曹氏家族的安全。
我们在史书里可以看到，这一次猎鹿之后，曹叡终于被立为太子。
而据《曹氏家系》记载：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曹）霖异于诸国。
这是曹叡兑现了他对曹丕的承诺，善待他唯一的后代。
甚至曹叡还有可能向曹丕承诺，等到他死后，会把帝位交还给曹氏。
这也解释了为何曹叡之后，即皇帝位的，是曹彰的孙子曹芳。
曹丕死了，可曹叡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曹叡登基之后，屡次向已经荣任太后的郭女王追问母亲死亡的真相，郭女王被逼急了，来了一句：是你爹要杀的，不关我的事。
你当儿子的，该去追究你那死爹，不能因为亲妈就杀后妈啊。
（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曹叡大怒，逼杀郭女王，而且还把她的死法弄得和甄宓死状一样。
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真相，想必曹叡也从郭女王口中得到了确认。
为了母亲的名节考虑，尤其是又涉及到自己身世，曹叡最后选择了继续隐瞒下去。
至于自己叔叔那篇《感鄄赋》，曹叡怕被有心人读出端倪，遂下诏改为《洛神赋》。
他本以为这么一改，将会无人知晓，却不知反而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曹植上书曹叡，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他在奏章里隐晦地提及了当年的那些事情，隐隐有了要挟之意。
曹叡和曹丕的反应一样，有些惊慌，连忙下诏把他从雍丘改封到东阿。
不过在这一篇奏章里，曹叡发现了一件事，他发现曹植知道的真相，只限于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和之后的那些阴谋。
自己是袁熙儿子的事情，曹植从没觉察过。
对于那一年的真相，曹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曹叡至此方如释重负。
绝缨之事，揭破之后只是丢脸，何况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曹氏已经坐牢了天下，没人会去认真追究；反倒是袁氏血统，揭破之后就是天崩地裂的大乱。
曹植不知道后者，那是最好不过。
过了几年，羽翼丰满的曹叡不再对这位叔叔客气，一纸诏书把他又发配到了鸟不拉屎的陈地。
曹植已没了要挟曹叡的把柄，就这么死在了封地，得号陈思王。
又过了几年，曹叡去世，无子，即位的是曹彰的孙子曹芳，魏国终于回到曹氏血统中来；又过了几年，曹芳被废，即位的是曹霖的儿子曹髦，皇位算回到了曹丕这一脉下。
可惜这个时候，司马氏已然权势熏天，曹髦堂堂一代君王，竟被杀死在大道之中。
到了曹奂这里，终于为司马氏所篡……于是我们的演员们终于纷纷退场，只剩下《洛神赋》流传至今，叫人嗟叹不已，回味不休。
千载之下，那些兵戈烟尘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眸善睐的传奇女子。
世人惊羡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只是不复有人了解这篇赋后所隐藏的那些故事与人性……三国新语【之一】十七年，塞北送酥一盒至。
太祖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
杨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
