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全集[精校版]作者：马伯庸、汗青【由文人书屋小说下载网[www.wrshu.com]整理，版权归作者和出版社所有，本站仅提供预览，如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本站删除。
】序言 在历史的峭壁上攀岩历史的魅力在哪里？历史仿佛就在你前面，可是当你走近它，它却模糊了。
历史仿佛就在你身边，可是当你伸手抓它，它却成了碎片。
历史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而复原历史的真相却是如此困难。
历史就这样走过了，而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如此扑朔迷离。
必然吗？偶然吗？谁在主宰它，它又怎样影响着后世历史？历史学家为还原历史真相殚精竭虑，历史学家为揭示历史的谜团呕心沥血，然而，已经被认为考证无误的事实可能一朝被推翻，已经被认为推断确凿的结论可能还有待于完善。
真实历史只有一个，而对历史真实的追寻却永无穷尽。
历史像一个严肃的老人，不苟言笑，坚守原则，绝无半点通融；它又像一个顽皮的童子，东躲西藏，半遮半露地与你嬉戏。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我们已经知道的那点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犹如一滴滴水。
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何等粗疏肤浅。
秉笔直书和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但由于受了时代环境的限制和现实功利的驱使，一些人，包括史学从业者，却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公正的思考。
而当历史沦为政治工具时，它甚至成了被肆意践踏和任意涂抹的奴隶。
以明代历史而论，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了解是不尽完整的，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尽正确的。
比如，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执政四十八年的皇帝，从几本流行读物中所得到的印象一般说来是概念化的、脸谱化的。
万历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大都不甚了了，当然，对于万历年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同样也是不甚了了了。
本书所揭示的正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段史实，由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指挥的，一场影响以后数百年整个东北亚格局走向的战争。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大阁王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气焰甚嚣尘上。
他们攻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夕且渡鸭绿江。
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途。
明神宗召集廷议，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是必争之地。
当年七月，明朝就派出了第一支援朝抗倭的军队，反应不可谓不速。
然而这一仗竟接连打了将近七年，其间起伏跌宕，曲曲折折。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诸倭扬帆尽归，明神宗御门受俘，明朝总算赢了。
东北亚又回到了原来的秩序。
本书为我们展开的就是这一跨越中朝日的历史画面。
打开书卷，我们将亲身参与其中的一场场战争，帷幄运筹，疆场厮杀；我们将近距离观察一个个人物，勇猛、怯懦、刚毅、狡诈。
而当我们或拍案鼓舞，或扼腕叹息的时候，可能不被留意的却是作者的史学功夫和文学工力。
为深入描述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必须搜集详尽的史料，为驾驭庞大的全景式题材，必须对史料作精心的组织和梳理。
史料分散于中朝日的官私文献中，不上穷碧落下黄泉而不可得；史料又是真伪并存，菁芜杂陈的，不去伪存真舍芜取菁而不可用。
我们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碎片复原的器物，惊叹修复者的精湛手艺，而难以想象碎片埋在土里时的凌乱无序。
史学前辈胡适、陈寅恪都曾提出史学研究需要高远的想象力。
如果没有文学的工力，即使有丰富的材料，也无法结构成完美的叙事作品，就如同面对一堆器物碎片而不能复原。
作者奉献的是一部可读的史书，是一部文学性的史著，是一部可以走得近、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历史。
这几年有更多的人关注明史了，人们把它称为明史热。
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有幸被称为掀起明史热的第一人。
四年前，作者之一的汗青就一再向我提及他们四处奔波地搜集明朝援朝抗倭史料的事。
如今四易寒暑，一部大作已经摆在案头。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严肃认真，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苦努力。
这使我想到了登山和攀岩。
攀登者每一步都必须踩到实处，来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步都必须为下一步做好准备，不能间断，更不能倒退。
前面是艰难，身后是危险。
如今他们历经艰险，已经沿着峭壁攀岩而上了。
当一座山峰踩在脚下，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时，其喜何似！欣庆之余，无以为贺，聊赘数语以为祝词吧。
是为序。
毛佩琦2011年3月22日壬辰倭乱序章 公元1592年，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公元1592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
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还算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李朝的版图。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
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条）。
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辎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
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波次踏上渡船。
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
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
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
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江户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的丰臣氏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日本足足三百年时间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到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王室地位。
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足足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
这点，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这点就可以知道。
也因此，后人对此次战争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
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皇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
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甚至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一。
只是，真得如此吗？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划上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西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
过去几个月来，皇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
李昖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
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
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
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帅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
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
他们是朝鲜目前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族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无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于东方的威胁。
身经百战的大明辽东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无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都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
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前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
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
在这个六月，全罗道水军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
万历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整个朝廷，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所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
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
确实，它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
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就是这位巨人向日本侵略军伸出的一根中指，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
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最大。
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
朝鲜将会被日本第一次彻底吞并，并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且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
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哱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
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到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路上。
在那里，黔蜀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
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条条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
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天朝在朝鲜的部署。
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尽可能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朝鲜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
而对于大明帝国，此刻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为了证明天朝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
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
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
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一五九二年的六月，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象是一个十字路口。
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
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
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
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
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
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卷二附录《近报倭警》；《鹿儿岛县史料－旧记杂录后编二》）。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
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
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
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
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
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
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
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
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
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
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
于是，许仪后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
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
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
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
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西州投化记》）。
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
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
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
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
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
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
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
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
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
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
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
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
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
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
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
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
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
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仪后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
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
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
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
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
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
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
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
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
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
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
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
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
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
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
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
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
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
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
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
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
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
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廿二《请止倭夷封贡疏》）。
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已已条）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
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
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
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
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
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
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
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
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
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
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
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
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
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
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
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
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
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
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
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侯继高《全浙兵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
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
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
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
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
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
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
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
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
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
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
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
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
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
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日本外史丰臣氏八》）。
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
（《明史·日本传》）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
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
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
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
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
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
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
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
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
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
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
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明史·日本传、琉球传》）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
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
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
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
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
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
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
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神宗实录》十九年七月癸未条）。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
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些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