众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众大喜，一扫而净。
适荀彧有疾迟至，见盒，疑而问修：此何物？修对曰：丞相所馈也，卿可自取。
彧发之乃空器。
彧不自安，遂饮药而卒。
时年五十。
谥曰敬侯。
【之二】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
初，建安五年，时夏侯渊有女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
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是敬哀也。
章武元年，时后主未立皇后，亮与群臣上言曰：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年十七岁，宜纳为正宫。
后主即纳之。
后亮初亡，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不从，野有后主怀怨于葛公之议。
裴注引《敬哀别传》云：飞之仪容，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渊之仪容，虎体蕴臂，彪腹狼腰，俱一时悍勇之士。
【之三】操与马超战于潼关。
西兵悍勇，纵骑攻之，操军不敌，遂大溃而走。
操杂于乱军之中，马超策骑疾追，乃大呼：长髯者，曹操也。
操闻之大惊，割须弃袍，以旗角掩面，方亡归本营。
众来问安，操抚膝大哭：倘使云长在侧，孤必不致此。
众将问曰：关君侯武姿卓然，丞相颇思否？操对曰：吾思云长美髯也。
【之四】明嘉靖朝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始建天一阁，置古善、孤本于其内，良加眷护，卷册至七万余。
时有仆役举烛不慎，阁中走水。
护院不得以，遽以水泼浇。
火既熄，范钦点检古本，有《三国志》与《范文正公集》两下交叠，页濡粘连，字多互篡。
范钦揭卷读之，见《诸葛亮传》上犹有洇迹。
其上曰：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之五】关羽镇荆州，有女二人，一名嫣，一名容。
孙权遣使求亲。
关羽甚喜，然未知二女取舍，踟蹰未决。
使者再三催之，关羽召二女于前，曰：汉吴联姻，国之大事，汝谁可任之？嫣时十四，有乃父之风，慨然出步应承。
羽大喜，遂语于使者曰：吾女嫣，能嫁权子。
使者惊而未发，回转江东，具告孙权：关将军辱之太甚，傲之太甚，竟言虎女焉能嫁犬子。
孙权怒，遂北降曹魏，合兵袭荆。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也。
时燕赵之地，与江南方言钜异。
北滞于沉浊，南失在浮浅，互不能通，多有听谬而错悖者。
【之六】曹操多疑，恐死后墓陵为人所掘，颁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葬毕，不置陵寝，以百马踏平，上植青稗。
至次年，无人知吾所栖也。
丕泣拜：儿敢不从父命也。
遂从操令，不加砖石，不围墓穴，唯立石驼两对、石人一双于上，四时享祭。
【之七】备住荆州数年，一日席间在刘表之侧，忽慨然流涕。
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
今不复骑，髀里肉生。
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表宴然自若，解曰：玄德毋忧，汝抚之者，是吾髀也。
【之八】操与绍相拒于官渡。
绍谋士许攸投曹，夜入营帐，问彼粮谷。
操伪曰：计一年之度。
攸曰：明公欺我。
操又曰：半岁尚济。
攸不言，袖手冷笑。
操离席长谢：止月余矣。
然先生何以知之？攸徐曰：仆本不知，然观明公左右，便知粮蹙之状矣。
《三国志·许褚传》曰：许褚字仲康，谯国谯人也。
长八尺余，腰大十围，容貌雄毅，勇力绝人……从曹公讨袁绍于官渡，常侍左右。
【之九】二十四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
于禁、庞德等救，皆没。
曹公遣徐晃往救仁，又遣将军徐商、吕建诣晃。
两军会于四冢。
羽军势大，晃与之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
须臾，徐商、吕建军至，晃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
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之十】袁绍本妾生，常自介怀。
适马超造绍，绍与之语：恨不得嫡出，为公路诸小所嘲。
孟起亦是庶出，必知吾心。
超从容对曰：仆不为嫡出，不胜庆幸。
《白虎通义·姓名》曰：嫡长为伯，庶长为孟。
【之十一】魏延在蜀中，每随亮出，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而亮为万全策，不许。
延志不得伸，心积愤懑。
而又与杨仪交恶，深怨葛氏偏袒太甚。
凡数年，腹部辄绞痛，发时汗如雨下，鞍马不扶。
医者断曰：将军情志所伤，忧思恼怒，而致横犯胃腑。
此吞酸之症也。
延请其方，医者曰：名姓或有碍。
《魏延别传》云：魏延，字馈阳，义阳人也。
少时慷慨，于乡里乐善好施，多行义举，曾放言曰：‘但有寸金，必馈吾乡。
’故表字馈阳。
后，人谓不祥，遂改之。
（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之十二】孟德刺董不成，为陈宫所获。
宫感其志，亲释之，随其行。
中道宿吕伯奢之邸。
陈宫早寐，独在一屋。
而操与伯奢联床抵足，共论夜话。
伯奢曰：窃闻黄土以其仁厚，能负载万物。
是故轩辕主后土之养气，而庇佑下人。
卿欲效轩辕而甘负天下之兴亡乎？操慨然对曰：操自当砥砺心志，荷负天下重责。
宁使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适宫起夜，只闻操对句后半，心不自安，遂弃操而去。
【之十三】曹操大宴于许都，天子在席。
宴酣之时，操持酒樽趣帝前，醉声曰：陛下可知，设若无孤，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天子亦大醉，对曰：袁本初、孙仲谋、刘玄德，与朕而将四矣！二人大笑，畅饮竟夜。
次日醒觉，皆醺醺然，尽忘前事。
左右无敢告之者，君臣亲善如初。
【之十四】咸丰间，川中有说书者名房正，尤擅说三分，书场因得名三国草堂。
一日正自书场返家，惊觉其妻与邻人私通，遂缚至衙门。
妻辩抗曰：吾夫名房正，邻家名方政，名同音类。
实是妾耳听差，乃被乘事，不是媾和。
时人闻之，做联一副张于书场左右，联曰：〖何分文长云长，皆为护蜀将无论孟德玄德，都是偷汉贼〗【之十五】吴主嫁妹于刘豫州，又多赠美人玩好，金玉锦绮，极声色犬马之能事，意以软困挫其志也。
刘豫州留吴中凡三月，无不惬意。
一日出游，适见江边青石一块，遂祝曰：倘使吾能离脱东吴，勾返荆州，当一剑裂石。
言讫手起剑落，火光迸溅，青石两断，众皆称奇。
豫州观之再三，乃曰：或误中，何妨再试之。
《古今名物通考·石篇》载：金陵有十字纹恨石，其上剑痕两条，传为三国时蜀先主所断。
【之十六】芒砀山中产异蛇，尖头扁腹，通体鳞青，土人皆呼之为陈思王。
世有未解，有熟知风土者曰：此蛇毒甚，每噬人，七步即毙，倒伏成尸，是以子建名之。
【之十七】建安中，西域有力士，黑面虬髯，勇戾敢斗，三十六国无能敌之者。
遂随贾人入中国，遍访猛士。
时人皆称蜀中有张飞者，有万夫不当之勇，冠杰中原。
力士辗转至成都，先主使车骑将军迎之，不敌。
先主惊曰：不意此胡儿，竟赛吾弟！力士骄甚，返西域，每自夸矜曰：以中土人物之盛，犹未吾匹也。
当铭记之，以励子孙。
即更名赛翼德。
后子孙繁衍，遂化大食俗名。
【之十八】马超降刘备，旧非故人，而奉职甚尊。
诸葛亮恐备旧部有不平之议，乃修书解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书既毕，令书佐抄录数份，分致关羽、张飞、黄忠处。
【之十九】凉州多骏足，皆麒骥之属。
中平三年，董卓得凉种一匹，喜其雄骏，乃豢于营中，号曰赤菟。
永汉元年，董卓进京，赠赤菟于吕布，使杀丁原。
布得之甚喜，驰城飞堑，每随驱乘。
至建安三年，曹操诛布于徐，遂馈赤菟，以邀关羽，羽欣然纳之，不离左右。
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荆，羽败走麦城，行不及半日，为追兵所戮。
赤菟数日不食草料而死，世以忠义誉之。
《伯乐相马经》云：马种如人，贵龀贵韶。
寿逾三十、齿白者，纵麒骥骅骝，亦归羸驽，殆不堪用。
【之二十】明人《玉堂漫笔》载：正德朝有学子，仪姿雄正，貌颇堂皇，俨然文曲之相。
及乡试，主考望之甚奇，遽取其卷读之，笑而批曰：真河北名将也。
生不明其意，有同窗以诗解曰：可怜白马死，难免延津亡，河北真名将，到此梦黄粱。
【之二十一】荀湛问学于许，曹公设席宴之，矜夸曰：孤虽戎不解鞍，亦重经学，麾下武人，无不精熟典籍。
荀湛试问曰：仲尼诛少正卯事，众卿其意为何？曹洪惊曰：许下盗匪，非某所辖，请咨夏侯将军。
又问元让，夏侯惇独目圆瞪，拔刀喝叱：仲尼何人，竟擅行戕杀！宜速付有司名正典刑。
荀湛略疑，又转问许褚，许褚少赣，默然许久，方答：不知，或是董卓遗党。
荀湛语于曹公，曹公怒，曰：此必青州兵所为，彼黄巾旧部，军纪甚惫。
急召于禁责骂。
于禁惶然不敢言，口称万死。
后荀湛游学至南皮，谒袁绍，尽言其事。
适绍讨曹，闻之大喜，遂传檄四方，中有文辞：阉曹无德，凶暴放横，所过无不残破，前戮徐、泗之地，又使仲尼诛少正卯，天下壮士，宁不怀恨欤？《两晋学案》载：汉季经黄巾之乱，千里荒殚，人物丧尽，学多不彰。
【之二十二】蜀汉伐魏，军在五丈原，久不得进。
诸葛遣使约战，司马宣王问丞相起居，而后叹曰：食少事烦，安能久乎？又问军中士气，司马宣王又叹：事少食烦，安能久乎？旬日，诸葛病薨，蜀军粮断，乃退。
【之二十三】国朝既兴，有夷人擅蹴鞠名贝利者访华，至成都，入武侯祠，独拜恒侯。
众不解，贝利泣曰：此故长官也，虽远必拜。
《三国志张飞传》载：益州既平，以飞领巴西太守。
【之二十四】晋永宁元年，有氐族李特者，与兄弟李庠、李流作乱于蜀，与益州刺史罗尚战于广汉。
李特使人大张旗纛，兄弟三人，皆称赛诸葛。
晋军闻之，无不胆寒，自顾相谓曰：葛公镇抚蜀中多年，魏吴不敢侧觑，一人而已！况今三葛乎？遂漏夜遁走。
军入广汉城，有白首老吏，当街斥特：诸葛丞相天纵之才，尔有何恃，大言若是？特停缰，笑答曰：吾擅弓矢，百步可散马蹄；大弟庠擅搏扑，可斗健儿五人；二弟流，长于骑，入险峻如履平地。
此三者胜诸葛远矣。
【之二十五】三年，太祖既破张绣，东禽吕布，遂与袁绍相拒。
时议绍军势大，惟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
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
皆不足畏。
《袁绍传》云：袁绍在河北，军中谋主以六子为佳：田丰，巨鹿人也；许攸、逢纪，南阳人也；审配，阴安人也；辛评、郭图，颍川人也。
《荀彧传》载：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
【之二十六】明永历年间，闽中有书生擅写志怪。
建阳坊主余象斗爱其才，惟恐稿成不速，乃问：书约二十万言，卿每日可完字几何？书生对曰：可比三国时飞将军夏侯妙才。
象斗大喜，遂不问。
月余，索其稿，竟未成。
《魏书》载：渊为将，赴急疾，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之二十七】初，绍欲伐曹，田丰阻谏，绍不从。
丰恳谏，绍怒甚，械系之。
绍军既有官渡之败，绍谓逢纪曰：田别驾前谏止吾，吾惭见之。
纪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言‘袁公若胜，吾姓颠倒写’。
绍于是有害丰之意。
【之二十八】有常山赵云者，性勇烈。
先主既有新野之败，分兵潜行，异道会于江夏，约以飞鸽传书。
军发数日，先主接云信曰：江夏何在？先主使孙乾标于舆图，回送云军中。
越数日，又得信曰：江夏知矣，臣何在？先主回书曰：江夏之西。
又数日，云信曰：臣见日自前出，莫非东乎？先主大慰，俄而鸽又至：面向既东，背向必北！已催军疾行，不误约期。
先主惊，止之不及。
《云别传》：云既陷乱军，七进七出，奋烈无加，曹军皆不敢近。
【之二十九】十八年五月丙申，曹公进魏公，受九锡，曰：大辂玄牡、衮冕赤舄、乐则、朱门、纳陛、鈇钺、弓矢、秬鬯，并虎贲之士三百人常侍左右。
虎贲为汉帝所授，操颇有戒惧，恐谋害己身，常吩咐曰：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切勿近前。
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虎贲慌取覆盖。
操跃起拔戟斩之，复上床睡；半晌方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虎贲？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取戟名之格虎大戟，以示警惧意。
自此无敢近者。
及薨，曹丕造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置之墓穴，至今尚在。
【之三十】陈寿撰《三国志》，帝纪、妃传前后相连。
《魏书》次序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再接后妃传；《蜀书》亦然：先有刘二牧传、先主传、后主传，再接二主妃子传。
唯《吴书》次序迥异，先有孙破虏讨逆传、吴主传、三嗣主传，中插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再次方为妃嫔传。
其可怪也欤。
【之三十一】一十八路诸侯讨董，会于虎牢关。
吕布横戟阵前，诸将震惶不敢前。
唯张飞跃马搦战，矛指喝曰：本著吕氏，又投丁原、董卓，真三姓家奴也！吕布岿然不动，刘备上前，喝曰：本著吕氏，又投丁原、董卓，真三家姓奴也。
西凉军俱大疑，以目瞋布，布为之气夺。
董卓遂弃洛阳。
【之三十二】诸葛亮初治蜀，以汉德地险，命杨仪督工凿石架空，修造阁道，以通行旅，又倚崖砌石为门，号曰剑阁。
适魏延统军出关，观此形胜，赞曰：此隘可为雄壮矣。
左右曰：此杨长史所筑。
魏延又赞：果然人如关名。
【之三十三】关羽镇荆州，适北上讨曹，临征问马良吉凶。
良擅卜乩，即批曰：天下三分，各有其一。
羽笑曰：此吾兄命数，非某也，先生谬矣。
后羽败亡于临沮，权葬其躯，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洛，刘备又立衣冠冢于成都。
大众始悟马良之灵机。
【之三十四】刘备伐吴，军有十数万，皆屯于猇亭。
吴主拜陆逊都督，临发密嘱：蜀道艰险，转运不宜。
卿此去可觇其粮草，便宜击之。
月余，逊有书信致：彼火烧连营，我军宜守。
吴主惑，还书曰：都督谬矣，火烧连营，岂不宜攻乎？逊书又致：彼营之中，无不满屯火烧，接连数十里。
粮草优足，实不能攻。
《三国志·先主传》：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
（涿郡，今涿州也，属河北。
）【之三十五】刘备伐吴，军有十数万，皆屯于猇亭。
陆逊当之。
月余，逊有书信致：彼火烧连营，我军宜守。
吴主惑，还书曰：都督谬矣，火烧连营，岂不宜攻乎？逊书又致：彼营之中，无不满屯火烧，接连数十里。
粮草优足，实不能攻。
吴主甚忧，问计于群臣：孤欲求和，卿等谁可任之？又环顾诸人脸色，笑曰：非子瑜不能当此任。
诸葛瑾，字子瑜。
瑾面长似驴，常为孙权所嘲。
【之三十六】孔明隐于草庐，先主枉驾顾之。
一顾不在，曰云游未归；二顾不在，曰访友未回。
先主颇怅然，乃留书云：仆有重耳志，君是介子推。
三顾乃见，相谈甚欢。
【之三十七】曹军与贼相持数月，粮草无余，士卒饥绥。
操乃使仓官王垕以小斛散之，军中多怨。
操召垕曰：借汝头一用，以安军心。
王垕淡然对曰：何日奉还？操既惊且疑，遂罢此念。
【之三十八】曹操苦头风，召华佗诊之。
佗曰：先饮麻沸散，刀开头颅，取出风涎，可愈。
曹操疑惧，仍使华佗施术。
术既毕，华佗自矜曰：吾先为关君侯刮骨去毒，又为曹丞相开颅去涎，可谓完满矣！操大惊：刀可洗过？华佗默然，遂下狱死。
操不日亦亡。
三国志·步幸传步幸字吉利，冀州邺城人也，良家子。
中平初，黄巾大起，幸随大方首领马元义，为筹划事。
元义聚众数万于邺，期三月五日举兵。
未发，元义弟子唐周密报于朝廷，事败，元义伏诛。
幸亡归张角。
三十六方黄巾俱起，天下响震。
张角以四方有事，遣幸往援南阳张曼成。
幸甫至，适南阳太守秦颉进剿，曼成寻败死。
众推曼成副将赵弘为督，据宛以自保。
幸说弘曰：固守不佳，久必成困，未若乘夜以勇士冲之，敌必惊溃。
弘从其计，轻军袭营，为流矢所伤，半旬而亡。
弘副将韩忠继执帅印，以幸为谋主。
十月，忠没于军中，宛城乃陷。
幸往归张角，及至河北，角病死，乃复投张梁。
时梁与皇甫嵩战于广宗，幸惩宛城之事，料敌必不敢轻进，梁遂不以为备。
嵩潜夜勒兵，乘暮急攻之，阵斩梁并黄巾军三万余级。
幸仅以身免，入下曲阳张宝营下。
十一月，嵩破下曲阳，宝即就戮。
黄巾十数万人一时俱死，哀声遍野。
幸立于败军之地，面色如旧，谈笑如常。
嵩见之颇奇，收为幕僚。
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以卫园陵。
幸随入洛阳，嵩被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
灵帝崩，少帝即位。
何进谋诛阉官，广选人才，嵩进幸，进授以军司马职。
未几，黄门常侍段珪杀进，俘幸等僚属百余人为质，缚于掖庭。
幸急曰：吾，黄巾旧部也，非大将军嫡属。
珪等久居内闱，不通治戎，遂着幸执掌宫门宿卫。
是夜，袁术虎贲鼓噪于外，袁绍勒兵大进，宫内大乱。
珪等挟帝并陈留王走小平津，幸随驾左右。
后珪等窘顿无路，投水而死，幸扶幼帝、陈留王欲回宫，闇暝，逐萤火而行。
行至北芒，董卓军至。
及归殿，帝恐董卓强横，密遣幸召执金吾丁原入京，以为制衡。
幸携密诏至丁原军中，卓已杀原。
幸归见帝，具叙其情，帝泣曰：此天欲亡朕耶？幸长跪谓帝：臣愿为陛下羽翼，必不使太阿倒持，神鼎旁落也！帝引为亲信。
俄董卓废帝，杀之，又欲杀幸。
陈留王时已践祚，念幸有北芒扶持之功，因劝卓曰：朕初登大宝，见杀不祥。
遂赦幸，看守东宫。
董卓暴虐，京城多为其病，百官敢怒而不敢言。
有城门校尉伍琼，夜来说幸：董卓乱国僭尊，败德蔑礼，虽古之王莽比之亦蔑如。
公既为二帝亲随，当共我诛戮奸贼，使帝室重光也。
幸从其言。
越明日，琼着小铠，暗佩利刃，欲伺刺卓；幸恰有疾，未能同往，琼遂不敌卓，终为其所杀。
幸本雅士，好音律，素与蔡邕相善。
三年三月，邕荐幸于卓，卓大喜，擢幸府内署事。
三年四月，王允、士孙瑞、吕布等杀卓。
邕见卓死，有嗟叹之语，允不善其言，欲诛之。
幸等上书诤谏，力劝不可，允遂杀邕。
幸收其骸骨，立牌谨祀之。
允见幸行止端方，重义守礼，又熟于戎事，即补入吕布军中，为前部司马李肃主薄。
肃与卓婿牛辅战于陕，肃大败，见诛。
布知幸短于谋略，然虑其为王允所荐，责之不宜，遂令其退归长安，不复领兵，专司安抚京民。
李傕、郭汜等用贾诩计，逆攻长安，布不能守，败逃河内，允死。
关西将纵兵大略，京民悉为残杀，万无余一。
幸求计于贾诩，诩曰：傕、汜，匹夫耳，不能长久；帝虽幼弱，终是尊上。
幸乃悟，转投尚书令士孙瑞。
侍中马宇与谏议大夫种邵、左中郎将刘范等谋，欲使马腾袭长安，己为内应，以诛傕等。
瑞使幸密会腾，迩后樊稠败腾于长平观。
宇、幸等奔槐里，稠又急攻，宇等皆死。
幸自言为彼等裹挟，非出本意。
稠信之，释其归京。
兴平二年，傕、汜相攻，帝携百官出新丰，幸并士孙瑞随驾。
杨奉来迎，大败，瑞死于乱军。
幸感时事艰辛，又闻刘备贤名，颇思奔徐州。
及至徐州，幸谒刘备，喜曰：真吾主也。
刘备授幸别部司马，张飞守下邳。
数日之间，吕布亦至。
刘备征袁术，布乘虚袭下邳，虏刘备妻子与幸。
布素恶幸，遂放归刘备。
刘备还驻小沛，使幸纠合军卒，复合万余人。
布疑而攻之，卒哗乱四溃，刘备败投太祖。
太祖遣夏侯惇助刘备，刘备以幸为先导。
道遇布将高顺，惇败，右目为流矢所伤，顺复虏刘备妻子与幸。
太祖将大众亲征，布震恐，幸曰：吾与袁公路有旧，往去说，必救。
布赍千金，幸携之出。
幸迷途于道，辗转于徐、扬之间近一岁，终遇袁术于灊山，术病死。
会刘备奔南皮，幸闻之，欣然诣袁绍。
及至，幸问左右：袁公麾下，何者最贤？对曰：田元皓。
幸访田丰，相谈甚欢，砥足竟夜。
次日，丰闻绍欲之南，恳谏再三，绍不听，械系之。
绍军大出，幸先至白马，颜良身死；又转津南济军，文丑寻亡。
或说绍曰：幸其人也，命主克将，不宜置陈前。
绍深感其然，使幸归守乌巢，为辎重事。
印绶未解，太祖袭乌巢，绍众大败。
幸纠合残卒，登高曰：势已至此，归亦九死，不若早降曹公，必蒙厚遇。
众皆信服，俱南向降曹。
太祖疑有伪，尽坑之。
临刑之际，幸大呼：幸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怜其忠义，赦之。
后沮授为人所执，亦大呼：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叹曰：君出言类于步幸，其不为谶乎？放归袁绍，见杀。
幸归许县，帝见故人，挥袖流涕，曰：朕有今日，卿功大焉。
太祖仍以幸为太子舍人，侍帝左右。
数年间无事，惟汉室日蹙。
十二年，太祖欲征北郡乌丸，问计于郭嘉。
嘉深通有算略，劝公出，又密召幸，屏退左右，曰：曹公即往北征，公宜早行，伪投乌丸，则我军胜矣。
幸踟躇不决，嘉再三逼之，乃从。
嘉甚喜，携幸北上，军至柳城，嘉病笃。
幸素知太祖惜郭嘉，恐其迁怒于己，南逃刘表。
十三年，幸终至荆州，而刘表病死。
时刘备在新野，幸因往附。
曹纯督虎豹骑猛进，大获其辎重，刘备遁汉津，幸又被俘。
众进言太祖：留幸不祥，不若杀之，以杜后患。
太祖从其言，斩幸于赤壁北营，祭旗出征。
疫病大起，北军多死，太祖烧船自退。
数年间，孙、刘遂有二州。
臣寿言：数奇，不敢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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